晚清文选

趋捷径，设海线以达军书。一旦有事，彼航海三万里，而征调应期，馈输不绝，排重溟之险，可以直叩门扃。我惟自扼海口，集陆路以御之。进则有利，退亦无害。客之势转逸，主之势转劳。此固论兵者所深忌，而筹海者所宜知者也。

自粤捻既平，中国稍稍治船厂，购机器，以立兵轮水师权舆。饷力之不充，人才之不出，水旱灾之不时，内外议论之不一，至今外海师船，未改旧章，各省轮船，未垂定制。无警则南北洋之经费，关关欠解。有警则南北洋之经费，省省截留。仍此不变，而欲沿海水师，足备攻援，足资战守，亦已难矣。同治年间，丁日昌请设三洋水师提督。左宗棠谓洋防一水，可通轮船，闻警可赴，北东南三洋，各驻师船，常川会哨，自有常山击蛇之势。若兼分三洋，转生畛域。李鸿章亦谓沿海口岸林立，处处宿以重兵，所费浩繁。意在以全力扼要害，而尤戒散漫分防。其后沈葆桢乃有轮船聚操上海之奏。臣考之西洋兵制，水师均专设海部，兵柄极重。英人赫德曾在译署献议，亦以请设总海防司为言。深惟二三老成之筹谋，参以五六海国之新制，水师之宜合不宜分，宜整不宜散，利弊亦略可睹矣。

然则，欲求制敌之法，非创设外海兵轮水师不可。欲收横海之功，非设立水师衙门不可。水师政要，约有四端：曰审形势，曰练将才，曰治师船，曰考工用。海防之事，督抚不能不问。而各省既分疆域，即不能尽化町畦。若责成重臣，举沿海口岸，分别要冲次冲，何处可屯铁船，何处可建炮台，何处可修船坞，何处可伏水雷，将帅一家，水陆一气，始能血脉贯注，骨节灵通。虽海口之狭，潮汐之往来，泥质之韧软，礁沙之厚薄，断非一耳目所能周，一手足所能举。而备多用分之弊除，斯集思广益之效著，则相地之任宜专也。陆军宿将，强令巡海，固恐迁地勿良，即向带内江长龙舢板之楚将，不习风涛海迳；向带红单艇船之粤将，不习机器测量理法，亦未敢轻于相委。南北洋轮船，近多募用洋员，延以重资，临敌请退，终难收客卿蕃将之益。欲求水师将材，惟出洋学徒，庶几中选。然非师船时时游戈，时时聚操，则技艺日就荒嬉，心志亦终归骄惰。无能者或以奔竞而猎迁，多艺者或以朴拙而淹滞。陶鼓舞，胥赖帅臣，则驭将之任宜专也。

海上战守，莫要于师船。粤省之船，河海两绌，闽厂之船，兵船两绌。即赫德订购之[B177]船，机露炮重，底平行迟，长于守港，难于涉海，亦非水师利用。今定远、济远、镇远等铁舰，既未来华，惟北洋超勇两艘，南洋开济五艘，号称新式耳。然而中外条议，或谓艇船仍不可裁，或谓帆船亦不可去，或谓中国安置铁船之口岸甚多，或谓南洋水性过热，海虫水草足为铁船之害，非有深谙军事，熟悉洋情者，详为考核，购船既受其欺，驻船未得其地，皆足启侮损威。至于罗经海线，考查宜精，鱼尾雁行，阵法宜讲，尤非专心一志，不能日起有功，则治船之任宜专也。购外洋军火有年，惟南洋北洋有克虏伯炮及各种精枪，而滇粤各军，求云者士得士乃得之枪，尚为奇货可居，则各省之风气未开也。置外洋机器有年，而因陋就简，与规矩不能与巧，至今造船之材料，造枪炮之钢铁，均须购自外洋，则机器之大原未立也。诚得专员，经理南北，采木之法，别其性质，以代洋木。炼铁炼钢之法，宜先探其本，然后轮机配定何式，枪炮择定何种，用不杂而兵精，工不杂而艺精。

其他水雷鱼雷，行军需用之器，择地择人，通筹兼顾，军火既免于缺乏，饷需亦免于虚縻，则简器之任宜专也。惟是七省水师，特派重臣经画，创办之始，必须持款千余万，办成之后，必须有经费数百万。统筹国用，亦知财力难胜。然以水师一军，应七省之防，即以七省筹水师一军之用。各督抚通力合作，挹彼注兹，当不致束手坐视。而水军以渐扩充，远或七年，近或五年，积蓄经营，殚精竭虑，或可有成。夫以中国之大，圣诏之宏，畏天恤民，讲信修睦。苟彼族渐濡德礼，岂不宜诈虞悉泯，怀我好音。乃十年之中，丰大业之案甫定，而日本构兵，马嘉利之案甫弭，而俄人要约。东失中山，而南又挫于交海，何哉？彼以水师火器为长技，挟兵以卫商，挟战以要和，而我犹狃于旧船旧炮，不知改弦更张。徒欲将士以血肉相薄，文臣以口舌相穷，亦常不及之势矣。

反复思维，自今遴选将帅，经画水师，在法事为后事，在海防为先著。应请专派大臣，将沿海七省水师，改为兵轮，垂为经制。俾各省船厂机局，均归调度，以专责成。内政作而外御纾，庶几收惩病蓄艾、尝胆卧薪之效乎？应如何筹定饷项，建立衙门，请派大员之处，伏恳敕下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会同户部妥议具奏。

☆郭嵩焘○罪言存略小引

嵩焘年二十而烟禁兴。天下纷然议海防。明天定海失守，又明年，和议成，又五年而有金陵条约，又十二年而有天津条约，又二年，定约于京师，又十七年，而有烟台条约。凡三十七八年，事变繁矣！当庚子辛丑间，亲见浙江海防之失，相与愤然言战守机宜。自谓忠义之气，不可遏抑。癸卯馆辰州，见张晓峰太守语禁烟事本末，恍然悟自古边患之兴，皆由措理失宜，无可易者。嗣是读书观史，乃稍能窥知其节要，而辨正其得失。久之，益见南宋以后之议论，与北宋以前，判然为二。然自是成败利钝之迹，亦略可睹矣。间语洋务，则往往摘发于事前，而其后皆验。于是有谓嵩焘能知洋务者。其时于泰西政教风俗，所以致富强，茫无所知，所持独理而已。

癸亥秋，权抚粤东，就所知与处断事理之当否，则凡洋人所要求，皆可以理格之；其所抗阻，又皆可以礼通之。乃稍以自信。退而语诸人，一皆格而不能入。矜张傲睨，而不能深求。盖南宋以来诸儒之议论，锢蔽于人心七八百年，未易骤化也。衰病颓唐，出使海外，群怀世人欲杀之心，两湖人士指斥尤力。亦竟不知所持何义，所据以为罪者何事。至摘取其一二言，深文周内，傅会以申其说，取快流俗。窃论洋人之入中国，为患已深，夫岂虚╂之议论，嚣张之意气，所能攘而斥之者。但幸多得一二人通知其情伪，谙习其利病，即多一应变之术，端拱而坐收其效，以使奔走效顺有余，非徒以保全国体利安生民而已。

奉使两年，处置事理盖繁。要皆一时一事之利，无当安危大计。稍检奏议书说，详论洋务机宜数通，刊而存之。为夫乡里士大夫，群据以为罪言，命曰《罪言存略》。质诸一二至好，以通其蔽而广其益，亦不敢望诸人人能喻知此理也。时已卯夏六月。

○拟陈洋务疏

窃臣因病两次乞假回籍，渥荷天恩优赏假期。于时滇案办理已有端倪，而臣病久未痊，分当求退。五月二十四日，英使威妥玛贸然出京，滇案未能议结。臣岂遽能置身事外。自应勉强支持，暂请销假。而现在办理洋务机宜，有可一言其略者。

伏思夷狄为患中国，自古皆然。所以控御之方，战守和三者而已。彼其侵扰有常所，其盛衰有定势，因时制变，应之有余。洋人以通商为义，环列各海口，深入长江数千里，藉衅生端，以求便利。名为外忧，而负实在内地，名为敌国，而构祸不出邦交。故臣以为今日之洋务，战和守三者俱无可言。何以言之？凡战有二：曰攻剿之师，曰应敌之师，西洋各国，远隔数万里，中国不能往攻明矣。而如洋人练兵制造之精，其君臣相与讲求，日新月易，未尝稍息，而独不肯轻易用兵。其视通商各口，皆其利薮，意尤护惜之。彼不言战，何为迫使战乎？凡和有三：曰定岁币之等差，曰议聘使之礼节，曰辨称号之崇卑。洋人通商二十余年，从未较论及此。咸丰七年，广东用兵，而上海、宁波通商如故。次年，天津用兵，即广东通商亦复如故。其苛索兵费，但以为因此用兵，兵费即取偿于此，始终通商而已。每一滋事，增加口岸，遍据要害，所争莫大于是。更不得以和论。至于守之为义，由皇古至于今日，由天下至于一家莫能废也。中国沿海九千余里，大小百数十口，虎门、大沽并称天险。道光二十五年，三口通商以后，洋务办理，已有成局。增修虎门炮台，为善后之计，费至数百万。咸丰七年，洋人直入，一毁无余。咸丰九年，天津防堵，良将劲兵，高垒巨炮之用，终亦不能持久。至于广东展转贻误，而有宁波之失，金陵展转贻误，而有镇江之失。延及咸丰七年，广东省城为洋人袭入，扰及天津。洋务遂至穷于办理。此其成迹亦略可睹矣。今且遍及内地，设立公使，驻扎京师，曾无藩篱之隔。故臣以为守者，经国之常略，而非目前防海之胜算也。

窃谓办理洋务，一言以蔽之，曰讲求应付之方而已矣。应付之方，不越理势二者。势者，人与我共之者也。有彼所必争之势，有我所必争之势。权其轻重，时其缓急，先使事理了然于心。彼之所必争，不能不应者也。彼所必争，而亦我之所必争，又所万不能应者也。宜应者，许之更无迟疑。不宜应者，拒之亦更无屈挠。斯之谓势。理者，所以自处者也。自古中外交兵，先审曲直。势足而理固，不能违，势不足而别无可恃，尤恃理以折之。伏见列朝平定准噶尔、布鲁特方略，以至仁诛暴逆，而坦然一示以诚，招携怀柔，委曲深至。乾隆二十九年，西疆乌什之叛，办事大臣某某，已戕于贼，追咎肇衅之由，谴及其子孙。嘉庆二十五年，回疆之变，参赞大臣某某，经回民控诉，逮问治罪。道光二十九年甘肃诱杀撒拉番民，亦经控诉，逮问督臣某某。所属回番各部，拊循处理，务使持平，惟恐一夫称屈。允为列圣控制中外之成规，深求古今得失之故，熟察彼此因应之宜。斯之谓理。

臣惟洋人之强，与其逼处中国，为害之深，远过于前代。而其借端陵藉，乘衅要求，中国与之相处，其情事亦绝异于前代。处之得其法，其于各口税务，及学馆教习，及练兵制器诸大端，洋人相与经营赞画，未尝稍有猜忌。处之不得其法，则议论繁多，变故滋生，往往小事酿成大事，易事变成难事，以致贻累无穷。窃见办理洋务三十年，中外诸臣，一袭南宋以后之议论，以和为辱，以战为高。积成数百年习气。其自北宋以前，上推至汉唐，绥边应敌，深谋远略，载在史册，未尝省览。洋人情势，尤所茫然，无能推测其底蕴，而窥知其究竟。朝廷设立总理衙门，专办洋务，亦不能不内恤人言，周章顾盼，无敢直截办理。臣以庸愚，为众论所诟讥，何敢再有陈奏。然窃计今时关系天下利病，无过于洋务。直隶督臣李鸿章，两江督臣沈葆桢，福建巡抚丁日昌，练习洋务，至精至博，用能力筹富强之术。而于交涉洋务亦皆深得体要，维持保全。如臣才识短乏，而自道光二十二年办理洋务，据所见闻，证以前代事迹，深有悟于中外交接之义，沛然不疑于其心。疾病昏愚，无能自效，而其理固有可言者。谨就今日办理洋务机宜，略具四条，可以见之施行。伏候圣明采择。

一、国家设立军机处，为出政之所，中外事机，悉归裁定。咸丰十一年，总理衙门之设，一仿军机处章程。遂与军机处并立。其时恭亲王实司总理，可以专制。兼因交涉洋务，多持正议，不愿与闻。今已办理十余年矣。察看西洋大势，总理衙门，当遂为国家定制。颁发上谕，及一切处置事宜，不能不归军机处。军机大臣未经奉派总理衙门行走，茫然莫知其原委，是非得失，无从推求。臣愚以为军机大臣，皆应兼总理衙门衔名，庶几讨论情势，通筹熟计，以期有所裨益。

一、西洋通商，向止广东一口。嗣是沿海开口，以及奉天，内达江西、湖北。法兰西分踞安南，与广西接壤；俄罗斯出入西北各口，遍及陕甘及山西。英吉利又议云南通商。其四川、贵州、河南交涉教案，层见叠出。目前无洋务交涉，独湖南一省耳。必能谙悉洋情，办理始能裕如。于此稍有惶惑，一视若荆棘之在其身。其始过持正论，其后展转翻异，迷误必多。故今日人才，以通知洋务为尤要。自与洋人通商以来，事变数出，多因华洋交涉案件，争辨纷纭，而办理归结处，总在讹索赔款，广开口岸。此其命意之所在，无知预防者。动辄积嫌生衅，激成事端，展转以资其挟制，而使遂其欲。推原其故，由地方官不知洋情。既以构衅为能，而多加之粉饰，又以了案为屈，而更益以推延。似此情形，施之民间讼案，含忍受冤，即亦无辞。施之洋人，必至多生事故。故臣以为考求洋务，亦无他义，通知事理而已矣。汉诏出使绝国，与将相并重。当时所急者，不过折冲樽俎一日之间，实不逮西洋关系紧要之万一。伏愿皇上考揽人才，勤求方略，期使中外诸臣，勿存薄视远人之心。以洞知其得失利病之原，忍辱负重，刻自砥砺，以激励士大夫之心，而奖成士民奋发有为之气。外筹应接之术，内立富强之基。在朝廷一念之斡旋而已。

一、驻扎西洋公使，万非今日急务。其间惟美利坚之金山，中国流寓数万人，左近必噜及西班牙所属之古巴，兼有招工事宜，足资办理。此外各国，全无凭藉，而恃数万里外之使臣，因事与之辨争，事理稍有虚饰，困辱立见。即有能者，亦徒以有用之才，虚弃之无用之地。将来海道开通，中国商人能赴各国设立行栈，有可经理之事，渐次选派大员充当公使驻扎，自不可少。此时出使通好，委无关系。而既经奉派出使英国，各国相援为例。正虑此后出使岁必加多。臣以为考求洋务，中外诸臣，必宜留意，而出使则尽人可以差遣。窃计各部寺院二三品以下堂官，类能谙悉体制，讲求应对。朝廷以息事安人为心，奉命出使，谁敢不尽力。应请以后选派使臣，依照常例，由礼部开列二三品以下堂官，年岁不满五十者，听候钦派。亦与寻常出使同等。务使廷臣相习为故常，不至意存轻重。而于洋情事势，亦不能不加研究，以求备国家缓急之用。其为裨益必多矣。

一、西洋公法，通商各国，悉依本国法度。中国刑例，有万非西洋所能行者。当时议定条约，未能仿照刑例案酌添通商事例，以致会审公所，一依西洋法度，以资听断。中国一切无可据之势。惟当廓然示以大公。凡租界滋事，依洋法办理，州县地方滋事，依中法办理。其视洋民，犹中国之民。视办理洋案，亦犹办理中国之案。先期化除畛域之见，以存中国一视同仁之体。其间交涉洋务，上谕奏摺，应发抄者，概行发抄，使天下晓然知事理之平。其有委曲周旋，亦能窥见朝廷之用心，以知事理之得失，非独以释士民之疑，亦足以折服洋人之气矣。以上四条，于办理洋务要略，未能详及。而先务通知古今之宜，以求应变之术，熟鉴中外之势，以息人言之嚣，自可渐次讲求控御之方，推行富强之计。要求其归，理势二者，深筹远揽，无以逾焉者也。有宋大儒程颐论事，必折衷一是。其言当时朝廷有五不可及，一曰：至诚待敌国。夫能以诚信待人，人亦必以诚信应之。以猜疑待人，人亦即以猜疑应之。此理无或爽者。方今时势艰难，财力支绌，洋案多一反覆，即国家多伤一分元气。维持国体，全在先事防维。事端一出，补救无从。此后更难与处。臣久病衰颓，委无材用，足应国家之急。断不敢希图以语言效用，供人指摘。审量洋情事势，则实有确不可易者。冒昧上陈，言辞拙直，不胜战栗陨越之至。

○奏请禁烟第二疏

窃臣于光绪三年二月初八日，具奏设法禁止鸦片烟一摺，至今未奉批谕。窃惟国家兴利除弊，关系重大，未易轻议整顿。鸦片烟为害中国，共五十年。通计各省士民，陷溺其中，率十之四五。其害日广，其毒亦日深。道光十九年，特诏严禁，至激成海疆之祸。而吸食者愈多。至咸丰九年，例禁已开，更无顾忌。臣于此时，复为禁止鸦片烟之议。人皆知其难行。而臣揆之事理，验之人心，顾独以为至易。盖使国家严立科条，责成地方官禁之，徒以扰累百姓，其终必至愈禁而愈开。使人民自为禁制，以奖励其廉耻，而激发其天良，则动于诏旨一二言，而人心自振，积弊亦将自除。此臣熟筹深计，而决知其必然者也。谨就愚见所及，略具数条，敬为皇上陈之。

一曰权衡人情，以定限制之期。臣前摺议禁鸦片烟，以清理学校为先。所有文武职官及举贡士绅，一例示限三年。自属一定不移之章程。而其中情节，实各不同。有因治病吸食者，有年逾五十，精力已衰，不能骤戒者。惟当责成各地方官，清厘整饬。万不可搜剔窥伺，及开揭告之风。其绅民五十以上，已至垂暮之年，亦可无庸示禁。盖此次议禁之意，在严绝其将来，不在追咎其既往。庶几人心不至惊惶。即督抚大吏，因病吸食，亦可无忧反噬。朝廷但有觉察，无难处办。至于学校出身之阶，正本清源，端在于是。自府县试互结，即须以鸦片烟为首禁。应纂入《学政全书》，万不宜丝毫宽假。此权衡人情之大端也。

二曰严禁栽种，以除蔓延之害。臣前摺叙述陕甘云贵山西四川等省，栽种莺粟情形。沿西数千里之地，日肆蔓延。内而江南之滁州，浙江之台州，亦皆种植莺粟。有滁土台土之名，向皆销行内地。是各省多种一亩莺粟，即民间多增一亩之害端，国家亦多废一亩之生产。臣在京师，闻山西抚臣鲍源深请禁栽种莺粟。出省阅兵，各州县先期拔去驿路两旁莺粟一二亩，改种禾麦。相传为笑。近年吏治废弛日甚，欺诬粉饰，莫知为非。非得督抚臣深体朝廷之用心，切实推求，断绝根株，万不能有裨益。此严禁栽种之大端也。

三曰严防讹诈，以除胥吏之扰。朝廷明示例禁，督抚下其令于州县，即授其权于书差，乘势苛扰，得贿包庇，其害且有不胜言者。自咸丰时开鸦片烟之禁，旋禁旋开，又旋加禁，亦复无此政体。臣之愚见，以为当时开禁，仅及民商，官绅仍照旧禁止。是今日之设禁，与咸丰之开禁，用意正属相同。而一以劝戒为义，则差役之骚扰不能不先示严禁。但有因事生风，借禁烟为名，稍事讹诈，应听民人呈控。交涉书差者，立行拿惩，交涉地方官者，亦立与严参。总期使民间实受禁烟之利，而不至虚贻禁烟之害。此严防胥吏之大端也。

四曰选派绅员，以重稽查之责。近年广东设立劝禁鸦片烟会，臣常嘉其用心之善。然出自民间私议，有劝导之功，而无董率之责，其势不足以振发人心。应饬各省督抚臣，举派在籍公正知事体绅员一二人，使专司示禁鸦片烟之责。以次责成各府州县及学官，各举派总办一人，帮办二三人，仍由府绅总其成，以达于省绅，而稽考其成效。亦不必设立公局，开支经费。但由地方官及各绅民，捐资广制戒烟方药，分散四乡，责成各族族长，稽查一族，各乡乡长，稽查一乡。督抚即因以推知州县之奉行与否，及各府县绅员之得力与否。一除粉饰之心，而坦然示以大公，恻然推以至诚，绅民未有不感动踊跃，自为禁制者。此举派稽查之大端也。

五曰明定章程，以示劝惩之义。窃查鸦片烟之盛行，在道光中叶以后，风俗人心，因之日趋于浇漓，水旱盗贼，相承以起，贻患至今。是鸦片烟之为害，不独耗竭财力，戕贼民命实为国家治乱之机一大关键。是以道光中设为厉禁严刑，原属惩奸之要义，立法并无稍过。惟当纪纲废弛，风俗颓败之余，法令愈严，推行愈多梗塞，不能不以整齐之令，寓诸从容劝导之中。而人心法已甚，其骤难禁革之积弊，尤应明定章程，以使知利病之切身，而自求变计。其法即取贩卖鸦片烟之利，以为禁烟之资。凡贩运鸦片烟土者，无论城村市镇，概准厘税加征五倍，永不停免。亦责成绅员，互相稽查。一由厘局征收，而酌提为制造方药之费。其各省栽种莺粟者，亦皆示限严禁。各视土地所宜，责令改种五谷。其田土有多寡，又有承佃及自耕之田。逾期不改，种二十亩以上，酌提一半充公。佃者出自业户之意，全数充公；出自佃民之意，责成更佃。不遵办者，亦全数充公。二十亩以下，勒限惩责。其充公之田，各就其乡添设小学及各善举，由地方官督饬辨理。有侵蚀者，亦听呈控惩办。此明定章程之大端也。

六曰禁革烟馆，以绝传染之害。鸦片烟为害之烈，尤莫甚于烟馆。无艺平民及子弟之无管束者，无不从烟馆吸食，以至积而成瘾，其害亦人所共知而不能禁革者。在官之耳目，不能敌书差之包庇也。闻两江督臣沈葆桢，严禁烟馆，皆相率移至城外。以沈葆桢切实认真，其力亦不过周及城内而已。非责成各处十绅自相稽查，万不能有实际，而无非督抚及地方官有实求整饬之心，亦万不能责绅士之奉行。是以自古兴利除弊，尤以察吏为先。在京各城司坊等官，在外各州县巡检典史，能不以收受陋规为事，禁革烟馆，即亦非难。此严禁传染之大端也。伏查国家兴利除弊，大抵交涉部务，应由部臣制其准驳之权。其有违犯禁令，亦应由部臣添议科条，编入则例。

惟此次禁止鸦片烟，先及官绅士子，本属从前未开之禁，无庸另立专条。其禁止栽种莺粟，及开设烟馆，尤屡见之奏案，明示例禁。至于州县差役之讹诈，按律处办，已自有余，并无庸酌增条例。各海口征收洋土税则，照旧办理，或另立章程，税厘并征，酌量增加，均可及时开办，听从贩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