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通义

。然则私心胜气，求胜古人，此方氏之所以终不至古人也。凡能与古为化者，必先於古人绳度尺寸不敢逾越者也。盖非信之专而守之笃，则入古不深，不深则不能化。譬如人於朋友，能全管、鲍通财之义，非严一介取与之节者，必不能也。故学古而不敢曲泥乎古，乃服古而谨严之至，非轻古也。方氏不知古人之意，而惟徇於文辞，且所得於文辞者，本不甚深，其私智小慧，又适足窥见古人之当然，而不知其有所不尽然，宜其奋笔改窜之易易也。

○古文公式

古文体制源流，初学入门，当首辨也。苏子瞻《表忠观碑》，全录赵奏议，文无增损，其下即缀铭诗。此乃汉碑常例，见於金石诸书者，不可胜载；即唐、宋八家文中，如柳子厚《寿州安丰孝门碑》，亦用其例，本不足奇。王介甫诧谓是学《史记》诸侯王年表，真学究之言也。李耆卿谓其文学《汉书》，亦全不可解。此极是寻常耳目中事，诸公何至怪怪奇奇，看成骨董？且如近日市井乡闾，如有利弊得失，公议兴禁，请官约法，立碑垂久，其碑即刻官府文书告谕原文，毋庸增损字句，亦古法也。岂介甫诸人，於此等碑刻犹未见耶？当日王氏门客之訾摘骇怪，更不直一笑矣。

以文辞而论，赵清献请修表忠观原奏，未必如苏氏碑文之古雅。史家记事记言，因袭成文，原有点窜涂改之法。苏氏此碑，虽似钞缮成文，实费经营裁制也。第文辞可以点窜，而制度则必从时。此碑篇首“臣言”三字，篇末“制曰可”三字，恐非宋时奏议上陈、诏旨下达之体；而苏氏意中，揣摩《秦本纪》“丞相臣斯昧死言”及“制曰可”等语太熟，则不免如刘知几之所讥，貌同而心异也。余昔修《和州志》，有《乙亥义烈传》，专记明末崇祯八年，闯“贼”攻破和州，官吏绅民男妇殉难之事。用记事本末之例，以事为经，以人为纬，详悉具载。而州中是非起。盖因闯“贼”怒拒守而屠城，被屠者之子孙，归咎於创议守城者，陷害满城生命，又有著论指斥守城者部署非法，以致城陷；甚至有诬创议守城者，缒城欲逃，为“贼”擒杀，并非真殉难者。余搜得凤阳巡抚朱大典，奏报和州失陷，官绅殉难情节，乃据江防州同申报，转据同在围城逃脱难民口述亲目所见情事，官绅忠烈，均不可诬。余因全录奏报，以为是篇之序。中间文字点窜，甚有佳处。然篇首必云：“崇祯九年二月日，巡抚凤阳提督军务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朱大典谨奏，为和城陷‘贼’，官绅殉难堪怜，乞赐旌表，以彰义烈事。”其篇末云：“奉旨，览奏悯恻，该部察例施行。”此实当时奏陈诏报式也。或谓中间奏文，既已删改古雅，其前後似可一例润色。余谓奏文辞句，并无一定体式，故可点窜古雅，不碍事理。前後自是当时公式，岂可以秦、汉之衣冠，绘明人之图像耶？苏氏《表忠观碑》，前人不知，而相与骇怪，自是前人不学之过。苏氏之文，本无可议。至人相习而不以为怪，其实不可通者，惟前後不遵公式之六字耳。夫文辞不察义例，而惟以古雅为徇，则“臣言”三字，何如“岳曰於”三字更古？“制曰可”三字，何如“帝曰俞”三字更古？舍唐、虞而法秦、汉，未见其能好古也。

汪钝翁撰《睢州汤烈妇旌门颂序》，首录巡按御史奏报，本属常例，无可訾，亦无足矜也。但汪氏不知文用古法，而公式必遵时制；秦、汉奏报之式，不可以改今文也。篇首著监察御史臣粹然言，此又读《表忠观碑》“臣言”三字太熟，而不知苏氏已非法也。近代章奏，篇首叙衔，无不称姓，亦公式也。粹然何姓，汪氏岂可因摩古而删之？且近代章奏，衔名之下，必书谨奏，无称言者。一语仅四字，而两违公式，不知何以为古文辞也？妇人有名者称名，无名者称姓，曰张曰李可也。近代官府文书，民间词状，往往舍姓而空称曰氏，甚至有称为该氏者，诚属俚俗不典；然令无明文，胥吏苟有知识，仍称为张为李，官所不禁，则犹是通融之文法也。汪氏於一定不易之公式，则故改为秦、汉古款，已是貌同而心异矣。至於正俗通行之称谓，则又偏舍正而徇俗，何颠倒之甚耶？结句又云“臣谨昧死以闻”，亦非今制。汪氏平日以古文辞高自矜诩，而庸陋如此，何耶？汪之序文，於臣粹然言句下，直起云“睢州诸生汤某妻赵氏，值明末李自成亡‘乱’”云云，是亦未善。当云“故明睢州诸生汤某妻赵氏，值李自成之‘乱’”，於辞为顺。盖突起似现在之人，下句补出值明末李自成，文气亦近滞也。学文者，当於此等留意辨之。

○古文十弊

余论古文辞义例，自与知好诸君书，凡数十通；笔为论著，又有《文德》、《文理》、《质性》、《黠陋》、《俗嫌》、《俗忌》诸篇，亦详哉其言之矣。然多论古人，鲜及近世。兹见近日作者，所有言论与其撰著，颇有不安於心，因取最浅近者，条为十通，思与同志诸君相为讲明。若他篇所已及者不复述，览者可互见焉。此不足以尽文之隐，然一隅三反，亦庶几其近之矣。

一曰，凡为古文辞者，必先识古人大体，而文辞工拙，又其次焉。不知大体，则胸中是非，不可以凭，其所论次，未必俱当事理。而事理本无病者，彼反见为不然而补救之，则率天下之人而祸仁义矣。有名士投其母氏行述，请大兴朱先生作志。叙其母之节孝，则谓乃祖衰年病废卧床，溲便无时，家无次丁，乃母不避秽亵，躬亲薰濯。其事既已美矣。又述乃祖於时蹙然不安，乃母肃然对曰：“妇年五十，今事八十老翁，何嫌何疑？”呜呼！母行可嘉，而子文不肖甚矣。本无芥蒂，何有嫌疑？节母既明大义，定知无是言也。此公无故自生嫌疑，特添注以斡旋其事，方自以谓得体，而不知适如冰雪肌肤，剜成疮，不免愈濯愈痕瘢矣。人苟不解文辞，如遇此等，但须据事直书，不可无故妄加雕饰。妄加雕饰，谓之剜肉为疮，此文人之通弊也。

二曰，《春秋》书内不讳小恶。岁寒知松柏之後，然则欲表松柏之贞，必明霜雪之厉，理势之必然也。自世多嫌忌，将表松柏，而又恐霜雪怀惭，则触手皆荆棘矣。但大恶讳，小恶不讳，《春秋》之书内事，自有其权衡也。江南旧家，辑有宗谱。有群从先世为子聘某氏女，後以道远家贫，力不能婚，恐失婚时，伪报子殇，俾女别聘。其女遂不食死，不知其子故在。是於守贞殉烈，两无所处。而女之行事，实不愧於贞烈，不忍泯也。据事直书，於翁诚不能无歉然矣。第《周官》媒氏禁嫁殇，是女本无死法也。《曾子问》，娶女有日，而其父母死，使人致命女氏。注谓恐失人嘉会之时。是古有辞昏之礼也。今制，婿远游，三年无闻，听妇告官别嫁。是律有远绝离昏之条也。是则某翁诡子殇，比例原情，尚不足为大恶而必须讳也。而其族人动色相戒，必不容於直书，则匿其辞曰：“书报幼子之殇，而女家误闻以为婿也。”夫千万里外，无故报幼子殇，而又不道及男女昏期，明者知其无是理也。则文章病矣。人非圣人，安能无失？古人叙一人之行事，尚不嫌於得失互见也。今叙一人之事，而欲顾其上下左右前後之人，皆无小疵，难矣。是之谓八面求圆，又文人之通弊也。

三曰，文欲如其事，未闻事欲如其人者也。尝见名士为人撰志，其人盖有朋友气谊，志文乃仿韩昌黎之志柳州也，一步一趋，惟恐其或失也。中间感叹世情反复，已觉无病费呻吟矣。末叙丧费出於贵人，及内亲竭劳其事。询之其家，则贵人赠赙稍厚，非能任丧费也。而内亲则仅一临穴而已，亦并未任其事也。且其子俱长成，非若柳州之幼子孤露，必待人为经理者也。诘其何为失实至此？则曰：仿韩志柳墓终篇有云：“归葬费出观察使裴君行立，又舅弟卢遵，既葬子厚，又将经纪其家。”附纪二人，文清深厚。今志欲似之耳。余尝举以语人，人多笑之。不知临文摹古，迁就重轻，又往往似之矣。是之谓削趾适屦，又文人之通弊也。

四曰，仁智为圣，夫子不敢自居。瑚琏名器，子贡安能自定。称人之善，尚恐不得其实；自作品题，岂宜夸耀成风耶？尝见名士为人作传，自云吾乡学者，鲜知根本，惟余与某甲，为功於经术耳。所谓某甲，固有时名，亦未见必长经术也。作者乃欲援附为名，高自标榜，恧矣！又有江湖游士，以诗著名，实亦未足副也。然有名实远出其人下者，为人作诗集序，述人请序之言曰：“君与某甲齐名，某甲既已弁言，君乌得无题品？”夫齐名本无其说，则请者必无是言，而自诩齐名，藉人炫己，颜颊不复知忸怩矣！且经援服、郑，诗攀李、杜，犹曰高山景仰；若某甲之经，某甲之诗，本非可恃，而犹藉为名。是之谓私署头衔，又文人之通弊也。

五曰，物以少为贵，人亦宜然也。天下皆圣贤，孔、孟亦弗尊尚矣。清言自可破俗，然在典午，则滔滔皆是也。前人讥《晋书》，列传同於小说，正以采掇清言，多而少择也。立朝风节，强项敢言，前史侈为美谈。明中叶後，门户朋党，声气相激，谁非敢言之士？观人於此，君子必有辨矣。不得因其强项申威，便标风烈，理固然也。我宪皇帝澄清吏治，裁革陋规，整饬官方，惩治贪墨，实为千载一时。彼时居官，大法小廉，殆成风俗；贪冒之徒，莫不望风革面，时势然也。今观传志碑状之文，叙雍正年府州县官，盛称杜绝馈遗，搜除积弊，清苦自守，革除例外供支，其文洵不愧於循吏传矣。不知彼时逼於功令，不得不然，千万人之所同，不足以为盛节。岂可见阉寺而颂其不好色哉？山居而贵薪木，涉水而宝鱼，人知无是理也，而称人者乃独不然。是之谓不达时势，又文人之通弊也。

六曰，史既成家，文存互见，有如《管晏例传》，而勋详於《齐世家》；张耳分题，而事总於《陈馀传》；非惟命意有殊，抑亦详略之体所宜然也。若夫文集之中，单行传记，凡遇牵联所及，更无互著之篇，势必加详，亦其理也。但必权其事理，足以副乎其人，乃不病其繁重尔。如唐平淮西，《韩碑》归功裴度，可谓当矣。後中谗毁，改命於段文昌，千古为之叹惜。但文昌徇於李，功本不可没，其失犹未甚也。假令当日无名偏裨，不关得失之人，身後表阡，侈陈淮西功绩，则无是理矣。朱先生尝为故编修蒋君撰志，中叙国家前後平定准回要略，则以蒋君总修方略，独力勤劳，书成身死，而不得叙功故也。然志文雅健，学者慕之。後见某中书舍人死，有为作家传者，全袭《蒋志》原文，盖其人尝任分纂数月，於例得列衔名者耳，其实於书未寓目也。是与无名偏裨，居淮西功，又何以异？而文人喜於摭事，几等军吏攘功，何可训也？是之谓同里铭旌。昔有夸夫，终身未膺一命，好袭头衔，将死，遍召所知，筹计铭旌题字。或徇其意，假藉例封待赠修职登仕诸阶，彼皆掉头不悦。最後有善谐者，取其乡之贵显，大书勋阶师保殿阁部院某国某封某公同里某人之柩。人传为笑。故凡无端而影附者，谓之同里铭旌，不谓文人亦效之也，是又文人之通弊也。

七曰，陈平佐汉，志见社肉，李斯亡秦，兆端厕鼠。推微知著，固相士之玄机；搜间传神，亦文家之妙用也。但必得其神志所在，则如图画名家，颊上妙於增毫；苟徒慕前人文辞之佳，强寻猥琐，以求其似；则如见桃花而有悟，遂取桃花作饭，其中岂复有神妙哉？又近来学者，喜求徵实，每见残碑断石，馀文剩字，不关於正义者，往往藉以考古制度，补史缺遗，斯固善矣。因是行文，贪多务得，明知赘馀非要，为有益後世，推求不惮辞费。是不特文无体要，抑思居今世而欲备後世考徵，正如董泽矢材，可胜暨乎？夫传人者文如其人，述事者文如其事，足矣。其或有关考徵，要必本质所具，即或情逸出，正为阿堵传神。不此之务，但知市菜求增，是之谓画蛇添足，又文人之通弊也。

八曰，文人固能文矣，文人所书之人，不必尽能文也。叙事之文，作者之言也。为文为质，惟其所欲，期如其事而已矣。记言之文，则非作者之言也；为文为质，期於适如其人之言，非作者所能自主也。贞烈妇女，明诗习礼，固有之矣。其有未尝学问，或出乡曲委巷，甚至佣妪鬻婢，贞节孝义，皆出天性之优，是其质虽不愧古人，文则难期於儒雅也。每见此等传记，述其言辞，原本《论语》、《孝经》，出入《毛诗》、《内则》，刘向之《传》，曹昭之《诫》，不啻自其口出，可谓文矣。抑思善相夫者，何必尽识鹿车鸿案，善教子者，岂皆熟记画荻丸熊，自文人胸有成竹，遂致闺修，皆如板印。与其文而失实，何如质以传真也？由是推之，名将起於卒伍，义侠或奋闾阎，言辞不必经生，记述贵於宛肖。而世有作者，於斯多不致思，是之谓优伶演剧。盖优伶歌曲，虽耕氓役隶，矢口皆叶宫商，是以谓之戏也。而记传之笔，从而效之，又文人之通弊也。

九曰，古人文成法立，未尝有定格也。传人适如其人，述事适如其事，无定之中，有一定焉。知其意者，旦暮遇之。不知其意，袭其形貌，神弗肖也。往余撰和州故给事《成性志传》，性以建言著称，故采录其奏议。然性少遭乱离，全家被害，追悼先世，每见文辞。而《猛省》之篇尤沉痛，可以教孝，故於终篇全录其文。其乡有知名士赏余文曰：“前载如许奏章，若无《猛省》之篇，譬如行船，首重而舵楼轻矣。今此婪尾，可谓善谋篇也。”余戏诘云：设成君本无此篇，此船终不行耶？盖塾师讲授《四书》文义，谓之时文，必有法度以合程式。而法度难以空言，则往往取譬以示蒙学，拟於房室，则有所谓间架结构；拟於身体，则有所谓眉目筋节；拟於绘画，则有所谓点晴添毫；拟於形家，则有所谓来龙结穴。随时取譬。然为初学示法，亦自不得不然，无庸责也。惟时文结习，深锢肠腑，进窥一切古书古文，皆此时文见解，动操塾师启蒙议论，则如用象棋枰布围棋子，必不合矣。是之谓井底天文，又文人之通弊也。

十曰，时文可以评选，古文经世之业，不可以评选也。前人业评选之，则亦就文论文可耳。但评选之人，多非深知古文之人。夫古人之书，今不尽传，其文见於史传，评选之家，多从史传采录。而史传之例，往往删节原文，以就隐括，故於文体所具，不尽全也。评选之家，不察其故，误谓原文如是，又从而为之辞焉。於引端不具，而截中径起者，诩谓发轫之离奇；於刊削馀文，而遽入正传者，诧为篇终之崭峭。於是好奇而寡识者，转相叹赏，刻意追摹，殆如左氏所云：“非子之求，而蒲之觅矣。”有明中叶以来，一种不情不理自命为古文者，起不知所自来，收不知所自往，专以此等出人思议，夸为奇特，於是坦荡之涂，生荆棘矣。夫文章变化侔於鬼神，斗然而来，戛然而止，何尝无此景象？何尝不为奇特？但如山之岩峭，水之波澜，气积势盛，发於自然；必欲作而致之，无是理矣。文人好奇，易於受惑，是之谓误学邯郸，又文人之通弊也。

○浙东学术

浙东之学，虽出婺源，然自三袁之流，多宗江西陆氏，而通经服古，绝不空言德性，故不悖於朱子之教。至阳明王子，揭孟子之良知，复与朱子牾。蕺山刘氏，本良知而发明慎独，与朱子不合，亦不相诋也。梨洲黄氏，出蕺山刘氏之门，而开万氏弟兄经史之学；以至全氏祖望，辈尚存其意，宗陆而不悖於朱者也。惟西河毛氏，发明良知之学，颇有所得；而门户之见，不免攻之太过，虽浙东人亦不甚以为然也。

世推顾亭林氏为开国儒宗，然自是浙西之学。不知同时有黄梨洲氏，出於浙东，虽与顾氏并峙，而上宗王、刘，下开二万，较之顾氏，源远而流长矣。顾氏宗朱，而黄氏宗陆。盖非讲学专家，各持门户之见者，故互相推服，而不相非诋。学者不可无宗主，而必不可有门户；故浙东、浙西，道并行而不悖也。浙东贵专家，浙西尚博雅，各因其习而习也。

天人性命之学，不可以空言讲也。故司马迁本董氏天人性命之说，而为经世之书。儒者欲尊德性，而空言义理以为功，此宋学之所以见讥於大雅也。夫子曰：“我欲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春秋》之所以经世也。圣如孔子，言为天铎，犹且不以空言制胜，况他人乎？故善言天人性命，未有不切於人事者。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切人事也。後人贵经术，以其即三代之史耳。近儒谈经，似於人事之外，别有所谓义理矣。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於史，此其所以卓也。

朱陆异同，干戈门户，千古桎梏之府，亦千古荆棘之林也。究其所以纷纶，则惟腾空言而不切於人事耳。知史学之本於《春秋》，知《春秋》之将以经世，则知性命无可空言，而讲学者必有事事，不特无门户可持，亦且无以持门户矣。浙东之学，虽源流不异，而所遇不同。故其见於世者，阳明得之为事功，蕺山得之为节义，梨洲得之为隐逸，万氏兄弟得之为经术史裁。授受虽出於一，而面目迥殊，以其各有事事故也。彼不事所事，而但空言德性，空言问学，则黄茅白苇，极面目雷同，不得不殊门户，以为自见地耳。故惟陋儒则争门户也。

或问事功气节，果可与著述相提并论乎？曰：史学所以纪世，固非空言著述也。且如六经，同出於孔子，先儒以为其功莫大於《春秋》，正以切合当时人事耳。後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则吾不得而知之矣。学者不知斯义，不足言史学也。（整辑排比，谓之史纂；参互搜讨，谓之史考；皆非史学。）

○妇学

《周官》有女祝女史，汉制有内起居注，妇人之於文字，於古盖有所用之矣。妇学之名，见於《天官》内职，德言容功，所该者广，非如後世只以文艺为学也。然《易》训正位乎内，《礼》职妇功丝，《春秋传》称赋事献功，《小雅》篇言酒食是议，则妇人职业，亦约略可知矣。（男子孤矢，女子ひ，自有分别。至於典礼文辞，男妇皆所服习。盖后妃、夫人、内子、命妇，於宾享丧祭，皆有礼文，非学不可。）

妇学之目，德言容切。郑注：“言为辞令。”自非娴於经礼，习於文章，不足为学。乃知诵《诗》习《礼》，古之妇学，略亚丈夫。後世妇女之文，虽稍偏於华采，要其渊源所自，宜知有所受也。

妇学掌於九嫔，教法行乎宫；内而臣采，外及侯封，六典未详，自可例测。《葛覃》师氏，著於风诗。（侯封妇学。）婉娩姆教，垂於《内则》。（卿士大夫。）历览《春秋》内外诸传，诸侯夫人，大夫内子，并能称文道故，斐然有章。若乃盈满之祥，邓曼详推於天道；利贞之义，穆姜精解於乾元；鲁穆伯之令妻，典言垂训；齐司徒之内主，有礼加封；士师考终牖下，妻有诔文；国殇魂返沙场，嫠辞郊吊。以至泉水毖流，委宛赋怀归之什；燕飞上下，凄凉送归媵之诗。凡斯经礼典法，文采风流，与名卿大夫有何殊别？然皆因事牵联，偶见载籍，非特著也。若出後代，史必专篇，类徵列女，则如曹昭、蔡琰故事，其为皇彪炳，当十倍於刘、范之书矣。是知妇学亦自後世失传，三代之隆，并与男子仪文，率由故事，初不为矜异也，（不学之人，以溱、洧诸诗，为淫者自述。因谓古之孺妇，矢口成章，胜於後之文人。不知万无此理，详辨其说於後，此处未暇论也。但妇学则古实有之，惟行於卿士大夫，而非齐民妇女皆知学耳。）

春秋以降，官师分职，学不守於职司，文字流为著述。（古无私门著述，说详《校雠通义》。）丈夫之秀异者，咸以性情所近，撰述名家。（此指战国先秦诸子家言，以及西京以还经史专门之业。）至於降为辞章，亦以才美所优，标著文采。（此指西汉元、成而後，及东京而下诸人诗文集。）而妇女之奇慧殊能，锺於气，亦遂得以文辞偏著，而为今古之所称，则亦时势使然而已。然汉廷儒术之盛，班固以谓利禄之途使然。盖功令所崇，贤才争奋，士之学业，等於农夫治田，固其理也。妇人文字，非其职业，间有擅者，出於天性之优，非有争於风气，骛於声名者也。（好名之习，起於中晚文人，古人虽有好名之病，不区区於文艺间也。丈夫而好文名，已为识者所鄙。妇女而骛声名，则非阴类矣。）

唐山《房中》之歌，班姬《长信》之赋，《风》、《雅》正变，（《雅》指《房中》，《风》指《长信》。）起於宫闱，事关国故，史策载之。其馀篇什寥寥，传者盖寡，《艺文》所录，约略可以观矣。若夫乐府流传，声诗则效，《木兰》征戍，《孔雀》乖离，以及《陌上》采桑之篇，山下蘼芜之什，四时《白》，《子夜》芳香，其声单以缓，其节柔以靡，则自两汉古辞，（皆无名氏。）讫於六朝杂拟，并是骚客拟辞，思人寄兴，情虽於儿女，义实本於风人，故其辞多骀宕，不以男女酬答为嫌也。（如《陌上桑》、《羽林郎》之类，虽以贞洁自许，然幽女子，岂喋喋与狂且争口舌哉。出於拟作，佳矣。）至於闺房篇什，间有所传，其人无论贞淫，而措语俱有边幅。文君，淫奔人也，而《白头》止讽相如。蔡琰，失节妇也，而钞书恳辞十吏。其他安常处顺，及以贞节著者，凡有篇章，莫不静如止水，穆若清风，虽文藻出於天娴，而范思不逾阃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