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义证

掌王族昭、屈、景三姓，故曰三闾。」何焯批云：「《橘颂》乃赋也。」

黄注：「《离骚》序：屈原与楚同姓，仕于怀王，为三闾大夫。着《九章》，内一篇曰《橘颂》。」

范注：「《孟子万章》篇：『颂其诗。』颂诗，即诵诗也。故《橘颂》即《橘诵》，亦即《橘赋》。推之汉人所作，尚存此意。王褒《洞箫颂》即《洞箫诵》，亦即《洞箫赋》。马融《广成颂》即《广成诵》，亦即《广成赋》。盖诵与赋二者音调虽异，而大体可通，故或称颂，或称赋，其实一也。」

〔二〕　《校证》：「唐写本『情采』作『辞采』。」斯波六郎：「

作『辞采』者是。此句专谓形式。」

〔三〕　《楚辞集注》：「旧说：屈原自比志节如橘，不可移徙是也。篇内意皆放此。」《校证》：「《御览》『寓意』作『属兴』。」屈原用橘来自比，如「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深固难徙，廓其无求兮。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

〔四〕　此句唐写本作「乃覃及乎细物矣」。范注：「覃，延也。」《楚辞通释》：「按李衡言『江陵有千头木奴』，则楚之宜橘旧矣。原偶植之，因比物类志为之颂，以自旌焉。」

《左庵文论》：「『及三闾《橘颂》』至『又覃及细物矣』。此节推论颂体之渐变。颂之本源，用于容告神明；降及战国，称美物类者，亦可称为颂。议其正变，则《汉书礼乐志》之《郊祀歌》及唐山夫人《安世房中歌》，皆以祭神为主，与《商颂》、《周颂》相同，实为颂之正宗。至于屈平《九章》之《橘颂》，美及细物，乃颂之变体矣。汉魏之际，此类最多。如《菊花颂》等篇，与三代之颂殊途，然亦颂之一体。盖虽非述德告神，而与『美』之旨弗悖焉。三代之时，赋颂二体，皆诗之附庸；自兹而后，蔚为大国。汉魏之四言诗虽与颂相近，而于文体中称颂不称为诗；其区分盖皆起于三代后也。」

至于秦政刻文，爰颂其德〔一〕；汉之惠景〔二〕，亦有述容〔三〕；沿世并作，相继于时矣〔四〕。

〔一〕　唐写本「于」作「乎」。《玉海》卷六十引此文，注云：「

见《史记》。」黄注：「《史记》：秦始皇者名政，东行郡县，上邹峄山，立石，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

《札记》：「《史记》载泰山、琅琊台、之罘、东观、碣石、会稽刻石文凡六篇，独不载邹峄山刻石文。案秦刻石文多三句用韵，其后唐元结作《大唐中兴颂》，而三韵辄易，清音渊渊，如出金石，说者以为创体，而不知远效秦文也。」范注引严可均《全秦文》曰：「案秦刻石三句为韵，唯《琅琊台》二句为韵，皆李斯之辞。」

《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八年，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峄山。立石，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风雨暴至，休于树下，因封其树为五大夫。禅梁父。刻所立石。……于是乃并勃海以东，过黄、腄，穷成山，登之罘，立石颂秦德焉而去。南登琅琊，大乐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万户琅琊台下。复十二岁，作琅琊台，立石刻，颂秦德，明得意。」又：「三十四年，……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仆射周青臣进颂。」又：「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颂秦德。」

《论衡须颂》篇：「秦始皇东南游，升会稽山，李斯刻石，纪颂帝德，至琅琊亦然。秦无道之国，刻石文世，观读之者，见尧舜之美。由此言之，须颂明矣。」

《左庵文论》：「秦之刻石，与三代之颂不同。颂之音节虽无可考，然三代之诗皆可入乐，颂为诗之一体，必可被之管弦。秦刻石则恐皆不能谱入乐章。故三代而后，颂与诗分，此其大变迁也。」

〔二〕　《玉海》卷六十引本文于本句下注云：「李思《孝景帝颂》十五篇。」

〔三〕　范注：「《汉书艺文志》有李思《孝景皇帝颂》十五篇。案彦和之意，以孝惠短祚，景帝崇黄老，不喜文学；然《郊祀志》（

按应为《礼乐志》）尚称：『孝惠二年，使乐府令夏侯宽，备其箫管，更名曰《安世乐》，高庙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景采《武德舞》以为《昭德》，以尊太宗庙。』故云亦有述容也。」《安世乐》、《昭德舞》，是惠帝景帝继述高祖的音乐而成的乐舞，所以称「述容」。《斟诠》：「『亦有述容』云者，正指此颂乐之舞容而言。」

〔四〕　《汉书淮南王安传》：「时武帝方好艺文，以安属为诸父，辩博善为文辞，……又献《颂德》及《长安都国颂》，每宴见，谈说得失，及方技赋颂，昏莫然后罢。」

总以上，纪评：「此颂体之初成。」

若夫子云之表充国〔一〕，孟坚之序戴侯〔二〕，武仲之美显宗〔三〕，史岑之述熹后〔四〕，或拟《清庙》〔五〕，或范《駉》《那》〔六〕，虽浅深不同〔七〕，详略各异，其褒德显容，典章一也〔八〕。

〔一〕　《玉海》卷六十于本句下注云：「见《汉书》。」《文章流别论》：「扬雄《赵充国颂》，颂而似雅。」

黄注：「《赵充国传》：充国字翁孙，功德与霍光等，列画未央宫。成帝时，西羌尝有警，上思将帅之臣，追美充国，乃召黄门郎扬雄即充国图画而颂之。」按《赵充国颂》见《汉书赵充国传》、《文选》卷四十七。

《左庵文论》：「扬雄《赵充国颂》将充国一生战功皆括于内，最为切题。盖作颂以根据事实为主，不宜流于浮泛。如其人功德行事有足称述，则为之作颂，应将其实在之美德或事实之源委确切写出之；若徒作空泛之语，美则美矣，而于形容之义何关乎？」

〔二〕　《玉海》卷六十于本句下注云：「窦融。」黄注：「《后汉书》：窦融，字周公，光武八年，与大军会高平，封安丰侯，卒谥戴。《文章流别》有班固《安丰戴侯颂》。」文今佚。

《文章流别论》：「昔班固为《安丰戴侯颂》，史岑为《出师颂》、《和熹邓后颂》，与《鲁颂》体意相类，而文辞之异，古今之变也。扬雄《赵充国颂》，颂而似雅。」

〔三〕　武仲，傅毅字。《玉海》卷六十于本句下注云：「傅毅作《

显宗颂》十篇。显宗，东汉明帝庙号。」

《训故》：「《后汉书》：傅毅与班固贾逵典校秘书，毅追美孝明帝功德最盛，而庙颂未立，乃依《清庙》作《显宗颂》十篇。」按此见《傅毅传》。

《札记》：「武仲之美显宗并有上颂表，见《文选责躬诗》注，而文皆佚。」范注：「文佚。严可均《全后汉文》辑得两条。」《文章流别论》：「傅毅《显宗颂》，文与《周颂》相似，而杂以《风》《雅》之意。」

〔四〕　《校证》：「『熹』，……唐写本作『燕』，即『熹』形误。」《玉海》卷六十于此句下注云：「《流别集》及《集林》载史岑《和熹邓后颂》并序。」

《训故》：「《后汉书》：初，王莽末，沛国史岑子孝亦以文章显，莽以为谒者。注云：岑一字孝山，着《出师颂》。《后汉书》：平望侯刘毅以和熹邓太后有德教，请令史官着《长乐宫圣德颂》。《文章流别》有《和熹邓皇后颂》并序。」

黄注：「《文选》注：范晔《后汉书》曰：王莽末，沛国史岑字孝山，以文显。《文章志》七志并载岑《出师颂》，而《集林》又载岑《和熹邓后颂》。计莽末以讫和熹，百有余年。又《东观汉记》：东平王苍上《光武中兴颂》，明帝问校书郎：『此与谁等？』对曰：『前世史岑之比。』斯则莽末史岑，明帝时己云前世，不得为和熹之颂明矣。盖有二史岑：字子孝者，仕王莽；字孝山者，当和熹。书典散亡，未详爵里，诸家遂以孝山之文载于子孝之集。」

《札记》：「此史岑，字孝山，在和帝时，与王莽时谒者史岑字子孝者为二人，见《文选出师颂》注。《和熹颂》今亦佚。」

《左庵文论》：「傅毅《明帝颂》，史岑《和熹颂》，俱见《全后汉文》。」

《文选出师颂》李善注：「史岑有二：字子孝者，仕王莽之末；字孝山者，当和熹之际。」李周翰注：「此颂盖后汉安帝舅邓骘出征西羌之颂。」和熹邓后，东汉和帝的皇后。和帝死后，子殇帝立，邓后临朝。殇帝死，安帝立，后仍临朝。后死后，安帝始亲政。和熹是邓后谥号。

《后汉书和熹邓皇后纪》：「元初五年，平望侯刘毅以太后（即熹后）多德政，欲令早有注记，上书安帝曰：……宜令史官着《长乐宫注》、《圣德颂》，以敷宣景耀，勒勋金石，……帝从之。」

〔五〕　范注：「《周颂清庙》一章，章八句。……无韵。王国维《观堂集林说周颂》篇谓《颂》之声较《风》《雅》为缓，故《风》《雅》有韵而《颂》多无韵。」

《清庙》，《周颂》之首篇。序云：「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诸侯，率以祀文王焉。」

〔六〕　范注：「《鲁颂駉》四章，章八句。」「《商颂那》一章，二十二句。」

「《駉》」，《鲁颂》之首篇，序谓「颂僖公也」。「

《那》」，《商颂》之首篇，序谓「祀成汤也」。《文体明辨序说》：「若商之《那》，周之《清庙》诸什，皆以告神，乃颂之正体也。至于《鲁颂駉》、《閟》等篇，则用以颂僖公，而颂之体变矣。后世所作，皆变体也。其词或用散文，或用韵语。」

傅毅的颂摹仿《清庙》，扬雄的颂当是摹仿《那》，从赞美汉宣帝联系到赞美赵充国。

〔七〕　《校证》：「唐写本、王惟俭本、《御览》『浅深』作『深浅』。」《校注》：「『浅深』，唐写本作『深浅』，《御览》引同。按元本、弘治本、活字本、汪本、畲本、张本、两京本……崇文本并作『深浅』，未倒。」

〔八〕　《斟诠》直解为「褒美功德，显扬仪容，同为一代之典礼文章，无二致也」。按本篇上文谓「颂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

至于班、傅之《北征》《西征》，变为序引〔一〕，岂不褒过而谬体哉〔二〕！马融之《广成》《上林》，雅而似赋〔三〕，何弄文而失质乎〔四〕！

〔一〕　《校证》：「『西征』原作『西逝』，梅、冯疑『逝』作『

巡』，黄本改『巡』。唐写本作『西征』，今据改。傅毅有《西征颂》，见《御览》三五一引。」

《校释》：「『西巡』原作『西逝』，朱校改。按傅毅有《西征颂》，当作『征』。」

《玉海》卷六十引「西征」作「西逝」，又于「变为序引」下注云：「班固、傅毅《窦将车北征颂》，又班固《东巡南巡颂》。」黄注：「《后汉书》：窦宪迁大将军，以傅毅为司马，班固为中护军，宪府文章之盛，冠于当世。毅所著诗、赋、诔、颂诸作，凡二十八篇。固所著赋、铭、诔、颂诸作，凡四十一篇。」

《札记》：「班有《窦将军北征颂》、《东巡颂》、《

南巡颂》，傅有《窦将军北征颂》、《西征颂》。班之《北征颂》在《古文苑》。」《斟诠》：「序、引，皆文体名。《论说》篇云：『

序者次事，引者胤辞。』」

〔二〕　唐写本「过」作「通」，误。《左庵文论》：「『西巡』或作『西逝』，误。《艺文类聚》引有傅毅《西巡》、《北巡》、《东巡》诸颂。《后汉书》有班固之勒石《燕然山铭》（见《窦宪传》），即《北征颂》也（按《古文苑》十二、《艺文类聚》九十六均引有班固《车骑将军窦北征颂》）。此二篇之作法相同；序文较长而有韵；颂仅数语；事实皆叙于序中。（《北征颂》用「兮」调仅寥寥五句而已，而序中叙窦宪之事实甚详。《西巡颂》序文与《典引》相近，颂亦甚短。）故彦和以为非颂之正体。然后世亦颇不乏祖述之者，陆士龙、鲍明远皆有此体，是序长颂短之篇，于六朝时亦正多也。」「

褒过」，褒美过实。

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以下简称「周注」）：「《

车骑将军窦北征颂》，先写车骑将军窦宪才干德行，次写他统率将士北征，再写他的破敌制胜，再写他的功迹。刘勰认为颂的体例在于歌颂功德，不宜铺叙事实，变为序引，褒美过分而不合于体例。」

〔三〕　《玉海》引于本句下注云：「见本传。」冯舒校云：「『《

上林》』疑作『《东巡》』。」斯波六郎：「《玉烛宝典》三有马融《上林颂》之残句。」《校注》：「按舍人此评，本《文章流别论》。既沿用仲治之语，想必得见季长之文。《玉烛宝典》三引马融《上林颂》曰：『鹑●如烟。』是季长此颂，隋世尚存，故杜氏得征引之也。何能因其颂文久佚，而遽疑作《东巡》耶！」《训故》：「广成，苑名。」

「马融」，东汉前期经学家、文学家。有集九卷，已亡佚。张溥辑《汉魏六朝原三名家集》中有《马季长集》一卷。严可均辑《全后汉文》辑其文为一卷。

《后汉书马融传》：「（融）为校书郎中，诣东观典校秘书。是时邓太后临朝，骘兄弟辅政。而俗儒世士，以为文德可兴，武功宜废，遂寝搜狩之礼，息战陈之法，故猾贼从横，乘此无备。融乃感激，以为文武之道，圣贤不坠，五才之用，无或可废。元初二年，上《广成颂》以讽谏。其辞曰云云。颂奏，忤邓氏，滞于东观，十年不得调。因兄子丧，自劾归。太后闻之怒，谓融羞薄诏除，欲仕州郡，遂令禁锢之。太后崩，安帝亲政，召还郎署，复在讲部。出为河间王●长史。时车驾东巡岱宗，融上《东巡颂》，帝奇其文，召拜郎中。」

《札记》：「《广成颂》见《后汉书》本传。《上林》无可考，黄注谓《上林》疑作《东巡》。案《全后汉文》十八有《东巡颂》佚文，其体颇与《广成》相类。」

《左庵文论》：「『广成』之下，疑脱二字，或当作『

体拟《上林》』。观下文云『敷写似赋，而不入华侈之区』，则此或谓《广成颂》摹拟《上林》，非体之正也。颂文见《后汉书》融本传。前有序文，与司马相如、扬雄之《上林》《羽猎》无殊；又，句不限于四言，三言与五言杂出，直为赋体。案彦和以为赋、颂本为二体，不能相谋；故《广成》之类，实非其正。然东汉之时，赋、颂不甚区分；如马融《长笛赋》称为『颂曰』，是直与《长笛颂》相同，亦足征二体之混淆矣。」范注：「郝懿行曰：『案黄注《上林》疑作《

东巡》，从《马融传》也。然挚虞《文章流别》作《广成》《上林》，是必旧有其篇，不见于本传而后亡之耳。』案《艺文类聚》引《典论》逸文，亦称融撰《上林颂》，是融确有此文矣。」

《校证》：「《汉志诗赋略》荀赋类有李思《孝景皇帝颂》。《文选》潘安仁《藉田赋》注引臧荣绪《晋书》作《藉田颂》，此并赋、颂通称之证。何、吴并云：『《北征》《广成》，虽标颂名，其实赋也。《汉书王褒传》亦谓《洞箫》为颂，并沿《橘颂》之名。何以致讥？』」

《校释》：「马融《广成》名颂而实赋者。何焯云：『

古人赋颂，通为一名。马融《广成》所言者田猎，然何尝不题曰颂？扬之《羽猎》亦有「遂作颂曰」之文。』按融作《长笛赋》，序曰：『追摹子渊、枚乘、刘伯康、傅武仲等箫、琴、笙颂，笛独无，故聊复备数，作《长笛颂》云。』子渊《洞箫赋》，《汉书》谓之颂。《

汉志》赋家亦有李思《孝景皇帝颂》十五篇，盖不仅赋、颂可通为一名，实亦成于敷布，又皆为不歌而诵之体也。《上林》旧校疑作《东巡》，据《融传》，无《上林》也。然挚虞《文章流别》亦谓：『《

广成》《上林》，纯为今赋之体，而谓之颂。』则似果有《上林颂》者。《艺文类聚》一百引《典论》曰：『议郎马融，以永兴中，帝猎广成，融从，是时北州遭水潦蝗虫，撰《上林颂》以讽。』今检《广成颂序》，有『虽尚颇有蝗虫』之言，又似《上林》即《广成》。旧文阙佚，疑不能明，姑记于此，以俟详考。」

王金凌：「此颂有一段序文，旨在劝搜狩以兴武。中段从『是以大汉之初基也』至『胥而来同』，叙述搜狩的过程，铺张扬厉，纯为汉赋笔调。刘勰称雅，是就此颂命意纯正而言；讥其似赋，则就中段而言。」

〔四〕　本书《议对》篇：「若不达政体，而舞笔弄文，……固为事实所摈；设得其理，亦为游辞所埋矣。」王金凌：「颂须要文，但不是华侈、巧丽的文。而《广成颂》中段却全为赋体，流于巧丽，所以刘勰称其弄文失质。」

又崔瑗《文学》，蔡邕《樊渠》〔一〕，并致美于序〔二〕，而简约乎篇〔三〕。挚虞品藻，颇为精核，至云「杂以风雅」，而不变旨趣〔四〕；徒张虚论，有似黄白之伪说矣〔五〕。

〔一〕　《玉海》卷六十引于本句下注云：「瑗《南阳文学颂》，蔡邕《京兆樊惠渠颂》，并见《艺文类聚》，《后汉郡国志》引蔡邕作《樊陵颂》。」

《训故》：「《后汉书》：蔡邕，字伯喈，陈留圉人，历官议郎。京兆尹樊德云开渠利民，蔡作《樊惠渠颂》。」

按瑗为崔骃之子。《后汉书崔瑗传》：「瑗高于文辞，尤善为书、记、箴、铭，所著赋、碑、铭、箴、颂、《七苏》、《

南阳文学官志》、《叹辞》、《移社文》、《悔祈》、《草书埶》、七言，凡五十七篇。其《南阳文学官志》称于后世，诸能为文者皆自以弗及。」

《札记》：「案《南阳文学颂》见《全后汉文》四十五，盖《南阳文学官志》之颂也。」

蔡邕《京兆樊惠渠颂》序云：「阳陵县东，……土气辛螫，嘉谷不植，……而泾水长流。……京兆尹樊君讳陵，字德云，……遂……树柱累石，委薪积土，基跂工坚，……清流浸润，……曩之卤田，化为甘壤，……农民熙怡，悦豫且康。……谓之樊惠渠云尔。」

《左庵文论》：「崔瑗《南阳文学颂》，蔡邕《樊惠渠颂》，并见《全文》。彦和以此二篇别为一节，与班、傅之《北征》《西巡》分别言之者，缘彼二篇序亦有韵，此二篇序无韵，颂亦较长，惟序文终较颂为长耳。推舍人之意，以为颂之正文既以叙事为主，序文仍叙事，则有迭床架屋之弊。故序不宜『致美』，而以《赵充国颂》等篇为正也。」

〔二〕　「致美」，表达赞美之意，如《京兆樊惠渠颂》序首述农田水利之重要，并谓京兆尹樊陵命伍琼开掘樊惠渠，使卤地化为良田，受到人民歌颂。王应麟《辞学指南》「颂」类：「《宋书》曰：鲍照为《河清颂》，其序甚工，颂诗有序，亦不可略也。」

〔三〕　「而简约乎篇」以上，纪评：「此后世通行之格。」

〔四〕　挚虞《文章流别论》云：「昔班固为《安丰戴侯颂》，史岑为《出师颂》、《和熹邓后颂》，与《鲁颂》体意相类，而文辞之异，古今之变也。扬雄《赵充国颂》，颂而似雅，傅毅《显宗颂》，文与《周颂》相似，而杂以风雅之意。若马融《广成》《上林》之属，纯为今赋之体，而谓之颂，失之远矣。」《札记》：「案仲治论颂，多为彦和所取，然于颂之源流变体，有所未尽。」《斟诠》：「唯其如此，故彦和于叙及其『杂以风雅』之语后，而有『不辨旨趣』之讥也。」又：「彦和此节论挚虞《文章流别论》之品藻，虽颇精核，但……以为其语过于空洞，并未说明颂与风雅之旨趣究竟有何不同，使读者难于了解其指归所在，故于『至云杂以风雅』句后，即紧接此断案曰：『而不辨旨趣。』则其所谓『不辨』云者，自指挚虞之评语但言其然而未申述其所以然而言。若作『变』，则系转为扬傅二家之颂有所辩护，无论于语气辞意，俱嫌脱节，故以改从唐写本为胜。」唐写本「变」作「辨」，按作「辨」字是。

〔五〕　《吕氏春秋别类》篇：「相剑者曰：『白所以为坚也，黄所以为牣也。黄白杂，则坚且牣，良剑也。』难者曰：『白所以为不牣也，黄所以为不坚也。黄白杂，则不坚且不牣也，又柔则锩，坚且折，剑折且锩，焉得为利剑！』」

《注订》：「牣则亏坚，坚则失牣，黄自黄，白自白，不可混杂。坚不可以为牣，牣不可以为坚也。犹赋即赋，颂即颂，颂之变近于赋者，则非赋非颂，体乱则名不正矣。名不正则失义为多，故彦和之述颂，盖欲正其名也矣。」

及魏晋杂颂〔一〕，鲜有出辙。陈思所缀，以《皇子》为标〔二〕；陆机积篇，惟《功臣》最显〔三〕；其褒贬杂居，固末代之讹体也。〔四〕

〔一〕　《校证》：「『杂』原作『辨』，据唐写本改。」范注：「

辨，唐写本作『杂』，是。」《斟诠》：「『杂颂』隐指下文『陈思所缀』，『陆机积篇』为说。」

〔二〕　《玉海》卷六十引作「以《皇太子》为标」，下注云：「《

皇子生颂》见《初学记》，《皇太子颂》见《类聚》。」

《札记》：「文见《全三国文》卷十七。」范注引陈思王《皇太子生颂》，谓见《艺文类聚》四十五。按「缀」谓缀文，连缀辞句以成文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