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义证

『裕』之形误。《说文》：『

裕，衣物饶也。』《广雅释诂三》：『裕，宽也。』是裕有饶、宽二谊，上云四字密而不促，此云六字裕而非缓，斯其旨矣。」

《四六丛话凡例》云：「四六之名，何自昉乎？古人有韵谓之文，无韵谓之笔。梁时沈诗任笔，刘氏三笔六诗是也。骈俪肇自魏晋，厥后有齐梁体，宫体，徐庾体，工绮递增，犹未以四六名也。唐重《文选》学，宋目为词学，而章奏之学，则令狐楚以授义山，别为专门。今考《樊南甲乙》始以四六名集，而柳州《乞巧文》云：『骈四俪六，锦心绣口』，又在其前。《辞学指南》云：制用四六，以便宣读，大约始于制诰，沿及表启也。」

〔四〕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四六》：「骈俪之文，宋人或谓之四六。谢伋《四六谈麈》、王铚《四六话》是也。考《文心雕龙章句》篇有云：『笔句无常，而字有常数；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缓；或变之以三五，盖应机之权节也。』则梁时文笔，已多用四字六字矣。」

《斟诠》：「权节，谓权宜节适。《国语齐语》：『

察其四时，权节其用。』《管子小匡》：『权节具备，其械器用。』杨注：『权，计轻重所宜也；节，为之节适也。』」

黄春贵：「夫造句用字，或长或短，未有定数，取其适于声气而已。就大体而言，则四字六字最为适中。变以三五，乃因时际会，而有权宜节适耳。」「权节」，变通的法度。

《文镜秘府论定位》篇：「篇既联位而合，位亦累句而成。然句无定方，或长或短，长有逾于十，如陆机《文赋》云：『

沈辞怫悦，若游鱼衔钩而出重渊之深；浮藻联翩，犹翔鸟缨缴而坠层云之峻。』（下句皆十一字也。）短有极于二，如王褒《圣主得贤臣颂》云：『翼乎，若鸿毛之顺风；沛乎，若巨鳞之纵壑。』（上句皆两字也。）在于其内，固无待称矣（谓十字已下，三字已上，文之常体，故不待称也）；然句既有异，声亦互舛，句长声弥缓，句短声弥促，施于文笔，须参用焉（杂文笔等皆句字或长或短，须参用也。其若诗、赞、颂、铭，句字有限者，非也）。就而品之，七言已去，伤于大缓，三言已还，失于至促；惟可以间其文势，时时有之。至于四言，最为平正，词章之内，在用宜多，凡所结言，必据之为述。至若随之于文，合带而以相参，则五言、六言，又其次也。至如欲其安稳，须凭讽读，事归临断，难用辞穷（言欲安施字句，须读而验之，在临时断定，不可预言者也）。然大略而论，忌在于频繁，务遵于变化（若置四言、五言、六言等体，不得频繁，须变而参用也）。假令一对之语，四句而成（笔皆四句合成一对），使用四言，以居其半，其余二句，杂用五言、六言等（谓一对语内，二句用四言，余二句或用五言、六言、七言是也），或经一对、两对已后，乃须全用四言（若一对四句，并全用四言也），既用四言，又更施其杂体（还谓上下对内，四言与五言等参用也），循环反复，务归通利。然『之』、『于』、『而』、『以』，间句常频，对有之，读则非便，能相回避，则文势调矣（谓「而」、「以」、「之」、「于」等间成句者，不可频，对体同）。其七言、三言等，须看体之将变，势之相宜，随而安之，令其抑扬得所。然施诸文体，互有不同：文之大者，得容于句长（

若碑、志、论、檄、赋、诔等，文体大者，得容六言已上者多），文之小者，宁取于句促（若表、启等，文体法小，宁使四言已上者多也）。何则？附体立辞，势宜然也。细而推之，开发端绪，写送文势，则六言、七言之功也；泛叙事由，平调声律，四言、五言之能也；体物写状，抑扬情理，三言之要也。虽文或变通，不可专据（谓有任人意改变，不必尽依此等状），叙其大抵，实在于兹。其八言九言二言等，时有所值，可得施之，其在用至少，不复委载也。」

黄春贵：「遍照金刚论句中字数，据自彦和，惟分析更臻细致耳。」

《札记》：「七论句中字数。此篇言句中字数，兼文笔二者言之。无韵之文，句中字数，盖无一定，彦和言『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案「格」为「裕」之误）而非缓，或变之以三五，盖应机之权节也』。此谓无韵之文，以四字六字为适中（密而不促，裕而非缓，即谓得缓急之中，变以三五，但为权节，则四字六字为合中明矣……）。盖犹拘于当时文体，其实句中字数，长短无恒，特古人文章即是言语，若遇句中字多，无害中加稽止，观前所引《诗大雅》、《左传》文而可明也。至后世之文，则造句不宜过长，……自四六体成，反之者变为古文，有意参差其句法，于是句度之长，有古所未有者，此又不足以讥四六也。……夫文之句读，随乎语言，或长或短，取其适于声气，拘执四六者固非，有意为长句者亦未足范也。」

王易《修辞学》本论第一章第九节《口调》：「如但照章句法，由修饰方面观之，必有不满，即所谓口调不顺是也。欲救斯弊，或变更意义上之句读，或在同一句读内增加语音之数，是即句读法也。如六朝通行四六文，即句读法之一种。故《文心雕龙》云：『

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裕）而非缓』，即所以说明修辞法应用音调之原理也。

「句读法乃应用形式美之两面，即适应于统一及变化，均整之音数，或使其长短参差。《文心雕龙》又云：『或变之以三五，盖应机之权节也。』」

朱星：「以四字六字为正，三字五字为变，实是指当时流行的骈体文，正是四字六字为主，以三字句五字句的散联作穿插。四字六字都是成双字的句，适合对偶。三言五言是不成双字的句。……骈文取其双，诗歌取其单。五言七言后起而转盛，原因是五七言乃从四六言发展而来，具有双单兼有之妙。」

至于《诗颂》大体，以四言为正〔一〕，唯「祈父」「肇禋」，以二言为句〔二〕。寻二言肇于黄世，《竹弹》之谣是也〔三〕；三言兴于虞时，《元首》之诗是也〔四〕；四言广于夏年，《洛汭之歌》是也〔五〕；五言见于周代，《行露》之章是也〔六〕。六言七言，杂出《诗》《骚》〔七〕，两体之篇〔八〕，成于西汉〔九〕。情数运周，随时代用矣〔一○〕。

〔一〕　《明诗》篇：「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

《文章流别论》：「夫诗虽以情志为本，而以成声为节；然则雅音之韵，四言为正，其余虽备曲折之体，而非音之正也。」

《札记》：「此彦和说所本。《诗》疏则云：句者联字以为言，则一字不制也，以诗者申志，一字则言蹇而不会，故诗之成句，少不减二，即「祈父」、「肇禋」之类。三字者，『绥万邦』、『屡丰年』之类。四字者，『关关雎鸠』之类。五字者，『谁谓雀无角』之类。六字者，『昔者先王受命』、『有如召公之臣』之类。七字者，『如彼筑室于道谋』之类。八字者，『十月蟋蟀入我床下』之类。其外更不见九字十字者。据冲远之言，则诗无九字，盖自《楚辞》有之。汉人赋句有十余字者，以不歌而诵，故无嫌也。」

〔二〕　梅注：「《小雅》云：『祈父，予王之爪牙。』《周颂》云：『肇禋，迄用有成，维周之祯。』」按《祈父》毛传：「祈父，司马也，职掌封圻之兵甲。」《周颂维清》郑笺：「文王受命始祭天。」《祈父》凡三章，每章第一句，皆「祈父」二字为句。「禋音因。肇，始；禋，祀；迄，至也。此亦祭文王之诗。」

〔三〕　《通变》篇：「黄歌『断竹』，质之至也。」

《困学纪闻》卷五《乐》：「《文心雕龙》云：『二言肇于黄世，《竹弹》之谣是也。』原注：『《竹弹歌》，见《吴越春秋（句践阴谋外传）》。』」

〔四〕　梅注：「《虞书》：帝庸作歌曰：『敕天之命，惟时惟几。』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扬言曰：『念哉，率作兴事，慎乃宪，钦哉。』……乃赓载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黄注：「按『哉』为语助，以喜、起、熙，明、良、康为韵，是三言也。」按此见《尚书益稷》篇。《原道》篇：「

元首载歌。」

〔五〕　梅注：「《洛汭之歌》，注见《明诗》篇。」黄注：「《洛汭》，《五子之歌》也。」《明诗》篇：「太康败德，五子咸怨。」范注「《史记夏本纪》：『帝启崩，子帝太康立。帝太康失国，昆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六〕　梅注：「《行露》之章，注见《明诗》篇。」《明诗》篇：「按《召南行露》，始肇半章。」范注：「《诗召南行露》篇（「虽速我狱」，「虽速我讼」四句皆四言，故曰半章）：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虽速我狱，室家不足。谁谓鼠无牙，何以穿我墉？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讼？虽速我讼，亦不女从。」

《文镜秘府论论文意》：「或曰：夫诗有三四五六七言之别，今可略而叙之。三言始于《虞典》元首之歌，四言本出《南风》，流于夏世，传至韦孟，其文始具。六言散在《骚》《雅》。七言萌于汉。五言之作，《召南行露》已有滥觞，汉武帝时，屡见全什，非本李少卿也（已上略同古人）。」按此系用皎然《诗议》之论。

〔七〕　《文章流别论》：「古之诗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古诗率以四言为体，而时有一句二句杂在四言之间，后世演之，遂以成篇。古诗之三言者，『振振鹭，鹭于飞』之属是也。汉《郊庙歌》多用之。五言者，『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之属是也，于俳谐倡乐多用之。六言者，『我姑酌彼金罍』之属是也，乐府亦用之。七言者，『交交黄鸟止于桑』之属是也，于俳谐倡乐多用之。古诗之九言者，『泂酌彼行潦挹彼注兹』之属是也，不入歌谣之章，故世希为之。」范注：「此文本于挚虞《流别论》，彼论有九言，而彦和不说者，颜延年《庭诰》所谓诗体本无九言者，将由声度阐缓，不协金石之故也（颜说引见《关雎》正义）。」

范注：「盖六言七言杂出《诗》《骚》，未有全篇用之者。赵翼《陔余丛考》二十三曰：『任昉云「六言始于谷永」（见《

文章缘起》），然刘勰云：「六言七言，杂出《诗》《骚》。」今按《毛诗》「谓尔迁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等句，已开其端，则不始于谷永矣。或谷永本此体创为全篇，遂自成一家。然永六言诗今不传。《后汉书孔融传》：「融所著诗、颂、碑文、六言、策文、表，檄。」其曰六言者，盖即六言诗也，今亦不传（《古文苑》载融六言诗，伪作不可信）。古六言诗间有可见者：《文选》注引董仲舒《琴歌》二句；边孝先《解嘲》「寐与周公通梦，静与孔子同意」；《三国志》注曹丕《答群臣劝进书》自述所作诗曰：「丧乱悠悠过纪，白骨纵横万里，哀哀下民靡恃，吾将佐时整理，复子明辟致仕。」据此，是六言诗成于汉代也。』（曹丕虽为魏主，亦得属之于汉。）

「至七言诗则吴检斋先生《斋笔记》曰：『《后汉书》东平王苍、杜笃、崔琦、崔瑗、崔寔等传，并云着七言若干篇，《

班固传》则有六言若干篇。由是推之，知汉人称诗，皆以四言为限，其六言七言八言者，或本为琴歌，或质称六言七言八言，皆不与之诗名也。汉人七言之词，今世已不数见，唯《文选》李注所自变量事而已。《西京赋》注引刘向七言曰「博学多识与凡殊」，王仲宣《赠士孙文始诗》注引刘歆《七略》（是刘向七言之讹）曰「宴处从容观《诗》《书》」嵇叔夜《赠秀才入军诗》注引刘向七言曰「山鸟群鸣动我怀」，张景阳《杂诗》注引刘向七言曰「朅来归耕永自疏」。案李引七言四句，其三句以「殊」、「书」、「疏」为韵，明其同出一篇。』《吴越春秋》所载《穷劫》等曲，通首皆七言，此书出赵长君手，后汉人也。又史游《急就章》以七言成句，盖今时里闾歌诀之类，亦可以证汉世民间七言之行用，彦和所指成于两汉者，其即六言七言二体乎！」《明诗》篇：「至于三六杂言，则出自篇什。」

《陔余丛考》卷二十三《七言》：「《金玉诗话》谓七言起于《柏梁》。然刘勰谓出自《诗》《骚》。孔颖达举『如彼筑室于道谋』（见《小雅小旻》）为七言之始。……顾宁人谓『《楚辞招魂》、《大招》，去其「些」、「只」，即是七言。』（见《日知录》卷二十一）……至《柏梁》则通体皆七言，故后世以为七言始耳。」

郭注：「《离骚》中各句去『兮』字，多六言。七言如『纷吾既有此内美』，『恐年岁之不吾与』，皆是。」牟注：「《诗经》，如《豳风七月》中的『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等为六字句；『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等为七字句。」

〔八〕　《校证》：「『两』原作『而』，谢、梅俱云：『疑有脱字。』梅六次本改『而』为『两』，王惟俭本、冯本『而』下空一格。今从梅六次本。范谓：『「而体之篇」疑当作「二体之篇」。「二体」指上六言、七言。』其言与梅氏暗合。任昉称『六言始于谷永』，而《文选》注数引刘向七言，则梅范所定为可从矣。今据改。」训故本作「而体之□篇」。沈岩录何焯朱笔校语云：「冯校『两』作『而』，『而』下阙一字。」又有墨笔校语云：「而全体之篇成于两汉。」

《校释》：「梅子庾曰：『而下疑有脱字。』按当是『

杂』字，杂体者，一篇之中，言之长短不一。汉魏乐府多有之。」

《考异》：「篇中述二言曰肇，三言曰兴，四言曰广，五言曰见，六言七言曰杂出《诗》《骚》，至而□体之篇曰成。成，总也，全也，至两汉而诸体备，故曰成也。然脱字应作『五』，不应为『二』，不然应为『诸』或『众』字，于义可通。则梅本范注皆不可从，王校从梅范据改亦误。」

〔九〕　《校证》：「『西』原作『两』，今从梅六次本、徐校本改。」范校：「『两』，铃木云：梅本作『西』。」

周注：「两体之篇：六言诗，如汉武帝《西极天马歌》：『天马徕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障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七言诗，如淮南王刘安《八公操》：『煌煌上天照下土兮，知我好道公来下兮，公将与予生毛羽兮，超腾青云蹈梁甫兮。……』」

〔一○〕《后汉书班超传》上疏：「臣前与官属三十六人奉使绝域，……于今五载，胡夷情数，臣颇识之。」「情数」即情况。又一解：《斟诠》：「数，理也。《老子》：『多言数穷。』」

牟注：「运周，运转不停，和《通变》篇中『文律运周』的『运周』二字意同。」

张严《论诠》：「情数，实涵时文之变，句度之变，句中字数，及诗之句数（行数）等意义。彦和言『情数运周，随时代用』，此知诗无新旧，而体有古今也。盖诗之为体，是语言之精炼，假手文字以具现，故有韵者为诗，无韵者亦得称诗。其准的在乎意境，所谓别才、别趣是也。」

黄春贵：「刘彦和所谓『情数运周，随时代用』，繁简各随其理之自然，未可一概而论。……魏冰叔《日录杂说》曰：『上古纯庞之气，因时递开，其自简而之繁，质而之文，正而之变者，至两汉而极。』此言为文繁简，随时代趋势而然。其谓至两汉而极，实则自两汉以后，亦是如此。刘师培《论文杂记》曰：『西汉之书，言辞简直，故句法贵短，以二字成一语，而形容事物，不爽锱铢。东汉之文，句法较长，由简趋繁，昭然不爽。』」

以上为第三段，论句的字数。

若乃改韵从调〔一〕，所以节文辞气〔二〕。贾谊、枚乘，两韵辄易；刘歆、桓谭，百句不迁〔三〕：亦各有其志也〔四〕。昔魏武论赋〔五〕，嫌于积韵，而善于贸代〔六〕。陆云亦称「四言转句，以四句为佳」〔七〕。观彼制韵，志同枚、贾，然两韵辄易，则声韵微躁〔八〕；百句不迁，则唇吻告劳〔九〕；妙才激扬〔一○〕，虽触思利贞〔一一〕，曷若折之中和，庶保无咎〔一二〕。

〔一〕　《校证》：「何允中本、日本活字本『若』作『而』。」

范校：「铃木云：案『从』疑作『徙』。」《校注》：「按铃木说是。《文选》嵇康《琴赋》『改韵易调』，《晋书文苑袁宏传》『移韵徙事』，可资旁证。」《考异》：「按下文『两韵辄易』，则铃木疑作『徙』可从。」

〔二〕　《乐府》篇：「声来被辞，辞繁难节。」

《斟诠》：「节，谓节度，节制，有调节之意。《礼记曲礼》：『不踰节。』疏：『不踰越节度。』《礼记仲尼燕居》：『乐也者，节也。』疏：『节，制也。言乐者使万物得其节制也。』《论语泰伯》篇：『出辞气，斯远鄙倍矣。』朱注：『辞，言语。气，声气也。』」

《校释》：「舍人论文家用韵，主魏武『资代』之说，而参以『折中』之论，可谓圆到无余蕴矣。惟节文辞气之义，则尚蕴而未发，盖此事自有天机人力之分；任天机者，灵变无常，而其失也杂；用人力者，整饬有法，而其失也滞，惟极人力之工而仍不伤其天机，运天机之巧，而能辅之以人力，庶几近美。推原其本，要不离乎情思，而修辞之功次之。情思流行，辞气称之者，天机利也；辞气焕发，而修辞从之者，人力臻也。参以前篇所论，斯理自明。」

朱星《文心雕龙声律篇诠解》：「刘勰以为改韵从调，今说换韵转韵，包括同平仄声的韵部和变平仄声的韵部二法，作用是可以节文辞气，免于单调。」

《注订》：「『辞』字或系衍文，不然或是『调』字之误。」

〔三〕　《札记》：「观贾生《吊屈原》及《鵩赋》，诚哉两韵辄易，《惜誓》（《惜誓》伪托贾谊，不可信）及枚乘《七发》乃不尽然。彦和又谓刘歆桓谭百韵不迁，子骏赋完篇存者惟《遂初赋》，固亦四句一转也。」

〔四〕　《随园诗话》卷六：「顾宁人言：『《三百篇》无不转韵者，唐诗亦然。惟韩昌黎七古，始一韵到底。』（按见《日知录》卷二十一）余按《文心雕龙》云：『贾谊枚乘，两韵辄易；刘歆桓谭，百韵不迁，亦各从其志也。』则不转韵诗，汉魏已然矣。」

〔五〕　《校证》：「冯、何并云：赋，《玉海》二○四作『诗』。」《校注》：「按魏武论赋语不可考；何焯疑为魏文，亦未言所出。」

〔六〕　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第七十四：「又按顾氏《音学五书》言『文人言韵，莫先于陆机《文赋》』。余谓《文心雕龙》：『昔魏武论赋，嫌于积韵，而善于资代。』《晋书律历志》：『魏武时，河南杜夔精识音韵，为雅乐郎中令。』二书虽一撰于梁，一撰于唐，要及魏武杜夔之事，俱有韵字。知此学之兴，盖于汉建安中。不待张华论韵，何况士衡？故止可曰古无韵字，不得如顾氏云起晋宋以下也。」（卷五下）「积韵」，重复同韵。

《校证》：「『贸』原作『资』，冯校云：『《玉海》作贸。』何、吴校亦作『贸』，今据改正。《神思》篇有『迁贸』语。」

《校注》：「按《金石例》九、《文断》引亦作『诗』、『贸』，当据改。」

《斟诠》：「贸者，变易也。梁昭明太子《答晋王书》：『炎凉始贸，触兴自高。』」

〔七〕　《札记》：「八、论句末用韵。彦和引魏武之言，今无所见。士龙说见《与兄平原书》。书云：『四言转句，以四句为佳。』彦和谓其志同枚、贾。其云『折之中和，庶保无咎』者，盖以四句一转则太骤，百句不迁则太繁，因宜适变，随时迁移，使口吻调利，声调均停，斯则至精之论也。若夫声有宫商，句中虽不尽调，至于转韵，宜令平仄相间，则声音参错，易于入耳。魏武『嫌于积韵，善于资代』，所谓善于资代，即工于换韵耳。」

陆云《与兄平原书》：「文中有『于是』、『尔乃』，于转句诚佳，然得不用之益快，有故不如无。又于文句中自可不用之，便少亦常。云四言转句，以四句为佳。……《喜霁》『俯顺习坎，仰炽重离』，此下重得如此语为佳，思不得其韵，愿兄为益之。」范注：「详士龙此文，所论者乃赋也。《玉海》《词学指南》引魏武论赋作『论诗』，诗赋亦得通称。『资代』作『贸代』，是。『贸』，迁也。《南齐书乐志》永明二年尚书殿中曹奏定朝乐歌诗云：『寻汉世歌篇，多少无定，皆称事立文，并多八句，然后转韵。时有两三韵而转，其例甚寡。张华、夏侯湛亦同前式，傅玄改韵颇数，更伤简节之美。近世王韶之、颜延之并四韵乃转，得赊促之中。颜延之、谢庄作三庙歌，皆各三章，章八句，此于序述功业详略为宜，今宜从之。』观此文知彦和所谓折之中和者，是四韵乃转也。」《注订》：「

『资代』从《玉海》作『贸代』亦通，资用贸迁也。」《考异》：「

资，取也，亦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