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通论

不书夫人吴，此其增损改易之验，见于经典者也，华督得罪于宋殇公，名在诸侯之策，晋董狐书曰，赵盾弑其君，齐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鲁春秋记晋丧曰，弑其君之子奚齐及其君卓，孔子于春秋皆无异辞，此循旧而不改之验也，太子独记子同生，而不及子赤子野襄公，则知此为春秋特笔，以起不能防闲，文姜之失，妾母独录惠公仲子僖公成风，而略于敬嬴定姒齐归，则知此亦春秋特笔，以著公妾立庙，称夫人之始，有年大有年，惟见桓三年及宣十六年，盖承屡之后，书以示宰，王臣书氏，惟见隐三年及昭二十三年二十六年，盖兆世卿之乱王室，书以示讥，则其他之删削者夥矣，外大夫奔书字，惟见文十四年宋子哀，盖褒其不失职，外大夫见杀书字，惟见桓二年孔父，盖美其死节，公子季友公弟叔称字，季子高子称子，所以嘉其贤，齐豹曰盗，三叛人名，所以斥其恶，公薨以不地见弑，夫人以尸归见杀，师以战见败，公夫人奔曰孙，内杀大夫曰刺，天王不言出，凡伯不言执，与王人盟不言公，皆春秋特笔也，是知圣人修改之迹，不可胜数，善善恶恶，义逾哀钺，然后是非由此明，功罪由此定，劝惩由此生，治乱由此正，故曰，春秋天子之事，苟徒因仍旧史，不立褒贬，则诸侯之策，当时未始亡也，孔子何为作春秋，且使春秋直写鲁史之文，则孟子何以谓之作，则知我罪我安所徵，乱臣贼子安所惧，锡瑞案陈氏引春秋书法，兼采三传，求其增损改易之迹，可谓深切著明，即此足见左氏家经承旧史史承赴告，其说近是而实不是，孔子作春秋非可凭空结撰，其承旧史是应有之事，鲁史亦非能凭臆捏造，其承赴告亦是应有之事，左氏家说本非全然无理，特后人视之过泥，持之太坚，谓春秋止是钞录旧文，尚不如汉书之本史记，后汉书之袭三国志，新五代史唐书之因旧五代史唐书，犹有增损改易之功，则春秋一书，于鲁史为重台，于左传为疣赘，宋人废之，诚不过矣，而春秋经岂若是乎。

论宋五子说春秋有特见与孟子公羊合足正杜预后以后之陋见谬解

宋五子于春秋无专书，而说春秋皆有特见，周子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为后世王者而修也，乱臣贼子诛死者于前，所以惧生者于后，邵子曰，春秋者孔子之刑书也，功过不相掩，圣人先褒其功而贬其罪，故罪人有功，亦必录之，程子曰，夫子作春秋，为百王不易之大法，斯道也，惟颜子尝闻之矣，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此其准的也，后世以史视春秋，谓褒善贬恶而已，至于经世之大法，则不知也，春秋大义，炳如日星，乃易见也，惟共微辞隐义，时措咸宜者，为难知也，或抑或纵，或予或夺，或进或退，或微或显，而得乎义理之安，文质之中，宽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权衡，揆道之模范也，张子曰，春秋之书，在古无有，乃仲尼所自制，惟孟子为能知之，朱子曰，孔子作春秋，当时亦须与门人讲说，所以公左氏，得一个源流，只是渐渐讹舛，当初若是全无传授，如何凿空撰得，又曰，三家皆非视见孔子，左氏不必解是邱明，又曰，杜预每到不通处，不云传误云经误可怪，是何识见，锡瑞案春秋始误于杜预，而极谬于刘知几，当以宋五子之说正之，其说与孟子公羊之旨合，周子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非即素王改制之旨乎，曰，孔子为后世王者而修，非即为汉定道之旨乎，邵子曰，春秋者孔子之刑书，非即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之旨乎，曰功过不相掩，非即善善从长之旨乎，程子曰，作春秋为百王不易之大法，非即作春秋垂空言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之旨乎，引行夏之时四语为证，非即损益四代，变周之文，从殷之质之旨乎，张子曰，春秋之书，在古无有，岂得如杜预云周公已有春秋凡例乎，曰，乃仲尼所自作，岂得如杜预云孔子多钞鲁史旧文乎，朱子曰，孔子作春秋，与门人讲说，即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旨之意，而史记以鲁君子左邱明，列七十子口受传旨之外，则邱明不得口受，不当如刘歆轻口说而重传记矣，曰，三家皆非亲见孔子，公皆子夏弟子，未必亲见孔子，而作传之邱明，与论语之邱明，是一是二，古无明文，不必如刘歆云邱明亲见圣人，荀崧云邱明造膝亲受矣，程子云，后世以史视春秋，谓褒善贬恶而已，至于经世之大法，则不知也，尤道尽杜预以后诸儒之陋见谬解，春秋经世，庄子尝言之矣，其义在孟子云，天子之事，公羊云，素王改制，其大者在三科九旨，杜预以后，不明此义，其高者以为惩恶劝善，仅同良史直书，其下者以为录旧增新，不过钞胥校对，其失由于专据左氏，不治公，于孔子所以为后王立法，以驯致太平者，全未梦见，孟子所称为天下一治，功可继群圣者，亦不致思，宋五子非春秋专门，未心深求公二传，乃独能知微言大义，不惑于杜预诸人浅陋之见，由其学识超卓，亦由此心此理之同，与古人不谋而合也，程子曰，大义炳如日星，朱子已引成宋乱宋灾故之类以证之，至于微辞奥义，时措咸宜，程朱以为难知者，学者能研求公二传，当知之矣。

论断烂朝报之说不必专罪王安石朱子疑胡传燕疑公故于春秋不能自信于心

因学纪闻引王介甫答韩求仁问春秋曰，此经比他经尤难，盖三传不足信也，尹和靖云，介甫不解春秋，以其难之也，废春秋非其意，又林希逸曰，尹和靖言介甫未尝废春秋，废春秋以为断烂朝报，皆后来无忌惮者，介甫之言也，锡瑞案此诸说可为安石平反，然春秋之义，具在三传，安石过为高论，以三传不足信，则春秋不废而废矣，以春秋经为难知，何不深求三传，至于断烂朝报，则非特宋人有是言，自左氏孤行，杜预谬解，人之视春秋者，莫不如是，专信左氏家经承旧史之说，一年之中，寥寥数事，信手抄录，并无义例，则是朝报而已，不信公家一字褒贬之义，日月名氏爵号有不具者，皆为阙文，万六千余字，而阙文百数十条，则是朝服之断烂者而已，如杜预孔颖达之说春秋，实是断烂朝报，并不为诬，若不谓然，则当罪杜孔，不当罪宋人矣，困学纪闻又引朱文公亦曰，春秋义例，时亦窥其一二大者，而终不能自信于心，故未尝敢措一辞，王应麟引王介甫尹和靖二条，继引朱文公说，盖谓朱子亦以春秋为难知，与王介甫意同，案朱子所谓春秋义例，窥其一二大者，如成宋乱宋灾故，既引以证程子所云大义，又云知如书会盟侵伐，不过见诸侯擅兴自肆耳，书郊，不过见鲁僭礼耳，至于三卜四卜牛伤牛死，是失礼之中又失礼也，如不郊犹三望，是不必望而犹望也，如书仲遂卒犹绎，是不必绎而犹绎也，如此等义，自分明，此朱子所云窥其一二者，朱子学最笃实，故于春秋之义，但言其分明可据者，若其义稍隐，或不见经而但见传，则皆不敢信据，当时盛行胡传，朱子语录曰，胡文定春秋非不好，不合，这件事圣人意是如何下字，那件事，圣人意又如何下字，要知圣人只是直笔，据见在而书，岂有许多忉怛，案胡传议论苛碎，多出公之外朱子惩胡传之苛碎，遂并不信公一字褒贬之义，以为必于一字一辞之间，求褒贬所在，窃恐不然，圣人只是直笔据见在而书，则仍惑于杜预孔颖达，而与孟子程子之说不合矣，朱子谓春秋自难理会，足见朱子矜慎，远胜强不知为知者，但亦有矜慎太过处，胡传不可尽信，而公近古则可信，能深考公羊之微言大义，参以梁之例，又参以左氏所载事实，亦不以得十之七八，朱子谓须是己之心，果与圣人之心，神交心契，始可断他所书之旨，则圣人往矣，安得复有圣人，以朱子之贤，犹不敢自信，安得复有自信，与圣人神交心契者，春秋一经，将沈霾终古矣，公羊疏引闵因叙云，昔孔子制春秋之义，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庄七年传云，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修之曰，星如雨，朱子病二书之不传，不得深探圣人笔削之意，夫二书不得见，学者无如何也，三传犹幸存，学者所当信也，亦何必矜慎太过，而不措一辞乎。

论据朱子之说足证春秋是经非史学春秋者当重义不重事

朱子曰，前辈做春秋义，言辞虽粗率，说得圣人大意出，如二程未出时，便有胡安定孙泰山石徂徕，他们说经，虽是甚有疏略处，观其推明治道，直是懔懔可畏，春秋本是严底文字，圣人此书之作，遏人欲于横流，遂以二百十二年行事，寓其褒贬，一字不敢胡乱下，又林问先生论春秋一经，本是正谊明道，权衡万世典刑之书，如朝聘会盟侵伐等事，皆是因人心之敬肆，为之详略，或书字，或书名，皆就其事而为之义理，最是斟酌，毫忽不差，后之学春秋，多是较量齐鲁短长，自此以后，如宋襄晋悼等事，皆是论霸事业，不知当时为王道作耶，为霸者作耶，若是为霸者作，则此书岂足为义理之书，曰，大率本为王道正其纪纲，看以前春秋文字虽粗，尚知有圣人明道正谊道理，尚可看，近来止说得伯业权谲底意思，更开眼不得，此义不可不知，锡瑞案，据朱子之说，可知学者当以春秋为经，不当以春秋为史，当重春秋之义，不当重春秋之事，谓以二百四十二年行事，寓其褒贬，即借事明义也，谓一字不敢胡乱下，即一字褒贬也，谓书字书名，皆就其事而为之义理，亦即一字褒贬之旨，正谊明道，权衡万世，惟在春秋一经，若置经而求传，舍义而论事，则不过较量齐鲁之短长，宋襄晋悼之霸事而已，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是春秋所以承王者之迹，故孟子断之曰，天子之事，若夫鲁之旧史，止有其事，则齐桓晋文，而无其义，故孔子裁之以义曰，共义则丘窃取之矣，春秋是经不是史，重义不重事，妈孔子孟子之言，足以证之，左氏叙事详而释义略，仍如鲁史其事共文之旧，非但侈陈桓文，春秋虽褒桓文，实与而文不与，孟子深于春秋，谓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盖裁之以义，不当侈陈其事，并晋悼之霸，亦侈陈之，何劭公不许晋悼之霸，郑君以为乡曲之学，深可忿疾，不知桓文之事，犹无足道，何论晋悼，以郑君之学而所见如此，何怪后之学者遗经存传，谈其事迹，用啖助语，或且乐道阴谋诡计，如魏禧作左传经世，又纂左氏兵谋兵法，以张其，与春秋无义战之旨，全然相反，正朱子所谓止说得伯业权谲，更开眼不得者，试思春秋为王道作，岂专论伯事者哉，朱子云，以前文字虽粗，即指胡安定孙泰山诸人，胡书不传，孙氏尊王发微论虽近苛，尚能比附春秋之义，以共重义不重要，是经不是史，故文字虽粗，而与圣人之旨犹近也，后来止说伯业权谲，虽由其人识见卑陋，亦由专主左氏，不知有春秋经，而其流弊遂至于此，以其重事不重义，是史不是经，故议论猥多，而与圣人之旨愈远也，学春秋者，观朱子之论，可以审所去取矣。

论杜预专主左氏似乎春秋全无关系无用处不如啖赵陆胡说春秋尚有见解

凡书必有关系，有用处，然后人人尊信诵经，若无关系，无用处，虽间存于一二好古之士，而尊信诵习者鲜矣，汉人之尊春秋，在易诗书之上，一则以为诸经，止是孔子赞修，不如春秋为孔子手作，二则孔子赞修诸经之旨，未甚著明，不如孔子所作之春秋，微言大义，显然可见，三则诸经虽为后世立法，亦不如春秋素王改制之显，故为汉定道，多专属之春秋，且多引春秋以决时事，是汉人以春秋为有关系，有用处，人人尊信诵习，由专主公羊之故也，及左氏传出而一变，左氏自成一家之书，亦未尝与公羊抵牾，而偏护古文者，务张大其说，以异今文，自刘歆韩歆欲以左氏立学，为今文博士所排，仇隙愈深，反对愈甚，贾逵已将臆造之说，为左氏之说，以斥公羊，而解左氏，犹采公，至杜预出，乃尽弃二传，专执韩宣周礼在鲁一语，以左氏传五十凡例，尽属周公，孔子止是钞录成文，并非褒贬笔削，又安得有微言大义，与立法改制之旨，故如杜预所说，春秋一经，全无关系，亦无用处，由于力反先儒之说，不信汉儒之论，不顾孟子之文，以致圣人所作之经，沈废搁弃，良可浩欢，啖助在唐时，已云习左氏者，皆遗经存传，谈其事迹，玩其文采，如览史籍，不复知有春秋微旨，盖左氏传本是史籍，并无春秋微旨在内，止有事实文采可玩，自汉以后，六朝及唐皆好尚文辞，不重经术，故左氏传专行于世，春秋经义，委之榛芜，啖赵陆始兼采三传，不专主左氏，推明孔子褒贬之例，不以凡例属周公，虽未能上窥微言，而视杜预孔颖达，以春秋为录成文而无关系者，所见固已卓矣，宋儒通学啖赵遗风，至程子出，乃于孔子作春秋为后王立法之意，有所窥见，其春秋传自序曰，夫子当周之末，以圣人不复作也，顺天应时之治不复有也，于是作春秋，为百王不易之大法，后王知春秋之义，则虽德非禹汤，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学不传，予悼夫圣人之后，论春秋者鲜知此义，惜其传作于晚年，略举大义，襄昭以后尤略书，止二卷，胡安国师程子，其作传大纲本孟子，而微旨多以程子之说为据，本晁陈二氏之说，其序曰，孟氏发明宗旨目为天子之事者，周道衰微，乾纲解纽，乱臣贼子接迹当世，人欲肆而天理灭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为己任而谁可，五典弗，己所当叙，五礼弗庸，己所当秩，五服弗章，已所当命，五刑弗用，己所当讨，故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言独能载其理，行事然后见其用，是故假鲁史以寓王法，拨乱世反之正，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锡瑞案胡氏以典庸礼命德讨罪，为天子之事，又云仲尼以为己任，足以发明春秋素王之义，空言独能载其理，行事然后见其用，尤足证明春秋借事明义之旨，假鲁史以寓王法，即王于鲁也，拨乱世反之正，亦公羊之文也，胡氏尊孟子，故能信公羊，惜其传不能笃守公羊，故虽窥见微言，未尽原本古义，间涉穿凿，不惬人心，而视前儒以春秋为空言而无用处者，其见为更卓矣，近汉学家不取通学，啖赵陆胡皆致不满，窃谓诸家虽非专门，然犹知春秋有关系，有用处故其所著之书，体例虽杂，犹于春秋有关系，有用处，若专主左氏者，专执杜孔之说，并不知春秋有关系，有用处，则其所Ａ１５之书，考证虽详，亦于春秋无关系，无用处也。

论春秋一字褒贬不得指为阙文

郑樵曰，诸儒之说春秋，有以一字为褒贬者，有以为有贬无褒者，有以为褒贬俱无者，谓春秋以一字为褒贬者，意在于推尊圣人，其说出于太史公，曰，夫子修春秋，游夏之徒，不能赞一辞，故学者因而得是说也，谓春秋有贬无褒者，意在于列国之君臣也，其说出于孟子，曰，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故学者因而得是说出，谓春秋无褒贬者，意在于矫汉儒，其说出于竹书纪年所书，案此即刘知几之说，前已辨之，载郑弃其师齐人歼于遂之类，皆孔子未修之前，故学者因而得是说也，虽其意各有所主，然亦不可以泥，泥一字褒贬之说，则是春秋二字，皆挟剑戟风霜，圣人之意，不如是之劳顿也，泥于有贬无褒之说，则是春秋乃司空城旦之书，圣人不如是之惨刻也，泥于无褒贬之说，则是春秋为琐语小说，圣人又未尝无故而作经也，顾栋高曰，郑氏之言极是，圣人之心，正大平易，何尝无褒贬，但不可于一字上求褒贬耳。案此正同朱子之说。孟子明言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如以为无褒贬，则是有文事而无义也，如此则但有鲁之春秋足矣，孔子更何用作春秋乎，近日有厌支离之说，而竟将春秋之褒贬抹去者，矫枉过正，亦非圣人之意，有以春秋为有笔无削者，是即无褒贬之说也，夫未修之春秋，即不可得见，而左氏之书具在，于襄公亲送葬楚子，昭公昏于吴，岂有不遣卿大夫往会吴楚葬之理，而终春秋吴楚之葬不书，此削之以示义也，襄公葬楚子不书，而于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见之，昭公昏于吴不书，而于哀十二年书孟子卒见之，此削之以示讳也，又如十二公之纳币逆夫人，鲁史皆书，而春秋于僖公襄公不书，此所谓合礼不书也，世子生皆书，而春秋止书子同生，此所谓常事不书也，此皆其显然可见者，如以为有笔无削，则春秋竟是一部钞胥，何足以为经世大典乎，锡瑞案以春秋为一字褒贬，公之古义也，以为有贬无褒，孙复之新说也，以为褒贬俱无，后世习左氏者之{卫足}言也，郑樵并三传皆不信，故于三说皆不取，其不取后二说是也，不取前一说非也，春秋一字之褒，一字之贬，两汉诸儒及晋范宁皆明言之，左氏孤行，学者不信公，于是春秋或日或不日，四时或具或不具，或州或国或氏或人或名或字或子之类，人皆不得其解，圣人岂故为是参差以贻后世疑惑乎，春秋文成数万，其旨数千，非字字有褒贬之义，安得有数千之旨，若如杜预孔颖达说，其不具者，概为阙文，则断烂朝报之讥，诚不免矣，顾氏于春秋用功深，大事表一书，实出宋章冲程公说之上，惟其春秋之学，专主左氏，惑于杜孔之说，故以郑氏为是，其春秋阙文表于一字褒贬之处，皆以为偶阙，且谓此皆公倡之，而后来诸儒，如孔氏颖达啖氏助赵氏匡陆氏淳孙氏复刘氏敞，亦既辨之矣，而复大炽于宋之中叶者，盖亦有故焉，自诸儒攻击三传，王介甫遂目春秋为断烂朝报，不立学官，文定反之，矫枉过正，遂举圣经之断阙不全者，皆以为精义所存，复理公之故说，而吕氏东莱叶氏少蕴张氏无德诸儒，俱从之，由是春秋稍明于唐以后者，复晦昧于宋之南渡，岂非势之相激使然哉，夫蔑弃圣人之经，与过崇圣人之经，其用心不同，而其未得乎圣人垂世立教之心，则一也，案顾氏之说非是，断烂朝报之说起而春秋废，正由说春秋者阙文太多之故，南宋诸儒力反其说，如胡文定者，其穿凿或出公之外，诚未免求之过深，然文定之深文不可信，而公之故说则可信，文定反断烂朝报之说，顾氏以为矫枉过正，顾氏反文定一字褒贬之说，以圣经为断阙不全，则仍是断烂朝报之说矣，独不为矫枉过正乎，春秋经惟夏五伯于阳，实是阙文，其余后世以为阙者，皆有说以处之，并非断阙不全，如文定之说，犹不失为过崇圣经，如顾氏之说，已不免于蔑弃圣经矣。黄泽曰，屈经申传者，杜预辈是也，屈传申经者，若胡文定诸公是也。

论经史分别甚明读经者不得以史法绳春秋修史者亦不当以春秋书法为史法

刘敞曰，传曰，公出复入，不书，讳之也，讳国恶，礼也，杜氏曰，掩恶扬善，义存君亲，皆当时臣子率意而隐，故无浅深之准，非也，传所云者，似言仲尼作春秋，改旧史，有所不书之意也，非当时史官以讳为礼也，何以知之邪，按御孙谓庄公曰，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此曹之言，以为御孙，误，以御孙之说论之，君之不法，无所不书也，既无所不书，则是讳国恶者，非史官之事，春秋之意也，为之臣子，率意为君父讳，非也，臣子意莫不欲尊其君，子之意莫不欲美其亲，如此，国史为无有实事，皆虚美也，谓之史可乎，故春秋一也，鲁人记之则为史，仲尼修之则为经，经出于史，而史非经也，史可以为经，而经非史也，譬如攻石取玉，玉之产于石必也，而石不可谓之玉，披沙取金，金之取于沙必也，而沙不可谓之金，鲁国之史，贤人之记，沙之与石也，春秋之法，仲尼之笔，金之与玉也，金石必待拣择追琢而后见，春秋亦待笔削改易而后成也，谓春秋之文，皆旧史所记，无用仲尼者，是谓金石不待拣择追琢而得，非春类矣，锡瑞案刘氏分别经史，义极精确，即以左氏传义，杜预经出旧史之非，尤足以关其口，春秋是为万世作经，为后人立法，圣人待笔，空前绝后，不可无一不能有二之书，前古未见，本张横渠说，则不得谓前有所承，后莫能继，则不得云后人可续，乃后之读经者，既不知圣人所作是经，而误以史法绳之，于是经义乱，如刘知几惑经申左之类。后之修史者，又不知非圣人不能作经，而误以史书拟之，于是史法亦乱，如沈既济之类，司马迁班固，世称良史，所著史记汉书，多得春秋之义，然其书不敢学一字褒贬，只是据事直书，扬雄准易作太玄，仿论语作法言，而不敢拟春秋，王通始拟春秋作元经，论者以为宋阮逸伪作，盖隋以前犹知古义，唐宋以下，议论始繁，唐沈既济书中宗曰，帝在房陵，孙甫范祖禹用其说，以春秋公在乾侯为比，程迥之曰，春秋书王在畿内，曰居于狄泉，出王畿，曰出居于郑，诸侯在境内，曰公居于郓，出境，曰公在乾侯，唐鉴用春秋书法，中宗则宜曰帝居房陵，不宜曰在，案程氏之是矣，而未尽也，敬王与王子朝，虽有东王西王之称，士伯问介众而辞王子朝，则当时皆推戴敬王，襄王之出居郑，诸侯推戴，更无异说，是春秋书天王据实直书也，昭公出奔在外，鲁国未别立君，平子每岁贾马，具从者之衣屦，而归之于乾侯，士鞅以为季孙事君如在国，齐晋诸国亦皆以君礼待之，景公曰，孰君而无称，是春秋书公，亦据实直书也，若唐中宗已废为庐陵王，武后自称则天皇帝，今书庐陵王曰帝，则唐有两帝矣，若夺则天之帝以与庐陵，则不据实直书，而变乱当时之事实，虽圣人有所不敢矣，乾侯晋地，故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