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

提要

《大学衍义补》一百六十卷，明邱濬撰。濬有《家礼仪节》，已著录。濬以宋真德秀《大学衍义》止於格致诚正修齐，而阙治国平天下之事。虽所著《读书乙记》，采录史事，称为是书之下编，然多录名臣事迹，无与政典，又草创未完。乃采经传子史，辑成是书，附以己见，分为十有二目，於孝宗初奏上之。有诏嘉奖，命录副本付书坊刊行。濬又自言：《衍义补》所载，皆可见之行事，请摘其要者下内阁议行。帝亦报可。至神宗复命梓行，亲为制序。盖皆甚重其书也。特濬闻见甚富，议论不能甚醇。故王鏊《震泽纪闻》称其学问该洽，尤熟於国家掌故，议论高奇，务於矫俗，能以辨博济其说。如讥范仲淹多事，秦桧有再造功，评骘皆乖正理。又力主举行海运，平时屡以为言，此书更力申其说。所列从前海运抵京之数，谓省内河挽运之资，即可抵洋面漂亡之粟，似乎言之成理。然一舟覆没，舟人不下百馀。粮可抵以转输之费，人命以何为抵乎？其后万恭著议，谓为有大害而无微利，至以好事斥之，非苛论也。又明之中叶，正阉竖恣肆之时，濬既欲陈诲纳忠，则此条尤属书中要旨，乃独无一语及宦寺。张志淳《南园漫录》诋其有所避而不书，殆亦深窥其隐。以视真氏原书，殊未免瑕瑜互见。然治平之道，其理虽具於修齐，其事则各有制置。此犹土可生禾，禾可生穀，谷可为米，米可为饭，本属相因。然土不耕则禾不长，禾不获则穀不登，穀不舂则米不成，米不炊则饭不熟，不能递溯其本，谓土可为饭也。真氏原本实属阙遗，濬博综旁搜，以补所未备，兼资体用，实足以羽翼而行。且濬学本淹通，又习知旧典，故所条列，元元本本，贯串古今，亦复具有根柢。其人虽不足重，其书要不为无用也。

御制序

朕惟帝王之学有体有用，自仲尼作《大学》一经，曾子分释其义以为十传，其纲明德、新民、止至善，其目格、致、诚、正、修、齐、治、平，阐、尧、舜、禹、汤、文、武之正传，立万世帝王天德王道之标准。宋儒真德秀因为《大学衍义》，掇取经传子史之言以实之，顾所衍者止于格致、诚正、修齐，而治平犹阙。逮我孝宗敬皇帝时，大学士丘浚乃继续引伸，广取未备，为《大学衍义补》。揭治国平天下新民之要，以收明德之功；采古今嘉言善行之遗，以发经传之指。而后体用具备，成真氏之完书，为孔曾之羽翼，有功于《大学》不浅。是以孝庙嘉其考据精详，论述该博，有补政治，特命刊而播之。朕践祚以来，稽古正学，经史诸书博涉殆遍，因念真氏《衍义》我圣祖大书于庑壁，累朝列圣置之经筵，肃宗听讲之余，赋《翊学》诗以纪之。朕爰命儒臣日以进讲，更数寒暑，至于终篇。然欲因体究用，而此书尤补《衍义》之阙，朕将绎绎玩味，见诸施行，上溯祖宗圣学之渊源，且欲俾天下家喻户晓，用臻治平，昭示朕明德、新民、图治之意。爰命重梓以广其传，而为之叙如此云。

万历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御制

自序

臣惟《大学》一书，儒者全体大用之学也。原于一人之心，该夫万事之理而关系乎亿兆人民之生，其本在乎身也，其则在乎家也，其功用极于天下之大也。圣人立之以为教，人君本之以为治，士子业之以为学而用以辅君，是盖六经之总要，万世之大典，二帝三王以来传心经世之遗法也。孔子承帝王之传以开百世儒教之宗，其所以立教垂世之道，为文二百有五言，凡夫上下古今百千万年所以为学为教为治之道皆不外乎是。曾子亲受其教，既总述其言，又分释其义，以为《大学》一篇。汉儒杂之《礼记》中，至宋，河南程颢兄弟始表章之，新安朱熹为之《章句》《或问》，建安真德秀又剟取经传子史之言以填实之，各因其言以推广其义，名曰《大学衍义》。献之时君以端出治之本，以立为治之则，将以垂之后世以为君天下者之律令格式也。然其所衍者止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盖即人君所切近者而言，欲其举此而措之于国天下耳。

臣窃以谓儒者之学有体有用，体虽本乎一理，用则散于万事，要必析之极其精而不乱，然后合之尽其大而无余。是以大学之教既举其纲领之大，复列其条目之详，而其条目之中又各有条理节目者焉。其序不可乱，其功不可阙，阙其一功则少其一事，欠其一节而不足以成其用之大，而体之为体亦有所不全矣。然用之所以为大者，非合众小，又岂能以成之哉？是知大也者小之积也，譬则网焉，网固不止乎一目，然一目或解则网有不张；譬则室焉，室固不止乎一榱，然一榱或亏则室有不具。此臣所以不揆愚陋，窃仿真氏所衍之义，而于齐家之下又补以“治国平天下之要”也。其为目凡十有二，曰正朝廷（其目六）、曰正百官（其目十有一）、曰固邦本（其目十有一）、曰制国用（其目十有一）、曰明礼乐（其目六）、曰秩祭祀（其目七）、曰崇教化（其目十有一）、曰备规制（其目十有六）、曰慎刑宪（其目十有四）、曰严武备（其目十有六）、曰驭夷狄（其目九）、曰成功化（其目一）。先其本而后末，繇乎内以及外，而终归于“圣神功化之极”，所以兼本末、合内外以成夫全体大用之极功也。真氏前书本之身家以达之天下，臣为此编则又将以致夫治平之效，以收夫格致、诚正、修齐之功，因其所余而推广之，补其略以成其全，故题其书曰《大学衍义补》云，非敢并驾先贤以犯不韪之罪也。

臣尝读真氏之序有曰“为人君者不可以不知《大学》，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大学》”，而继之以“为人君而不知《大学》，无以尽正君之法”，是盖就其本体而言尔，若即其功用而究竟之，君臣所当知者则固有在也。粤自古昔圣贤为学之道、帝王为治之序，皆必先知而后行，知之必明其义，行之必举其要，是以欲行其要者必先知其义，苟不知其义之所在，安能得其要而行之哉？故臣之此编始而学之则为格物致知之方，终而行之则为治国平天下之要。宫阙高深，不出殿廷而得以知夫邑里边鄙之情状；草泽幽遐，不履城而得以知夫朝廷官府之政务。非独举其要，资出治者以御世抚民之具；亦所以明其义，广正君者以辅世泽民之术。譬之医书，其前编则黄帝之《素问》、越人之《难经》，后编则张仲景《金匮》之论、孙思邈《千金》之方，一方可以疗一证，随其方以已其疾，惟所用之何如也。前书主于理而此则主乎事，真氏所述者虽皆前言往事，而实专主于启发当代之君，亦犹孔孟告鲁、卫、齐、梁之君而因以垂后世之训。臣之此编较之前书，文虽不类，意则贯通，第文兼雅俗，事杂儒吏，其意盖主于众人易晓而今日可行，所引之事类多重复，所修之辞不能雅驯，弗暇计也。

臣远方下士，叨官禁近。当先皇帝在御之日开经筵，即缀班行之末，亲睹儒臣以真氏之书进讲；陛下毓德青宫，又见宫臣之执经者日以是书进焉。臣于是时盖已有志于是，既而出教大学，暇日因采六经诸史百氏之阙也，缮写适完而陛下嗣登大宝，盖若有待言者。臣学不足以适用、文不足以达意，偶因所见而妄有所陈，区区一得之愚固无足取，而惓惓一念之忠傥为圣明所不弃焉，未必无少补于初政之万一。臣浚谨序

进《大学衍义补》表

国子监掌监事礼部右侍郎臣丘浚，诚惶诚惧，稽首顿首，上言：

伏以持世立教在六经而撮其要于《大学》，明德新民有八目而收其功于治平，举德义而措之于事为，酌古道而施之于今政，衍先儒之余义，补圣治之极功，惟知罄献芹之诚，罔暇顾续貂之诮。原夫一经十传乃圣人全体大用之书，分为三纲八条实学者修己治人之要，《章句》既有以大明圣蕴，《衍义》又所以上格君心。书虽成于前朝，道则行于今代。惟太祖之建极，尝大书于殿壁之间；暨列圣之绍基，屡听讲于经筵之上。既已致夫雍熙太和之治，一皆本乎躬行心得之余，善推所为者固无俟乎尽言，欲全其功者亦须补其阙略。

窃观《衍义》之四要尚遗治平之二条，虽曰举而措之为无难，不若成而全之为尽善，况有其体则有其用，既成乎己，当成乎人，理固无一之可遗，功岂有一之可阙？善法不能以徒举，本末则贵乎兼该。每当翻阅之时，辄起编劘之念，顾一人之见闻有限而天下之事体多端，居一室而料度乎四方，据己私而折衷乎众务，亦固知其不可犹强为其所难，是盖一念区区报国之忠，抑亦平生孜孜为学之志。是以顿忘下贱，僭效前修，岂不知妄拟非伦，窃亦欲薄陈所见。念惟天下之大，其本在于一身。人心之微，其用散于万事。一物有一物之用、一方之宜，所以化之者固本于身，所以处之者各有其道。事皆有理必事事皆得其宜，人各有心须人人不拂所欲，伊欲处之适当其可，必先讲之务尽其详。考古以证今，随时而应用，积小以成其大，补偏以足其全。巨细精粗而曲折周详，前后左右而均齐方正。于以衍治国平均天下之义，用以收格致诚正修齐之功。举本末而有始有终，合内外而无余无欠。期必底于圣神功化之极，庶以见夫《大学》体用之全。体例悉准于前书，楷范用垂于后学，稽圣经、订贤传，剟取无遗；纪善行、述嘉言，搜求罔弃。附以管中之所见，觊于日下之可行，俯竭涓尘之微，仰裨海岳之大。兹盖伏遇皇帝陛下睿智有临，刚明不惑，学古训而获大道，慎俭德以怀永图。蚤毓德于青宫，服膺大训；时潜心于黄卷，玩味圣经。开导尽忠益之言，体验极扩充之力，每躬行而实践，恒日就以月将。仁孝之德孚于宫闱，元良之声播于函夏，一旦承天而践阼，万邦仰德以归心。大志夙成，适符汉宣登极之岁；小毖求助，肇周成访落之心。首深究于大猷，亟恢弘于至治。凡新政之大有建置，皆旧学之素所讲明，广充格致诚正之功，用臻修齐治平之效，太平之治端可计日而待也。

臣浚下愚陋质，荒陬孤生。生世无寸长，颇留心于扶世；读书有一得，辄妄意以著书。固非虞卿之穷愁，亦匪真氏之去位。猥以官居三品，惭厚禄以何裨；年近七旬，惜余龄之无几。一年仕宦，不出国门，六转官阶，皆司文墨，莫试莅政临民之技，徒怀爱君忧国之心。竭平生之精力，始克成编；恐无用之陈言，终将覆瓿。幸际朝廷更化，中外肃清，总揽权纲，一新政务。傥得彻九重之听，取以备乙夜之观，采于十百之中，用其二三之策，未必无补于当世，亦或有取于后人，民物于是乎一新，世道兹焉乎复古。好所好、恶所恶，一人永子，育乎兆民；贤其贤、亲其亲，四海咸尊，戴于万世。臣干冒天威，无任激切屏营之至。臣所撰到《大学衍义补》一百六十卷，补前书一卷，并目录三卷，共成四十帙，谨奉表随进以闻。

成化二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国子监掌监事礼部右侍郎臣丘浚谨上表

卷首

○诚意正心之要

△审几微（补）

臣按：宋儒真德秀《大学衍义》于“诚意正心之要”立为二目，曰崇敬畏、曰戒逸欲，其于诚意正心之事盖云备矣。然臣读朱熹诚意章解，窃有见于审几之一言。盖天下之理二，善与恶而已矣，善者天理之本然，恶者人欲之邪秽。所谓崇敬畏者，存天理之谓也；戒逸欲者，遏人欲之谓也。然用功于事为之著，不若审察于几微之初尤易为力焉。臣不揆愚陋，窃原朱氏之意补“审几微”一节于二目之后，极知僭逾无所逃罪，然一得之愚或有可取，谨剟诸书之言有及于几微者于左。

▲谨理欲之初分

《大学》曰：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谦读为慊）。

朱熹曰：“诚其意者，自修之首也。毋者，禁止之辞。自欺云者，知为善以去恶而心之所发有未实也。谦，快也，足也。独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也。言欲自修者知为善以去其恶，则当实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恶恶则如恶恶臭，好善则如好好色，皆务决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于己，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为人也。然其实与不实，盖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独知之者，故必谨之于此以审其几焉。”

臣按：诚意一章乃《大学》一书自修之首，而慎独一言又诚意一章用功之始。《章句》谓“谨之于此以审其几”，所谓此者指独而言也，“独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也”。盖以学者用功于致知之际，则固己知其心之所发有善有恶矣，亦固己知其善之当为而恶之当去矣。然其一念始发于心，须臾之顷、端绪之初，有实焉有不实焉，盖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己所独知者，是则所谓独也。是乃人心念虑初萌动之端，善恶、诚伪所由分之始，甚细微而幽隐也。学者必审察于斯，以实为善而去恶，譬如人之行路，于其分岐之处举足不差，自此而行必由乎正道，否则，差毫厘而缪千里矣。《大学》释诚意指出慎独一言，示万世学者以诚意之方；《章句》论慎独指出几之一言，示万世学者以慎独之要。人能于此几微之初，致审察之力，体认真的，发端不差，则《大学》一书所谓八条目者皆将为己有矣。不然，头绪茫茫竟无下手之处，各随所至而用功，待其既著而致力，则亦泛而不切、劳而少效矣。臣谨补入“审几微”一节，以为九重献。伏惟宫闱深邃之中，心气清明之际，澄神定虑，反己静观，察天理人欲之分，致扩充遏绝之力，则敬畏于是乎崇、逸欲于是乎戒。由是以制事，由是以用人，由是以临民，尧舜之君复见于今，泰和之治不在于古矣。臣不胜惓惓。

《中庸》曰：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朱熹曰：“幽暗之中，细微之事，迹虽未形而几则已动，人虽不知而己独知之，则是天下之事无有着见明显而过于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惧而于此尤加谨焉，所以遏人欲于将萌而不使其潜滋暗长于隐微之中，以至离道之远也。”

臣按：《大学》《中庸》二书皆以慎独为言，朱氏《章句》于《大学》慎独曰“审其几”，《中庸》慎独曰“几则已动”，先儒谓一几字是吃紧为人处也。夫所谓独者，岂出于隐微之外哉？隐微是人之所不睹不闻而我所独睹独闻之处也。向也戒惧乎己之所不睹不闻，是时犹未有其几也，虽有其几未动也。今则人虽不睹不闻而己则有所睹有所闻矣，己所独睹独闻者岂非其几乎？几已动矣而人犹未之知，人虽未知而我已知之，则固已甚见而甚显矣，此正善恶之几也。于其几动之处而致其谨焉，戒慎乎其所初睹，恐惧乎其所初闻，方其欲动不动之间、已萌始萌之际，审而别之，去其恶而存其善，慎而守之，必使吾方寸之间、念虑之际，绝无一毫人欲之萌而纯乎义理之发，则道不须臾离于我矣。

《易》曰：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汉书》“吉之”之间有“凶”字，今从之）。

程颐曰：“所谓几者始动之微也，吉凶之端可先见而未著者也。”

臣按：《大易》“几者动之微”一言，乃万世训几字之始。盖事理之在人心有动有静，静则未形也，动则已形也。几则是动而未形，在乎有无之间，最微细而难见，故曰“动之微”，虽动而未离于静，微而未至于著者也。此是人心理欲初分之处，吉凶先见之兆，先儒所谓万事根源、日用第一亲切工夫者此也，大舜精以察之、颜子有不善未尝不知，皆于此着力焉。方其一念初萌之始，即豫有以知其善恶之几。知其为善也，善者吉之兆，断乎可为则为之必果；知其为恶也，恶者凶之兆，断乎不可为则去之不疑。则其所存、所行皆善而无恶，而推之天下国家，成事务而立治功，罔有所失矣。

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

朱熹曰：“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情也。仁、义、礼、智，性也。端，绪也。因其情之发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见，犹有物在中而绪见于外也。四端在我，随处发见，即此推广而充满其本然之量，则其日新又新，将有不能自已者矣。”

又曰：“四端是始发处。端训始字尤切，如发端、履端、开端之类皆始也。凡有四端，若火始然、泉始达，始然便是火之端，始达便是水之端。”

臣按：人心初动处便有善恶之分。然人心本善，终是善念先生，少涉于情然后方有恶念耳，是以见孺子入井者即有怵惕之心，见人蒙不洁者即有憎恶之心，二者皆是情也，而实由乎其中有仁义之性，故其始初端绪发见于外，自然如此也。四端在人者随处发见，人能因其发念之始，几微才见、端绪略露即加研审体察，以知此念是仁、此念是义、此念是礼或是智，于是扩而充之，由恻隐之端而充之以为不忍人之仁，由羞恶之端而充之以为不胜用之义，与夫辞让、是非皆然，则凡所为者溥博渊泉而时出之矣。孟子所谓端与《大易》所谓几，皆是念虑初生之处，但《易》兼言善恶，孟子就性善处言尔。是故几在乎审，端在乎知，既知矣，又在乎能扩而充之，知而不充则是徒知而已。然非知之于先，又曷以知其为善端而充之哉？此君子所以贵乎穷理也。

《通书》曰：几善恶。又曰：动而未形有无之间者，几也。

又曰：不思则不能通微，不睿则不能无不通。是则无不通生于通微，通微生于思故。思者，圣功之本而吉凶之机也。

朱熹曰：“几者动之微，善恶之所由分也。盖动于人心之微，则天理固当发见，而人欲亦已萌乎其间矣。”或问几如何是动静之间？曰：“似有而未有之时，在人识之尔。”

又曰：“一念起处，万事根源，尤更紧切。”

又曰：“几有善恶之分，于此之时宜常穷察，识得是非。其初乃毫忽之微，至其穷察之久，渐见充越之大，天然有个道理开裂在这里，此几微之决善恶之分也。若于此分明，则物格而知至，知至而意诚，意诚而心正，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自己不得止不住。”

又曰：“几是动之微，是欲动未动之间，便有善恶，须就这处理会。若至于发著之甚，则亦不济事矣。所以圣贤说‘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又说‘慎其独’，都是要就这几微处理会，几微之际大是切要。”

又曰：“微动之初，是非善恶于此可见。一念之生，不是善便是恶。”

又曰：“几微之间，善者便是天理，恶者便是人欲，才觉如此，存其善去其恶可也。”

又曰：“周子极力说个几字，尽有警发人处。近则公私、邪正，远则废兴、存亡，只于此处看破便斡转了。此是日用第一亲切工夫，精粗、隐显一时穿透，尧、舜所谓‘惟精惟一’，孔子所谓‘克己复礼’，便是此事。食芹而美，甚欲献之吾君。”

又曰：“天理人欲之分，只争这些子故。周子只管说几字，然辨之不可不早，故横渠每说豫字。”

臣按：宋儒周惇颐因《易》“几者动之微”一言而著之《通书》者为详，朱熹因周氏之言而发明之者尤为透彻。即此数说观之，则几之义无余蕴矣。至其用功之要，则惇颐所谓思，张载所谓豫，熹于《大学章句》所谓审者，尤为着力处也。诚能于其独知之地，察其端绪之微而分别之，扩充其善而遏绝其恶，则治平之本于是乎立，作圣之功于是乎在矣。

以上谨理欲之初分

▲察事几之萌动

《易》曰：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研犹审也）几也，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

臣按：《周易》此言虽为《易》书而发，然于人君图治之道实切要焉。盖事几之在天下无处无之，而在人君者，一日二日之间其多乃盈于万，是所以研审其几微之兆以成天下之务者，岂他可比哉？先儒朱熹谓，深就心上说，几就事上说，深在心甚玄奥，几在事半微半显。请即君身言之，人君一心渊奥静深，诚有不可测者，然其中事事皆备焉。事之具也各有其理，事之发也必有其端，人君诚能于其方动未形之初，察于有无之间，审于隐显之际，端倪始露豫致其研究之功，萌芽始生即加夫审察之力，由是以厘天下之务、御天下之人、应天下之变，审察于其先，图谋于其易，天下之务岂有难成也哉？

知几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其知几乎！

程颐曰：“见事之几微者其神妙矣乎！君子上交不至于谄、下交不至于渎者，盖知几也，不知几则至于过而不已。交于上以恭巽，故过则为谄；交于下以和易，故过则为渎。君子见于几微，故不至于过也。所谓几者，始动之微也，吉凶之端可先见而未著者也。”

臣按：先儒朱熹谓，事未至而空言，其理也易见。事已至而理之显然者，亦易见。惟事之方萌而动之微处，此最难见。噫，此知几者所以惟神明不测者能之也欤？君子交于上则不谄，所以不谄者，知谄之流弊必至于屈辱也；交于下则不渎，所以不渎者，知渎之末流必至于欺侮也。故于其初动未形之时而审之，则知上交者不可谄、下交者不可渎也。在人君者虽无上交，然人臣有谄谀之态，则于其初见之始即抑绝之，不待其著见也。至于交接臣下之际，尤当严重，稍有一毫狎渎之意，则已毅然戒绝之，是亦知几者矣。

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