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

谓史官者也。

宋置会要所以修纂国史，置修国史、同修国史、修撰、同修撰、编修官、检讨官。

臣按：编修、检讨专以修史始见于此，前此固有所谓编修官者，盖专以修《经武要略》为职，属之枢密院，名虽同而实则异也。然编修、检讨在前代者皆名以官，我朝止称编修、检讨云，臣尝因是而通论古今之史官矣。夫天下不可一日而无史，亦不可一日无史官也。百官所任者一时之事，史官所任者万世之事。《周礼》宰夫八职有史以赞治，汉法太史公位丞相上，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唐及宋宰相皆兼史官，其重有如此者。自成周有左、右史，汉有起居注，唐、宋之起居舍人、著作郎之属，皆所谓史官也。我朝开国之初犹设起居注，其后革之，而惟以修撰、编修、检讨当国史焉，遇有纂修则以大臣为之监修、学士为之总裁，其法制可谓简而要矣。然是职也，是非之权衡，公议之所系也，禹不能褒鲧，管、蔡不能贬周公，赵盾不能改董狐之书，崔氏不能夺南史之简，公是公非，纪善恶以志鉴戒，自非得人如刘知几所谓兼才、学、识三者之长，曾巩所谓明足以周万事之理、道足以适天下之用、智足以知难知之意、文足以发难显之情，不足以称是任也。虽然，此犹非其本也，若推其本，必得如元揭徯斯所谓有学问文章、知史事而心术正者，然后用之，则文质相称、本末兼该而足以为一代之良史矣。朝廷诚得斯人付以纂述之任，储之馆阁之中以为异日大用之阶，其所关系夫岂小哉？（以上史官）

汉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经博士。

臣按：此五经博士之始。夫五经之在汉，有专门之学，故当时各设博士以掌之，然不徒用以训诂名义而已。于凡朝廷政事之有更张，事体之有疑义，议论之际，博士皆得与焉，辄问以经义何当，汉之政尚经术犹为近古也如此。后世虽设此官，姑备其名焉尔，诚能复汉之故事，遇国家政事之有可疑者，俾文学经术之士皆得以议论，其间考古引经以为可否之决，其于明廷议政未必无所补。

《周礼》：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又有外史掌四方之志、三皇五帝之书。

汉氏图籍所在，有石渠、石室、延阁、广内贮之于外府，又有御史居殿中，掌兰台秘书及麒麟、天禄二阁，藏之于内禁。

后汉图书在东观，桓帝延禧二年始置秘书监一人，掌典图书，考合同异。

唐制，秘书省掌经籍图书之事，秘书郎掌四部图籍，校书郎掌仇典籍、刊正文章。

宋有秘书监掌古今经籍图书、国史、实录、天文历数之事，官有监、少监、丞，属有著作郎、秘书郎、校书、正字，各以其职隶于长贰。

宋太宗因唐制建昭文、史馆、集贤院于禁中，昭文、集贤置大学士、直学士，史馆置监修国史、修撰、直馆，昭文亦置直馆，集贤又有修撰、校理之职，名数虽异而职务略同。

谢绛曰：“太宗肇造三馆，立秘阁。真宗景德中，图书浸广，大延天下英俊之士，数临幸，亲加劳问，递宿广内，有不时之召。人人力道术、究艺文，知天子尊礼甚勤，而名臣高位繇此其选也。”

欧阳修曰：“用人非止一端，故取士不以一路。夫知钱谷、晓刑狱、熟民事、精吏干，以办集为功者，谓之材能之士；明仁义礼乐，通古今治乱，文章议论可以决疑定策、论道经邦者，谓之儒学之臣。善用人者必以材能之士布列中外，分治百职，使各办其事；以儒学之臣置之左右，与之日夕谋议，讲求其要而行之，而又于儒学之中择其尤者置之廊庙而付以大政，此用人之大略也。由是言之，儒学之臣岂在材臣之后哉？前世英主明君未有不以崇儒向学为先，而名臣贤辅出于儒学者十常八九。盖馆阁之职号为储材之地，两府阙人则取于两制，两制阙人则取于馆阁，馆阁者储辅相之地也。材既难得而又难知，故尝博采广求而多蓄之，时冀一得于其间则杰然而出为名臣矣。其余中人优游养育以成之，亦不失为佳士也。祖宗用人，凡有文章、有材、有行，或精一艺、长一事者，莫不蓄之馆阁而长养之，其杰然而出者皆为贤辅相，其余不至辅相而为一时之名臣者，亦不可胜数也。”

吕公著曰：“馆阁之职乃朝廷之华选，前世将相名臣多出其间，得人之盛难以遽数。比来虽有简拔，其数不多，其中又多外补，朝廷平日艰于收采，缓急必乏使令。古人有言，士不素养无以重国。”

臣按：前代藏书之府非止一处，而掌书之官非止一职，名数虽异而职务略同。今代图籍皆藏内阁，所设之官止一典籍焉。盖本朝翰林之官虽有异名，实无异职，其所储书非独以存前代之旧，盖将以资儒臣之考阅讲究，以开发其聪明以为异时大用之具也。仰惟太祖开基，既设翰林院置学士等官，又虑人才非储养作兴不能有成，乃洪武癸丑命编修张唯等十人入禁中文华堂肄业，诏宋濂为之师，上听政之暇辄幸堂中取其文亲评优劣，命光禄给酒馔，每食皇太子、亲王迭为之主，给冬、夏衣，时赐白金、鞍马。太宗永乐甲申，命学士解缙选新进士中材质英敏者，得修撰曾棨，编修周述、周孟简，庶吉士杨相、王英、王直等二十八人，又增周忱为二十九人，俾就文渊阁进其学，且谕之曰：“文渊阁古今载籍所萃，尔各食其禄，日就阁下恣尔玩索，务实得于己，庶国家皆得尔用。”命司礼监给笔札，光禄寺供饮馔，分钞以市膏烛，赐第以为居止。列圣相承按为故事，每遇开科间，于进士中选其俊异者如甲申制，读书中秘以储养之。前后得人比诸他进士为多，用之当时有得贤之效，书之史册为儒者之荣，是诚一代盛举也。臣伏读文皇帝谕棨等有曰：“人须立志，志立则功就，未有无志而建功成事者。汝等皆今之英俊，当立志远大，不可安于小成。为学必造道德之微，必具体用之全，为文必驱班、马、韩、欧之间，古之文学之士岂皆天成？亦积功所致也。”一时诸贤服膺圣训，莫不奋发立志，勉进学业，皆大有所成就，留者擅文学之名，出者播政事之誉。大哉皇言，其所以主张文教，作兴人才，为世道虑也一何远哉，三代以下所仅见也。嗟乎，贤才不易得，亦不易知，必随时而取之不限一时，必多方以试之不拘一艺，然后贤才毕用而无遗。苟惟取之于此时而他时则否，试之以一艺而他艺则否，而欲所用皆得其人，难矣。臣请著为定制，一次开科一次选用，简择之余乃分诸司观政，待新进士诣大学行释菜礼毕，即敕礼部谕俾各录平日所作文字投献（所作如诗赋、序记、铭颂、书论、拟古评史之类），封送翰林考订，其中有辞采文理其学可进者，别出题试之，其所试之文与所投之卷相称，即取以预选，不问年之长幼、质之强弱，苟有器识才思者，即如故事命官教育以俟其成，若其辞钩棘而意诡异者不在所取，三年之后随其材器而任使之。每科不必多选，所选不过二十人；每选不必多留，所留不过三五辈。如此，则国家储材以待用者无非通经学古、明体适用之儒，布诸庶位、列于内外者又皆得夫文学博雅之士，以错杂于政事、法理之间以润饰之，臣见天下彬彬然多文雅之士，儒皆真儒，吏非俗吏，凡其制作以华国、施为以辅世者，咸有可称述者矣。为治要务、用人要术莫先于此。（以上馆阁）

唐武德二年，改内史舍人为中书舍人。

臣按：此中书舍人设官之始。然是官也故隶于中书省，故以中书舍人为名。我朝罢中书省，尚仍其旧名，名虽同而实则异也。盖前代之中书与翰林学士分掌内、外制诰以为两制，盖属文之官也。我朝之中书舍人则专以书写为职耳。书者六艺之一，汉人谓之小学，以试学童为吏者也。夫人能之无庸设官，设之始自今日，盖以王言所系之重，前代乃属笔于吏胥，殊无慎重之意，祖宗以此设官盖有深意，必得夫素通经术、深明六书之义，心正笔正如柳公权所云者，居之庶不污王言耳。苟粗识偏旁而学术无素者，尚不足以当此，况又粗率侧媚而流品非清者哉？（以上中书舍人）

以上简侍从之臣。臣按：翰林之职以备顾问、参议论、侍讲读，谓之侍从可也，而博士、典籍、舍人等官亦系之侍从者，盖以今制皆属于翰林故也。中书舍人之职虽有专科，然所书者学士所草之制，况今内阁亦有舍人别书诏敕云。

卷八

▲重台谏之任

《周礼》：御史掌邦国都鄙及万民之治令，以赞冢宰（春官）。

臣按：御史之名始见于此，然其所职者乃邦国都鄙之治令以赞冢宰者也，汉因秦制而设此官，则专以司纠察之任，名虽同而其制则异也。

《通典》（唐杜佑作）：御史之名，《周官》有之，盖掌赞书而授法令，非今任也。战国时亦有御史，秦、赵渑池之会各命书其事，又淳于髡谓齐王曰“御史在前”，则皆记事之职也，至秦、汉为纠察之任。所居之署，汉谓之御史府，亦谓之御史大夫寺，亦谓之宪台（此御史称台之始），后汉以来谓之御史台，亦谓之兰台寺，隋及唐皆曰御史台，龙朔二年改为宪台，咸亨元年复旧。门北辟，主阴杀也，故御史为风霜之任，弹纠不法，百僚震恐，官之雄峻莫之比焉。

臣按：御史台即今都察院是也。前代有中书省而御史台之职专掌纠察，不得与之并列，我朝罢中书省而以政权分属六部，而都察院之设品级与六部同，其权视前代尤重云。

唐制，御史大夫一人，中丞二人，其属有三院：一曰台院，侍御史隶焉；二曰殿院，殿中侍御史隶焉；三曰察院，监察御史隶焉。大事奏裁，小事专达，凡有弹劾，御史以白大夫。

臣按：御史大夫即今左、右都御史之职，中丞即今左、右副佥都御史之职。唐有三院，今并其三于察院。祖宗设都御史六员，职专纠劾百司，辩明冤枉，提督各道，凡事之不公不法者皆在所理。其属有十三道，各设监察御史，曰浙江、曰江西、曰福建、曰湖广、曰山东、曰河南、曰山西、曰陕西、曰广东、曰广西、曰四川、曰云南、曰贵州，分掌其各布政司事，其京卫并直隶府卫则分隶焉。御史之职在纠劾百司，照刷文卷，问拟刑名，巡按郡县，是则朝廷耳目之任，所以振肃纪纲而防邪革弊者也。六部之职各有攸司，而都察院惟所见闻，不系职司，皆得以纠察焉。

御史大夫李承嘉尝召诸御史责曰：“近日御史言事不咨大夫，礼乎？”御史萧至忠曰：“御史，人君耳目，比肩事主，得自弹事，不相关白。若先白大夫而许弹事，如弹大夫不知白谁也！”

臣按：今六部官属皆书其部，如吏部属则曰吏部文选清吏司、兵部属则曰兵部武选清吏司之类是也，惟都察院则书其道而不系于都察院焉，是亦唐人之意也。

武后以法制群下，许谏官、御史得以风闻言事。

胡寅曰：“武后使谏官、御史以风闻言事，其兴奸慝、来谗谮、害忠良、伤公道之符契乎？朝廷者，众正之原，是非所仰以决，谮诉所望以明，毁誉所赖以公，人心服与不服一在是焉。彼风闻者，得于道听途说或两怒溢恶，岂皆真实？遽然按之以施刑罚，其差失多矣。既以风闻多不审谛，被言者又泯默被罪，不得申理而冤结无告，伤平明之政亦甚矣。”

臣按：后世台谏风闻言事始此，前此未有也，有之始自武氏。宋人因按以为故事，而说者遂以此为委任台谏之专。嗟乎，此岂治朝盛德之事哉！夫泛论事情风闻可也，若乃讦人阴私，不究其实而辄加以恶声，是岂忠厚诚实之道哉？夫有是实而后可加以是名，有是罪而后可施以是刑，苟不察其有无虚实，一闻人言即形之奏牍、置于宪典，呜呼，莫须有何以服天下哉？我祖宗著为宪纲，许御史纠劾百司不公不法事，须要明著年月、指陈实迹，不许虚文泛言、搜求细事，盖恐言事者假此以报复私仇、中伤善类、污蔑正人，深合圣人至诚治天下之旨。

睿宗时，侍御史杨孚弹纠不避权贵，权贵毁之，上曰：“鹰搏狡兔须急救之，不尔必反为所噬。御史惩奸慝亦然，苟非人主保卫之，则亦为奸慝所噬矣。”

臣按：睿宗此言可以为世主任用风宪之法。

肃宗在灵武时，武臣崛兴无法度，大将管崇嗣背阙坐，笑语喧纵，监察御史李勉劾其不恭，帝叹曰：“吾有李勉，朝廷始尊。”

穆宗时，夏州节度使李祐拜大金吾，违诏进马，侍御史温造劾之，祐曰：“吾夜入蔡州擒吴元济未尝心动，今日胆落于温御史矣。”

臣按：御史之设所以为朝廷，非为其人也。既授之以是职，必假之以是权，彼持其权以举厥职，则人知所严惮而不敢为恶，其为朝廷之益大矣。唐人有言：“御史为天子之耳目，宸居之堂陛未有耳目聪明、堂陛峻正而天子不尊者也。天子尊，未有奸臣贼子而不灭也。奸臣贼子灭矣，可以自朝廷至于海隅，荡荡然何所不理哉？”观于此言，则知古人设官之意。

宋制，御史入台，满十旬无章疏者，有辱台之罚。

臣按：宋朝切责御史以举其职，其严如此，盖惟恐其不言也。上之所以责之于其下者必欲其言，如此，居是职者虽欲缄默不言，不可得矣。

石介曰：“君有佚豫失德、悖乱亡道、荒政咈谏、废忠慢贤，御史府得以谏责之；相有依违顺旨、蔽上罔下、贪宠忘谏、专福作威，御史府得以纠绳之；将有凶悍不顺、恃武肆害、玩兵弃战、暴刑毒民，御史府得以弹劾之。君至尊也，相与将至贵也，且得谏责纠劾，之余可知也。”

曾肇曰：“御史责人者也，将相大臣非其人，百官有司失其职，天下之有败法乱纪、服谗搜慝者，御史皆得以责之。然则御史独无责乎？居其位有所不知，知之有所不言，言之有所不行，行之而君子病焉小人幸焉，御史之责也。”

臣按：宋二臣之言，可见御史责任之重且难如此。为御史者必如二臣所言，然后为能举其职，不然，则于是职有愧矣。由是观之，则凡其在任之日所以形于言论、见之章疏者，乃其职分之所当为，非好为是以求名也。（以上台官）

周礼：保氏掌谏王恶（地官）。

臣按：官以保为名而职以谏恶为事，盖欲其陈王之过失以保佑王之躬，辅之翼之以归诸道也。自周人有是官，汉人因之以设谏诤之员，其名虽异而制则同也。

秦始置谏议大夫，掌论议，无常员。汉武帝更置谏大夫，光武又以为谏议大夫。唐承隋制，复置，随宰相入阁。宋置谏院。

唐置左右补阙、左右拾遗，宋改左右补阙为左右司谏、左右拾遗为左右正言。

臣按：谏议大夫、补阙、拾遗、司谏、正言皆前代之谏官也，我朝革去前代中书省，并其所谓谏官者不复置焉，惟设六科给事中以掌封驳之政而兼以言责付之。

秦始置给事中，汉因之，唐定为四员。宋制，凡制敕有所不便，准故事封驳。

臣按：给事中自秦以来为加官，至宋元丰中始有定职，其职专以封驳而已。我朝始分为六科，科设都给事中、左右给事中、给事中，随其科事繁简而设员，凡章奏出入咸必经由，有所违失抵牾、更易紊乱皆得封驳。不特此也，凡朝政之得失、百官之贤佞皆许联署以闻，盖实兼前代谏议、补阙、拾遗之职也。祖宗设官不以谏诤名官，欲人人皆得以尽其言也，而又专寓其责于科道。吁，四海无不可言之人，百官无非当言之职，又于泛然散处之中而寓隐然专责之意，祖宗设官之意深矣，求言之意切矣。

唐太宗贞观元年制曰：“自今中书门下及三品以上入阁议事，皆命谏官随之，有失辄奏。”

臣按：宋王安石言，唐太宗之时，所谓谏官者与丞相俱进于前，故一言之谬、一事之失可救之将然，不使其命已布于天下然后从而争之也。君不失其所以为君，臣不失其所以为臣，其亦庶乎其近古也。今也上之所欲为、丞弼所以言于上皆不得而知也，及其命之已出然后从而争之，上听之而改，则是士制命而君听也；不听之而逐，则是臣不得其言而君耻过也。臣窃以谓唐宋之制与今不同，前代宰相行事谏官无由得知，今则六部之事无一不经于六科，则虽不必随大臣入阁议事，当其章疏初入之时、制敕始出之际，则固可以先事而谏矣。

宪宗谓李绛曰：“比谏官多朋党，论奏不实，皆陷谤讪，欲出其尤者，若何？”绛曰：“此非陛下意，必憸人以此荧误上心。自古纳谏者昌，拒谏者亡，夫人臣进言于上岂易哉？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如有雷霆之威，彼昼度夜思始欲陈十事，俄而去五六，及将以闻则又惮而削其半，故上达者财十二耳。何哉？干不测之祸，顾身不利耳，虽开纳奖励尚恐不至，今乃欲谴诃之使直士杜口，非社稷利也。”帝曰：“非卿言，我不知谏之益。”

臣按：李绛此言非但以破憸人之谋，亦使其君知谏臣之难也如此。宪宗闻其言即知谏之为益，此其所以为唐令主，后世称治者必宗之欤。

宋欧阳修曰：“谏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时之公议系焉。谏官虽卑，与宰相等。天子曰是，谏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谏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陛之间与天子争是非者，谏官也。”司马光曰：“古者谏无官，自公卿大夫至于工商无不得谏者。汉兴以来始置官，以天下之政、四海之众，得失利病萃于一官使言之，其为任亦重矣。”

臣按：今世谏官虽无定职，然祖宗设立六科，实以言责付之，凡内而百司、外而藩郡，应有封章无有不经由者，矧列署内廷、侍班殿陛，日近清光，咫尺天颜，上无所于属，下有所分理，欧阳修所谓“争是非于殿陛之间”。今虽无此比，至于司马光所谓“天下之政、四海之众，得失利病萃于一官”，则今犹古也。然则是职也亦岂易得其人哉？必如光所谓择言事官当以三事为先，第一不爱富贵，次则重惜名节，次则晓知治体。必得如是之人以居谏官，则上而君德必有所助，下而朝政必无所缺矣。（以上谏官）

蔡襄告其君（仁宗）曰：“任谏非难，听谏为难；听谏非难，用谏为难。陛下深忧政教未孚、赏罚未明，群臣之邪正未分、四方之利害未究，故增耳目之官以广言路，群邪恶之必有御之之说，不过曰某人也好名也、好进也、彰君过也，或进此说正是邪人欲蔽天聪，不可不察焉。”

臣按：自古小人欲蔽人主之聪明，恐其耳目之官攻己过、发己私不得久安其位者，必假此三说以诳惑其君。其君不明，或信其说，以至于屏弃正言、疏远正人以驯致于危亡之地者多矣。听言者盍反思曰彼之言当欤否欤？己之过有欤无欤？彼之言果当，用之而有益于国，则其得敢言之名、进显要之位乃所固有者也，岂谓好哉？己之过果有焉，因之而不陷于恶，则彼有进忠之益而我有从谏之美，乃所谓善补过也，岂谓彰哉？以是而反求于心，则知其言真有益于己，虽无益焉亦未必有损也。为人上者惟恐其臣之不好名、不好进，吾不得以闻其过而改之耳，尚何咎之有哉？

苏轼言于其君（神宗）曰：“宋朝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议者讥宰相但奉行台谏风旨而已。圣人深意流俗，岂知擢用台谏固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须养其锐气而借之重权者，岂徒然哉？将以折奸臣之萌而救内重之弊也。夫奸臣之始，以台谏折之而有余；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严密，朝廷清明，所谓奸臣万无此理，然而养猫以去鼠，不以无鼠而养不捕之猫，蓄狗以防盗，不以无盗而蓄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设此官之意，下为子孙万世之防，朝廷纪纲孰大于此。纪纲一废，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臣始读此书疑其太过，以为鄙夫之患失不过备位以苟容，及观李斯忧蒙恬之夺其权则立二世以亡秦，卢杞忧怀光之数其恶则误德宗以再乱其心，本生于患失，其祸乃至于丧邦，孔子之言良不为过。是以知、为国者平居必有亡躯犯颜之士，则临难庶几有徇义守死之臣。若平居尚不能一言，则临难何以责其死节？人臣苟皆如此，言无不同，意无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贤，万一有小人居其间，则人主何缘知觉，天下岂不殆哉？臣所谓存纪纲者，此之谓也。”

臣按：苏轼此言以为朝廷之纪纲专在于台谏，盖有见之言也。有志立纪纲以正朝廷安天下者，尚念之哉。

吕祖谦曰：“天子以一身之微处法宫之邃，百僚之邪正、吾躬之得失皆奚自而察之，于是设为耳目之官以司风宪之任，故一人不必用其聪、恃其明，举天下之事无不闻而见之。汉宣之时，萧望之迁谏议出补郡守，则亦民之师帅，非不美也，望之上疏且以出谏官以补郡守，所谓忧其末而忘其本。盖朝无诤臣则不知过，以是知台谏之选不容少缓。”

臣按：台谏之任非素禀刚正者未易居也，然人臣之禀性刚正者恒少，间有一二，或讷于言辞，或短于章疏，求其称是任者盖甚难也。幸而得其人，又使不得久居其位而迁之于外，此望之所以有忧末忘本之论也。虽然，为官择人迁而用之固犹可也，不幸而有奸邪小人处乎当道，恶其刚正不隐或至发己之阴私，假迁除以去之亦或有矣，有志于求谏者不可不知。（以上总论台谏）

以上论重台谏之任

卷九

▲清入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