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

次屈其力。”

邹浩曰：“兵家之事，未战则以决胜为难，既胜则以持胜为难。”

岳飞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谋，栾枝曳柴以败荆，莫敖采樵以致绞，皆谋定也。”胡寅曰：“善覆者靡不胜，遇覆者靡不败。”吴昵曰：“弱者出战，强者继之。”

余端礼曰：“敌弱者先声后实以袭其气，敌强者先实后声以俟其机。”程颐曰：“兵法，远交近攻，须是审行此道。”行兵须不失家计（游兵夹持）。

兵陈须先立定家计，然后以游骑旋旋量力，分外面与敌人合，此便是合内外之道。韩信多多益办，只是分数明。两军相向，必择地可攻处攻之，右实则攻左，左实则攻右。

朱熹曰：“厮杀别无法，只是能使人舍死向前而已。”

臣按：谚云“一夫舍死，万夫莫当”，若为将者以节制行兵，而在行列者人人皆舍死向前，天下无坚敌矣。

又曰：“厮杀无巧妙，两军相拄，一边立得脚住不退者便赢，立不住退者便输，须是死中求生方胜也。”兵之胜负全在勇怯。

用兵之要，敌势急则自家当委曲以缠绕之，敌势缓则自家当劲直以冲突之。

解杂乱纷纠者不控拳。拳音绻，攘臂绳，今之罥袖手圈也。言解斗者当善解之，不可牵引绻绳也。批亢捣虚。亢音刚，喉咙也。言与人斗者，不扼其喉拊其背，未见其能胜也。

臣按：程、朱道学大儒，其于兵事亦皆通晓而常言之，可见儒道无所不该而文武无二道也。

以上经武之要（下）

卷一四三

△驭夷狄

▲内外之限（上）

《舜典》：帝曰：“皋陶，蛮夷猾（乱也）夏，寇（劫人）贼（杀人）奸（在外）宄（在内），汝作士（理官）。”

朱熹曰：“夏，明而大也。”又曰：“蛮夷猾夏，不专指有苖，但官为此而设。”董鼎曰：“虞时兵刑之官合为一，此蛮夷猾夏亦以命皋陶。”

臣按：有虞之世，皋陶为士。士，理官也，所掌者刑狱之事而首以蛮夷猾夏为言，且蛮夷处边鄙之外，负险阻以为固，不可以理喻，不可以言驯，非用甲兵不可也，岂区区刑法所能制哉，而舜命皋陶以为士而首以是责焉，而后及于寇贼奸宄，何也？盖人君为治必先去其梗吾治者，然后其治可成，所以梗吾治者，其大在蛮夷，其小在寇贼，必使蛮夷寇贼不敢害吾良善之民，则内外安靖而吾政化之所施者无所梗矣。虽然，内者外之本也，内无其衅然后外患不生，掌刑之官得其人则禁诘有常刑、制伏有良法、界限有定所，潜消于未然之先，遏绝于方萌之始，不待其猖肆而后施之以甲兵也，此圣人之微意欤。

《禹贡》：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度也）文教、二百里奋武卫。

蔡沈曰：“谓之绥者，渐远王畿而取抚安之义，侯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绥服内取王城千里，外取荒服千里，介于内外之间，故以内三百里揆文教，外二百里奋武卫，文以治内、武以治外，圣人所以严华夏之辨者如此。此分绥服五百里而为二等也。”

臣按：《禹贡》五服之制曰甸服、曰侯服、曰绥服、曰要服、曰荒服，内而甸、侯二服，外而要、荒二服，而绥服居乎其中，则介乎华夷之间也。就此一服而言，其地凡五百里，内三百里以揆文教，由此而至于王城千里之内，声明文物之所萃，故于此揆其文之教必灿然明备，度之而皆同也，由此而极于荒服千里之外，障塞险阻之所限，故于此奋其武之卫，必居然振作，修之而不弛也。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蔡沈曰：“要服，去王畿已远，其文法略于中国，谓之要者取要约之义，特羁縻之而已，绥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蔡，放也，流放罪人于此也。此分要服五百里而为二等也。”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

蔡沈曰：“荒服去王畿益远，而经略之者视要服为尤略也，以其荒野，故谓之荒服，要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流放罪人之地，蔡与流皆所以处罪人而罪有轻重，故地有远近之别也。此分荒服五百里而为二等也。”

臣按：先儒谓《禹贡》五服，甸、侯、绥为中国，要、荒已为外国，圣人之治详内略外，观五服名义可见，治中国则法度宜详治以必治也，治外国则法度宜略治以不治也。观至于五千见德化之远及，观要、荒二服见法度之不泛，及圣人不务广地而勤远略也如此，后世为治者往往昧于轻重缓急之辨，固有详于内而忽于外者，亦有专事外而不恤其内者，又有内与外皆不加之意者，胥失之矣。虽然，此非特世主处事之偏，亦由其祖宗立法之失也，载观虞夏之世，立为五服之制，内二服以治乎内，外二服以治乎外，中一服则兼治乎内与外焉，既有以为内治之具，又有以为外侮之防，文教之外以兵卫，兵卫之外以蔡流，其法一定而不可易，其规一定而可长守，所以为子孙生民计也远矣。

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

蔡沈曰：“地有远近，故言有浅深也。上言五服之制，此言声教所及，盖法制有限而教化无穷也。”

臣按：中国之地南北东，东西为远，故《禹贡》言圣人声教之所及于东曰渐、于西曰被，皆指其地言，而于南北则止曰暨而不言其地，可见圣人向明之治，自北而南日拓而远，不可为之限量也，东渐于海，海之外地尽矣，西被于流沙，流沙之外犹有地焉。渐如水之渐渍底于海者也，被则如天之无不覆被，天所覆被处圣人之化皆可至也，振举于此而远者闻焉是之谓声，轨范于此而远者效焉是之谓教，其风声教化虽曰无远不及，然亦惟止于海而已。虽然，其所以渐、被、暨及风闻之声、神化之教，使之闻而慕之、振而动之而已，未尝体国经野、设官分职而以内治治之也。

《周礼》：职方氏乃辨九服之邦国，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卫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

郑樵曰：“《禹贡》有五服，职方有九服，五服、九服之制不同，详考制度无不相合。禹之五服各五百里，自其一面而数之；职方九服各五百里，自其两面而数之也。”又曰：“周之王畿有乡、遂、稍、县、都即禹之甸服纳总秸、祇粟米之地，周之侯服即禹采、男之地，周之男服即《禹贡》揆文教之地，周之采服即《禹贡》奋武卫之地，周之卫服即《禹贡》三百里夷之地，周之要服即《禹贡》二百里蔡之地，周之夷服即《禹贡》三百里蛮之地，周之镇服即《禹贡》二百里流之地，周之藩服即《禹贡》九州之外地也。”

臣按：禹服周畿要、荒、蛮、夷邈然处于侯、甸、采、卫之外，其为当世制也严矣，其为后世虑也远矣。又考贾公彦谓蕃之义以其最在外为藩篱，故以蕃为称，后世通谓外国为蕃，盖本诸此。

《春秋》：隐公二年，公会戎于潜。

臣按：汉以南单于款五原塞，赐姓为藩臣，其后刘渊、刘聪大为晋室患；唐至中叶以安禄山守范阳，其后尽以蕃将易汉将，河朔之祸直至唐亡。呜呼，春秋以列国之诸侯一与会于坛坫之间，犹谨其微如此，况延之入吾疆域之中，杂于编民之内，甚者又付之以兵戈之柄，居将领之职，列宿卫而专边阃，何不思之甚哉？虽圣人以天下为一家，一视以同仁，然仁之中不可以无义，信之中不可以无智，不可苟徇于目前，必须远虑于身后，处之必欲尽其道，安之必各止其所，非独以全吾安彼之心，亦使彼得以全其所以报吾之义焉。盖彼以穷困而归我，我不受之义者不为也，既受之矣，因其俗而制之，顺其势而安之，使其卫吾边境可也。予之以爵位而不极其所欲，赐之以金帛而不徇其所求，任之以偏裨而不付以独柄，如此，则彼得以自安而吾无后患矣。然此所以处新附者耳，若夫久附易世者，必须以渐而为之，因事而处之，不使之群而居也，不使之专其位也，不使之联其职也，不使之统其类也，不使之临乎边也，不使之治其国也，所聚之处一郡不许过百，所居之市一县不许过十，所任之官一署不许过二，如此消之以其渐，为之因其机，处之服其心，使彼不知不觉则久久自然潜消而日化矣。

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臣按：《费誓》篇首言“徂兹淮夷，徐戎并兴”，而孔颖达谓此戎盖帝王所羁縻居九州之内，所谓淮夷、徐戎非若后世化外之戎夷，盖亦徐淮之间近边之地，自昔有一种不闲礼义之人耳。

庄公三十年，齐人伐山戎。杜预曰：“山戎，北狄。”

胡安国曰：“齐人者齐侯也，其称人，讥伐戎也。夫北戎病燕，职贡不至，桓公内无因国，外无从诸侯，越千里之险为燕辟地，可谓能修方伯、连帅之职，何以讥之乎？桓不务德，勤兵远伐，不正王法，以讥其罪，则将开后世之君劳中国而事外夷、舍近政而贵远略，困吾民之力争不毛之地，其患有不可胜言者，故特贬而称人，以为好武功而不修文德者之戒。”

庄公三十有一年，齐侯来献戎捷。

左丘明曰：“凡诸侯有四夷之功则献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国则否，诸侯不相遗俘。”

胡安国曰：“军获曰捷，献者下奉上之辞。齐伐山戎，以其所得躬来夸示，书来献者，抑之也。后世宰臣有不赏边功以沮外徼生事之人，得《春秋》抑戎捷之意。”

臣按：以中国诸侯而能成武功，除戎狄之患而以其捷来献，岂非美事哉？然而不奉天子命而越境出疆以启边衅，除戎之功小，擅师之罪大，渐不可长，不可以功而掩罪也，《春秋》谨微之意深矣。

僖公三十二年，卫人及狄盟。宣公三年，楚子伐陆浑之戎。成公元年秋，王师败绩于茅戎。

程颐曰：“王师于诸侯不言败，诸侯不可敌王也；于茅戎不言战，茅戎不能抗王也。”

陆淳曰：“王者之于天下也，盖之如天，容之如地，其有不庭之臣则告谕之、训诲之，如又不至则增修其德而问其罪，故曰王者之师有征无战。今王师与茅戎为敌，此取败之道，非戎所能败也，故以自败为文，所以深讥王也。”

臣按：程氏谓王师于茅戎不言战，茅戎不能抗王也，然不谓之不可而谓之不能，可见王者所以尊严而为天下之所畏服者，其不专在于师旅也，必有所以制伏胜人之本而人自有不能敌者焉。然则有天下者，其可不知所以自反而自强乎？

九年，秦人、白狄伐晋。

胡安国曰：“晋常与白狄伐秦，秦亦与白狄伐晋，其称人，贬辞也。武王伐商，誓师牧野，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皆与焉，除天下之残贼，出民于水火之中，虽蛮夷戎狄以义驱之可也，若其同恶相济，贻患于后焉，不亦甚乎！”

哀公十有三年，公会晋侯及吴子于黄池。

胡安国曰：“吴人主会，其先晋纪赏也，吴亻替王矣，其称子，正名也。定公以来，晋失霸业，不主夏盟，夫差暴横，势倾上国，自称周室于己为长，而黄池之会书法如此者，盖存亡者天也，得失者人也，不可逆者理也，以人胜天则事有在我者矣，故《春秋》拨乱反正之书，不可以废焉者也。”

于越入吴。

胡安国曰：“吴自柏举以来，凭陵中国，黄池之会遂及夏盟，可谓疆矣，而《春秋》继书于越入吴，所谓因事属辞，垂戒后世，而见深切着明之义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尔者反乎尔’，老氏曰‘佳兵不祥之器’，其事好还，夫以力胜人者人亦以力胜之矣，吴尝破越，遂有轻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骄齐之志，既胜齐师，复与晋人争长，自谓莫之敌也，而越已入其国都矣，吴争远国而越灭之，越又不监而楚灭之，楚又不监而秦灭之，秦又不监而汉灭之，老氏、曾子其言岂欺也哉？”

《礼记》：其在东夷、北狄、西戎、南蛮，虽大曰子。

陈澔曰：“九州之外不过子、男之国，朝见之时摈辞惟曰子，虽或有功益地至侯、伯之数，其爵亦不过子，故云虽大曰子也，如楚在春秋虽大国，而其爵则称子也。”

臣按：吴之爵本伯爵也，《春秋》书吴不书曰伯而书曰子，盖不以本爵与之也。礼所谓四夷虽大皆曰子，考于《春秋》尤信。

自恒山至于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于江千里而近，自江至于衡山千里而遥，自东河至于东海千里而遥，自东河至于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于流沙千里而遥，西不尽流沙，南不尽衡，山东不尽东海，北不尽恒山。

应镛曰：“此独言东海者，东海在中国封疆之内，而西、南、北则夷徼之外也。南以江与衡山为限，百越未尽开也。河举东西南北者，河流萦带周绕，虽流沙分际亦与河接也。自秦而上西北袤而东南蹙，秦而下东南展而西北缩，先王盛时四方各有不尽之地，不劳中国以事外也。”

方悫曰：“不足谓之近，有余谓之遥。”

臣按：二帝三王之盛，其所治之地四方相距亦不甚远，考成周之故疆而质以后世之职方可见也。洛阳为王城而陆浑戎密迩乎其境，其东之莱、牟、介、莒皆夷地，淮南为群舒，秦为西戎，河北、真定、中山之境乃鲜虞、肥、鼓国，河东之域而有赤狄甲氏，此外荆、楚、吴、越、闽、蜀又皆在荒服之外，是时中国所有者宋、晋、齐、鲁、卫、郑通不过今数十郡地耳，周之盛时犹然，则夏、商以前可知已。说者谓自秦以上西北袤而东南蹙，秦以下东南展而西北缩，臣窃以为今日地势东南已极于海，至矣尽矣，更无不尽之处，惟西与北及西南之地尚未底于海耳，然皆限以重山叠嶂，大荒绝漠，地气既恶，人性复犷，非复所居之处，有与无不足为中国轻重焉，惟明主瓦砾视之可也。

《春秋左氏传》：管敬仲言于齐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

孔颖达曰：“中国而谓之华夏者，夏，大也，有礼仪之大，有文章之华。”

僖公二十三年，初，平王之东迁也，辛有适伊川，见被发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礼先亡矣。”秋，秦晋迁陆浑之戎于伊川。

吕祖谦曰：“物之相召者捷于风雨，地夷而人华者公刘之治豳也，以华召华，不旋踵而有，文武之兴；王地华而人夷者晋帝之纳款也，以夷召夷，不旋踵而有耶律之俘虏。物物相召，未尝不以其类也，中天下而画壤者是为伊洛，伊洛之民虽居声明文物之地，意之所向已在于大荒绝漠之外矣，故以心感心，以气动气，安得不为陆浑之迁哉。呜呼，辛有可谓知几矣。”

臣按：天下之事莫不起于几微，几微之际，先王之所谨也，故识微之君子因微而知著、由迩而察远。昭公二十二年，沈尹戍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

臣按：天子以天下为家，内而中国其堂奥也，外而封疆其垣藩也，垣藩之外则外国矣。是故天子布德行政，以内和其人民而外固其封守，此所以中国奠安而外侮不侵也。

以上内外之限（上）

卷一四四

▲内外之限（下）

《论语》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无也）管仲，吾其被发左衽（衣衿）矣。朱熹曰：“匡，正也。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

臣按：孔子于他章尝小管仲之器，而于此则大其功，盖以其事功言也。朱子谓汉高祖、唐太宗未可谓之仁人，然战国至暴秦其祸极矣，高祖出而平定天下；隋末残虐尤甚，太宗出而扫除以致贞观之治，此二君者岂非仁者之功邪？管仲之功亦犹是也。

孟子曰：“周公兼（并之也）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

又曰：“《诗》（《鲁颂宫》之篇）曰：‘戎狄是膺（击也），荆（楚本号）舒（近楚国）是惩，则莫我敢承（当也）。’无父无君，是周公所膺也。”

朱熹曰：“按今此诗为僖公之颂，而孟子以周公言之，亦断章取义也。”

臣按：《宫》之诗乃鲁僖公时颂，而孟子两引之皆以周公为言，前曰“周公方且膺之”，后又曰“是周公所膺也”，朱子谓其断章取义，是固然矣。然断章而取其义，泛言之可也，而孟子乃明白两指周公而言，意者鲁乃周公之后，故颂僖公者因其尝率车千乘、徒三万从齐伐楚，故述其始封之祖兼夷狄之功以美之。其下文继以俾尔昌炽寿富之祝，所谓尔者对祖之言，托为周公之言也，及味其两是字及莫敢承之语，盖已然必有之辞，非祝颂期望之意，孟子去圣人时未远，其或他有所据欤？

汉高祖四年，北貉、燕人来致枭骑助汉。颜师古曰：“貉在东北方，三韩之属。”臣按：此中国借兵外国之始。

文帝时，贾谊上疏曰：“天下之势方倒县（平声），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也，上也，今匈奴侮慢侵掠，至不敬也，而汉岁致金絮采缯以奉之，匈奴征令主上共贡，足反居上，首顾居下，倒县如此，莫之能解，犹为国有人乎？”

胡寅曰：“《易》曰‘首出庶物，万国咸宁’，贾谊所谓天子天下首者，其有见于此乎，抑其言之偶似也？若夫首不出乎庶物则与物等夷，则无以相长，而争夺离析之祸起，尚何咸宁之可冀？又况首顾居下，足反居上，乱常逆理，势若倒悬，偷安目前而不虞后患者哉？”

臣按：谊以汉事匈奴，为天下之势方倒悬莫之能解，为国无人。当文帝之世，开国功臣名将固有存者而谊谓无人，然谊所言如此，则谊必有解县之术。谊又谓窃料匈奴之众不过汉一大县，以天下之大困于一县之众，陛下何不试以臣为属国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计请必系单于之颈而制其命，伏中行说而笞其背，举匈奴之众惟上之令，今不猎猛兽而猎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玩细娱而不图大患，非所以为安也，德可远施，威可远加，而直数百里外而威令不信（音伸），可为流涕。斯言也，其所以解天下之倒县者在此乎？虽然，谊少年而未经事，前所流涕者得《易》《春秋》之旨，其理万世而不易，后所流涕者谓行其计则可以系单于之颈，举其众以惟上之命，不知帝若用谊，其计之行者果何如也？末云德可远施，威可远加，直数百里外而威令不信，毋乃亦欲施德而加威乎？德与威所以施而加之者，其事必有本末，其行必有次第，惜乎谊言之不详也，使文帝览其言而有问焉，谊必将有所陈说，择而用之，安知其无少补乎？

班固曰：“《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逐水随畜，射猎为生，隔以山谷，壅以沙漠，天地所以绝外内也。是故圣王不与约誓，不就攻伐，约之则费赂而见欺，攻之则劳师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故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国，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靡（与縻同）不绝，使曲在彼，盖圣王制御外国之常道也。”

臣按：班固谓圣王之于外国不与约誓，则后世之之通和者非矣；不就攻伐，则后世穷兵出塞者非矣。然则如之何则可？固曰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斯二言者所谓治戎之上策也。若夫使曲在彼之一言，则又真得圣人正义明道之心，躬自厚而薄责人之道也。

固又曰：“西域诸国与汉隔绝，道里又远，得之不为益，弃之不为损，盛德在我，无取于彼，故自建武以来西域思汉威德，咸乐内属，圣人远览古今，因时之宜，羁縻不绝，辞而未许，虽大禹之叙西戎、周公之让白雉、太宗之却走马，亦何以尚兹。”

臣按：自古帝王皆以能致外夷以为盛德，殊不知德在华夏文明之地，而与彼之荒落不毛之区无预焉，固所谓得之不为益、弃之不为损，盛德在我无取于彼，真知言哉。

范晔曰：“先王疆理九土，判别畿荒，若二汉御戎之方，失其本矣。何则？先零侵境，赵充国迁之内地，当煎作寇，马文渊徙之三辅，贪其暂安之势，信其驯服之情，计日用之权宜，忘经世之远略，夫岂识微者之为乎？”

晋武帝时，郭钦上疏曰：“北部强犷，历古为患。魏初人寡，西北诸部皆为戎居，今虽服从，若百年之后有风尘之警，彼自平阳、上党不三日而至孟津矣。宜及平吴之威，谋臣、猛将之略，出北地、西河、安定，复上郡，实冯翊，于平阳以北诸县募取死罪徒三河，三魏见士四万家以充之，渐徙平阳、弘农、魏郡、京兆、上党杂胡，峻内外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万世之长策也。”武帝不纳。

惠帝元康九年，太子洗马江统作《徙戎论》以警朝廷，曰：“汉建武中，马援领陇西太守，讨叛羌，徙其余种于关中，居冯翊、河东空地。数岁之后，族类蕃息，永初叛乱，夷夏俱敝，自此之后，余烬不尽，小有际会辄复侵叛，魏武帝徙武都氐于秦川以御蜀，盖权宜之计，今已受其敝矣。今宜及兵威方盛，因其死亡流散与关中之人户为仇仇之际，徙诸羌，著先零、罕幵、析支之地，徙诸氐出还陇右，著阴平、武都之界，廪其道路之粮，令足自致，各附本种，反其旧土，使属国、抚夷就安集之。并州之胡本匈奴桀恶之寇也，建安中使右贤王去卑诱质呼厨泉，听其部落散居六郡，今为五部，户至数万，骁勇便利倍于氐、羌，若有不虞，则并州之域可为寒心。正始中，母丘俭讨句骊，徙其余种于荥阳，户落今以千计，数世之后必至殷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