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

其关隘而失之，晋人自捐其险隘与人，既无以自守其国，宋人承其后而不能复中国之旧，遂以白沟河为界，故二国所受祸略同。夫自晋天福元年以其地赂契丹，首尾四百五十余年，我太祖始援之于泥涂之中，又于此建都，则隮之天日之上矣。夫以百二山河而有天然之地险，重城万雉，屯百万貔貅于此镇压之，是诚万万年不拔之基也。今山前、山后皆吾中国之地，山前七州今为畿甸之地，太行西来，连冈垒嶂，环而绕之，东极于医巫闾之境以为内之藩篱，山后诸州自永宁四海冶以西，历云、代之境，重关列戍以为外之藩篱，苟委任得人、守御有法，可保其无外患也。惟昌平以东遵化、永平一带，往者有大宁都司兴营义会等卫在山之后以为外障，其后移入内地，以此之故，京师东北藩篱单薄之甚，异时卒有外患，未必不出于此，夫天下之患往往出于意料之外，然能谋画于未事之先而豫有以防备之，则所患者消泯于无迹矣。请下大臣议，居庸以东历黄花镇、古北口，直抵山海关山之后，皆荒漠无人之境，非如居庸以西大小边镇两层可以防备，若何可以善其后而使之永无外患，必有奇谋宏略出于其间，必不得已而臣有一见，请将洪武中大宁都司后移保定者立于永平，或遵化或蓟州以为重镇，凡旧所属卫所移于沿山要害，相为声势，仍于山之后去山五里，或十里或三四十里量其地势、因其形便筑为墩台，就其空缺之地接连以为边墙，就于其间择一要地设为关镇，屯军守备，以为乌梁海入贡之道，一以卫都城，一以护陵寝，此诚千万年之远谋也。不然，国家养锐储材，俟吾力有余而其机可乘，仍复洪武中山后帅阃之旧，俾与宣府、大同列为三镇，直达辽东之境，则是国家之险要既失，复得藩篱厚而无可乘之隙，根本固而无意外之患矣。伏惟圣明，当此太平无事之时，思患豫防，有以为国家万年无穷之虑，勿以为书生过虑而忽之。

宋仁宗时，范仲淹攻守二议，其议攻曰：“窃见延州之西、庆州之东，有贼界百余里侵入汉地，可攻之地其在外。此军行入界当先布号令，生降者赏，杀降者斩，得精强者赏，害老幼妇人者斩，拒者并力以戮之，服者厚利以安之，逃遁者勿追，疑有质也，居者勿迁，俾安土也，乃大为城寨以据其地。俟城寨坚牢，当留土兵以守之，方诸旧寨必倍其数，使使臣以安抚之，必严其戒曰贼大至则明斥候，召援兵，坚壁清野以困之外，至则扼险设伏以待之，居常高估入中及置营田以助之。如此，则分彼贼势，振此兵威，所用主兵官员使臣勇夫身死者居其前，可用策应者居其次，使臣中可当一队者参以前，队有心力干事者营立城寨。臣观后汉段纪明以骑三千、步万人、车三千两、钱五十四亿，三冬三夏，大破诸羌。如此，取下一处城寨，平定则更图一处，为据守之策。”

其议守曰：“西戎居绝漠之外、长河之北，倚远恃险，未易可取，建官置兵不用禄食，每举众犯边，一毫之物皆出其下，风集云散，未尝聚养。中国则不可，远戍之兵久而不代，负星霜之苦，怀乡国之望，又日给廪食，月给库缗，春冬之衣鞋、馈输满道不绝，国用、民力日以屈乏，军情愁怨，须务姑息，此中原积兵之忧也。臣谓塞垣镇守当务经远，臣观赵充国兴屯田，大获地利，遂破先零；魏武于征伐之中，令带甲之士随宜垦辟，故不甚劳大功克举，数年之中所在积粟食，廪皆满。唐置屯由天宝八年，河西收二十六万石、陇西收四十四万石，孙武曰分建诸侯以其利而利之，使其食地之毛，实役其人民之力，故赋税无转徙之劳，徭役无怨旷之叹。”

臣按：仲淹上攻、守二议，终之曰：“国家用攻则宜取其近而兵势不危，用守则必图其久而民力不匮，可谓得攻守之宜矣。”

仲淹又上和守攻备四策，其守策曰：“久守之计须用土兵，各谙山川习战斗，比之东兵战守功倍，然缘边次边土兵数少，分守不足，更当于要便城寨招置土兵，若近里土兵愿改隶边寨者，即迁其家团集之，何则？关内诸州土兵多在边上，或得代归营，数月之间复出远戍，岂徒星霜之苦极，伤骨肉之思，征夫不保其家，嫠妇颇多犯法，人情不免，久则怨起，如得并迁其家于缘边住营，更免出军，父母妻子乐于团聚，战则相救，守则相安。又缘边无税之地所招弓箭手，各使聚居险要，每一两指挥共修一堡，以全其家，与城寨相应，彼或小至则使弓箭手与诸寨土兵共力捍御，彼或大举则二旬之前必闻举集，我之次边军马尽可勾呼驻于坚城，以待敌之进退。缘边山阪重复，彼之重兵必循大川而行，先求疾速，俟其得胜，使我师沮而不出，方敢散兵虑掠，过越险阻更无顾虑。我若持重不战，则彼之重兵行川路中粮草无所给、牛羊无所获，不数日人马困毙，彼之重兵更不敢越险，又未能决胜，必不得已而散兵虏掠，我于山谷村落中伏精锐以待之，彼散掠之兵轻而寡弱，可击可逐，使散无所掠，聚不得战，欲长驱深入我则使诸将出奇以蹑其后，欲全师以归我则使诸城出兵以乘其弊，此守策之要也。”

其攻策曰：“臣常计陕西四路之兵数几三十万，非不多也，然各分守城寨，故每岁点兵不过二万余人，坐食刍粮，不敢举动，岁岁设备常如寇至，不知贼人之谋果犯何路。贼界则不然，种落散居，衣食自给，忽尔点集并攻一路，故动号十余万，以我分散之兵拒彼专一之势，众寡不敌，遂及于败，且彼为客当劳而反逸，我为主当逸而反劳。我若复用此计，彼劳我逸则取胜必矣。请于鄜延、环庆、泾原路各选将佐三五人、使臣一二十人、步兵二万、骑兵三千以为三军，以新定陈法训练岁余，候其精勇，然后观贼之隙，使三军互掠于横山，降者厚赏，各令安土，拒者并兵急击，必破其族。假若鄜延一军先出，贼必大举来应，我则退守边寨，或据险要，不与大战，不越旬日彼自困弊，势将溃归，则我环庆之师复出焉，彼若再图点集来拒王师，则又有泾原之师乘间而入，彼则奔命不暇，部落携怨，则我兵势自振，三五年间，山界可以尽取，此春秋时吴用三师破楚之策也。”

臣按：仲淹所议攻守之策虽以防当时之西夏，然以通论后世之边事，势不同而理同，择而行之，举而措之，未必不可用也。

张亢上仁宗论边机军政所疑十事，其三曰：“今鄜延副总管许怀德兼环庆军马，环庆副总管王仲宝复兼鄜延，其泾原、秦凤总管等亦兼邻路，虽令互相策应，然环州至延州十四五程，直路亦不下十驿，泾原至秦州又远于此，若一处有事，自此发兵赴援而山谷险恶、人马已困，欲责其功，何可得也？”

臣按：兵势贵乎相接，苟相去悬绝，则首尾不能相应，必致缓不及事之失。

亢又言曰：“四路军马各不下五六万，朝廷尽力供亿而边臣但言兵少，每路欲更增十万人，亦未见成功之效。且兵无节制，一弊也；无奇正，二弊也；无应援，三弊也；主将不一，四弊也；兵分势弱，五弊也。有此五弊，如驱市人而战，虽有百万，亦无益于事。”

臣按：张亢所言五弊，非但当时有之而今世亦然。

欧阳修上英宗曰：“御边之备，东起麟府，西尽秦陇，地长二千余里，分为路者五而分为州为军者二十有四，而军州分为寨、为堡、为城者又几二百，皆须列兵以守之，故吾兵虽众不得不分，所分既多不得不寡，而贼之出也常举其国众合聚为一而来，是吾兵虽多分之而寡，彼众虽寡聚之为多，以彼之多击吾之寡，不得不败也。此城寨之法既不足自守矣，而五路大将军所谓战兵者分在二十四州军，欲合而出则惧后空而无备，欲各留守备而合其余则数少不足以出攻，退不能自守，所以用兵累年，终不能一出者，以此也。”又曰：“夫兵分备寡，兵家之大害也，其害常在我；以逸待劳，兵家之大利也，其利常在彼。今诚能反其事而移我所害者予敌，夺敌所利者在我，如此，则动而有成功也。”

臣按：今日备边之地，东起辽东、西极陇蜀，非但若宋人之边地起麟府尽秦陇而已，洪武、永乐之盛，所守不过数处，然皆据其总会、扼其要害，人聚而力全，而彼之来有以待之，得以全力而制胜也。正统以后，分为堡寨日多，军卒之数不减前日而堡寨之设日益加多，诚有如欧阳修所谓吾兵虽多分之而寡，彼众虽寡聚而为多者也。今兵无可添而堡寨不可减，乞敕知边事大臣躬临边境，审视寨堡之设，若非要害或虽要害而兵力寡少不足以守之处，革其稍缓者而并归于最要害之地，如此，则城堡不虚设而将卒皆有用矣。

以上守边固圉之略（下）

卷一五二

▲列屯遣戍之製

《詩序》：《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帥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也。

程頤曰：“毒民而不由其上，則人懷敵愾之心矣。”又曰：“古者戍役，兩期而還。今年春暮行，明年夏代者至，複留備秋，至過十一月而歸。又明年中（仲同）春至，春暮遣次戍者。每秋與冬初，兩番戍者皆在疆圉，如今之防秋也。”

熊禾曰：“北部畏暑耐寒，又秋氣折膠則弓弩可用，故秋冬易為侵暴，每留屯以防。”

臣按：程頤前所言者，萬世為民用兵之大義；後所言者，萬世遣戍留屯之常製。

秦始皇既並天下，北築長城四十餘萬，南戍五嶺五十餘萬，驪山、阿房之役各七十餘萬，兵不足用而後發謫矣，其後裏門之左一切發之。

晁錯曰：“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揚粵，置戍卒焉。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細也）毛，其性能（耐同）寒；揚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僨（疲也）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吏有謫及贅婿、賈人，後以嚐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嚐有市籍者，後又閭取其左發之，不願行者深怨，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謂敗退）者，以計為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物以富家室，則能使其眾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算之複（複除也）。天下明知禍烈及己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為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得之之弊也。”

易祓曰：“始皇既並天下，北築長城，南戍五嶺，又有驪山、阿房之役，兵不足用，乃至發謫，先發弛刑之類，次發賈人之類，次發治獄不直者之類，次隱宮刑徒者，次以嚐有市籍者，又其次則大父母、父母嚐有市籍者，先發裏門之左名閭左之戍，未及發右而二世立，複調材士五萬以衛鹹陽，民不聊生，天下騷動而勝、廣起矣。”

臣按：三代之遣戍役，不得已而遣之，反覆開諭，既憫其私情，複陳之以公義，蓋以仁義而行之也。秦人則不然，以威劫而行之而已，則行者豈能得其心而使之效其力哉？錯謂“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為之也，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物以富其家室，故能使其眾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則以功利言，不如三代之使民專以道義為說也。雖然，人心不古，好義不如好利，所以勉勵中人以下者，亦不得不然。

秦用商鞅之法，月為更卒，已複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臣按：更卒謂給郡縣一月而更者，正卒給中都官者也。

漢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迭為之，一月一更，為更卒也。貧者欲得雇更錢，次直者出錢雇之，月二千，是為踐更也。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亦名為更，律所謂繇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當自戍三日，不可往便還，因便往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以給戍者，是謂過更也。

馬端臨曰：“卒更者，正身供正役也。踐更者，以錢雇直，所直者內地，其役一月，不行者以錢雇代行者。過更者亦以錢雇直，所直者邊疆，其役三日，不行者以錢輸之縣官，縣官以給代行者。但所謂一歲而更者恐是並往回行程言之，遠戍且以兩月為行程，則每歲當役者十月，如是踐更則是一人替九人之役，如是過更則是一人替九十九人之役。夫戍邊重事而百人之中行者才一人，則兵之在戍者無幾矣。吾意，一歲而更是秦以此待謫戍者，本非正法，及其窮兵黷武，則雖無罪者及元係複除者皆調發之而儕之謫戍矣，漢初亦遵其法，後來乃著令，有罪者乃戍邊一歲，而凡民之當戍者不過三日，若不願行者則聽其出錢縣官以給戍者，為過更之法耳。”

臣按：漢時戍邊有過更之法，凡民當戍者不過三日，若不願行則聽其出錢縣官以給戍者。臣愚以為，此法今亦可行內地，衛所官軍戍邊者每歲分兩班赴邊屯戍，行程往來，頗為勞苦，且內地人多怯弱不耐寒苦，而其衛所輪差之際不免作弊。請準古過更法，每歲該戍邊方衛所官旗軍，餘計口出錢貼助應戍之人，其有壯健之士願受直代人出戍者，聽官為驗其身力年齒相當，一體給與，合得糧賞，惟在得人不必正身，此法今亦可行。

高祖十一年，發巴蜀材官衛軍霸上。景帝後二年，發車騎、材官屯雁門。宣帝神爵元年，發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汝南材官詣金陵。臣按：此漢初遣軍戍邊散見於史者。

文帝時，晁錯言於文帝曰：“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野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畝（古畝字）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才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為費甚大，罷之則胡複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先為屋室，具田器，予冬夏衣、廩食，其亡妻者官買予之，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為贖。其民如是，則邑裏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

臣按：今西北緣邊一帶，遼東、宣府、寧夏、甘肅四處無有州縣，而大同、延綏、涼洮等處皆有人民及蕃族，今亦編其丁壯與軍伍相兼守禦，然其民既已供賦役而又使之備戰陳，有事之時暫用之可也，無事之時一體與軍常操，似非人情所堪。臣請下山西、陝西二布政司，凡極邊去處如大同、延綏，民有願自投軍者免其戶糧十二石，就以為月糧，官不複支給，其本戶糧原數不及者以同裏人戶糧足其數，其近邊去處在千裏而近者，有願投軍者亦如之，免糧之外別免本戶敷科及凡雜役，俾其供送，凡投軍者加以義勇之名，俾其自備鞍馬、器械、糗襜隨軍征調，死不勾丁，有願替者聽似亦良便。

錯又言曰：“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恤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丁，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古之置邊縣以備敵也，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使五家為伍而至於十連一邑，生死相恤，室屋完安，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居則習於射法，出則教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政定於外。服習收成，勿令遷徙，幼則同遊，長則同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歡愛之心足以相死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一大治之則終身創矣（創艾也）。欲立威者始於折膠，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後未易服也。”

臣按：晁錯之策，欲募民相徙以實塞下，又欲置邊縣以備敵，然今日諸邊見有列屯坐食之兵，不須召募，舊有衛所營堡之製，不須置縣，但其所謂五家為伍合於古法。今不必以家為伍而以五人為伍，使其自相聯屬，或其戚屬或其交契，從其所好，官府因而什伍之，方其係籍食糧各仍其舊，惟於操練征調之際則用伍法焉。每伍同一字號，以一人為首，呼兵首，則五人必與偕，所聚集之處如錯所謂居則習為射法，出則教於應敵，起止相隨而暫離者有禁，器用相共而自私者有罪，中有嫌隙者許其明白告官而離合之，匿怨而貌從者同伍知而不告罪同，伍中不許飲博，惟合伍校射方許飲酒。遇有寇至，少至則因其人之多寡而遣吾卒以應之，彼以十人來吾以十人應之，彼以百人來吾以百人應之，吾之所謂十與百蓋以伍為卒，十人為五十人、百人乃五百人也，寇非大至，不以大眾。

武帝時，發天下七科謫出朔方。

張晏曰：“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婿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

臣按：武帝發天下七科謫，一曰吏有罪，秦始皇謫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即此科也；二曰亡命、三曰贅婿、四曰賈人，即秦始皇三十三年發諸嚐逋亡人、贅婿、賈人擊南越也；五曰故有市籍與夫父母有市籍、大父母有市籍，是三者皆賈人之類也。武帝此七科，先儒謂其因秦人之舊。蓋兵出於農固有定籍，故於定籍之外立此七科，吏有罪者席其故官，亡命者去其鄉土，贅婿者托於婦家，賈人以下皆身不在農畝，是七者皆非調發所及，故謫之，此雖非先王令典，然亦可以製伏奸人，使皆為國禦寇，而亦寬農實邊之一助也。

明帝永平八年，詔郡國中都官，死罪係囚減罪一等，勿笞，屯朔方、五原之邊縣。後又詔詣邊者妻子自隨。

臣按：此秦漢以來謫有罪者戍邊之始。蓋置惡人於荒僻之地以禦魑魅，古典也。秦始皇謫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漢武帝謫吏有罪者出朔方，其來遠矣，但有罪係獄者人非一等，有農民有遊民，與夫工商吏卒，不一類焉。彼夫農工商賈，平日習勞苦事、役作之人，用以戍邊無不可者，若夫名為士流係宦籍者，率多選軟脆弱之人，平日呻吟占畢，不經勞役，一旦使之被堅執銳以從事隊伍之間，以禦強虜，用此之儆眾庶，固為可矣，其如誤國計何？況邊塞之地，饋餉為難，內地米一斛至邊計其費不止三斛也，乃歲苦內地良民，運三十斛米以養一無用之人，無乃非計歟。必欲重困罪人，使彼知警，豈無別策而乃必用此乎？

明帝以後，又歲募郡國中都官死罪係囚出戍，聽從妻子，自占邊縣以為常。凡徙者皆給弓弩衣糧，於是北胡有變則置度遼營，南蠻或叛則置上林兵，羌犯三輔則置長安、雍二尉，鮮卑寇居庸則置漁陽營。

臣按：漢人守邊多是募兵，其所置兵營皆是蠻夷有變而後增之也。今日邊城之守、士卒之屯，皆是聖祖開國之初舊製，然歲久弊生，不無消乏軍伍，或不能如往時之盛，欲行漢人召募之法，然承平日久，民戀鄉土，必欲行國初簽補之例，然版籍已定，民或起怨。臣於“製國用”下嚐建因荒收兵之策，此策似亦可行，儻不棄芻蕘之言，斟酌行之，是亦足兵之一助也。

東漢自光武罷都試而外兵不練，雖疆場之間廣屯增戍，列營置塢，而國有征伐終籍京師之兵以出。蓋自建武迄漢衰，匈奴之寇、鮮卑之寇，歲歲有之，或遣將出擊，或移兵留屯，連年暴露而禁旅無複鎮衛之職矣。

臣按：漢人疆場之間既已廣屯增戍，列營置塢，而國有征伐又籍京師之兵，夫內地有寇可出京師兵以平之，若夫邊圉之寇必須用其邊兵，何則？蓋邊兵生長邊陲，慣於戰鬥，知敵人之情狀，識道路之迂直，且複屢經戰陳，目熟心定。若夫京畿之兵驕奢脆懦，目所未嚐見，身所未嚐經，況受命而總兵者皆天子之勳貴，報效而從征者皆是權貴富豪子弟，欲希功以得官耳，非實有材勇，欲敵所愾以建功業也，一至邊城，身既不能戰，反役使邊兵之善鬥者為之給薪水、供草料，及至寇退而論功，方且虛張功次，奪邊兵之虜獲，攘其首級以為己功，是以邊城一聞京軍之來，無不解體者。為今之計，緣邊一帶分定疆界，專責邊將守禦，不得已而出京軍，止用以為邊城之聲援，如大同則於應州或渾源州立一大營，宣府則於懷來或保安立一大營，其他遼東、甘肅諸處皆然，敵少入寇則各邊自為守戰，敵大入寇方許奏請京軍，如敵寇大同，京軍則於應州駐劄，敵寇宣府，京軍則於懷來駐劄，兵法先聲後實，每調一千則稱五千，用以為邊城之聲援，非其力果不能支而京軍不得貪功冒進，如此，則各邊將卒畏京軍之擾害且奪其功，無不奮誌效死矣。

唐方鎮節度使之兵，其原皆起於邊將之屯防者。唐初兵之戍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而總之曰道。自武德至天寶以前，邊防之製，其軍、城、鎮、守捉皆有使而道有大將一人曰大總管，已而更曰大都督，至太宗時，行軍征討曰大總管，在其本道曰大都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