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

、中、下也。壤之上者则出上赋，壤之中者则出中赋，壤之下者则出下赋，咸有一定之准则，用是之法以成赋于九州之内，若荒服之外则不敢例之以此也。有夏盛时，其取民之制有所品节准则如此。后世征敛无艺，惟循簿书之旧，无复考核之实，田之等则无别，赋之多寡不伦，既无底慎之心，复无咸则之法，此民财所以恒不足，而国用亦因之以不充也欤？

《王制》：冢宰制国用，必于岁之杪（末也），五谷皆入，然后制国用。用地小大视年之丰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量入以为出。

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

应镛曰：“必于岁之杪者，天时既周而来岁之事方始也。五谷之熟有先后，皆入则先后无遗而丰歉尽见矣。”

臣按：先王制国用必命冢宰者，冢宰为六卿之长，周时无宰相，冢宰即宰相也。每岁于年终之时、五谷皆入之后，俾其视今岁之所入以制来年之所出，而定国家一岁多少之用焉。用地小大视年之丰耗者，谓地之小者入亦小、地之大者入亦大，地小而入大则年之丰可知，地大而入小则年之耗可知。每岁以地所入而定其年之丰耗，年丰则国用随之而隆，年耗则国用亦随之而啬。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者，每岁所入析为四分，用度其三而储积其一，每年余一，三年余三，积三十年则余十年矣。以三十年通融之法，常留九年储蓄之赀，然后计其见在所有之数，以为经常用度之节，量其所入而出之，因府库之虚实为用度之赢缩，则国家无不足之忧，而兴事建功无有不成者矣。窃惟《王制》此章，说者谓为商制，以臣观之古今制用之法，诚莫有加焉者也。夫国家之所最急者财用也，财生于地而成于天，所以致其用者人也。天地岁岁有所生，人生岁岁有所用，岁用之数不可少而岁生之物或不给，苟非岁岁为之制，先期而计其数，先事而为之备，至于临事而后为之措置，则有弗及者矣。臣愚以为，今日制国用亦宜仿此法，每岁户部先移文内外诸司及边方所在，预先会计嗣岁一年用度之数，某处合用钱谷若干，某事合费钱谷若干，用度之外又当存积预备若干，其钱谷见在仓库者若干，该运未到者若干，造为帐籍，一一开报。又预行各处布政司并直隶府分，每岁于冬十月百谷收成之后，总计一岁夏秋二税之数，其间有无灾伤、逋欠、蠲免、借贷，各具以知。至十二月终旬，本部通具内外新旧储积之数，约会执政大臣通行计算嗣岁一年之间所用几何，所存几何，用之之余尚有几年之蓄，具其总数以达上，知不足则取之何所以补数，有余则储之何所以待用，岁或不足何事可从减省、某事可以暂已，如此则国家用度有所稽考，得以预为之备，而亦俾上之人知岁用之多寡、国计之赢缩、蓄积之有无云。伏惟万几之余留神省察，必使国家仓廪恒有九年之余而不至于六年之急，万有一焉而或不及余三年，则必惕然儆惧，凡事皆从减节，痛革用度之无益者，使毋至于国非其国焉，实惟宗社无疆之休。

《周礼春官》：天府祭天之司民、司录，而献民数、谷数则受而藏之。

林之奇曰：“岁献民数、谷数，最为致太平之要务。《管子》曰：‘制国以为二十一，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三分其制而言之，即所谓七民而五农夫、二工商也。先王所以为此者非他，为欲等其民数、谷数，使之本末相当，用为平岁之经制。故尔至于水旱不虞之至则必有储蓄以待之，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三十年之通必有十年之储。国有十年之储则谓之太平，故曰岁献民数、谷数最为致太平之要务者也。自古在昔先民有作，其所以经纶图维，以富邦国、以生万民者，其要实在乎此，孰谓其可忽而不思，以坐视夫民之穷哉？”

臣按：民生于天而岁岁有生死，谷产于地而岁岁有丰凶，苟非有司岁岁各具其数以闻之于上，则朝廷之崇高、海宇之广远、闾阎之幽隐，曷由以知之哉？是以成周盛时，每岁必祭司民司禄而献民数、谷数焉。献民数俾其知登耗也，献谷数俾其知多寡也，料其民数、计其谷数，郡邑版图其户口凡若干，内外仓场其蓄积凡若干，就一邑而计之，农圃食力者若干人，工商末作者若干人，吏兵廪食者若干人，枚而举之，总而会之，一人之食日费几何，一月之食几何，一岁之食几何，某所有仓廪几何，一岁支发几何、存余几何，散之足以食几何人，积之足以给几何年。因其一岁之所入通其累年之所积，以谷之数而较之于民其果相当否邪，三年而有一年积否邪，十年而有三年积否邪，三十年而有十年积否邪。彼此通融，有无相济，以羡补不足。多而有余也则蠲民之逋负、除民之租赋，不尽利以遗民；少而不足也，则省上之常费，除人之冗食，不侈用以伤财，如是则民谷两足矣。民有余食，国有余积，则凶荒有备，祸乱不作，风俗淳厚，治教休明矣，太平要务岂外是哉？

《大学》：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

朱熹曰：“德即所谓明德，有人谓得众，有土谓得国，有国则不患无财用矣。”或问熹曰：“所谓先慎乎德，何也？”曰：“上言有国者不可不慎，此言其所慎而当先者尤在于德也。德即所谓明德，所以慎之亦曰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以修其身而已矣。”

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朱熹曰：“人君以德为外，以财为内，则是争斗其民而施之以劫夺之教也。盖财者人之所同欲，不能絜矩而欲专之，则民亦起而争夺矣。外本内末故财聚，争民施夺故民散，反是则有德而有人矣。悖，逆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货之出入也。”熹又曰：“有德而有人有土，则因天分地，不患乎无财用矣。然不知本末而无絜矩之心，则未有不争斗其民而施之以劫夺之教者也。《易大传》曰‘何以聚人曰财’，《春秋外传》曰‘王人者将以导利而布之上下’者也，故财聚于上则民散于下矣，财散于下则民归于上矣。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郑氏以为君有逆命则民有逆辞，上贪于利则下人侵畔，得其旨矣。”

臣按：财者人之所同欲也，土地所生止于此数，不在上则在下，非但上之人好而欲取之，而下之人亦恶人之取之而不欲与也。人心好利无有纪极，苟非在上者先谨其德，知义之可重而财利之轻，其不至专民之利而劫夺之也几希。今焉惟德之是谨，兢兢焉以自守，业业焉以自持，知财利吾所好也而民亦好之，吾之欲取之心是即民之不欲与之心，不得已而取之，所取者皆合乎天理之公而不咈乎人情之欲，如是而取之则入之既以其义而出之也亦必以其道矣。如是，则是能与民同好恶而以民心为己心，所谓絜矩之道而治平之要不外是矣。

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

吕大临曰：“国无游民则生者众矣，朝无幸位则食者寡矣，不夺农时则为之疾矣，量入为出则用之舒矣。”

朱熹曰：“此因有土有财而言，以明足国之道在乎务本而节用。”又曰：“《洪范》八政食、货为先，子贡问政而夫子告之亦以足食为首，盖生民之道不可一日而无者，圣人岂轻之哉？特以为国者以利为利，则必至于剥民以自奉而有悖出之祸，故深言其害以为戒耳。至于崇本节用，有国之常政，所以厚下而足民者则固未尝废也，吕氏之说得其旨矣。有子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孟子曰‘无政事则财用不足’，正此意也。然孟子所谓政事，则所以告齐梁之君使之制民之产者是已，岂若后世头会箕敛、厉民自养之云哉？”

臣按：金履祥谓《大学》通章以货财为戒，而此以生财为言，何也？盖财用国之常经，不可一日无者，苟徒禁其为聚财之政而不示之以生财之端，则异时国用不给，终不免横取诸民，则是以理财为讳者乃所以为聚财之张本也。所谓生财者必有因天分地之源，所谓有道者必非管商功利之术，而究其所以为生财之道者，则生者众食者寡、为者疾用者舒而已。天地间自有无穷之利，有国家者亦本有无穷之财，但勤者得之、怠者失之，俭者裕之、奢者耗之。履祥谓《大学》此四语万世理财之大法，臣窃以为履祥所谓勤、俭、怠、奢之四言是又万世理财之节度也。

仁者以财发（犹起也）身，不仁者以身发财，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

朱熹曰：“仁者散财以得民，不仁者亡身以殖货，上好仁以爱其下则下好义以忠其上，所以事必有终而府库之财无悖出之患也。”又曰：“仁者不私其有，故财散民聚而身尊；不仁者惟利是图，故捐身贾祸以崇货也。然亦即财货而以其效言之尔，非谓仁者真有以财发身之意也。夫上好仁则下好义矣，下好义则事有终矣，事有终则为君者安富尊荣而府库之财可长保矣，此以财发身之效也。上不好仁则下不好义，下不好义则其事不终，是将为天下翙之不暇，而况府库之财又岂得为吾之财乎？若商纣以自焚而起钜桥、鹿台之财，德宗以出走而丰琼林、大盈之积，皆以身发财之效也。”

孟献子曰：“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言由小人导之也），彼为善（善字上疑有不字）之小人之使为国家，菑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朱熹曰：“聚敛之臣剥民之膏血以奉上而民被其殃，盗臣窃君之府库以自私而祸不及下，仁者之心至诚恻怛，宁亡己之财而不忍伤民之力，所以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亦絜矩之义也。”又曰：“此言菑害并至，无如之何，何也？曰：怨己结于民心，则非一朝一夕之可解矣。圣贤深探其实而极言之，欲人有以审于未然而不为，无及于事之悔也。以此为防人，犹有用桑弘羊、孔仅、宇文融、杨慎矜、陈京、裴延龄之徒以败其国者，故陆宣公之言曰：‘民者邦之本，财者民之心，其心伤则其本伤，其本伤则枝干凋瘁而根柢蹶拔矣。’吕正献公之言曰：‘小人聚敛以佐人主之欲，人主不悟，以为有利于国而不知其终为害也，赏其纳忠而不知其大不忠也，嘉其任怨而不知其怨归于上也。’若二公之言可谓深得此章之指者矣，有国家者可不监哉？真德秀曰：‘近世所谓善理财者何其懵此也？元元已病而科敛日兴，不知皮将尽而毛无所傅也；出新巧以笼愚民，苟邀倍称之入，不知朝四暮三之无益也。孟子曰：我能为君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

金履祥曰：“国天下之国，家天下之家也，君之者长之而已，固非其所得私也，况可专其利以自私哉？夫为国家之长而惟财用之务，其原必起于小人，小人虽悖亦岂能自肆其毒哉？惟有国家者以其言利为善于体国，以其任怨为善于忠君，以其掊克为善于理财，是以使为国家，小人之得为于国家，所以悖取者无所不至，而国家之菑祸患害亦将无所不至矣。盖民穷众怨，兵连盗起，百姓畔于下，天变怒于上，国家至此不可复为也已，虽有善者以承其后，亦将如之何哉？盖财之聚者有必聚之怨，怨之聚者有必至之祸，而祸之已至者无可回之势。甚矣哉，小人之祸国家若是其烈也，不谨之于其始而何以救于其终哉！”

臣按：《大学》释治国平天下之义，谆谆以理财为言，岂圣贤教人以兴利哉？盖平之为言，彼此之间各得分愿之谓也。何也？天下之大由乎一人之积，人人各得其分、人人各遂其愿而天下平矣。是故天子有天下则有天下之用度，匹夫有一家则有一家之用度，天子之用度则取之民，民之用度将取之谁哉？居人之上者将欲取于民也，恒以其心度民之心，曰彼民之家上有父母、下有妻子，一日不食则饥，一岁无衣则寒，彼之家计不可一日无亦犹吾之不可一日无国计也。体民之心反之于己，使彼此之间各止其所处之分，各遂其所欲之愿，无一人之不遂其生，无一人之或失其所，则天下无不平者矣。是则《大学》所谓絜矩之道，推极其理即圣门所谓仁、所谓恕也，虽然，有其心无其政是谓徒善，是以愿治之主不独有理财之法，又必有理财之人，理财之法即所谓生财之大道是也，理财之人所谓聚敛之臣决不用焉。不用聚敛之臣而行崇本节用之道，推吾所以以心度心者以为取民之节度，仅足吾用而已，不分外以多求，不极欲以侈用，如是，则上之人既得其分愿而下之人亦遂其分愿矣，天下岂有不平也哉？抑考理财之说昉之《易大传》，而《大学》不言理而言生，何哉？噫！理之为言有人为分疏之意，生之为言有生生不穷之意，有以生之而财之源生生不穷，有以理之而财之流陈陈相因，如是，则存于民也无不足，而用于君也恒有余矣，治平之道端在于此。朱熹所引陆贽、吕公著告其君之言尤为切要，伏惟圣明留神玩味。

以上总论理财之道（上）

卷二一

▲总论理财之道（下）

《论语》：子曰：“节用而爱人。”

杨时曰：“《易》曰‘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盖侈用则伤财，伤财必至于害民，故爱民必先于节用。”

朱熹曰：“国家财用皆出于民，如有不节而用度有阙，则横赋暴敛必先有及于民者，虽有爱人之心而民不被其泽矣，是以将爱人者必先节用，此不易之理也。”

臣按：帝王为治之道不出乎孔子此言，爱之一言万世治民之本，节之一言万世理财之要。孟子曰：“无政事则财用不足。”朱熹曰：“生之无道，取之无度，用之无节故也。”

臣按：国家不患财用之不足，惟患政事之不立。所谓立政事者，岂求财于常赋之外哉？生之有道，取之有度，用之有节而已。

赵简子使尹铎为晋阳，请曰：“以为茧丝乎，抑为保障乎？”简子曰：“保障哉。”尹铎损其户数。

胡寅曰：“茧丝者取之不息至于尽而后止也，尹铎虽少而心智，简子虽贵而虑长，其后无恤为智氏所攻，卒于晋阳托身而得免，况为天下者乎？而后世谋国者以爱民敦本为腐儒常谈，以聚敛积实为应时急务，凡江海、山林、薮泽、鱼盐、金石、茗荈之利皆王政所弛者，设法着令无不榷取。昔也民富可以多取，既而国富则民贫而无可取矣；昔也国富可以横费，既而民尽则国贫而无可费矣。以四海之大，九贡之入，文、景守之则三十税一，又且尽蠲，不闻空匮之患；明皇、德宗守之则为大盗所迫，仓皇奔窜，食粝麦饭、啖芜菁根而不能饱，不闻掊克之益，何轻用其国而虑不及赵简子与尹铎哉？何急急于茧丝之近用而忽于保障之大计哉？”

臣按：茧丝主赋税而言，保障指藩篱而言。尹铎之意不在赋税在乎藩篱，简子知其意而从之，铎守晋阳损其户数，其后简子之子果赖其庇，然求其所以为保障之实不过损民之户数而已。夫国家所以为保障之固者，以其民户之众也，今欲其保障而乃损其户数，何哉？盖户数一增则民间各自立门户，取之既多役之复众，力分而财聚，民生所以日耗，民心所以日离，往往生其怨怼之心而背畔也。今损其户数，则一夫应公家之征求，余夫营私家之衣食，生理既厚，感戴益深，惟恐上之人一旦舍我去而他人来不我恤也，一遇国家有难，竭力以卫上，捐躯以拒敌，凡可以为国家保障者无所不用其极焉。彼其以民为茧丝者则异乎是，尽民之力而役之，罄民之赀而取之，既征其田亩，又征其畜产，与夫山泽之所出、饮食之所需，无一不有税焉，譬则工女之缲丝，缕缕而绎之，非见蛹不止也。胡氏所谓贼道者，岂非斯人也哉？上以贼道待下，下亦以贼道应之，肙肙然侧目以视其上，惟恐其去之不速也，况望为之保障哉？

唐陆贽曰：“地力之生物有大数，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常足，取之无度、用之无节则常不足。生物之丰败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是以先王立程，量入为出，虽遇菑难下无困穷，理化既衰则乃反是。桀用天下而不足，汤用七十里而有余，是乃用之盈虚在于节与不节耳，不节则虽盈必竭，能节则虽虚必盈。”

臣按：陆贽进言于其君所谓节之一言，诚万世人君制用丰财之要道也。节与不节是盖君德修否之验，府库盈虚之由，生民休戚之本，国家治乱之基。贽既即此言告其君于前，复即卫文公、汉文帝、唐太宗三君始由艰窘而终获丰福，以著其能节则虽虚必盈之效，以为其君劝；秦始皇、汉武帝、隋炀帝三君始由丰厚而终以蹙丧，以著其不能节则虽盈必竭之效，以为其君戒。其末又曰：“秦隋不悟而遂灭，汉武中悔而获存，乃知惩与不惩、觉与不觉，其于得失相远，复有存灭之殊，安可不思、安可不惧？”是又开其君以迁善改过之机也。吁！后世之英君谊主，有志于保民生、寿国脉者，当以节之一言佩服于心，而以贽所引之六君节与不节者以为劝戒而是思是惧，则宗社之灵长、生灵之安养实有赖焉。

苏轼曰：“为国有三计，有万世之计，有一时之计，有不终月之计。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计则可以九年无饥也，岁之所入足用而有余，是以九年之蓄常闲而无用，卒有水旱之变、盗贼之忧，则官可以自办而民不知。如此者，天不能使之菑，地不能使之贫，盗贼不能使之困，此万世之计也。而其不能者，一岁之入才足以为一岁之出，天下之产仅足以供天下之用，其平居虽不至于虐取其民，而有急则不免于厚赋，故其国可静而不可动、可逸而不可劳，此亦一时之计也。至于最下而无谋者，量出以为入，用之不给则取之益多，天下晏然无大患难而尽用衰世苟且之法，不知有急则将何以加之，此所谓不终月之计也。”

臣按：古今制国用之大略，苏轼此言尽之矣。人君承祖宗之统，为生灵之主，有土地为之产财，有黎庶为之生财，有臣工为之理财，当夫国家无事之时，豫为国家先事之具，以为万世之计可也。不幸所入才足以为出，所产仅足以为用，吾则痛加抑损、力为撙节，可已则已，非不得已必已可用则用，非必当用不用，不耗其财于无益之事，不费其财于无用之地，不施其财于无功之人。如此，则所以为国计者非但不为不终月之计，而所谓一时之计者方且经之营之，寸积铢累，朝斯夕斯，由小而致大，积少而成多，日计不足，月计有余，岁复一岁，积三年而有一年之储，由九年而致三年，由三十年而致十年，由是而致夫百千万年以为子孙无穷之计。所谓天不能菑、地不能贫、人不能困之者，岂不信其必然哉。

苏辙曰：“方今之计莫如丰财，然所谓丰财者非求财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财者而已。使事之害财者未去，虽求财而益之，财愈不足；使事之害财者尽去，虽不求丰财然而求财之不丰，亦不可得也。事之害财者三，一曰冗吏、二曰冗兵、三曰冗费，三冗既去，天下之财得以日生而无害，百姓充足，府库盈溢，人君所为无不成、所欲无不如意矣。”

臣按：苏辙论丰财之道，去其害财者而已。害财之事有三，所谓吏之冗员、兵之冗食，其中节目虽多，然大要有定，名有常数，除其繁冗而存其切要，害斯去已。惟所谓费之冗杂者，则途辙孔多，窠臼不一，横恩滥赐之溢出，修饰缮造之泛兴，祷祈游玩之纷举，不当用而用，不可予而予。三害之中冗费之害尤大，必不得已而去之，吏、兵无全去之理，惟费之冗者则可权其缓急轻重而去之焉。凡所谓冗者，有与无皆可之谓也，事之至于可以有可以无，吾宁无之而不有焉，则不至害吾财矣。

曾巩曰：“用财有节，则天下虽贫其富易致也；用财无节，则天下虽富其贫亦易致也。汉、唐之始，天下之用尝屈矣，文帝、太宗能用财有节，故公私有余而致天下之富焉；汉唐之盛时，天下之用尝裕矣，武帝、明皇不能节以制度，故公私耗竭而致天下之贫焉。且以宋景德、皇祐、治平校之，景德户七百三十万、垦田一百七十万顷，皇祐户一千九十万、垦田二百二十五万顷，治平户一千二百九十万、垦田四百三十万顷；天下岁入，皇祐、治平皆一亿万以上，岁费亦一亿万以上，景德官一万余员，皇祐二万余员，治平二万四千员，皇祐官数一倍于景德，治平则三倍之矣，其余用财之端皆倍可知也。诚诏有司按寻载籍而讲求其故，使凡入官之多门、用财之多端皆可考而知之，然后各议其可罢者罢之、可损者损之，使其所费皆如景德之数，则所省者盖半矣。则又以类而推之，天下之费有约于旧而浮于今者、有约于今而浮于旧者，其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自而杜之，其约者必求其所以约之由而从之，如是而力行，以岁入一亿万以上计之，所省者十之三则岁有余财三万万，以三十年之通计之，当有余财九亿万，可以为十五年之蓄矣。”

臣按：曾巩此议以宋真宗、仁宗、英宗三朝校之以见其财赋出入之数，乞诏有司按寻载籍讲求三朝所以费用其财者，考知其数，即今比旧，罢其所可罢、损其所当损，从其约而杜其浮，其议卓然可行，顾人君肯用与否耳。臣尝因其言而疏以为今日当行之要务，窃惟我朝疆宇比宋为广，而百年以来无甚钜费，凡宋所谓郊赉、岁币、祠禄皆无之，其最费者宗禄、养兵、荫子耳，然荫子止于武职，文臣亦无几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