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

矣，徒纷纷较其赢余以为宰相之职，则非其义也。”

林之奇曰：“先王制贡，因其地之所宜而为政之序，亦以远近详略为差，传曰上以共祭祀之物使侯服贡之，则上先下后之意；内以共嫔妇之物使甸服贡之，则内先外后之意。传曰先王之制贡，则近无不听、远无不服者，凡以此道也。”

叶时曰：“《周礼》之言致贡，亦《禹贡》之任土作贡也。任者任其所有而不强其所无，致者听其自至而不强其不来。盖人君昭德之致于侯邦，则诸侯服食器用之任自奔走，入贡之不暇，自有不求而自至者，圣人何尝强之使贡哉？”

林椅曰：“致邦国之用者非用物不贡，则珍禽异兽不育于国，以万民惟正之供，不贵异物、贱用物也。”

臣按：太宰九贡致邦国之用，谓之致者言自至而已，非有所求也；谓之用者言适于用而已，非无用也。盖自祀贡以至于物贡，固非无用之物，而亦非有意而求，其诸异乎后世人主之求之欤？

《春秋》：桓公十五年，天王使家父来求车。

左丘明曰：“求车，非礼也。诸侯不贡车服（车服上之所以赐下），天子不私求财（诸侯有常职贡）。”

穀梁赤曰：“古者诸侯时献于天子，以其国之所有，故有辞让而无征求。求车，非礼也。”

胡安国曰：“王畿千里，租税所入足以充费不至于有求，四方诸侯各有职贡不至于来求，经于求赙、求车、求金皆书曰求，垂后戒也。古之君人者必昭俭德以临照百官，尊卑登降各有度数，示等威、明贵贱，民志既定之后皆安其分而无求，兵刑寝矣。及侈心一动，莫为防制，必至于亢不衷，官失德，廉耻道丧，宠赂日章，沦于危亡而后止也。”

臣按：遣使需索之谓求，求者下之乞于上，不足者资于有余之谓也。巍巍天子，居九重之上，有四海之富，乃遣使需求于人，则是示贪风于天下，开贿道于方国，其失自上，岂小故哉？

汉文帝时，有献千里马者，帝诏曰：“鸾旗在前，属车在后，吉行日五十里，师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马，独先安之？朕不受献也。其令四方无求来献。”

光武下诏曰：“往年已敕郡国，异味不得有所献御，今犹未止，非徒有豫养导择之劳，至乃烦扰道上、疲费过所。其令大官勿复受，明敕下以远方口实，所以荐宗庙者自如旧制。”

和帝时，南海献荔枝、龙眼，奔腾险阻，死者继路，临武长唐羌上书陈状，帝下诏曰：“远国珍羞本以荐奉宗庙，苟有伤害，岂爱民之本？其敕大官勿复受献。”

臣按：汉家此三诏者，皆不适己之便而有爱民之实，谨表出之以示万世。

安帝诏曰：“凡供荐新味多非其节，或郁养强熟，或穿屈萌芽，味无所至而大折生长，岂所以顺时育物乎？传曰非其时不食，自今当奉祠陵庙及给御者皆须时乃上。”

臣按：安帝此诏非徒有爱物之仁，亦且得养生之义。

顺帝永建四年，诏曰：“海内颇有灾异，朝廷修政，大官减膳，珍玩不御。而桂阳太守文砻，不惟竭忠宣畅本朝而远献大珠以求幸媚，令封以还之。”

臣按：顺帝此诏与唐太宗罪权万纪同一心也，所谓“不惟竭忠宣畅本朝而远献大珠以求幸媚”，文砻见之宜愧死矣。后世人主乃因其臣献珍异而奖宠之，甚至加以爵禄焉，视顺帝岂不远哉？

隋炀帝幸江都，谒见者专问礼饷丰薄，丰则超迁，薄则停解。江都郡丞王世充献铜镜、屏风迁通守历阳郡丞，赵元楷献异味迁江都郡丞，由是郡县竞务刻剥以充贡献，民外为盗贼所掠，内为郡县所赋，生计无遗。

臣按：人君为天之子代天以理民，不能自理，故分命其臣以理之，其所食之禄天禄也、所莅之职天职也、所治之民天民也，天子不过承天意以予之耳。今顾因其所贡以私奉己者而酬之以官，岂天意哉？人君为此其拂天甚矣，炀帝之为炀也宜哉！

唐制，州府岁市土所出以为贡，其价视绢之上下无过五十匹，异物滋味、名马鹰犬非有诏不献，有加配则以代租赋。

臣按：唐制，州府岁贡土物其价视绢无过五十匹，所贡至薄，其物易供，间加此数亦折租赋，不别征科，及考其所以为贡者，不过药物、食用而已。祖宗以此为制，后世子孙乃有如代宗之生日贡献至数千万加以恩泽者、德宗之臣有日进月进因而得迁官者。呜呼，祖宗立制之善而子孙犹继之以不善，况贻谋不善者哉？

太宗谓朝集侯曰：“任土作贡，布在前典，当州所产则充廷实。比闻都督、刺史邀射声名，厥土所赋或嫌其不善，逾境外求，更相仿效，遂以成俗，极为劳扰，宜改此弊不可更然。”

臣按：太宗谓逾境外求极为劳扰，窃以谓郡国贡献非但逾所任之境而求之为劳扰也，至于道里之远、辇运之烦，经过州邑起役丁夫、佣倩车马，官府为之废政，农作为之妨业，上之所得无几，计其所费百倍于所贡之物亦有之矣，况又遣使赍货求之中国之外，越沙漠涨海之涯，其为劳扰又可胜言哉？

宪宗禁无名贡献而至者不甚却，学士钱徽恳谏罢之，帝密戒，后有献毋入右银台门，以避学士。

臣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凡土所生之物何者而非天子之物乎？有之固不足以为夸，无之亦不足以为歉，为万乘之主而欲人之贡献，既知其非而禁之，而又不甚却，复因人言而罢之，而又戒勿使之知。吁，学士虽不知，吾所戒之人则知之矣，非但所戒之人知之，而当世史臣且笔之于册焉，历今数百年犹如昨日乎，然人主举措可不慎哉！

五代周太祖命王峻疏四方贡献珍美食物，下诏悉罢之，诏略曰：“所奉止于朕躬，所害被于庶。”又曰：“积于有司之中，甚为无用之物。”

臣按：周太祖此诏可谓切要，读之使人竦然，唐白居易有诗云“割我心头肉，市汝眼前恩。进入琼林库，岁久化为尘”，可与周祖此诏并传后世，人主恒心惟而口诵之，天下不胜幸甚。

宋太祖诏，自今长春节及他庆贺不得辄有贡献。

真宗时，内侍裴愈因事至交州，俾其进龙花蕊，帝怒黜愈。神宗以诸州贡物，耗蠹民力，诏罢之。

孝宗诏，诸路或假贡奉为名，渔夺民利，果实则封闭园林，海错则强夺商贩，至于禽兽、昆虫、珍味之属则抑配人户，致使所在居民以土产之物为苦。仰州军条具土产合贡之物闻于朝，当议参酌天地、宗庙、陵寝合用荐献及德寿宫甘旨之奉，止许长吏修贡外，其余一切并罢，州郡因缘多取以违制坐之。

臣按：宋朝诸帝往往罢贡献而孝宗一诏尤为悉知其弊，其中仰州军条具土产合贡之物、止许长吏修贡，然考杜氏《通典》及《唐书地理志》各载诸郡土贡物件而宋《地理志》及《会要》亦载焉，则是唐、宋州郡所贡土产已有定制，有司每岁合依定制进献为宜，又何用州军条上为哉？夫有土则有贡，随其地之所有而献之于上，以为朝廷祭祀、宴享之需，是固义之当为，然不可过为需索，以一人口体之奉而贻累千万人而耗其衣食之资，甚者假公以营私，一人之用才一二而千百人因之而耗费其万亿焉。是以自古爱民之君宁吾一人所欲有所不称，不忍以吾一人之欲而使千万人失其所欲焉，是以取于民也有制，而庶邦惟正之供，所供者郊庙祭祀之品、宫闱甘旨之奉、军国兵戎之需与夫衣服、食物、日用之不可阙者耳。我太祖于国初即定诸州所贡之额，如太常寺之牲币、钦天监之历纸、太医院之药材、光禄寺之厨料、宝钞司之桑穰与凡皮角翎鳔之属，皆有资于国用者也，著为定额，俾其岁办，外此珍奇玩好皆不取焉，遇有急阙之用则折租以市，其取民也可谓薄矣，凡唐宋以来所谓藩方之羡余、郡国之进献、佞幸之珍异一切无有焉，民生斯世一何幸哉！

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遣使往马八国求奇宝。

臣按：《春秋》书天王遣使求车、求金，说者谓其求非所当求，故圣人讥之，然所求者中国之诸侯，车以为乘、金以为赙，犹为有用者也，彼元世祖乃遣使冒不测之险而求无用之物于遐绝之域，世祖在元君中为最贤而犹如此，他又何责哉？臣尝因是而考古今之所谓宝者，三代以来中国之宝珠、玉、金、贝而已（贝俗谓海介虫），汉以后西域通中国，始有所谓木难、琉璃、玛瑙、珊瑚、琴瑟之类，虽无益于世用然犹可制以为器焉，至元所谓宝者则异于是，是皆瑰石、碎砂之属，形既不圆，文又不莹，他无可用者，但可用之丽金银以为服饰耳，乃至费赀万亿以售之。呜呼，弃有用之金银，易无用之砂石，惑亦甚矣（以上贡献）。

以上论贡赋之常。臣按：治国者不能不取于民，亦不可过取于民，不取乎民则难乎其为国，过取乎民则难乎其为民，是以善于制治保邦者必立经常之法，以为养民足国之定制，所谓经常可久、百世而不变者。《禹贡》所载，贡、赋二者是已，若汉之告缗、算舟车之令，唐之借商税、开架之法，宋之经总制钱之类，是皆罔民取利之具，暂行尚不可，况常乎？臣于“制国用总论理财之道”之后，即继以“贡赋之常”者，此也。

卷二三

▲经制之义（上）

《周礼》：太宰以九赋（上取于下曰赋）敛（聚也）财贿（帛布也），一曰邦中之赋（在城郭者），二曰四郊之赋（去国百里），三曰邦甸之赋（去国二百里），四曰家削之赋（去国三百里，大夫家也），五曰邦县之赋（去国四百里），六曰邦都之赋（去国五百里），七曰关市之赋（关征货出入，市征货所在），八曰山泽之赋（虞衡所掌），九曰币余之赋（职币所掌余财）。

叶时曰：“邦中之赋如载师所任田里场圃之地；四郊之赋如载师任远郊、近郊之地，亦使闾师征之，所谓国中四郊以时征其赋是也；邦甸、家削之赋如载师所任公邑、家邑之地；邦县、邦都之赋如载师所任小都、大都之地，乃使县师征之，所谓邦鄙稍甸以时征野之赋贡是也；关市之赋如司市关之地使廛人敛市布、廛布皮角、筋骨，与夫司关所掌征廛关门之征是也；山泽之赋如山虞、泽虞之地使角人敛齿角、骨物、羽翮于山泽之农以当邦赋是也；币余之赋如职币敛官府都鄙，与夫凡用邦财者之币，振掌事者之余财是也。盖谷粟之赋出于井田特以禄诸臣，兵车之赋出于丘乘特以供军赋，虽有邦国之贡只以待吊用，九职之贡只以充府库，至于国之大事有祭祀、宾客有丧荒、羞服有工事、币帛有刍秣，匪颁好用不调之民而责之谁乎？是以九赋之目常与九贡、九职并行，而其货贿之入则太府受而颁之内府藏而待之，司会则令而会之，其赋敛之目则掌于道揆之大臣，名色宁至于巧立、轻重宁至于过差、出入宁至于相悖、费用宁至于无艺乎？”

臣按：古者赋于民有谷粟之赋、有兵车之赋，而又以九赋敛财贿者，谷粟、兵车之赋其常也，此九者不在常赋之数焉。自一至六平地之赋，自七至九兴作之赋，盖古者赋取于民皆十分而取一，凡上供与受采者各就所得一分之中分而为十，自用其八而以其二赋于国，与夫关市之所收、虞衡之所获及官府用度之所赢余，凡诸所有货贿、币帛皆以归之太宰而畀以敛颁之权，遇国家有事当用财贿则以给焉。

以九式（用财节度）均节财用，一曰祭祀之式（其祀有大小其礼有丰杀），二曰宾客之式（诸侯之君为宾，其臣为客），三曰丧荒之式（丧礼赗赙、荒年散利之属），四曰羞服之式（饮食衣服），五曰工事之式（百工之事），六曰币帛之式（所以赠劳者），七曰刍秣之式（养牛马者），八曰匪颁之式（匪，分也；颁，赐也），九曰好用之式（燕好所用）。

杨时曰：“先王所以礼财者，非尽笼天下之利而有之，其取之有道、其用之有节而各当于义之谓也，取之不以其道、用之不以其节而不当于义则非理矣。故《周官》以九职任民而后以九赋敛之，九赋之入各有所待不相侵紊，而太宰又以九式节之，下至刍秣、工事，匪颁好用之微咸有式焉，虽人主不得而逾也。岁终，制国用则量入以为出，此之谓制度，有不如式则太宰得以均节之，所谓王及后世子不会者，特有司之事耳。世儒（此指王安石）以谓至尊不可以法数制之，非正论也。”

叶时曰：“太宰以九赋敛财贿之后而继之以九式均节财用，未见其理财，先见其节用，则是周公之节财乃所以理财也。何者？财非天雨、鬼输，必取之民，民之所供有限，国之所用无穷，苟不于其经费之际而品节之，必至于泛用无度、苛取无厌而非正辞禁、非以为理也。九式均节之法，其周公理财之道欤。”

臣按：太宰以九式均节财用式者，用财之节度也，均节之使多不至于有余、寡不至于不足，立为中制以为用财之法度也。夫财用供于有司，所以为天子用也，而其式法则掌于太宰焉。何也？盖有司职卑不能抗尊而制众，太宰以道佐君为天子之大臣，下得以制有司使之不敢逆式法而擅供，上有以约王后、世子俾其不敢违式法而过用，凡所以用度取予一付于九式之成法，故虽一尺之帛、一束之刍、一饮食之微、一燕好之私而皆不得以过差焉，是以上之人侈心有所惮而不生，欲心有所节而不纵，非徒以惜民财、裕国用，政所以养人主恭俭之德而致之于无过之地焉。昔人谓以九式均节财用，正太宰格心之业、大臣之事也。吁，此三代盛时所以君无失德，国有余财而世底隆平也欤。

大府（治藏之长）掌九贡、九赋、九功（即九职）之贰（贡、赋皆太宰所掌，此其副贰）以受其货贿之入（金玉曰货，布帛曰贿），颁其货于受藏之府（内府），颁其贿于受用之府（外府），凡官府都鄙之吏及执事者受财用焉（凡合用财物皆受之大府）。凡颁财（如下文所云），以式法授之（式谓用财之式，法谓治财之法）关市之赋以待王之膳服（膳即羞）、邦中之赋以待宾客、四郊之赋以待稍秣（即刍秣）、家削之赋以待匪颁、邦甸之赋以待工事、邦县之赋以待币帛、邦都之赋以待祭祀、山泽之赋以待丧纪、币余之赋以待赐予。凡邦国之贡以待吊用（以九贡之财给凶丧之礼），凡万民之贡以充府库（以九职之财充实府库），凡式（九式）贡（九贡）之余财以供玩好之用，凡邦之赋用取具焉（赋谓当入之数，用谓当出之数）。岁终，则以货贿之入出会之（入谓所收，出谓所用，岁终总计其大数也）。

李觏曰：“太宰以九赋之财给九式，王日一举其膳六牲，祀、兵、朝、甸其服有九，故关市之赋以待王之膳服；诸侯来朝、卿大夫来聘，致之则有积饔，接之则有飨食燕，故邦中之赋以待宾客；牛马之食其用刍禾，车乘之数皆视牢礼，故四郊之赋以待稍秣；功懋懋赏以驭其幸，所受之物邦之大用，故家削之赋以待匪颁；冬官百工取财非一，五库之量毋或不良，故邦甸之赋以待工事；问劳、赠贿、酬爵、侑食皆为篚实，将其厚意，故邦县之赋以待币帛；大祀、小祀，事神之礼，牲帛、器玉不奢不俭，故邦都之赋以待祭祀；股肱或亏，君之所痛，赗襚、含赙，阙一不可，故山泽之赋以待丧纪；王及冢宰时有所善，燕好之用亦以颁恩，故币余之赋以待赐予；王于诸侯分灾救患，凶礼五事其费则多，故邦国之赋以待吊用；国家闲暇，要在多积，积贮之道天下大命，故万民之贡以充府库；难得之货，饥不可食，燕游所用，非国之急，故式贡之余财以共玩好之用。凡其一赋之出则给一事之费，费之多少一以式法，如是而国安财阜，非偶然也。”

吕祖谦曰：“关市之赋待王之膳服，则膳服虽不会要，不出关市之赋而已。”

臣按：太府之职兼总内外二府，凡货贿入太府而其物则仍分置于内外焉，遇有用度则有司于此请受而太府颁之，其颁之也以九赋之材给九式之用，稽其事合其式，然后随其所赋以待之，随其所用以给之，至岁之终则计其一岁之中凡取于九赋而收之于官、合于九式而用之于人者而总会之焉。诚以国家货贿出于民而藏于官，固非一人之所能致，亦非一日之所能积也，是以赋之于民也必有定制而用之于官也必有定式，有此式则用此赋，则事无废而用不阙矣，苟非先有以待之，则临时何所取具哉？

玉府（主藏金玉器用）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善也）货贿之藏，凡王之献（谓有献于宾客）金玉、兵器、文织良货贿之物，受而藏之，凡王之好赐共其货贿。

内府（主藏在内者）掌受九贡、九赋、九功之货贿、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凡四方之币献之金玉、齿革、兵器凡良货贿入焉。

外府（主藏在外者）掌邦布之入出（布，泉也）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凡有法者（无法不可用），共王及后世子之衣服之用。

李觏曰：“玉府、内府之职掌天子器用、财贿、燕私之物及受贡献以备赏赐，此帑藏之在宫中，官职之最私亵者，然而为冢宰之属，列大府之下，与凡治藏之官不异者，何也？盖王者无外，以天下为家，尺地莫非其土，一民莫非其子，财物之在海内如在橐中，况于贡赋之入，何彼我之云哉？汉汤沐邑为私奉养，不领于经费，灵帝西园万金聚为私藏，皆衰乱之俗，非先王之法也。惟周公皆入于太府，则司书之要贰、司会之钩考而废置诛赏之政行焉，如此，则用安得不节，财安得不聚？若以御府禁钱捐之亲幸之手、省闼之中，外人弗睹，法制所不行，校比所不及，则伤财害民非细事也。”

臣按：成周之制，内府在内，所供者乃邦之用；外府在外，所供者乃王及后世子衣服之用。内外交相稽考，用之于外者取之于内，用之于内者取之于外，此宫中、府中共为一体，而内外之情通而不至于相隔绝，外有所费内无不知，内有所费外无不知，或者深宫之中燕好之私欲有所妄费，恐外人知而或至于中止也，亦有之矣。此古人之深意，后世所以不及欤？

司会（会，大计也）掌邦之六典（即大宰所掌治典以下六者）、八法（即官属以下八者）、八则（即祭祀以下八者）之贰（副也），以逆邦国、都鄙、官府之治，以九贡之法致邦国之财用，以九赋之法令田野之财用，以九功之法令民职之财用，以九式之法均节邦之财用。掌国之官府、郊野、县都之百物财用凡在书（纪载为书）契（合验为契）版（具人民之数）图（画土地之形）者之贰（副也），以逆群吏之治而听其会计，以参互考日成，以月要考月成，以岁会考岁成，以周知四国之治，以诏王及冢宰废置。

刘彝曰：“司会，职财计者也，而必先掌六典、八法、八则之贰以逆邦国、都鄙、官府之治者，圣人以为职会计，以进身者不顾国政之是非、不度民情之弊疚，惟利是积则或伤于仁，惟节是求则或害于义，故礼乐衰微，黎民困弱，则非所以存国之体也。于是择中大夫之贤，取其道德猷为亚于冢宰而才于列卿者以司计会，是故必知六典、八法、八则之本，然后施九贡、九赋、九功、九式之法，知其治之本而不失之，则财用可致而不害乎王之所以皇建其极于天下者矣。故冢宰施其法于上者也，司会察其法于下者也，则有伤于国、有蠹于民，盖得以卷舒裁成王道焉。然后参互以考日成，以月要考月成，以岁会考岁成，防吏之奸欺非以戕吾民也。不明乎是者，则务刻削于民，国利虽赢而下增弊疚，蠹于王体，非所以建大中也。以周知四国之治者，谓八州诸侯之国，礼乐刑政能致中和于其民者必周知之，则岁会虽不足而其法有可旌者焉，岁会虽赢而其治有可废者焉，故以诏王及冢宰废置者，以治为本也，其财用之奸弊则其下吏当之。呜呼，盛哉其制治之方也，财足以周天下之用而治不失其本焉。”

臣按：成周设司会之官以职财计，而必先之掌六典、八法、八则者何？盖六典、八法、八则皆大宰佐王之职，六典治邦国者也，八法治官府者也，八则治都鄙者也，必先知六典、八法、八则之本，然后可以施九贡、九赋、九功、九式之法，苟不知其本而徒施其法，则取之不应其式，供之不以其正，用之不合其礼，何所折衷哉？是故大宰总其法于上，司会察其法于下，有所施用于邦国、有所施用于官府、有所施用于都鄙皆必合于六典、八法、八则之典礼，然后致之令之均节之，使财足以周天下之用而用之各得其宜焉。

司书（会计簿书）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则、九职、九正（即九职、九赋）、九事（即九式）、邦中之版、土地之图，以周知入出百物（或入而藏，或出而用）以叙其财、受其币，使入于职币。

林之奇曰：“司书目九贡、九赋为九正，而《书》称文王以庶邦惟正之供，盖古之王者必正经赋以足经用，而未见其有无名横敛焉。”

臣按：司会掌钩考、司书掌书记，二者之职交相参互，以此所掌稽彼所录，多寡虚实昭然矣。所以然者，盖以国家之大、用度之伙，其出入之数必为籍以纪之、设官以稽之，所以防有司之奸欺也。

职内掌邦之赋（赋是九赋、九贡等总名）入，辨（别也）其财用之物而执其总（总要簿书）以贰（副也）官府、都鄙之财入之数，以逆邦国之赋用。

职岁掌邦之赋出，以贰官府、都鄙之财出赐之数，以待会计而考之（或出以给用，或用以赐予）。

职币掌式法以敛官府、都鄙，与凡用邦财者之币，振掌事者之余财，皆辨其物（知其色类善恶）而奠（定也）其录（籍也）以书揭之，以诏上之小用赐予（上有小可用度及赐予），岁终则会其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