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

千石则可当河舟所载之三，河舟用卒十人，海舟加五或倍之，则漕卒亦比旧省矣。此非独可以足国用，自此京城百货骈集而公私俱足矣。考宋《朱子文集》，其奏札言广东海路至浙东为近，宜于福建、广东沿海去处招邀米客；《元史》载顺帝末年山东河南之路不通，国用不继，至正十九年议遣户部尚书贡师泰往福建，以闽盐易粮给京师，得数十万石，京师赖焉；其后陈友定亦自闽中海运，进奉不绝。然则此道若通，闽广之纲运亦可以来，不但两浙也，况今京师公私所用多资南方货物，而货物之来，若于运河窄浅，舳舻挤塞，脚费倍于物直，货物所以益贵而用度为艰，此策既行，则南货日集于北，空船南回者必须物实，而北货亦日流于南矣，今日富国足用之策莫大于此。说者若谓海道险远，恐其损人废财，请以《元史》质之，其海运自至元二十年始至天历二年止，备载逐年所至之数，以见其所失不无意也（岁运所至之数备具于后），窃恐今日河运之粮每年所失不止此数，况海运无剥浅之费、无挨次之守，而其支兑之加耗每石须有所减，恐亦浮于所失之数矣。此策既行，果利多而害少，又量将江、淮、荆、河之漕折半入海运，除减军卒以还队伍，则兵食两足，而国家亦有水战之备，可以制伏朝鲜、安南边海之夷，此诚万世之利也。臣章句末儒，偶有臆见，非敢以为决然可行万无弊也，念此乃国家千万年深远之虑，姑述此尝试之策，请试用之，试之而可则行，不可则止（至元二十年四万六千五十石，至者四万二千一百七十二石，所失者三千八百七十八石，细分之每石欠八升四合余。二十一年二十九万五百石，至者二十七万五千六百一十石，所失者一万四千八百九十石，细分之每石欠五升一合余。二十二年一十万石，至者九万七百七十一石，所失者九千二百二十九石，细分之每石欠九升二合余。二十三年五十七万八千五百二十石，至者四十三万三千九百五十石，所失者一十四万四千五百七十石，细分之每石欠二斗四升九合余。二十四年三十万石，至者二十九万七千五百四十六石，所失者二千四百五十四石，细分之每石欠八合余。二十五年四十万石，至者三十九万七千六百五十五石，所失者二千三百四十五石，细分之每石欠九合余。二十六年九十三万五千石，至者九十一万九千九百四十三石，所失者一万五千五十七石，细分之每石欠一升六合余。二十七年一百五十九万五千石，至者一百五十一万三千八百五十六石，所失者八万三千一百四十四石，细分之每石欠五升余。二十八年一百五十二万七千二百五十石，至者一百二十八万一千六百一十五石，所失者二十四万五千六百三十五石，细分之每石欠一斗六升余。二十九年一百四十万七千四百石，至者一百三十六万一千五百一十三石，所失者四万五千八百八石七斗，细分之每石欠三升二合余。三十年九十万八千石，至者八十八万七千五百九十一石，所失者二万四百九石，细分之每石欠二升二合余。三十一年五十一万四千五百三十三石，至者五十万三千五百三十四石，所失者一万九百九十九石，细分之每石欠二升一合余。元贞元年三十四万五百石。二年三十四万五百石，至者三十三万七千二十六石，所失者三千四百七十四石，细分之每石欠一升余。大德元年六十五万八千三百石，至者六十四万八千一百三十六石，所失者一万一百六十四石，细分之每石欠一升五合余。二年七十四万二千七百五十一石，至者七十万五千九百五十四石，所失者三万六千七百九十七石，细分之每石欠四升九合余。三年七十九万四千五百石。四年七十九万五千五百石，至者七十八万八千九百一十八石，所失者六千五百八十二石，细分之每石欠八合余。五年七十九万六千五百二十八石，至者七十六万九千六百五十石，所失者二万六千八百七十八石，细分之每石欠三升三合余。六年一百三十八万三千八百八十三石，至者一百二十二万九千一百四十八石，所失者五万四千七百三十五石，细分之每石欠三升九合余。七年一百六十五万九千四百九十一石，至者一百六十二万八千五百八石，所失者三万九百八十三石，细分之每石欠一升八合余。八年一百六十七万二千九百九石，至者一百六十六万三千三百一十三石，所失者九千五百九十六石，细分之每石欠五合余。九年一百八十四万三千三石，至者一百七十九万五千三百四十七石，所失者四万七千六百五十六石，细分之每石欠二升五合余。十年一百八十万八千一百九十九石，至者一百七十九万七千七十八石，所失者九万四百九十一石，细分之每石欠五升余。十一年一百六十六万五千四百二十二石，至者一百六十四万四千六百七十九石，所失者二万七百四十三石，细分之每石欠一升二合余。至大元年一百二十四万一百四十八石，至者一百二十万二千五百三石，所失者三万七千六百四十五石，细分之每石欠三升余。二年二百四十六万四千二百四石，至者二百三十八万六千三百石，所失者七万七千九百四石，细分之每石欠三升一合余。三年二百九十二万六千五百三十二石，至者二百七十一万六千九百十三石，所失者二十万九千六百一十九石，细分之每石欠七升一合余。四年二百八十七万三千二百一十二石，至者二百七十七万三千二百六十六石，所失者九万九千九百四十六石，细分之每石欠三升四合余。皇庆元年二百八万三千三百五石，至者二百六万七千六百七十二石，所失者一万五千八百八十三石，细分之每石欠七合余。二年二百三十一万七千二百二十八石，至者二百一十五万八千六百八十五石，所失者一十五万八百三十三石，细分之每石欠六升八合余。延祐元年二百四十万三千二百六十四石，至者二百三十五万六千六百六石，所失者四万六千六百五十八石，细分之每石欠一升九合余。二年二百四十三万五千六百八十五石，至者二百四十二万二千五百五石，所失者一万三千一百八十石，细分之每石欠五合余。三年二百四十五万八千五百一十四石，至者二百四十三万七千七百四十一石，所失者二万七百七十三石，细分之每石欠八合余。四年二百三十七万五千三百四十五石，至者二百三十六万八千一百一十九石，所失者七千二百二十六石，细分之每石欠三勺余。五年二百五十五万三千七百一十四石，至者二百五十四万三千六百一十一石，所失者一万一百三石，细分之每石欠三合余。六年三百二万一千五百八十五石，至者二百九十八万六千一十七石，所失者三万五千五百六十八石，细分之每石欠一升一合余。七年三百二十六万四千六石，至者二百二十四万七千九百二十八石，所失者一万六千七十八石，细分之每石欠四合余。至治元年三百二十六万八千七百六十五石，至者三百二十三万八千七百六十五石，所失者三万六百八十六石，细分之每石欠九合余。二年三百二十五万一千一百四十石，至者三百二十四万六千四百八十三石，所失者四千六百五十七石，细分之每石欠一合余。三年二百八十一万一千七百八十六石，至者二百七十九万八千六百一十三石，所失者一万二千一百七十三石，细分之每石欠四合余。泰定元年二百八万七千二百三十一石，至者二百七万七千二百七十八石，所失者九千九百五十三石，细分之每石欠四合余。二年二百六十七万一千一百八十四石，至者二百六十三万七千五十一石，所失者三万四千一百三十三石，细分之每石欠一升二合余。三年三百三十七万五千七百八十四石，至者三百二十五万一千三百六十二石，所失者一十二万四千四百三十二石，细分之每石欠三升六合余。四年二百一十五万二千八百二十石，至者三百一十二万七千五百三十二石，所失者一万五千二百八十八石，细分之每石欠四合余。天历元年三百二十五万五千二百二十石，至者三百二十一万五千一百二十四石，所失者三万九千七百九十六石，细分之每石欠一升二合余。二年三百五十二万二千一百六十三石，至者三百三十四万三百六石，所失者一十八万一千八百五十七石，细分之每石欠五升一合余。以上《元史》所载岁运所至及所失之数。史又云，风涛不测，粮船漂溺，无岁无之，间亦船坏而弃其米者，至元二十三年始责偿于运官，人船俱溺者乃免，然视河漕之数所得益多矣）。

顺帝至正十九年，先是汝颍盗起，方国珍、张士诚据浙东西之地，海运之舟不至。至是遣巴延特穆尔征海运于江浙，诏士诚输粟、国珍具舟，二贼互相猜疑，巴延特穆尔与行省丞相多方开谕之始从命，得粟十有一万石。二十三年遣官往征，拒命不与。

臣按：元朝承平之时岁运几至四百万石，至其末年也哀丐于叛臣，仅得十有余万石，最后升斗皆无焉。是时也，斗米至银六两，一时勋戚权贵衣锦绣、抱珠玉而枵腹忍饥以为饿殍者何限，呜呼，可叹也哉。是以为国远图者，睹未形之患为先事之谋，恒思于心，曰吾之家国今虽富盛，异日吾之子孙安知其不驯致于此乎？矧今建国于燕，而又承其后，虽天祚国家，祖宗基业隆厚，非元可比，然意外之事亦不可不深长思也，《诗》不云乎？“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元初，粮道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黄河逆水至中滦旱站（在封丘县西南旧黄河北岸），陆运至淇门（在浚县西南即古枋头），一百八十余里，入御河以达于京。后又自任城（今济宁州）分汶水西北流，至须城（今东平州）之安民山入清济故渎，通江淮漕，经东阿至利津河入海，由海道至直沽，后因海口沙壅，又从东阿陆转二百里抵临清，下漳御至京。

至元二十六年，以寿张县尹韩仲晖等言，自安民山开河北至临清，凡二百五十里，引汶绝济，直属漳御，建闸三十有一，度高低、分远近以节蓄泄，赐名会通河。

臣按：会通河之名始见于此，然当时河道初开，岸狭水浅，不能负重，每岁之运不过数十万石，非若海运之多也，是故终元之世海运不罢。国初，会通河故道犹在，今济宁在城闸，洪武三年晓谕往来船只不许挤塞，碑石故在北岸可考也。二十四年，河决原武，漫过安山湖而会通河遂淤，而往来者悉由陆以至德州下河。我太宗皇帝肇造北京，永乐初粮道由江入淮，由淮入黄河运至阳武，发山西、河南二处丁夫由陆运至卫辉，下御河水运至北京。厥后济宁州同知潘叔正因州夫递运之难，请开会通旧河，朝命工部尚书宋礼发丁夫十余万疏凿以复故道，又命刑部侍郎金纯自汴城北金龙口开黄河故道分水，下达鱼台县塌场口以益漕河，十年宋尚书请从会通河通运，十三年始罢海运而专事河运矣。明年，平江伯陈瑄又请浚淮安安庄闸一带沙河，自淮以北沿河立浅铺、筑牵路、树柳木、穿井泉，自是漕法通便，将百年于兹矣。臣惟运东南粟以实京师，在汉、唐、宋皆然，然汉、唐都关中，宋都汴梁，所漕之河皆因天地自然之势，中间虽或少假人力，然多因其势而微用人为以济之，非若会通一河，前代所未有而元人始创为之，非有所因也，元人为之而未至于大成，用之而未得其大利，是故开创之功虽在胜国，而所以修理而拓大之者则有待于圣朝焉。前元所运岁仅数十万，而今日极盛之数则逾四百万焉，盖十倍之矣。宋人论汴水谓大禹疏凿、隋炀开川，终为宋人之用，以为上天之意。呜呼，夏至隋、隋至宋，中经朝代非一，而谓天意颛在于宋，臣不敢以为然，若夫元之为此河，河成而不尽以通漕，盖天假元人之力以为我朝之用，其意彰彰然明矣（近年运道秋后春初往往干涩，舟行艰阻，有妨岁计，九月以后宜于清口入淮处暂筑小坝，高二三尺许，截水以过舟，又于直沽河流转下海处横作木闸，以遏水，其有浅处，两际宜各去七八里许横立木栅以限舟，栅中开门，当中浚深，河潢可容两舟许，分道上下，行舟差官于此分筹授舟，次第放行，俟有水各罢之。如此则河流有所限制，舳舻不至挤塞，而运道四时通利矣）。

至元二十八年，都水监郭守敬言疏凿通州至大都河道，导昌平县白浮村神山泉过双塔榆河，引一亩玉泉至西门入都城，南汇为积水潭，出文明门（今崇文门）至通州高丽庄，入白河，长一百六十四里，塞清水口十二处，置坝闸二十座节水，通漕为便。明年，河成，赐名通惠。先时通州至大都五十里，陆挽官粮，民不胜其悴，至是皆罢之。

臣按：通州陆挽至都城仅五十里耳，而元人所开之河总长一百六十四里，其间置闸坝凡二十处，所费盖亦不赀，况今废坠已久，庆丰以东诸闸虽存，然河流淤浅，通运颇难，且今积水潭（即今海子）在都城中禁城之北，漕舟既集，无停泊之所，而又分流入大内，然后南出，其启闭蓄泄非外人所得专者。言者往往建请欲复元人旧规，似亦便利，然以臣愚见，陆挽与河运利害略亦相当，必欲复旧，须于城东凿为大潭如积水比以为停泊之处，引水自城西入壕，由北转东潴于此潭，又于分水入城处筑闸以司启闭，仍于御河南出城壕之道建为巨闸，蓄禁中水，非满溢不启，自庆丰闸之东，每闸之旁皆为月河以容挨闸之舟。如此庶几良便，若恐劳民动众，又不若依旧陆挽之为便。但道路之间，每遇霖雨泥淖，车轮陷没，牛骡踣毙，脚价踊贵，漕卒舟行数月始得抵陆，而久留多费，艰苦不胜，此建议者悯之，所以咸欲复旧河道。然自永乐乙未开运以来，经今六十余年，率由此路，况其脚费支兑之初已有加耗，晴干之时所费良亦不多，为今之计，请于都城之东官路之旁，择便利处再辟新路一道或二道，每道约广十丈以上，其旧道专以为官民往来之路止行小车，其新开者一道专以通行辇运大车，下而往者从左道，上而来者从右，不许互行，其道旁民居不许夹道相向，有欲居者皆许于道旁百步之外面东西以居，近道卖酒食者惟许作浮铺。如此，则民居既远，轨辙散行，水易涸而泥易干，运道自然不至深陷。又于中道设一提举司，视卫河例，置官一二员，每年委工部官一员提调，将庆丰等闸原设闸夫编为甲乙，专一修理道途，大车入门免其纳钞，就俾于提举司出修路钱若干，收贮在官，以为买砖石、佣工作之费，又俾有司拘集车户及牙行人等，从公量定脚价，分为三等，晴干每石若干、阴雨若干、泥泞若干，必使两不相亏，具数奏闻，永为定例。如此，则输挽通利所，费者不过民田数十顷，可将官地偿之，或给以价或为之开豁粮租，其视开河之费减数十倍，况河道狭而运舟多，一遇水少伺候启闭，动经旬日，有妨嗣岁之计，且又每闸设官聚夫，官俸民粮日有所费，岁岁遣官吏起民丁，开挑上源，疏涤壅塞，修筑坍塌，禁民引水灌田，妨民及时耕获，文移工作，岁无宁月。愚言万一有可采者，乞下有司计议，其于国计未必无补。

至正十六年，董抟霄建议，海宁一境不通舟楫，惟可陆运。陆运之方，每人行十步，三十六人可行一里，三千六百人可行百里，每人负米四斗以夹布袋盛之，用印封识，人不息、负米不着地，排列成行，日行五百回，计路二十八里，日可运米二百石，人米一升，可给二万人，此百里一日运粮之术也。

胡粹中曰：“此法可施之近路，而兵少、敌小而期促者耳，大敌在前，拥兵数十万，千里馈粮，旷日持久，未易行也。”

臣按：董抟霄人运之法诚有如胡粹中所评者，用兵远道决不可行，惟施于救荒，就用饥民接运，因以哺之，借其力以达粟于无食之地，盖亦两得其济，与夫漕黄河者，其于三门底柱之险其间一带，似可用此法，然亦可暂而不可常。

以上论漕挽之宜。臣按：历代建都于西北者皆仰给东南之漕，都长安者阻关陕之险，漕运极难，所资者江、淮、河、渭，都洛阳、汴梁者兼资汴、洛、汝、蔡而已，惟我朝建都幽燕，东至于海、西暨于河、南尽于江、北至大漠，水涓滴皆为我国家用，其用最大、其功最巨者其运河。由江而入邗沟，由邗沟乱淮而渡上清口，经徐、吕二洪，溯沁、泗水至济宁，济宁居运道之中，所谓天井闸者，即《元史》所谓会源闸也，泗（出泗水县）、沂（出曲阜县）、洸（出阳宁县）、汶（源有三，二出莱芜县，一出泰山南）诸水毕会于此，而分流于南北，北至安民山入于新河，地降九十尺、为闸十有七而达于漳御，南至沽头，地降百十有六尺、为闸二十有一而达于河淮。此盖居两京之间、南北分中之处，自是而南至于河、淮，顺流也，河淮东流至清口而入于海，乱流而渡，由邗沟渡江而达于南京；自是而北至于漳御，顺流也，御河北流至直沽而入于海，溯流而上，由白河抵潞而达于北京。迤南接济之水，有自武陟来之沁、有自郎邪来之沂，迤北接济之水，有自金龙口之河、有分滹沱河之水。通论诸闸，天井居其中，临清总其会，居中者如人身之有腰脊，总会者如人身之有咽喉，腰脊损则四肢莫运，咽喉闭则五脏不通。国家都北而仰给于南，恃此运河以为命脉，济宁居腹里之地，州县栉比，居民鳞次，而又多有旁出之途，惟临清乃会通河之极处，诸闸于此乎尽，众流于此乎会，且居高临下，水势泄易而涸速，是凡三千七百里之漕路，此其要害也，东控青齐、北临燕赵，且去边关不远，疾驰之骑不浃旬可到，为国家深长之思者，宁有而弃，毋无而悔。书生过虑，请跨河为城，两际各为水门以通舟楫，而包围巨闸在于其中，设官以司启闭，屯兵以为防守，是亦思患豫防之一事也。臣愚以杞人之智，过为天虑，惟圣朝矜其愚而察其心，不胜大愿。

卷三五

▲屯营之田

汉文帝从晁错（音措）言，募民徙塞下，错复言：“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实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输将（送也）之费益寡，甚大惠也。”

臣按：此后世言屯耕边塞之始。盖中国所以不得其安者，以外有边防之扰，而边防所以无扰者，以守御得人，有其人而食不给与无人同。然边防之食未易给也，道路之远、输将之难，率数十倍而致其一，错谓守边备塞、劝农力本为当世之急务者，此也。

武帝时，自敦煌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昭帝始元二年，发习战射士，调故吏将屯田张掖郡。

宣帝神爵元年，后将军赵充国将兵击先零羌，充国言：“击虏以殄灭为期，愿罢骑兵屯田，计度羌虏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垦者可二千顷，以上田事出（谓春人出耕也），赋人二十亩，至四月草生，发骑就草为田者游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积蓄，省大费。”且条上留田便宜十二事。

臣按：充国为屯田，内有亡费之利，外有守御之备，古今守边备塞之良法莫有过焉者也。盖地以生物为功，凡有土地斯有人民，有人之处天皆生物以食之，但地有宜不宜耳，因其地之所宜而种人之所食，随在而有，有所不足而补助之，取给于他所可也，是故善为国计者，必因天时尽地力，不以其边塞之地、冱寒之天而辍其人为之功，此晁错、赵充国辈所以有塞下屯田之议也。虽然，守边之议固当尽屯田之利，亦不可不知扰田之害，宣帝问充国曰：“将军独不计虏闻兵罢，丁壮相聚，攻扰田者及道上屯兵，复杀掠人民，将何以止之？”充国复奏：“北边自敦煌至辽东，乘塞列隧有吏卒数千人，虏数大众攻之不能害。今留步士万人屯田，地势平易，多高山远望之便，部曲相保，堑垒木樵（与谯同楼也）校联不绝（用木相联实），便兵弩，饬斗具，烽火幸通，势及并力，以逸待劳，兵之利者也。”臣愚以为必先无扰田之害，然后收耕田之利，今边塞可耕之地近城堡者固易为力，若夫远外之地，地远而势孤，必如充国所谓乘塞列隧虏，大攻不能为害，而又有山阜可以望远，有沟堑可以限隔，有营垒可以休息，架木以为谯望，联木以为沴棚，时出游兵以防寇钞，如是，则屯耕之卒身有所蔽而无外虞，心有所恃而无内怨，得以尽力于畎亩之中，而享收获之利矣。请当边境无事之时，遣官循行边境，相视土宜，一如充国所言者，处置防护，分兵屯种，且耕且守，则充国之言不徒利于当时，而且利于今日矣。充国上议时有云“惟明诏博详公卿议臣采择”，臣于是亦云。

汉末天下乱离，民弃农业，诸军并起，率乏粮谷，无终岁之计，饿则寇掠，饱则弃余，民多相食，州里萧条。曹操从枣祗请，建置屯田，以祗为屯田都尉、任峻为典农中郎将，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于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积谷，仓廪皆满，故操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

臣按：曹操从枣祗言，募民屯田许下，当乱离之余尚能致仓廪皆满，苟于太平无事之时，遣官遍踏州县以求闲田，添置官田，募民耕种，于各方最要害处积谷以助国计，少宽民租，是亦足国用之一端也。

诸葛亮由斜谷伐魏，以前者数出皆以运粮不继使己志不伸，乃分兵屯田为久驻之计，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而百姓按堵，军无私焉。

臣按：兵无食则不成兵，善谋国者用兵以耕，其所食者即其所耕者也，自食其力而不仰给于人，因粮于敌，是以所至成功。赵充国、诸葛亮二人者所处之地虽异，而所见之智则同。

魏正始四年，司马懿督军伐吴，欲广田蓄谷为灭贼资，乃使邓艾行陈、项以东至寿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