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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藏 · 语录

习斋四存编

20 万字 · 约 9 小时 32 分钟 · 7 / 26

会员可开白话

以下人。”两先生岂未用此功欤!

子静之学,看他千般万般病,只在不知有气禀之杂。”  朱子之学,全不觉其病,只由不知气禀之善。以为学可不自六艺入,正不知六艺即气质之作用,所以践形而尽性者也。

“子静说话常是两头明,中间暗,是如何?”曰:“是他那不说破处。他所以不说破,便是禅家所谓‘鸳鸯绣出从君看;莫把金针度与人。’禅家自爱如此。”  禅家无鸳鸯,也不绣鸳鸯,焉得鸳鸯与人看!

子静说良知良能,四端等处,且成片段,似经语,不可谓不是。但说人便能如此,不假修为存养,此却不得。譬如旅寓之人,自家不能送他还乡,但与说云,‘你自有田,有屋,大段快乐,何不便回去’!那人既无资送,如何便回去!又如脾胃受伤不能饮食之人,却硬将饭将肉塞入他口,不问他吃得吃不得。若是一顿便理会的,亦岂不好,然非生知安行者,岂有此理!便是生知安行,也须要学。大抵子思说率性,孟子说存心养性,大段说破;夫子更不曾说,只说孝弟、忠信、笃敬。盖能如此,则道理便在其中矣。  陆子说“良知良能,人便能如此,不假修为存养”,非是言“不用修为存养”,乃认孟子“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二句稍呆,又不足朱子之诵读训诂,故立言过激,卒致朱子轻之。盖先立其大,原是根本,而维持壅培之无具,大亦岂易言立也!朱子旅寓人、伤脾胃人二喻,诚中陆子之病,但又是手持路程本当资送,口说健脾和胃方当开胃进食,即是终年持说,依然旅寓者不能回乡,伤脾胃者不能下咽也。此所以亦为陆子所笑,而学宗遂不归一矣。岂若周、孔子三物之学,真旅寓者之糇粮车马、伤脾胃者之参术缩砂也哉!  既知夫子不说破,前乃讥陆子不说破是“禅家自爱”,何也?

子静之说无定,大抵他只是要拗。”  细检之,讲学先生多是拗,只有多少耳。吾儒之道,有一定不易之理,何用拗!只因实学既失,二千年来,只在口头取胜,纸上争长,此拗之所从来也。

问:“象山道‘当下便是’。”曰:“看圣贤教人,曾有此等语无?圣人教人,皆从平实地做去云云。又平时告弟子,也须道是‘学而时习’,‘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圣贤教人,原无象山“当下便是”等语,试看圣贤可曾有先生之学否?“学而时习之”,“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孔门是学静坐训解否?

但有圣贤之言,可以引路。”  “有圣贤之言,可以引路”,今乃不走路,只效圣贤言便当走路。每代引路之言增而愈多,卒之荡荡周道上鲜见其人也。诗云,“如匪行迈谋,是用不得于道”,此之谓矣。

因说子静。云:“这个只争些子才差了便如此,他只是差过了;更有一项,却是不及。若是过底拗转来却好,不及底趱向上去便好。只缘他才高了便不肯下,才不及了便不肯向上,过的便道只是就过里面求个中,不及的也道只就不及里面求个中。初间只差了些子,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又曰:“某看近日学问,高者便说做天地之外去,卑者便只管陷溺;高者必入于佛、老,卑者必入于管、商。定是如此,定是如此!”  看朱子叹息他人,真是自以为中,居之不疑矣。若以孔门相较,朱子知行竟判为两途,知似过,行似不及,其实行不及,知亦不及。又叹近日学者“高入佛、老,卑入管、商”,愚以为当时设有真佛、老,必更叹朱子之讲读训解为耗神粗迹,有真管、商,必更叹朱子之静坐主敬为寂守无用,恐不能出其上而令两项人受怜也。若吾夫子中庸之道,举其心性,可以使释、道哭,言其作用,可以使管、商惭。傥朱子而幸游其门,见其天高地厚,又岂敢遽自以为是乎!不得孔子而师,颜、曾而友,此朱子之大不幸也。

“陆氏会说,其精神亦能感发人,一时被他耸动底亦便清明,只是虚,更无底簟。‘思而不学则殆’,正为无底簟便危殆也。‘山上有木,渐,君子以居贤德、善俗’,有阶梯而进,不患不到。今其徒往往进时甚锐,然其退亦速。才到退时,便如堕千仞之渊。”  朱子指陆门流弊处,亦所以自状。但朱子会说,又加会解会著,是以耸动愈多,颇有底簟。或问:“读讲著述虽是靠书本,然毕竟经传是把柄,故颇有底簟否?”予曰:“亦是读讲经书,身心有所依据,不至纵放,但亦耗费有用精神,不如陆、王精神不损,临事尚有用也。吾所谓颇有底簟者,盖如讲著此一书,若全不依此书行,不惟无以服人,己心亦难以安,故必略有所行,此处稍有簟底。只因原以讲解为学而以行为衬贴,终不免挂一漏二,即所行者亦不纯熟。不如学而时习,用全副精神,身心道艺,一滚加功,进锐不得,亦退速不得。即此为学,即此为行,即此为教,举而措之,即此为治,真尧、舜宗子,文、周功臣,万世圣贤之规距也。虽聪明如颜、赐,焉得不叹循循善诱,欲罢不能也哉!焉得不初疑为多学而识,后乃叹性天不可闻也哉!虽退怯如冉求,安得不悦之而终成其艺也哉!傥入程、朱之门,七十子皆流于禅林,二千九百人皆习为训诂矣。鸣呼!吾安得一圣门徒众之末而师之也哉!”或问:“宋儒挂一漏二,所行不熟,何处见?”予曰:“如朱子著家礼一书,家中亦行礼,至斩丧墨衰出入,则半礼半俗,既废正祭,乃又于俗节墨衰行事,此皆失周公本意。至于妇人,便不与著丧服杖绖之制,祭时妇人亦不办祭肴,至求一监视而亦若不得者,此何说乎?商人尚音,周人尚臭,皆穷究阴阳之秘,祭祀之要典也。诸儒语录讲薰蒿凄怆等,语亦痛切,似知鬼神情状者,至于集礼,乃将笙磬脂膟等皆削去之,如此类不可胜述。不可见哉!”

邵庵虞氏曰:“孟子没千五百年而周子出。河南两程夫子云云,程门学者笃信师说,各有所奋力以张皇斯道。奈何世运衰微,民生寡佑,而乱亡随之矣!悲夫!”  许多圣贤张皇斯道下,却继之曰:“而乱亡随之矣!”是何缘故?何其言而不思如此!

草庐吴先生继许文正公为祭酒,六馆诸生以次授业。昼退堂后寓舍,则执经者随而问业。先生恳恳循循,其言明白痛切,因其才质之高下,闻见之浅深,而开道诱掖之云云。一时皆有所观感而兴起矣。尝与人曰:“天生豪杰之士不数也。夫所谓豪杰之士,以其知之过人,度越一世而超出等夷也。战国之时,孔子之徒党尽矣,充塞仁义若杨、墨之徒,又滔滔也。而孟子生乎其时云云。真豪杰之士哉!至于周、程、张、邵一时迭出,非豪杰孰能与于斯!又百年,子朱子集诸子之大成,则中兴之豪杰也。以绍朱子之统自任者,果有其人乎?”  恳恳循循,讲论不倦,每至夜半,且寒暑不废,其功可谓勤且苦矣,果有益于世乎,果成起一班人材乎?至其自负,亦不过“知之过人,度越一世”而已。朱子曰:“此道不拚生尽死理会终不解。”是其立志成功已不过如此。但朱子眼颇高,不肯明以自任,元儒识更下,故直出口而不觉,不足异也。所可异者,所见既小,而以为孟子亦只如此,则亦浅之乎言豪杰,易言道统矣!

存学编卷四

性理评

程子曰:“古人虽胎教与保傅之教,犹胜今日庠序、乡党之教。古人自幼学,耳目游处所见皆善,至长而不见异物,故易以成就。今日自少所见皆不善,才能言便习秽恶,日日铄销,更有甚天理!  既知少时缺习善之功,长时又习于秽恶,则为学之要在变化其习染,而乃云“变化气质”,何也?

勿谓小儿无记性,所历事皆能不忘。  所历事皆不忘,乃不教之历事,何也?

如养犬者不欲其升堂,则时其升堂而扑之;若既扑其升堂,又复食之于堂,则使孰从?虽日挞而求其不升,不可得也。养异类且然,而况人乎!故养正者圣人也。”  先生倡明道学,病天下之空寂而尚浮文也,乃废周公、孔子六艺而贵静坐读书,不几扑其升堂又食于堂乎?虽日挞而求其不空寂浮文,何可得也!养正之功,或不若是。

朱子曰:“古者初年入小学,只是教之以事,如礼、乐、射、御、书、数及孝弟忠信之事。自十六七入大学,然后教之以理,如致知格物及所以为孝弟忠信者。  既言此,何不学古人而身见之?要之,孔门称古昔,程、朱两门亦称古昔,其所以称者则不同也。孔门是身作古人,故曰“吾从周”;二先生是让与古人,故曰“是难”。孔门讲礼乐,程、朱两门亦讲礼乐,其所以讲者则不同也。孔门是欲当前能此,故曰“礼乐君子不斯须去身”;二先生是仅欲人知有此,故曰“姑使知之”。

古人自入小学时,已自知许多事了,至入大学时只要做此功夫;今人全未曾知。古人只去心上理会,至于治天下皆自心中流出;今人只去事上理会。  朱子叹人全未曾知,恐朱子亦未知之如渴饮饥食。如所云“古人入小学已知许多事,入大学只做此功”,何其真切也!而下文“古人心上理会”,“今人事上理会”之语,又与上文自相混乱矣。

古人便都从小学中学了,所以大来都不费力。如礼、乐、射、御、书、数,大纲都学了,及至长大,也更不大段学,便只理会致知穷理功夫。而今自小失了,要补填实是难;但须庄敬笃实,立其基本,逐事逐物理会道理,待此通透,意诚心正了,就切身处理会,旋旋去理会。礼、乐、射、御、书、数,也是合当理会的,皆是切用;但不先就切身处理会道理,便教考究得些礼文制度,又干自家身己甚事!  “要补填”三字,见之大快,下却云“难”,是朱子学教之误,其初只是畏难而苟安。

古人小学教之以事,便自养得心,不知不觉自好了;到得渐长,渐更历通达事物,将无所不能。今人既无本领,只去理会许多闲骨董,百方措置思索,反以害心。  既如此,何故说上段话?可怪,可怪!

古人自能食能言便已教了,一岁有一岁工夫。到二十时,圣人资质已自有二三分。  此周公以人治人,使天下共尽其性之道,所以圣贤接踵,太和在成周宇宙闲者也。朱子知之而不学之,岂不可惜!然愚于此二段,深幸存学之不获罪于朱子矣!

如今全失了小学工夫,只得教人且把敬为主,收敛身心,却方可下工夫。或云敬当不得小学,某看来小学却未当得敬。  敬字字面好看,却是隐坏于禅学处。古人教洒扫即洒扫主敬,教应对进退即应对进退主敬;教礼、乐、射、御、书、数即度数、音律、审固、罄控、点画、乘除莫不主敬。故曰“执事敬”,故曰“敬其事”,故曰“行笃敬”,皆身心一致加功,无往非敬也。若将古人成法皆舍置,专向静坐、收摄、徐行、缓语处言主敬,乃是以吾儒虚字面做释氏实工夫,去道远矣。或云“敬当不得小学”,真朱子益友,惜其未能受善也。

尝训其子曰:“起居坐立,务要端庄,不可倾倚,恐至昏怠。出入趋步,务要凝重,不可僄轻,以害德性。以谦逊自牧,以和敬待人。凡事切须谨饬,无故不须出入。少说闲话,恐废光阴,勿看杂书,恐分精力。早晚频自检点所习之业。每旬休日,将一旬内书温习数过,勿令心少有佚放,则自然渐近道理,讲习易明矣。”  先生为学得力处,备见训子一书,故详录之。充此气象,原有非俗儒文士所可及者,然孔门学者果如斯而已乎?是在有志实学者自辨之。

问:“小学载乐一段,不知今日能用得否?”曰:“姑使知之。古人自小即以乐教之,乃是人执手提诲,到得大来,涵养已就,稍能自立便可。今人既无此,非志大有所立,因何得成立!”  孟子曰:“我知言。”盖言者,心声也,故一言而觇其终身,不可掩也。况朱子大儒,亦不自掩,固昭然可见者。如人问小学载乐不知今日能用之否,何不答曰,“书上所有都是要用,不用,载之何为”!而乃曰“姑使知之”。然则平日讲学,亦不过使人知之而已,亦不过使人谓我知之而已。

因论小学曰:“古者教必以乐,后世不复然。”问:“此是作乐使之听,或其自作。”曰:“自作。若自理会不得,人作何益!古者国君备乐,士无故不去琴瑟。日用之物,无时不备于前。”  言之亲切如此,只不肯自做主意,作后世引路人,不作前圣接迹人。岂知历代相接,都作引路人哉!此人人说引路之言而圣人之正路益荒也。  “前贤之言,都是佩服躬行,方始有功。不可只如此说过,不济事。”  不知是自悔语,是责人语,但将“博学之”改为“博读书,博作文”,便不似圣门“佩服躬行”旧传受。朱子数则,知之真矣,而不行,何哉?

东莱吕氏曰:“教小儿先以恭谨,不轻忽,不躐等。读书乃余事。”  佳。  先生辈何为只作余事?

临川吴氏曰:“古之教者,子能食而教之食,子能言而教之言。欲其有别也而教之异处,欲其有让也而教之后长,因其良知良能而导之,而未及乎读诵也。教之数,教之方,教之日,与夫学书计,学幼仪,则既辨名物矣,而亦非事乎读诵也。弟子之职,曰孝,曰弟,曰谨,曰信,曰爱,曰亲,行之有余力而后学文。今世童子甫能言,不过教以读诵而已,其视古人之教何如也!”  草庐叙古教法,两言非事读诵,又曰“今世童子,不过教以读诵而已,其视古人之教何如也!”其言一若甚厌夫读诵之习者。五季之余,武臣司政,民久不见儒生之治,世久不闻诗书之声。积废之极而气数一返,周、程、张、朱适逢其会,以诵读诗书,讲解义理为倡,又粗文以道德之行,真不啻周公、孔子复出矣。此所以一树赤帜而四海望之,一登高呼而数世应之,呜呼盛哉!而流不可返、坏不可救之祸,实伏于此。吴氏亦犹行宋儒之道者,而出言不觉至是,盖诵读之焰已毁而举世罔觉,又不容不露其几也。而吾所甚惧,正在此几也。文盛之极则必衰,文衰之返则有二:一是文衰而返于实,则天下厌文之心,必转而为喜实之心,乾坤蒙其福矣。达而在上,则为三代,即穷而在下,如周末文衰,孔子转之以实,虽救之未获全胜,犹稍延二百年吾儒之脉。不然,焚坑之祸,岂待秦政之时哉!一是文衰而返于野,则天下厌文之心必激而为灭文之念,吾儒与斯民沦胥以亡矣。如有宋程、朱党伪之禁,天启时东林之逮狱,崇祯末献忠之焚杀,恐犹未已其祸也,而今不知此几之何向也。易曰:“知几其神乎!”余曰:“知几其惧乎!”

程子曰:“解义理若一向靠书册,何由得居之安,资之深!不惟自误,兼亦误人。  真语。

古之学者,优柔餍饫,有先后次序;今之学者,却只做一场话说,务高而已。  知及此矣,其教及门,乃亦未见古人先后次序,不又作话说一场而已哉!

今之学者,往往以游、夏为小,不足学;然游、夏一言一事,却总是实。”  程子虽失圣门成法,而胸中所见犹实,故其言如此。朱子去此则又远矣。

问:“如何学可谓有得?”曰:“大凡学问,闻之知之皆不为得。得者,须默识心通。学者欲有所得,须是诚意烛理。”  程、朱言学至肯綮处,若特避六艺、六府之学者,何也?如此段言“闻之知之皆不为得”,可谓透宗语矣。下何不云,“得者须履中蹈和,躬习实践,深造以六艺之道,乃自得之也”?乃云“须默识心通”,不仍是知之乎!

进学莫大于致知,养心莫大于理义。古人所养处多,若声音以养其耳,舞蹈以养其血脉,今人都无;只有义理之养,人又不知求。  学之患莫大于以理义让古人做。程、朱动言古人如何如何,今人都无,不思我行之即有矣。虽古制不获尽传,只今日可得而知者尽习行之,亦自足以养人。况因偏求全,即小推大,古制亦无不可追者乎!若只凭口中所谈、纸上所见、心内所思之理义养人,恐养之不深且固也。

学贵乎成;既成矣,将以行之也。学而不能成其业,用而不能行其学,则非学矣。  程子论学颇实,然未行其言也。夫教者之身,即所以教也,其首传所教者,即教者之身也。试观程门,学成其业乎?用行其学乎?孔子摄相而鲁治,冉、樊为将而齐北。二程在朝而宋不加治,龟山就征而金人入汴,谓之学成用行,吾不信也。

今之学者有三弊:溺于文辞,牵于训诂,惑于异端。苟无此三者,则必求归于圣人之道矣。  可叹三弊误此乾坤!先生濯洗亦未甚净,故其流远而益差也。向尝谓程、朱与孔、孟各是一家,细勘之,程与朱亦各是一家。

张子曰:“在始学者,得一义须固执,从粗入精也。”又曰:“若始求甚深,恐自兹愈远。”又曰:“但扫拂去旧日所为,使动作皆合于礼。  张子以礼为重,习而行之以为教,便加宋儒一等。

既学而有先以功业为意者,于学便相害;既有意,便穿凿创意作起事也。德未成而先以功业为事,是代大匠斫,希不伤手也。”  所学既失其宗,又将古人成法说坏。试观大学之道,才言“明德”,即言“亲民”,焉得云无意于功业!且入学即是要作大匠,乌得谓之“代大匠斫”!仆教幼学道艺,或阻之曰:“不可,今世不如此。”予曰:“但抱书入学,便是作转世人,不是作世转人。但不可有者,躁进干禄、非位谋政之心耳。”

上蔡谢氏曰:“学须是熟讲,学不讲,用尽工夫只是旧时人。‘学之不讲,是吾忧也’。仁亦在夫熟而已。  子云:“学之不讲”,是博学矣,又当审问、慎思、明辨以讲之。若非已学,将执何者以讲乎?今徒讲而不学,误矣!颜子工夫,真百世规范,舍是更无入路,无住宅。”  极是!

龟山杨氏曰:“今之学者,只为不知为学之方,又不知学成要何用。此事体大,须是曾著力来,方知不易。夫学者,学圣贤之所为也云云。若是只要博通古今,为文章,作忠信愿悫,不为非义之士而已,则古来如此等人不少,然以为闻道则不可。且如东汉之衰,处士逸人与名节之士,有闻当世者多矣;观其作处,责之以古圣贤之道,则略无毫发仿佛相似。何也?以彼于道初无所闻故也。今时学者,平居则曰‘吾当为古人之所为’,才有一事到手,便措置不得。盖其学以博通古今、为文章、或志于忠信愿悫,不为非义而已,不知须是闻道。  诸先生自负闻道矣。愚以为责之以古圣贤之道,亦未尽仿佛也。即如先生当汴京垂亡之际,轻身一出,其所措置,徒见削夺荆公配飨,说道学话而已。

验之于心而不然,施之于行事而不顺,则非所谓经义。今之治经者,为无用之文,徼幸科名而已,果何益哉?  仆谓为学者与此较则陋矣,何不与尧、舜、伊、周、孔、孟较!

学而不求诸孔、孟之言,亦末矣。易曰:‘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孟子曰:‘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  多识自不可废。博学乃只多读书乎?

颜渊‘请问其目’,学也;‘请事斯语’,则习矣。学而不习,徒学也。譬之学射而至于彀,则知所学矣;若夫承梃而目不瞬,贯虱而县不绝,由是而求尽其妙,非习不能也。”  颜子“请问”,亦仍是问,未可谓之学;“请事斯语”,学也;“欲罢不能,进而不止”,乃习矣。龟山一字之误,未为甚差。但说学必宜习之理最透,而未见其习者,无他,习其所习,非孔门所谓习也。

延平李氏曰:“学问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体认天理,若真有所见,虽一毫私欲之发亦退听矣。久久用力于此,庶几渐明,讲学始有力耳。  试观孔、孟曾有“静坐澄心,体认天理”等语否?然吾亦非谓全屏此功也。若不失周、孔六艺之学,即用此功于无事时亦无妨。但专用力于此,以为学问根本,而又以讲说为枝叶,则全误矣。

孔门诸子,群居终日,交相磋切,又得夫子为之依归,日用之间,观感而化者多矣;恐于融释而脱落处,非言说所及也。不然,子贡何以言‘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耶?”  何不思孔门群居终日是作何事?何不思“性天不可闻”是何主意?乃动思过子贡以上耶!以孔子之道律之,恐有宋诸先生不免为“智者过之”一流。

朱子曰:“今之为学甚难,缘小学无人习得,如今却是从头起。古人于小学小事中便皆存个大学大事得道理在,大学只是推将开阔去。向来小时做得道理存其中,正似一个坯素相似。  余谓何难之有,只不为耳。即将艺之小者令子弟之幼者习之,艺之大者令子弟之长者习之,此是整饬身体,涵养性情实务。正心诚意非精,府修事和非粗。乃诸先生只悬空说存养而不躬习其事,却说难,却说今日小学全失,无人习。如此而言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皆虚而无据矣。然则岂惟小学废,大学不亦亡乎!而乃集小学也,注大学也,何为也哉!

读书如炼丹,初时烈火煅煞,然后渐渐慢火养,又如煮物,初时烈火煮了,却须慢火养。读书初勤敏著力,子细穷究,后来却须缓缓温寻,反复玩味,道理自出。又不得贪多欲速,直须要熟,工夫自熟中出。  朱子论学只是论读书,但他处多入“理会道理”“穷理致知”等字面,不肯如此分明说。试看此处直言之如此十分精彩,十分有味,盖由其得力全在此也。夫读书乃学中之一事,何为全副精神用在简策乎!

学者只是不为己,故日间此心安顿在义理上时少,安顿在闲事上时多,于义理却生,于闲事却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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