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载集摘

集中经学理窟诸篇，于礼乐、诗书、井田、学校、宗法、丧祭，讨论精确，实有可见之施行。薛思曰：“张子以礼为教。”不言理而言礼，理虚而礼实也。儒道宗旨，就世间纲纪伦物上着脚，故由礼入最为切要，即约礼复礼的传也。西铭言仁，大而非夸，盖太极明此性之全体，西铭状此性之大用，体虚而微，用弘而实焉。正蒙论天地太和，风雨霜雪，万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结，即器即道，皆前人之所未发，朱子所谓“亲切严密”是也。

史称横渠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与诸生言学，每告以知礼成性、变化气质之道，学必为圣人而后已。以为“知人而不知天，求为贤人而不求为圣人，此学者大蔽也”；又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卓哉张子，其诸光辉而近于化者欤！若其所从入，则循循下学，正蒙所谓“言有教，动有法，息有养，瞬有存”，数语尽之矣。

是故学张子之学而实践其事者，斯不愧读张子之书而洞晰其理。余也不敏，何足以言学！然窃喜读张子书而有鼓舞不尽之致，用校正而梓之，以成博士志焉。

时康熙五十八年冬至月，高安后学朱轼序。

○叶世倬嘉庆丙寅本张子全书序

张横渠先生后裔，世居县之槐芽镇，有全集木刻藏于贡生景留家。嘉庆三年二月十八日，白莲贼焚掠镇上，家人惊避，痉版地下，贼掘视之，且詈且掷，凡碎四十余片，景留家赤贫，无力补刻，自是集非完书，流传益鲜。今年三月四日，余代守岐阳，郡城东街旧有先生祠，下车次日往谒，询得其情，随检所缺，亟付剞劂补之。工竣，爰识颠末于后，以授景留，俾知版之厄于贼，而犹幸未毁于火也，世世子孙其善藏之！

时嘉庆十一年，岁次丙寅六月下浣，知凤翔府事西安清军同知上元叶世倬谨识。

○武澄道光壬寅本张子全书序

太守豫星阶先生自丙申来典郡，尊儒重道，广立义学以端风化之原。一日，过横渠祠，见其废圮，慨焉伤之，乃延郑冶亭士范、李静算正诸名士建议重修，且又捐廉以为绅士倡，至庚子功竣，盖欲以乡之前贤勉来学也。

越壬寅春，澄假馆祠内，贤裔张君连科谓澄曰：“祠宇者，所以妥横渠之神；全书者，所以载横渠之道也。今将杀青重刊，子盍为我校之。”澄譬犹撼树蚍蜉，不自量力，因竭数月之功，与李静{艹}同年雠校商订，讫九月告成，时冶亭远仕贵阳，以不获就正为憾。

吁！全书成矣，读全书者，空读其书无益也。横渠生于千载之上，人也；吾侪生于千载之下，亦人也。然横渠之心，能视天地万物为吾父母同胞，而吾侪肝胆间，顾格格焉判若楚越，此何故哉？

道光二十二年，岁在壬寅，秋九月谷旦，岐山后学武澄谨序。

○李慎同治九年本张子全书序

孔子之道，坠绪就湮，微言中绝者屡矣。何以至有宋濂、洛、关、闽诸贤出而圣人之道大明，既明而遂不复晦？岂非由于诸贤之扶正教，辟邪说，同时奋起，百折不回，而又各有著述，其择也精，其语也详，足以抉奥阐微，羽翼斯道于千载也哉！

余束发受书，溺于俗学，以记诵词章为务，于道毫无所窥。继与友人崇文山游，见其持论行事一轨于正，因尽弃所学而学焉，始解读小学、近思录与诸先儒之书以发明经旨。因文山而获见倭艮峰先生，得读所著为学大旨，始知圣人之道如日用饮食之不可一日或离，而从事之久，则趣益深，理益明，又不容以一蹴而至也。无如力学不勇，悠忽终无所得。

同治六年，出守凤翔，固横渠夫子之乡也。拜谒祠下，肃然仰前哲之遗徽，徘徊久之不能去，从守祠张生述铭求全书之所在。张生曰：“是书旧刻之在邑者，板多残阙，临潼本，则不知藏于谁氏。道光初，郡中有新锓本，第不敢出以示人。”余讶其言，固诘之，则曰：“是书之刊也，彼时岐邑明经武子鲜名澄者，实任校雠事，于语录、附录诸卷多所移置，且补著张子年谱而参以己议，谓井田不可复行，于是是书出而读者讠华然，是以不敢复示人。”余亟索观，知武生亦汲古好学士，第其所著井田论，未能窥先贤之深意，无足存者。乃属张生，将所移易者重辑如旧，商之罗诚兹明府骧，共捐资而补刻之。以武生所编年谱，删其繁冗附于后，以不没其勤。

编既定，张生固乞序于余，邑贤裔张书云亦以为请。余曰：“子误矣。夫子之书，广大精微，程子、朱子及诸儒论之详矣，余涉道浅，乌足以赞一词哉！且值正学倡明之会，是书之传，久已如日月之经天，江河之行地，又乌待乎序耶！”张生则曰：“人之读是书者，往往静言而庸违。自罹兵革后，读之者益鲜，其不可以无言也。”

余悚然曰：“是守土者之责也。夫天下之祸乱不遽作，实人心风俗有以酿成之；人心风俗之坏，由于教化之不行；教化之不行，由于学术之不讲。凤郡民俗，夙称敦朴，今则学校久废，诗书之道不闻，人知趋利而不知向义，较之往昔，其风亦稍漓矣。果能取夫子之书读之，而身体力行，观摩而善焉；其君子知励存养之修，宏胞与之量，循其性而无违；其小人亦知笃尊高年、慈孤弱之义，尽其职而无愧；皋皋熙熙，祸乱其庶几息乎！第古学校之制未能遽复，而今之从事学校者，又往往以操觚吮墨、媒爵秩而贸冠裳为毕乃事也，是岂张子著书卫道垂教后世与余所以期望郡人士之本心哉！”爰书之以告读夫子之书者。

时在同治九年，岁次庚午仲秋之吉，赐进士出身知凤翔府事后学李慎谨序。

○叶适因范育序正蒙遂总述讲学大指

道始于尧，“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

易传虽有包牺、神农、黄帝在尧之前，而书不载，称“若稽古帝尧”而已。“命羲和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

吕刑“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左氏载尤详。尧敬天至矣，历而象之，使人事与天行不差；若夫以术下神而欲穷天道之所难知，则不许也。次舜，“睿哲文明，温恭允塞”，“在玑玉衡以齐七政”。

舜之知天，不过以器求之，日月五星齐，则天道合矣。其微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人心至可见，执中至易知，至易行，不言性命。子思赞舜，始有大知、执两端、用中之论，孟子尤多，皆推称所及，非本文也。次禹，“后克艰厥后，臣克艰厥臣”，“惠迪吉，从逆凶，惟影响”。

洪范者，武王问以天，箕子亦对以天，故曰“不畀鲧洪范九畴”，“乃锡禹洪范九畴”，明水有逆顺也；孔子因箕子周公之言，故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欢治有兴废也。前世以为龙马负图自天而降，洛书九畴亦自然之文，其说怪诬，甚至有先天后天之说，今不取。次皋陶，训人德以补天德，观天道以开人治。能教天下之多材，自皋陶始。

禹以才难得、人难知为忧，皋陶言“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卿大夫诸侯皆有可任，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以人代天，典礼赏罚，本诸天意，禹相与共行之，夏、商、周一遵之。次汤，“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绥克猷惟后”。其言性盖如此。次伊尹，言“德惟一”，又曰“终始惟一”又曰“善无常主，协于克一”。汤自言“聿求元圣，与之戮力，以与尔有众请命”，伊尹自言“惟尹躬暨汤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故以伊尹次之。鸣呼！尧、舜、禹、皋陶、汤、伊尹，于道德性命天人之交，君臣民庶均有之矣。次文王，“肆戎疾不殄，烈假不遐。不闻亦式，不谏亦入”。“雍雍在宫，肃肃在庙，不显亦临，无射亦保”。“无然畔援，无然歆羡，诞先登于岸”。“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文王备道尽理如此。岂特文王为然哉？固所以成天下之材；而使皆有以充乎性，全于命也。

案中庸言“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德如毛，毛犹有伦，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至矣”。夫鸟至于高，鱼起于深，言文王作人之功也；德如毛，举轻以明重也；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言天不可即而文王可象也。古人患夫道德之难知而难求也，故自允恭克让以至主善协一，皆尽己而无所察于物也，皆有伦而非无声臭也。今颠倒文义，指其至妙以示人，后世冥惑于性命之理，盖自是始，不可谓文王之道固然也。

次周公，治教并行，礼刑兼举，百官众有司，虽名物卑琐，而道德义理皆具。自尧舜以来，圣贤继作，措于事物，其该括演畅，皆不得如周公。不惟周公，而召公与焉，遂成一代之治，道统历然如贯联，不可违越。

次孔子，周道既坏，上世所存皆放失，诸子辩士，人各为家，孔子补遗文坠典，诗、书、礼、乐、春秋，有述无作，惟易著彖象，

旧传删诗定书作春秋，予考详知明其不然。然后唐、虞、三代之道赖以有传。

案论语，“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而考孔子言仁多于他语，岂有不获闻者，故以为罕邪？孔子殁，或言传之曾子，曾子传子思，子思传孟子。

案孔子自言德行颜渊而下十人，无曾子，曰“参也鲁”。若孔子晚岁独进曾子，或曾子于孔子殁后，德加尊，行加修，独任孔子之道，然无明据。又案曾子之学，以身为本，容色辞气之外不暇问，于大道多遗略，未可谓至。又案孔子尝言“中庸之德民鲜能”，而子思作中庸，若以为遗言，则颜闵犹无足告而独其家，非是。若所自作，则高者极高，深者极深，非上世所传也。然则言孔子传曾子，曾子传子思，必有谬误。孟子亟称尧、舜、禹、汤、伊尹、文王、周公，所愿则学孔子，圣贤统纪，既得之矣；养气知言，外明内实，文献礼乐，各审所从矣。夫谓之传者，岂必曰授之亲而受之的哉？世以孟子传孔子，殆或庶几。然开德广，语治骤，处己过，涉世疏，学者趋新逐奇，忽亡本统，使道不完而有迹。

案孟子言性，言命，言仁，言天，皆古人所未及，故曰“开德广”；齐滕大小异，而言行王道皆若建瓴，以为汤、文、武固然，故曰“语治骤”；自谓“庶人不见诸侯”，然以彭更言考之，后车从者之盛，故

曰“处己过”；孔子亦与梁丘据语，孟子不与王欢言，故曰“涉世疏”。学者不足以知其统而袭其迹，

则以道为新说奇论矣。自是而往，争言千载绝学矣。易不知何人所作，虽曰伏羲画卦，文王重之，案周太卜掌三易，经卦皆八，别皆六十四，则画非伏羲，重非文王也。又周有司以先君所为书为筮占，而文王自言“王用享于岐山”乎？亦非也。有易以来，筮之辞义不胜多矣，周易者，知道者所为而有司所用也。孔子为之著彖象，盖惜其为他异说所乱，故约之中正，以明卦爻之指，黜异说之妄，以示道德之归。其余文言、上、下系、说卦诸篇，所著之人，或在孔子前，或在孔子后，或与孔子同时，习易者汇为一书。后世不深考，以为皆孔子作，故彖象拼郁未振，而十翼讲诵独多。魏晋而后，遂与老庄并行，号为孔老。佛学后出，其变为禅，喜其说者，以为与孔子不异，亦援十翼以自况，故又号为儒释。本朝承平时，禅说尤炽，豪杰之士，有欲修明吾说以胜之者，而周、张、二程出焉，自谓出入于老佛甚久，已而曰：“吾道固有之矣。”故无极太极，动静男女，太和参两，形气聚散，感通，有直内，无方外，不足以入尧舜之道，皆本于十翼，以为此吾所有之道，非彼之道也。及其启教后学，于子思孟子之新说奇论，皆特发明之，大抵欲抑浮屠之锋锐，而示吾所有之道若此。然不悟十翼非孔子作，则道之本统尚晦。不知夷狄之学本与中国异，

案佛在西南数万里外，未尝以其学求胜于中国，其俗无君臣父子，安得以人伦义理责之！特中国好异者折而从彼，盖禁令不立而然。圣贤在上犹反手，恶在校是非、角胜负哉！而徒以新说奇论辟之，则子思孟子之失遂彰。范育序正蒙，谓此书以“六经所未载、圣人所不言”者，与浮屠老子辩，岂非以病为药，而与寇盗设郛郭，助之捍御乎？呜呼！道果止于孟子而遂绝耶？其果至是而复传邪？孔子曰：“学而时习之”，然则不习而已矣。

案浮屠书言识心，非曰识此心；言见性，非曰见此性；其灭非断灭，其觉非觉知；其所谓道，固非吾所有，而吾所谓道，亦非彼所知也。予每患自昔儒者与浮屠辩，不越此四端，不合之以自同，则离之以自异，然不知其所谓而疆言之，则其失愈大，其害愈深矣。予欲析言，则其词类浮屠，故略发之而已。昔列御寇自言忘其身而能御风，又言至诚者入火不燔，入水不溺，以是为道大，妄矣。若浮屠之妄，则又何止此！其言天地之表，六合之外，无际无极，皆其身所亲历，足所亲履，目习见而耳习闻也，以为世外环特广博之论置之可矣。今儒者乃援引大传“天地”，“通画夜之道而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思“诚之不可掩”，孟子“大而化，圣而不可知”，而曰吾所有之道盖若是也。誉之者以自同，毁之者以自异，嘻，末矣！

○刘玑正蒙会稿序

易有“蒙以养正”之文，故张子取之以名书，篇内东铭西铭，初曰砭愚订顽，皆正蒙之谓也。

是书也，出入乎语、孟、六经及庄老诸书，凡造化人事，自始学以至成德，大学之所谓格物致知，孟子之所谓尽心知性，无不备于此矣。故朱子谓其“规模广大”，范氏称其“有六经之所未载，圣人之所未言”，而张子亦自谓“如ㄧ盘”示儿，百物俱在，顾取者如何耳”。惜乎先儒论注虽多，而或散见于各传。况张子多断章取义，又有与本注不同者，初学之士，未及旁搜，不能不开卷思睡也。

玑何人斯，乃敢窃议！顾自蚤岁得有所闻于介李先生及提学恭简戴先生之门，兹又承{艹逐}杨先生之命，因与同志诸友会讲成禀。中间所引经传，旧有注者，固不敢妄为之说。其有非本文所当注而注者，则欲学者因此识彼，而且易于考证也。虽尚多郢书燕说之误，而为高为下，则敢以此为措手之地云。

○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序论

谓之“正蒙”者，养蒙以圣功之正也。圣功久矣大矣，而正之惟其始，蒙者知之始也。孟子曰：“始条理者，智之事也。”其始不正，未有能成章而达者也。

或疑之曰：“古之大学，造之以诗书礼乐，迪之以三德六行，皆日用易知简能之理，而正蒙推极夫穷神知化，达天德之蕴，则疑与大学异。子夏曰：‘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今以是养蒙，恐未能猝喻而益其疑。”

则请释之曰：“大学之教，先王所以广教天下而纳之轨物，使贤者即以之上达而中人以之寡过。先王不能望天下以皆圣，故尧舜之仅有禹、皋陶，汤之仅有伊尹、莱朱，文王之仅有太公望、散宜生；其他则德其成人，造其小子，不强之以圣功而俟其自得，非有吝也。正蒙者，以奖大心者而使之希圣，所由不得不异也。

“抑古之为士者，秀而未离乎其朴，下之无记诵词章以取爵禄之科，次之无权谋功利苟且以就功名之术，其尤正者，无狂思陋测，荡天理，蔑彝伦，而自矜独悟，如老聃、浮屠之邪说，以诱聪明果毅之士而生其逸获神圣之心，则但习于人伦物理之当然，而性命之正自不言而喻。至于东周而邪慝作矣。故夫子赞易而阐形而上之道，以显诸仁而藏诸用；而孟子推生物一本之理，以极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所由生。大学之道，明德以修己，新民以治人，人道备矣，而必申之曰‘止于至善’。不知止至善，则不定、不静、不安，而虑非所虑，未有能得者也。故夫子曰：‘吾十有五志于学’，所志者知命、耳顺、不逾之矩也。知其然者，志不及之，则虽圣人未有得之于志外者也。故孟子曰“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羿不为拙射变其彀率”，宜若登天而不可使逸获于企及也。

“特在孟子之世，杨墨虽盈天下，而儒者犹不屑曲吾道以证其邪，故可引而不发以需其自得。而自汉魏以降，儒者无所不淫，苟不抉其跃如之藏，则志之摇摇者，差之黍米而已背之霄壤矣。此正蒙之所由不得不异也。

“宋自周子出，而始发明圣道之所由一出于太极阴阳人道生化之终始，二程子引而伸之，而实之以静一诚敬之功，然游谢之徒，且岐出以趋于浮屠之蹊径。故朱子以格物穷理为始教，而檠括学者于显道之中，乃其一再传而后，流为双峰、勿轩诸儒，逐迹蹑影，沈溺于训诂。故白沙起而厌弃之，然而遂启姚江王氏阳儒阴释诬圣之邪说，其究也，为刑戮之民，为阉贼之党，皆争附焉，而以充其无善无恶圆融理事之狂妄流害，以相激而相成，则中道不立，矫枉过正有以启之也。

“人之生也，君子而极乎圣，小人而极乎禽兽，然而吉凶穷达之数，于此于彼未有定焉。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则为善为恶，皆非性分之所固有，职分之所当为，下焉者何弗荡弃彝伦，以遂其苟且私利之欲！其稍有耻之心而厌焉者，则见为寄生两间，去来无准，恶为赘疣，善亦弁髦，生无所从，而名义皆属沤瀑，两灭无余，以求异于逐而不返之顽鄙。乃其究也不可以终日，则又必佚出猖狂，为无缚无碍之邪说，终归于无忌惮。自非究吾之所始与其所终，神之所化，鬼之所归，效天地之正而不容不惧以终始，恶能释其惑而使信于学！

“故正蒙特揭阴阳之固有，屈伸之必然，以立中道，而至当百顺之大经皆率此以成，故曰“率性之谓道”。天之外无道，气之外无神，神之外无化，死不足忧而生不可罔，一瞬一息，一宵一画，一言一动，赫然在出王游衍之中善吾伸者以善吾屈。然后知圣人之存神尽性，反经精义，皆性所必有之良能而为职分之所当修，非可以见闻所及而限为有，不见不闻而疑其无，偷用其蕞然之聪明，或穷大而失居，或卑近而自蔽之可以希觊圣功也。”

呜呼！张子之学，上承孔孟之志，下救来兹之失，如皎日丽天，无幽不烛，圣人复起，未有能易焉者也。

学之兴于宋也，周子得二程子而道著。程子之道广，而一时之英才辐辏于其门。张子学攵学于关中，其门人未有殆庶者。而当时钜公耆儒，如富、文、司马诸公，张子皆以素位隐居而末由相为羽翼。是以其道之行，曾不得与邵康节之数学相与颉颃，而世之信从者寡，故道之诚然者不著，贞邪相竞而互为畸胜。是以不百年而陆子静之异说兴，又二百年而王伯安之邪说喜，其以朱子格物道问学之教争贞胜者，犹水之胜火，一盈一虚而莫适有定。使张子之学晓然大明，以正童蒙之志于始，则浮屠生死之狂惑不折而自摧，陆子静王伯安之蕞然者亦恶能傲君子以所独知，而为浮屠作率兽食人之伥乎！

周易者，天道之显也，性之藏也，圣功之牖也，阴阳、动静、幽明、屈伸，诚有之而神行焉，礼乐之精微存焉，鬼神之化裁出焉，仁义之大用兴焉，治乱、吉凶、生死之数准焉，故夫子曰“弥纶天下之道”，以崇德而广业者也。张子之学，无非易也，即无非诗之志，书之事，礼之节，乐之和，春秋之大法也，论孟之要归也。自朱子虑学者之骛远而忘迩，测微而遗显，其教门人也，以易为占筮之书而不使之学，盖亦矫枉之过，几令伏羲、文王、周公、孔子继天立极扶正人心之大法，下同京房、管辂、郭璞、贾耽壬遁奇禽之小技。而张子言无非易，立天、立地、立人，反经研几，精义存神，以纲维三才，贞生而安死，则往圣之传，非张子其孰与归！

呜呼！孟子之功不在禹下，张子之功，又岂非疏洚水之岐流，引万派而归墟，使斯人去昏垫而履平康之坦道哉！是匠者之绳墨也，射者之彀率也，虽力之未逮，养之未熟，见为登天之难不可企及，而志于是则可至焉，不志于是未有能至者也。养蒙以是为圣功之所自定，而邪说之淫蛊不足以乱之矣，故曰正蒙也。

衡阳王夫之论。

○朱熹西铭论

天地之间，理一而已。然干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则其大小之分，亲疏之等，至于十百千万而不能齐也，不有圣贤者出，孰能合其异而反其同哉！西铭之作，意盖如此，程子以为“明理一而分殊”，可谓一言以蔽之矣。

盖以干为父，以坤为母，有生之类，无物不然，所谓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脉之属，各亲其亲，各子其子，则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一统而万殊，则虽天下一家，中国一人，而不流于兼爱之弊；万殊而一贯，则虽亲疏异情，贵贱异等，而不牿于为我之私。此西铭之大指也。

观其推亲亲之厚以大无我之公，用事亲之诚以明事天之道，盖无适而非所谓分殊而推理一也，夫岂专以民吾同胞，长长幼幼为理一，而必默识于言意之表，然后知其分之殊哉！

且所谓“称物平施”者，正谓称物之宜以平吾之施云尔，若无称物之义，则亦何以知夫所施之平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