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学伪经考

始，更始传子咸及翟方进、胡常。常授黎阳贾护季君，哀帝时待诏为郎。授苍梧陈钦子佚，以《左氏》授王莽，至将军。而刘歆从尹咸及翟方进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贾护、刘歆。

刘氏逢禄《左氏春秋考证》曰「《张苍传》曰‘好书律术’，曰‘习天下图书计籍，又善用算律术’，曰‘苍尤好书，无所不观，无所不晓，而尤邃律术’，曰‘着书十八篇，言阴阳律术事’而已，不闻其修《左氏传》也。盖歆以汉初博极群书者唯张丞相，而律术及谱五德可附《左氏》，故首援之。《贾生传》曰‘能诵《诗》《书》属文’，曰‘颇通诸家之书’而已，亦未闻其修《左氏传》也。盖贾生之学，疏通知远，得之《诗》《书》，修明制度，本之于《礼》，非章句训故之学也。其所著述，存者五十八篇，《大都篇》一事，《春秋篇》九事，《先醒篇》三事，《耳痹篇》一事，《喻诚篇》一事，《退让篇》二事，皆与《左氏》不合，唯《礼容篇》一事似采《左氏》，二事似采《国语》耳。盖歆见其偶有引用，即诬以为‘为《左氏训故》授赵人贯公’，又曰当孝文时，‘汉朝之儒唯贾生而已’。贯公当即毛公弟子贯长卿，歆所云‘贯公遗学，与秘府古文同’者也，曰‘贾生弟子’则诬矣。《张敞传》曰‘本治《春秋》，以经术自辅其政。’其所陈说，以《春秋》讥世卿最甚，君母下堂则从傅母，皆《公羊》义，非‘尹氏为声子’、‘崔杼非其罪’、‘宋共姬女而不妇’之谬说也。《萧望之传》曰‘治《齐诗》’，曰‘从夏侯胜问《论语》、礼服’，其《雨雹对》以‘季氏专权卒逐昭公’，《伐匈奴对》以大士匄‘不伐丧’，亦皆《公羊》义。石渠《礼论》，精于礼服，未闻引《左氏》也。‘善《左氏》’、‘荐张禹’，亦歆附会。要之，此数公者，于《春秋》《国语》未尝不肄业及之，特不以为孔子《春秋传》耳，歆不托之名臣大儒，则其书不尊不信也。」

按：歆古文之学，其传授诸人名皆歆伪撰，而其发端则自左氏始。左氏书藏于秘府，人间不易见，自非史迁、刘向之伦不可得读也。汉世重六经，以《春秋》为孔子笔削，尤尊之。于时《公羊》盛行，《谷梁》亦赖宣帝追卫太子之所好得立于学，歆思借以立异，校书时发得左氏《国语》，乃「引传解经」，见《楚元王传》自为《春秋》之一家。刘歆校书为王莽所举，尹咸校数术，殆党附于莽、歆者，房凤则王根所荐者，王龚则外戚，非经师也。是四人者共校书，凤、龚所校不知何书，尹咸校数术，其经术不如歆可知；歆又挟权宠，故房凤、王龚、尹咸咸附之也。孔光、龚胜、师丹皆大儒，知其伪，故不肯助也。考孔光号称依阿，而不肯助，盖光曾叔祖安国、祖延年、父霸为孔子传经之世嫡，未尝闻此，故不肯助也。若孔氏确有古文，安得不助歆哉？诸古文为伪经，此可为一铁案也。师丹劾之，公孙禄以为「颠倒五经」，诚不妄矣。歆既以《左氏》附于尹咸，故托所出于尹更始。所谓「章句」者，盖歆所伪托也。因伪造张苍、贾谊、张敞、刘公子，又托贾谊为《传》训故。所云「贯公」者，歆《移书》所谓「传问民间，唯赵国贯公学与此同」也；所云「河间献王博士」，则《献王传》所谓「立《左氏春秋》博士」、《移博士书》所谓「皆有符征，外内相应」也；所云「贯长卿」者，即传《毛诗》之人也；所云「征禹待诏，未及问会疾死」者，犹孔安国《尚书》「遭巫蛊难未及施行」，盖实无其事也；所云「胡常」者，传庸生之《古文尚书》以授传《毛诗》之徐敖者也；常又从江博士受《谷梁》，授梁萧秉君房，其果有是人为歆之所付嘱，抑为歆伪托？皆不可知。要「言《左氏》者本之贾护、刘歆」，犹「言《毛诗》本之徐敖」，护、敖皆为歆私人而已，「本之刘歆」则自不能诬耳。歆诸经皆托之于人，唯《左传》则任之于己，以《左传》为歆立伪经之根本，故不能托之人也。考胡常无论为真与否，即以此传质之，其弟子萧秉为莽讲学大夫，与尹咸、翟方进并受《左氏》于尹更始，则是元、成间人，与歆同时者也。徐敖从之受《古文尚书》，益少后矣。胡常于安国《古文》，自都尉朝、胶东庸生本三传于贯长卿，《春秋左氏》传自张禹、尹更始亦三传徐敖，既后于胡常，敖传《毛诗》，自贯长卿下仅解延年一传，抑何其乖舛乎？合而观之，其作伪之迹，故为错互，如见肺肝矣。《谷梁春秋》有尹、胡、申章、房之学，恐亦刘歆所伪为也。《传》文叙谷梁氏之学，忽插入尹更始、房凤之《左氏》，恐亦歆之原文，而自「房凤字子元」至「青州牧」，或孟坚因而添入者欤？

赞曰：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寖盛，支叶繁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初，《书》唯有欧阳，《礼》后、《易》杨、《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复立大、小夏侯《尚书》，大、小戴《礼》，施、孟、梁丘《易》，《谷梁春秋》。至元帝世，复立京氏《易》。平帝时，又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所以罔罗遗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

一经之说至于百余万言，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字，繁冗至此，其去丁将军之《易说》仅举大谊、甲公之《诗训》犹有阙疑，滋蔓支离抑已甚矣！杨雄《法言》曰「今之学也，非独为之华藻也，又从而绣其鞶帨。」《寡见篇》盖为通人所厌久矣。歆窥见此旨，造作古文而扫除今学，杜、贾扇其风，马、郑扬其波。迄汉、晋之间，令学尽灭，下迨唐、宋，扫地无余。昔之数百万言者，穿穴于遗文中仅得万一，虽歆伪乱之罪固不容诛，亦禄利之徒不知大谊，繁其章条，穿求崖穴，有以贻口实而藉寇兵也。嗟夫！西汉学者譊譊自尊之时，岂知百余年间之亡灭哉！今之学者，尊圣人之经而不求之经纬天人、体察伦物之际，而但讲六书，动成习气，偶涉名物，自负《苍》《雅》，叩以经典大义，茫乎未之闻也。徐干《中论》曰：「凡学者大义为先，物名为后，大义举而物名从之。然鄙儒之博学也，务于物名，详于器械，考于诂训，摘其章句，而不能统其大义之所极，以获先王之心。此无异乎女史诵诗、内竖传令也。故使学者劳思虑而不知道，费日月而无成功。」《治学篇》迂滞若是，欲不亡灭，其可得乎！此亦识者所为远念也。

汉书刘歆王莽传辨伪第六

王莽以伪行篡汉国，刘歆以伪经篡孔学，二者同伪，二者同篡。伪君、伪师，篡君、篡师，当其时一大伪之天下，何君臣之相似也！然歆之伪《左氏》在成、哀之世，伪《逸礼》、伪《古文书》、伪《毛诗》，次第为之，时莽未有篡之隙也，则歆之畜志篡孔学久矣。遭逢莽篡，因点窜其伪经以迎媚之。歆既奖成莽之篡汉矣，莽推行歆学，又征召为歆学者千余人诣公车，立诸伪经于学官，莽又奖成歆之篡孔矣。篡汉则莽为君，歆为臣，莽善用歆；篡孔则歆为师，莽为弟，歆实善用莽。歆、莽交相为也。至于后世，则亡新之亡久矣，而歆经大行，其祚二千年，则歆之篡过于莽矣。而歆身为新臣，号为「新学」，莽亦与焉。故合歆、莽二传而辨之，以明新学之伪经云。

刘歆传

歆，字子骏，少以通《诗》《书》能属文召见成帝，待诏宦者署，为黄门郎。河平中，受诏与父向领校秘书，讲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数术、方技无所不究。向死后，歆复为中垒校尉。哀帝初即位，大司马王莽举歆宗室有材行，为侍中太中大夫，迁骑都尉、奉车光禄大夫，贵幸。复领「五经」，卒父前业。歆乃集六艺群书，种别为《七略》。语在《艺文志》。歆及向始皆治《易》。宣帝时，诏向受《谷梁春秋》，十余年，大明习。及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歆大好之。时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与歆共校经传。歆略从咸及丞相翟方进受，质问大义。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歆亦湛靖有谋，父子俱好古，博见强志，过绝于人。歆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谷梁在七十子后，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歆数以难向，向不能非间也，然犹自持其谷梁义。及歆亲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哀帝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诸博士或不肯置对，歆因移书太常博士，责让之曰：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兴，圣帝明王，累起相袭，其道甚着。周室既微，而礼乐不正，道之难全也如此。是故孔子忧道之不行，历国应聘。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乃得其所；修《易》序《书》，制作《春秋》，以纪帝王之道。及夫子没而微言绝，七十子终而大义乖。重遭战国，弃笾豆之礼，理军旅之陈，孔氏之道抑，而孙吴之术兴。陵夷至于暴秦，燔经书，杀儒士，设挟书之法，行是古之罪，道术由是遂灭。汉兴，去圣帝明王遐远，仲尼之道又绝，法度无所因袭。时独有一叔孙通略定礼仪，天下唯有《易》卜，未有他书。至孝惠之世，乃除挟书之律，然公卿大臣绛、灌之属，咸介胄武夫，莫以为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错从伏生受《尚书》。《尚书》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绝，今其书见在，时师传读而已。《诗》始萌牙。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在汉朝之儒，唯贾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后邹、鲁、梁、赵颇有《诗》《礼》《春秋》先师，皆起于建元之间。当此之时，一人不能独尽其经，或为《雅》、或为《颂》，相合而成。《泰誓》后得，博士集而读之。故诏书曰「礼坏乐崩，书缺简脱，朕甚闵焉。」时汉兴已七八十年，离于全经固已远矣。及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篇，《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藏于秘府，伏而未发。孝成皇帝闵学残文缺，稍离其真，乃陈发秘藏、校理旧文，得此三事，以考学官所传，经或脱简，传或间编。传问民间，则有鲁国桓公、赵国贯公、胶东庸生之遗学与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识者之所惜闵、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缀学之士，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至于国家将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禅、巡狩之仪，则幽冥而莫知其原。犹欲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或怀妒嫉，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抑此三学，以《尚书》为备，谓左氏为不传《春秋》，岂不哀哉！今圣上德通神明，继统扬业，亦闵文学错乱，学士若兹，虽昭其情，犹依违谦让，乐与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诏，试《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指衔命，将以辅弱扶微，与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废遗。今则不然，深闭固距而不肯试，猥以不诵绝之，欲以杜塞余道，绝灭微学。夫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此乃众庶之所为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数家之事，皆先帝所亲论，今上所考视，其古文旧书皆有征验，外内相应，岂苟而已哉！夫礼失求之于野，古文不犹愈于野乎？往者博士《书》有欧阳，《春秋》公羊，《易》则施、孟，然孝宣皇帝犹复广立谷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义虽相反，犹并置之。何则？与其过而废之也，宁过而立之。《传》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志其大者，不贤者志其小者。」今此数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义，岂可偏绝哉！若必专己守残，党同门，妒道真，违明诏，失圣意，以陷于文吏之议，甚为二三君子不取也。

其言甚切，诸儒皆怨恨。是时，名儒光禄大夫龚胜以歆移书，上疏深自罪责，愿乞骸骨罢。及儒者师丹为大司空，亦大怒，奏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上曰「歆欲广道术，亦何以为非毁哉？」歆由是忤执政大臣，为众儒所讪，惧诛，求出补吏，为河内太守。以宗室不宜典三河，徙守五原。后复转在涿郡，历三郡守。数年，以病免官。起家复为安定属国都尉。会哀帝崩，王莽持政。莽少与歆俱为黄门郎，重之，白太后。太后留歆为右曹太中大夫，迁中垒校尉、羲和、京兆尹，使治明堂辟雍，封红休侯。典儒林史卜之官，考定律历，着《三统历谱》。初，歆以建平元年改名秀，字颖叔云。及王莽篡位，歆为国师，后事皆在《莽传》。

按：班固浮华之士，经术本浅，其修《汉书》全用歆书，不取者仅二万许言，其陷溺于歆学久矣。此为《歆传》，大率本歆之自言也。《左氏春秋》至歆校秘书时乃见，则向来人间不见可知。歆治《左氏》乃始引传文以解经，则今本《左氏》书法及比年依经饰《左》缘《左》，为歆改《左氏》明证。此必叔皮及西汉遗老之言，则从前传不解经可知。若如《别录》，经师传授详明如此，见《左传正义》一则向不非之，而不待歆校书乃见矣，知《别录》亦伪书也。云歆从尹咸、翟方进「质问大义」，此与《儒林传》叙左氏师传自贾谊至尹更始，皆歆伪造渊源，犹《古文书》之孔安国、都尉朝，《毛诗》之毛公、贯长卿、解延年、徐敖也。按《翟方进传》云「受《春秋》积十余年，经学明习，徒众日广，诸儒称之。」又云「方进虽受《谷梁》，然好《左氏传》……其《左氏》则国师刘歆……师也。」方进虽习《春秋》，实非《左氏》，歆既重其名位，又必托所由来，称父「向不能非」。既诬其父，又诬其师，可谓绝无人心者矣。尹咸本同校书者，然但校数术，经学必不如歆，足见其伪。公羊、谷梁即卜商，别有说。然七十子口传《春秋》，汉世无异义。马迁据《左氏》以修史，而《儒林传》不称其释经，最为确证。左氏即亲见孔子，于传经无与。且着书在获麟五十年之后，而其好恶，黜孔父、泄冶之节而奖郑庄之礼，谓果与圣人同乎？《论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是《古论语》伪文，歆所窜入以昭符应者。歆遍伪群经之术皆如此，并不得以光武名秀，歆亦名秀，嘉新公为刘歆，祁烈伯亦为刘歆，以左丘明为有二人也。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曰：「左氏仅见夫子之书及列国之史，公羊闻夫子之义。见夫子之书者盈天下矣。闻而知之者，孟子而下，其唯董生乎！」歆既湛靖，乘父向既没，独任校书，无人知秘府之籍，因得借秘书而行其伪。汉世《春秋》之学最盛，歆思自树一学，校书得左氏《国语》，以为可借之释经以售其奸，不作古字古言，则天下士难欺，故托之古文。此歆以古文伪经之始也。既已伪《左传》矣，必思征验乃能见信，于是遍伪群经矣。然移太常之文，仅欲立《左氏春秋》暨《逸礼》《古文尚书》三学，犹未及《毛诗》，本传并未及《周官》。盖歆以《毛诗》《周官》作伪太甚，未敢公然露于众也。然歆虽挟上旨欲行其私，加以挟制，辞气甚厉，而忽立伪书，博士之不对，龚胜、师丹之怒，固也。西汉博士，凡大儒皆由此出，其学原出孔氏，不能欺谬之也。「在汉朝之儒，唯贾生而已」，独称贾生者，以歆附会为《左氏》先师也。然谊为李斯再传弟子，其书未有一字及《左传》也。

鲁共王得《逸礼》《古文尚书》，河间献王亦得《周官》《逸礼》《古文尚书》，而《毛诗》《左氏传》且立博士，《移书》何以不兼称献王？共王薨于武帝元朔元年，下至征和二年凡三十八年，巫蛊事乃起，数十年间孔安国何以不献？且安国蚤卒，何得及巫蛊事乎？《艺文志》《儒林传》何以但称安国献《书》，不及《逸礼》？歆既辅弱扶微，冀得废遗，何以移文但争三事，不并争《毛诗》，《周官》且一字不及也？其抵牾凿枘，合观之可见。其《逸礼》三十九篇，《书》十六篇。辨见《艺文志》。

《春秋经》自公羊、胡母生相传，绝无「脱简」，若人间《左氏春秋》，原是《国语》，亦非有「间编」。歆托之秘府、托之古文，妄谓学官「学残文缺」。所谓「经或脱简」者，歆乃欲增续《春秋》也。「传或间编」者，歆欲比附《春秋》年月，改窜《国语》也。

「传问民间，则有鲁国桓公、赵国贯公、胶东庸生之遗学与此同，抑而未施」。贯公，即歆所称传《毛诗》之贯长卿；庸生，即传都尉朝《古文尚书》者，皆歆伪托。即有其人，盖亦歆私党，歆之授意者也。

「至于国家将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禅、巡狩之仪，则幽冥而莫知其原」。歆以高堂生传十七篇多士大夫礼，故其《逸礼》皆为明堂、巡狩之礼。故《艺文志》云「犹愈仓等推士礼而致于天子之说」。此乃其作伪之微旨也。「以《尚书》为备，谓左氏为不传《春秋》」。博士传自孔门，师师相传，可为孔子之学铁案。先秦、三代，竹帛之外，兼赖诵说而传，使《尚书》不止二十八篇，伏生专门之学，虽其本既亡，可以诵而补之。三百五篇之《诗》，十一篇之《春秋》，皆兼赖诵说而传，则孔子删《书》二十八篇之为全书，无可疑也。史迁《儒林传》不述左氏，今据西汉博士之学以得孔子之全经，赖有歆述博士之言为可信。其余不经歆校改者，寡矣。

王莽传

于是附顺者拔擢，忤恨者诛灭。王舜、王邑为腹心，甄丰、甄邯主击断，平晏领机事，刘歆典文章。

按《歆传》，莽素重歆，故莽一朝典礼皆歆学也。故遍录出，与歆之伪经征验相应也。于是群臣乃盛陈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千载同符。圣王之法，臣有大功，则生有美号。故周公及身在而记号于周。莽有定国安汉家之大功，宜赐号曰安汉公，益户畴爵邑，上应古制。」「请考论五经，定取礼，正十二女之义。」

按：是时歆《周礼》未成，故「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之说未出，故犹从今博士说。然莽之学周公自此始，后此事事效法，遂篡汉祚。歆《周官》《尔雅》事事称周公，以揣合莽意，奖翼篡事也。后世经学动称周公，而忘其为孔子制作，则为歆、莽所卖矣。歆、莽之假于周公，将有所图，后儒无歆、莽之私，岂可复为所谩乎？

莽奏起明堂、辟雍、灵台，为学者筑舍万区，作市、常满仓，制度甚盛。立《乐经》。益博士员，经各五人。征天下通一艺、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礼》古《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诣公车。网罗天下异能之士，至者前后千数，皆令记说廷中，将令正乖谬，壹异说云。

按《平帝纪》元始五年，「羲和刘歆等四人使，治明堂、辟雍。征天下通知逸经、古记、天文、历算、钟律、小学、史篇、方术、本草及以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在所为驾一封轺传，遣诣京师，至者数千人。」此云「《乐经》《逸礼》《古书》《毛诗》《周官》《尔雅》、史篇文字」，皆歆伪纂。「史篇文字」，即歆所谓「古文」，以与今文违悖者也，辨皆见前。莽、歆搜求佚书，绝无他学，皆歆所力争于博士者，更增《尔雅》、史篇文字以征验之。通其一艺即征诣公车，前后千数，以广伪学、壹异说。于是天下皆诵歆学，而孔子之学绝矣。盖歆之所以得行伪学者，皆莽为之。命曰「新学」，岂不然乎！其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亦歆所伪。盖歆以博闻强识绝人之才，承父向之业，睹中秘之书，旁通诸学，身兼数器，旁推交通，务变乱旧说而证应其学。训诂文字既尽出于歆，天文、律历、五行、谶记、兵法又皆出之，众证既确，墙壁愈坚。当时既托古文之名、藉王莽之力以广其传，传之既广，行之既久，则以为真先圣之遗文矣。故虽以马、郑之雅才好博，兼综术艺者，尊信最坚，赞扬最力，岂非以其旁兼诸学、征应符合故乎？自魏、晋至唐，言术艺之士皆征于歆。寖淫既久，开口即是，孰能推见至隐，窥其瑕衅乎？此所以范围二千年莫有发难者也。今《汉书律历、天文、五行志》，皆歆之学，与诸古文经若合符节，月令、兵法亦然。余皆有纠谬，别为篇，兹不着。

「谨以六艺通义经文所见《周官》《礼记》宜于今者，为九命之锡。」

《周官》之尊为经典，朝廷典礼以为依据，始于此。

刘歆、陈崇等十二人，皆以治明堂，宣教化，封为列侯。

莽一切典礼，皆歆主之。莽之以伪行篡帝位，歆之以伪学篡经统，交相须而行，何相似之甚！宜其君臣之相孚也。

「臣又闻圣王序天文，定地理，因山川民俗以制州界。汉家地广二帝、三王，凡十二州，州名及界多不应经。《尧典》十有二州，后定为九州岛。汉家廓地辽远，州牧行部，远者三万余里，不可为九。谨以经义正十二州名分界，以应正始。」

按：《左传》引尧、舜、禹书为《夏书》。禹治水分州，任土作贡，当尧老而舜摄之时，九州岛水利土产，次第明晰。「九山刊旅，九川涤源，九泽既陂」，皆因州而言。《尚书大传》「维元祀巡守四岳八伯。」盖九州岛除王畿无伯，故八伯也。「贡金九牧，铸鼎象物」，故鼎亦九也。《王制》亦言「八州八伯」，除王畿一州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