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录

给而已，故其国中少廉吏。穆王之书曰：“爵重禄轻，群臣比而戾民，毕程氏以亡。”此之谓矣。

前代官吏皆有职田，故其禄重；禄重则吏多勉而为廉。如陶潜之种秫，阮长之之芒种前一日去官，皆公田之证也。《元史》：“世祖至元元年八月乙已，诏定官吏员数，分品从官职，给俸禄，颁公田。”《太祖实录》：“洪武十年十月辛酉，制赐百官公田，以其租入充俸禄之数。”是国初此制未废，不知何年收职田以归之上，而但折俸钞，其数年收职田以归之上，而但折俸钞，其数复视前代为轻，始无以责吏之廉矣。

《宣宗实录》：“宣德八年三月庚辰，兼掌行在户部事礼部尚书胡氵荧，奏请文武官七年分俸钞，每石减旧数，折钞一十五贯。以十分为率，七分折与官绢，每匹准钞四百贯；三分析与官绵布，每匹准钞二百贯。从之。氵荧初建议，与少师蹇义等谋，义等力言不可，曰：”仁宗皇帝在春宫久，深知官员折俸之薄，故即位特增数倍，此仁政也，岂可违之。‘氵荧初欲每石减作十贯，闻义等言，乃作十五贯。白而行之，而小官不足者多矣。“

《大明会典。官员俸给条》云：“每俸一石该钞二十贯，每钞二百贯折布一匹。”后双定布一匹折银三钱，是十石之米折银仅三钱也。盖国初民间所纳官粮皆米麦也，或折以钞布。百官所受俸亦米也，或折以钞。其后钞不行，而代以银。于是粮之重者愈重，而俸之轻者愈轻，其弊在于以钞折米，以布折钞，以银折布，而世莫究其源流也。

正统六年二月戊辰，巡按山东监察御史曹泰奏：“臣闻之《书》曰：”凡厥正人，既富方谷。今在外诸司文臣，去家远任，妻子随行。禄厚者月给米不过三石，薄者一石、二石，又多折钞。九载之间，仰事俯育之资，道路往来之费，亲故问遗之需，满罢闲居之用，其禄不赡则不免失其所守，而陷于罪者多矣。乞敕廷臣会议，量为增益，俾足养廉。如是而仍有贪污，惩之无赦。“事下行在户部，格以定制，不行。

《北梦琐言》：“唐毕相П家本寒微。其舅为太湖县伍伯，相国耻之，俾罢此役，为除一官。累遣致意，竟不承命。特除选人杨载宰此邑，参辞日，于私第延坐，与语期为落籍，津送入京。杨令到任，具达台旨。伍伯曰：”某下贱，岂有外甥为宰相邪？‘杨令坚勉之，乃曰：“某每岁公税享六十缗事例钱，苟无败阙，终身优渥，不审相公俗为致何官职？’杨令具以闻，相国叹赏，亦然其说，竟不夺其志也。”夫以伍伯之役而岁六十缗，宜乎台皂之微皆知自重。乃信《汉书》言：“赵广汉奏请令长安游徼狱吏秩百石，其后百石吏皆差自重，不敢枉法，妄系留人。”诚清吏之本务。谓贪浇之积习不可反而廉静者，真不知治体之言矣。○助饷人主之道，在乎不利群臣百姓之有。夫能不利群臣百姓这有，然后群臣百姓亦不利君之有，而府库之财可长保矣。《旧唐书。柳浑传》：“浑为宰相，奏故尚书左丞田季羔公忠正直，先朝名臣，其祖父皆以孝行旌表门闾，京城隋朝旧第，季羔一家而已。今被堂侄伯强进状，请货宅，召市人马，以讨吐蕃。一开此门，恐滋不逞。讨贼自有国计，岂资侥幸之徒，且毁弃义门，亏损风教。望少责罚，亦可惩劝。上可其奏。”夫以德宗好货之主，而犹能听宰相之方，不受伯强之献，后之人群可以思矣。王明清记高宗建炎二年，有湖州民王永从献钱五十万缗，上以国用稍集，却之，仍诏：“今后富民不许陈献。”嗟夫，此宋之所以复存于南渡也与？

江武尊卜式，以风天下，犹是劝之以爵。今乃怵这以威，戚畹之家常惴惴不自保，而署其门曰“此房实卖”，都城之中十室而五，其不祥孰甚焉。《南唐书》言后主之世，以铁钱六权铜钱四。而行至其末年，铜钱一直铁钱十。比国亡，诸郡所积铜钱六十七万缗。呜呼！此所谓府库财非其财者矣。

贼犯京师，史公可法为南京兵部尚书，军饷告绌，乃传檄募富人出财助国。其略曰：“亲郊乃雍容之事，唐宗有崇韬；出塞本徼幸之图，汉武尚逢卜式。”桐城诸生姚士晋之辞也。然百姓终莫肯输财佐县官，而神京沦丧，殆于孟子所谓“委而去之”者，虽多财奚益哉！

洪武十五年七月，堂邑民有掘得黄金者，有司以进于朝。上曰：“民得金，而朕有之，甚无谓也。”命归之民。天启初，辽事告急，有议及捐助者，朝论以为教猱升木。而六年十二月，兵部主事詹以晋请灵鹫废寺所存男亩变价助工。奉旨：“詹以晋垂涎贱价，规夺寺业，可削籍为民，仍令自行修理寺宇，男有变佃为民业者，责令赎还本寺，以为言利锱铢之戒。”以权奄之世，而下有此论，上有此旨，亦三代直道之犹存矣。

○馆舍读孙樵《书褒城驿壁》乃知其有沼、有鱼、有舟；读杜子美《秦州杂诗》，又知其驿之有池、有林，有竹。今之驿舍殆于隶人之垣矣。予见天下州之为唐旧治者，其城郭必皆宽广，街道必皆正直；廨舍之为唐旧创者，其基址必皆宏敞。宋以下所置，时弥近者，制弥陋。此又樵《记》所谓州县皆驿，而人情之苟且十百于前代矣。

今日所以百事皆废者，正缘国家取州县之财，纤毫尽归之于上，而吏与民交困，遂无以为修举之资。延陵季子游于晋，曰：“吾入其都，新室恶而故室美，新墙卑而故墙高，吾是以知其民力之屈也。”又不独人情之苟且也。

汉制，官寺乡亭漏败，墙垣也坏不治者，不胜任，先自劾。古人所以百废具举者以此。

○街道古之王者，于国中之道路，则有条狼氏涤除道上之狼扈，而使之洁清。于效外之道路，则有野庐氏达之四畿，合方氏达之天下，使之津梁相凑，不得陷绝。而又有遂师以巡其道修，候人以掌其方之道治。至于司险掌九州之图，以周知其山林川泽之阻，而达其道路。则舟车所至，人力所通，无不荡荡平平者矣。晋文之霸也，亦曰：“司空以时平易道路。”而道路若塞，川无舟梁，单子以卜陈灵之亡。自天街不正，王路倾危，涂潦遍于效关，污秽钟于辇毂。《诗》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视，卷言顾之淋焉出涕。”其斯之谓与？《说苑》：“楚庄王伐陈，舍于有萧氏。谓路室这人曰：”巷其不善乎，何沟之不浚也？‘“以庄王之霸而留意于一巷之沟，此以知其勤民也。

后唐明宗长兴元年正月，宗正少卿李延祚奏清止绝车牛，不许于天津桥来往。明制，两京有街道官，车牛不许入城。

○官树《周礼。野庐氏》：“比国效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树。”《国语》：“单襄公述周制以告王曰：”列树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释名》曰：“古者列树以表道，道有夹沟以通水潦。”古人于官道之旁必皆种树，以记里至以荫行旅。是以南土之棠，如伯所茇；道周之杜，君子来游。固已宣美风谣，流恩后嗣。子路治蒲，树木甚茂；子产相郑，桃李垂街。下至隋唐之代，而官槐官伐，周道如砥，若彼濯濯，而官无勿翦之思，民鲜侯旬之芘矣。《续汉。百官志》：“将作大匠掌修作宗庙、路寝、宫室、陵园土木之功，并树桐梓之类，列于道侧。”是昔人固有专职。后周书。韦都宽传》：“为废州刺史。先是，路侧一里置一土堠，经雨颓毁，每须修之。自孝宽临州，乃勒部内当堠处植槐树代之，既免修复，行旅又得芘荫。周文帝后问知之，曰：”岂得一州独尔，当令天下同之。’于是令诸州夹道一里种一树，十里种三树，百里种五树焉。“《册府元龟》：”唐玄宗开元二十八年正月，于两京路及城中苑内种果树。代宗永泰二年正月，种城内六街树。《旧唐书。吴凑传》“官街树缺，所司植榆以补之。凑曰：榆非九衢之玩，命易之以槐。及槐阴成，而凑卒，人指树而怀之。”《周礼。朝士》注曰：“槐之言怀也，怀来人于此。”然则今日之官其无可怀这政也人矣。

○桥梁《唐六典》：“凡天下造舟之梁四，石柱之梁四，木柱之梁三，巨梁十有一，皆国工修之，其余皆所管州县随时营葺。其大津无梁，皆给船人，量其大小难易以定其差等。”今几甸荒芜，桥梁废坏，雄莫之产，秋水时至，年年隐绝，曳轮招舟，无赖之徒籍以为利。潞河渡子勒索客钱，至烦章劾。司空不修，长吏不问，亦已久矣。况于边陲之远，能望如赵充国治湟狭以西道桥七十所，令可至鲜水，从枕席上过师哉。《五代史》：“王周为义武节度使，定州桥坏，覆民租车。周曰：”桥梁不修，刺史过也。‘乃偿民栗为治其桥。“此又当今有司之所愧也。○人聚太史公言：”汉文帝时，人民乐业，因其欲，然能不扰乱，故百姓遂安，自六七十翁亦未尝至市井。“刘宠为会稽太守，狗不夜吠，民不见吏，庞眉皓发之老未尝识郡朝。史之所称，其遗风犹可想见。唐自开元全盛之日，姚、宋作相，海内升平。元稹诗云：”戍烟生不见，村竖老犹纯。“”此唐之所以盛也，至大历以後，四方多事，赋役繁兴，而小民奔走官府，日不暇给。元结作《时化》之篇，谓人民为征赋所伤，州里化为祸邸。此唐之所以衰也。予少时见山野之氓，有白首不见官长，安于畎亩，不至城中者。泊于末造，役繁讼多，终岁之功半在官府，而小民有“家有二顷田，头枕衙门眠”之谚，已而山有负隅，林多伏莽，遂舍其田园，徙于城郭。又一变而求名之士，诉在之人，悉至京师，辇毂之间易于郊垌之路矣，锥刀之末将尽争之，五十年来，风俗遂至于此，今将静百姓之心而改其行，必在制民之产，使之甘其食，美其服，而後教化可行风俗可善乎？人聚于乡而治，聚于城而乱，聚于乡则土地辟，田野治，欲民之无恒心，不可得也。聚于城则谣役繁，狱讼多，欲民之有恒心，不可得也。

昔在神宗之世，一人无为，四海少事。郡县之人其至京师者，大抵通籍之官，其仆从亦不过三四，下此即一二举贡与白粮解户而已。盖几于古之所谓“道路罕行，市朝生草”。彼其时岂无山人游客于请公卿，而各挟一艺，未至多人，衣食所须，其求易给。自东事既兴，广行召募，杂流之士哆回谈兵，九门之中填馗溢巷，至于封章自荐，投匦告密，甚者内结貂当，上窥颦笑，而人主之威福且有不行者矣。《诗》曰：“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兴言及此，每辄为之流涕。

欲清辇载之道，在使民各聚于其乡始。

○访恶尹翁归为右扶风，县县收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高至于死。收取人必于秋冬课吏大会中，及出行县，不以无事时。具有所取也，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惧，改行自新。所谓收取人，即今巡按御史之访察恶人也。武断之豪，舞文之吏，主讼之师，皆得而访察之。及乎浊乱之时，遂借此为罔民之事。矫其敝者乃并访察而停之，无异因噎而废食矣。

《传》曰：“子产间政于然明，对曰：”视民如子，见不仁者诛之，如鹰鸽之逐鸟雀也。是故诛不仁，所以子其民也。“

《说苑》：“董安于治晋阳，问政于蹇老。蹇老曰：”曰忠、日信、曰敢。‘董安于曰：“安忠乎？’曰：”忠于主。‘曰：“安信乎？’曰：信于今。‘曰：”安敢乎？’曰：“敢于不善人。‘董安于曰：”此三者足。’“

《盐铁论》曰：“水有扁狙池鱼劳，国有强御齐民消。”

○盗贼课《史记。酷吏传》：“武帝作《沈命法》，曰：”群盗起不发觉，发觉而捕弗满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小吏畏诛，虽有盗不敢发，恐不能得，坐课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盗贼浸多，上下相为匿，以文辞避法焉。“此汉世所名为盗贼课，而为法之敝已尽此数言中矣。《汉书》言张敝为山阳太守，辽东盗贼并起，上书自请治之。言山阳郡户九万三千，口五十万以上，讫计盗贼未得者七十七人，他课诸事亦略如此。久处闲郡，愿徙治剧。夫未得之盗犹有七十七人，而以为郡内清治。”岂非宣帝之用法宽于武帝时乎，然武帝之末至大盗群起，遣绣衣之使持斧断斩于郡国，乃能胜之。而宣帝之世带牛佩犊之徒，皆驱之归于南亩。卒之吏称其职，民安其业。是则治天下之道，有不恃法而行者，未可与刀笔筐箧之士议也。

《後汉书。光武纪》：“建武十六年，郡国群盗处处并起攻劫，在所害杀长吏。郡县追讨，到则解散，去复屯结。青、徐、幽、冀四州尤甚。上乃遣使者下郡国，听群盗自相纠缠，五人共斩一人者，除其罪，吏虽逗留回避故纵者，皆勿问，听以禽讨为效。其牧守令长坐界内盗贼而不收捕者，及以畏恢捐城委守者，皆不以为负，但取获贼多为殿最，唯蔽匿者乃罪之。于是更相追捕，贼并解散，徙其魁帅于他郡。赋田受禀，使安生业。自是牛马放牧，邑门不闭。”光武精于吏事，故其治盗之方如此。天下之事得之于疏，而失之于密，大抵皆然，又岂独盗贼课哉！

○禁兵器王莽始建国二年，禁民不得挟弯铠，徙西海。隋炀帝大业五年，制民间铁叉、搭钩、柔刃之类皆禁绝之，寻而海内兵兴，陨身失国。元世组至元二十三年二月己亥，敕中外，凡汉民持铁尺、手挝及杖之有刃者，悉输于官。六月戊申，括诸路马，凡色目人有马者三取其二，汉民悉人官。二十六年十二月辛已，括三下马，一品、二品官许乘五匹，三品三匹，四品、五品二匹，六品以下皆一匹。顺帝至元三年四月癸酉，禁汉人、南人、高丽人不得执持军器，凡有马者拘入官，已而群盗充斥，攻陷城邑。至正十七年正月辛卯，命山东分省团结义兵，每州添设判官一员，每县添设主薄一员，专率义兵以事守御。故刘文成有诗曰：“他时重禁藏矛戟，今日呼令习鼓鼙。”鸣呼！“予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古之圣王则既已言之矣。

汉武帝时，公孙宏奏言：“禁民毋得挟弓弩。吾丘寿王难之，以为圣王务教化而省禁防。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字内日化，方外乡风。然而盗贼犹有者，郡国二千石之罪，非挟弓弯之过也。”“诚能明教化之原，而帅之以为善，保家之道，则家有鹤膝，户有犀渠，适足以夸国俗之强。”而不至导民以不祥之器矣。○水利欧阳永叔作《唐书。地理志》，凡一渠之开，一堰之立，无不记之。其县之下实兼河渠一志，亦可谓详而有体矣。盖唐时为令者犹得以用一方之财，兴期月之役。而志之所书，大抵在天宝以前者居什之七，岂非太平之世，吏治修而民隐达，故常以百里之官而创千年之利；至于河朔用兵之後，则以催科为急，而农功水道有不暇讲求者欤？然自大历以至咸通，犹皆书之不绝于册。而今之为吏，则数十年无闻也已。水日乾而土日积，山泽之气不通，义焉得而无水旱乎？崇帧时，有辅臣徐光启作书，特详于水利之学。而给事中魏呈润亦言：“《传》曰‘雨者，水气所化’，水利修亦致雨之木也。夫子之称禹也曰：”尽力乎沟洫。‘而禹自言亦曰“’後畎浍，距川。‘古圣人有天下之大事，而不遗乎其小如此。自乾时著于齐人，枯济徵于王莽，古之通津巨读，今日多为细流，而中原之田夏旱秋潦，年年告病矣。”

划门县，今之河津也。北十里有瓜谷山堰，贞观门观十年筑。东南二十三里有十石垆渠，二十三年，县令长孙恕凿，溉田良沃，亩收十石。西二十一里有马鞍坞渠，亦恕所凿。有龙门仓，开元二年置，所以贮渠田之人，转般至京，以省关东之漕者也。此即汉时河东太守番系之策。《史记。河渠书》所谓“河移徙，渠不利田者不能偿种。”而唐人行之，竞以获利。是以知天下无难举之功，存乎其人而已。谓俊人之事必不能过前人者，不亦诬乎。

唐姜师度为同州刺史，开元八年十月，诏曰：“昔史起溉漳之策，郑、白凿径之利，自兹厥後，声尘缺然。同州刺史姜师度，识洞于微，智形未兆。匪躬之节，所怀必罄；奉公之道，知无不为。顷职大农，首开沟恤。岁功犹昧，物议纷如。缘其忠款可嘉，委任仍旧。暂停九列之重，假以六条之察。白藏过半，绩用斯多。食乃人天，农为政本。朕故兹巡省。不惮祁寒，将申劝恤之怀，特冒风霜之弊。今原田弥望，吹浍连属，由来榛棘之所，遍为亢稻之川，仓庾有京坻之饶，关辅致亩金之润。本营此地，欲利平人，缘百姓未开，恐三农虚弃，所以官为开发，冀令递相教诱，功既成矣，思与共之。其屯田内先有百姓注籍之地，比来别人作主，亦量准顷亩割还。其官屯熟田，如同州有贫下欠地之户，自办功力能营种者，准数给付，馀地且依前官取。”师度以功加金紫光禄大夫，赐帛三百匹。读此诏书，然後知“无欲速”，“无见小利”二言，为建功立事之本。孙叔敖决期思之水，而灌零娄之野，庄知其可以为令尹也。魏襄王与群臣饮酒，王为群臣祝曰：“令吾臣皆如西门豹之为人臣也。”史起进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亩，邺独二百亩，是田恶也。漳水在其旁，西门豹不知用，是不智也。知而不兴，是不仁也。仁智，豹未之尽，何足法也。”于是以史起为邺令，引漳水溉邺，以富魏之河内。《後汉书。安帝纪》：“元初二年正月，修理西门豹所分漳水为支渠，以溉民田。”则指此为西门豹所开。为人君者，有率作兴事之勤，有授方任能之略，不患无叔敖、史起之臣矣。

《汉书》：“召信臣为南阳太守，为民作水，约束刻石，立于田畔，以防纷争。”此今日分水之制所自始也。

洪武末，遣国子生人才分诣天下郡县，集吏民，乘农隙修治水利。二十八年，奏开天下郡县塘堰凡四万九百八十六处，河四千一百六十二处，破渠堤岸五千四十八处。此圣祖勤民之效。

○雨泽洪武中，令天下州县长吏月奏雨泽。盖古者龙见而雩，《春秋》三书“不雨”之意也。承平日久，率视为不急之务。永乐二十二年十月，通政司请以四方雨泽奏章类送给事中收贮，上曰：“祖宗所以令天下奏雨泽者，欲前知水旱，以施恤民之政，此良法美意。今州县雨泽章奏乃积于通政司，上之人何由知？又欲送给事中收贮，是欲上之人终不知也。如此徒劳州县何为。自今四方所奏雨泽，至即封进，朕亲阅焉。”鸣呼，太祖起自侧微，升为天子，其视四海之广犹吾庄田，兆民之众犹吾佃客也，故其留心民事如此。当时长吏得以言民疾苦，而里老亦得诣阕自陈。後世雨泽之奏遂以寝废，天灾格而不闻，民隐壅而莫达，然後知圣主之意有不但于祈年望岁者。民亲而国治，有以也夫。

○河渠黄河载之《禹贡》，东过洛、肭，至于大丕；北过洚水，至于大陆；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人于海者，其故道也，汉元光中，河决瓠子东南，注矩野，通于淮泗。武帝自临，发卒数万人塞之，筑宫其上，名曰宣防。导河北行，复禹旧迹，而梁楚之地复宁无水灾，自汉至唐，河不为害几及千年，《五代史》：“晋开运元年五月丙辰，滑州河决、浸汴、曹、濮、单、郓五州之境，环梁山，合于汶水，与南旺蜀山湖连，弥漫数百里，河乃自北而东。”《宋史》：“熙宁八年七月乙丑，河大决于澶州曹村，北流断绝，河道南徙，东汇于梁山张泽烁。分为二派：一合南清河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入于海河。”又自东而南矣，元丰以後，又决而北。议者欲复禹迹，而大臣力主回东之议。降及金，元，其势日趋于南而不可挽。故今之河非古之河矣。自中牟以下夺汴，徐州以下夺泗，清口以下夺淮，凡三夺而後注于海。今岁久，河身日高，淮、泗又不能容矣。庙堂之议既视其夺者以为常，司水之臣又乘其决者以为利，不独以害民生，妨国计，而于天地之气运未必不有所关也。

丘仲深《大学衍义补。言礼》：“曰：”四读视诸侯。谓之读者，独也，以其独人于海，故江、河、淮、济谓之四读。“今以一淮而受黄河之全，盖合二读而为一也。自宋以前，河自人海，尚能为并河州郡之害，况今河、淮合一，而请口又合汴、泗、沂三水以同归于淮也哉。”曩时河水犹有所潴、如钜野、梁山等处；犹有所分，如屯氏、赤河之类，虽以元人排河人淮，而东北之道犹微有存焉者。今则以一淮而受众水之归，而无涓滴之渗漏矣，邵国贤作《治河论》，以为禹之治水至于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其功，可谓盛矣。以今观之，其所空之地甚广，所处之势甚易，所求之效甚小。今之治水者其去禹也远矣，而所空之地乃狭于禹，所处之势乃难于禹，所求之功乃大于禹。禹之导河自大丕以下，分播合同，随其所之而疏之，不与争利，故水得其性，而无冲决之患。今夫一杯之水举而注之地，必得方尺乃能容之，其势然也。河自大怀以上，水之在杯者也；大怀以下，水之在地者也。以在地之水而欲拘束周旋如在杯之时，大禹不能，而况他人乎。今河南、山东郡县棋布星列，官亭民舍相比而居，凡禹之所空以与水者，今人皆为吾有。盖吾无容水之地，而非水据吾之地也，固宜其有冲决之患也，故日所空之地狭于禹。禹之治水随地施功，无所拘碍。今北有临清，中有济宁，南有徐州，皆转漕要路。而大梁在西南，又宗藩所在。左顾右盼，动则掣时，使水有知，尚不能使之必随吾意，况水无情物也，其能委蛇曲折以济吾之事哉。故日所处之势难于禹。况禹之治水去其垫溺之害而已，此外无求焉，今则赖之以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