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录集释

铜三千斤，金薄【原注】即箔字。十万，翻修清思院新殿及升阳殿图障。五代史闽世家，王昶起三清台三层，以黄金数千斤铸宝皇及元始天尊、大上老君像。宋真宗作玉清昭应宫，甍棋栾楹，全以金饰，所费巨亿万，虽用金之数亦不能全计。金史海陵本纪，宫殿之饰遍傅黄金，而后间以五采。金屑飞空，如落雪。元史世祖本纪，建大圣寿万安寺，佛像及窗壁皆金饰之，凡费金五百四十两有奇，水银二百四十斤。又言，缮写金字藏经，凡糜金三千二百四十四两。【原注】吴澄传言，粉黄金为泥，写浮屠藏经。泰定帝纪，泰定二年七月庚午，以国用不足，罢书金字藏经。时于云南立造卖金箔规措所。此皆耗金之由也。杜镐之言，颇为不妄。草木子云，金一为箔，无复再还元矣。故南齐书武帝纪，禁不得以金银为箔。【原注】宋史真宗纪，大中祥符元年二月丙午，申明不许以金银为箔之制。仁宗纪，康定元年八月戊戌，禁以金箔饰佛像。哲宗纪，元佑二年九月丁卯，禁私造金箔。刘庠传，仁宗外家李珣，犯销金法，庠奏言，法行当自贵近始。从之。金史世宗纪，大定七年七月戊申，禁服用金线，其织卖者皆抵罪。元史仁宗纪，至大四年三月辛卯，禁民间制金箔、销金、织金。而太祖实录言，上出黄金一锭，示近臣曰，此表笺袱盘龙金也。令官人洗涤销熔得之。呜呼，俭德之风远矣！

银

唐宋以前，上下通行之货一皆以钱而已，未尝用银。汉书食货志言，秦并天下，币为二等。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孝武始造白金三品，寻废不行。【原注】谢肇淛曰，汉银八两，直钱一千。当时银贱而钱贵，今银一两即直千钱矣。【阎氏曰】按孝武始造白金三品，乃杂铸银锡为之，此即汉书安息国以银为钱之制，竟认作银，非。其文有龙、有马、有龟，所直各不同。王莽即真始直用银，朱提银重八两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它银一流直千。是为银货二品。旧唐书，宪宗元和三年六月诏曰，天下有银之山，必有铜矿。铜者，可资于鼓铸。银者，无益于生人。其天下自五岭以北，见采银坑，并宜禁断。【原注】李德裕为浙西观察使，奏云，去二月中，奉宣令进盝子，计用银九千四百余两。其时贮备都无二三百两。然考之通典，谓梁初唯京师及三吴、荆郢、江湘、梁益用钱，其余州郡则杂以谷帛交易，交广之域则全以金银为货。而唐韩愈奏状亦言，五岭买卖一以银。元稹奏状言，自岭已南，以金银为货币。自巴已外，以盐帛为交易。黔巫溪峡用水银、朱砂、缯彩、巾帽以相市。【原注】杜氏通典载唐度支岁计之数，粟则二千五百余万石，布绢绵则二千七百余万端，屯疋钱则二百余万贯，未尝有银。其土贡则贵州贡银百两，鄂、新、党三州各贡银五十两，贺州贡银三十两，邵、端、昭、潘、辨、高、龚、浔、严、封、春、罗、牢、窦、横、象、泷、藤、平、琴、廉、义、柳、勤、康、恩、崖、万安二十七州，各贡银二十两。是唐人以银为贡，而不以为赋也。张籍诗，海国战骑象，蛮州市用银。宋史仁宗纪，景佑二年，诏诸路岁输缗钱。福建、二广易以银，江东以帛。于是有以银当缗钱者矣。金史食货志，旧例银每铤五十两，其直百贯。【原注】旧唐书哀帝纪，内库出方圆银二千一百七十二两，充见任文武常参官救接。是知前代银皆是铸成。民间或有截凿之者，其价亦随低昴。遂改铸银，名承安宝货，一两至十两分五等，每两折钱二贯，公私同见钱用。又云，更造兴定宝泉，每贯当通宝五十。又以绫印制元光珍货，同银钞及余钞行之。行之未久，银价日贵，宝泉日贱，民但以银论价。至元光二年，宝泉几于不用。哀宗正大间，民间但以银市易。此今日上下用银之始。【阎氏曰】按绍兴岁币银二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又縻费银一千三百余两，非上下用银之事乎？何必金。大抵北宋所著书，上下用银，已不计其数矣。【赵氏曰】秦并天下，币为二等，黄金为上币，余皆用钱。其珠玉、龟贝、银锡只为器饰，不用为币。汉初因之。然鼌错言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而在于把握，可以周四海，而无饥寒之患。则是时虽不用银，而银与金珠同贵可知。汉武元狩四年，造白金为币。白金乃银锡所造，有三品，其一曰白撰，重八两，其文龙，直三千。次曰以重，其文马，直五百。次曰复小，其文龟，直三百。吏民盗铸者，不可胜数。则已有用之者。然岁余，终废不行。王莽又制为银货，与钱货并行，而民间仍以五铢钱交易。魏文帝时，并罢钱，令民以谷帛相易。六朝则钱、帛兼用，而帛之用较多。此历代未用银之证也。文献通考，萧梁时，交广之域全以金银交易。后周时，西河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此盖用银之始，然但行于边，而中土尚未行，唐则并禁用银矣。五代史，后唐庄宗将败，谕军士曰，适报魏王严蜀，得金银五十万，当悉给尔等。又李继韬既反复降，其母杨氏善蓄财，乃赍银数十万两至京师，厚赂庄宗之宦官、伶人，并赂刘皇后，继韬由是得释。慕容彦超至作伪银以射利。则其时民间皆已用银可知。

今民间输官之物皆用银，而犹谓之钱粮。盖承宋代之名，当时上下皆用钱也。

国初所收天下田赋，未尝用银，惟坑冶之课有银。实录于每年之终记所入之数，而洪武二十四年，但有银二万四千七百四十两。至宣德五年，则三十二万二百九十七两。岁办视此为率，【原注】按宋苏辙元佑会计录，岁入银止五万七千两。元史成宗纪右丞相完泽言，岁入银止六万两。而宣德五年，奏温、处二府，平阳、丽水等五县，银额至八万七千八百两，盖所开坑冶渐多。当日国家固不恃银以为用也。【慕氏曰】自庸调废而两税法兴，民力之输纳无复本色之供，国用之征求惟以金钱为急，上下相寻，惟乏金是患。然银两之所由生，一则矿砾之银，一则番舶之银。本朝顺治六七年间，海禁未设，见市井贸易多以外国银钱，各省流行，所在多有。自一禁海之后，绝迹不见，是塞财源之明验也。【程方伯曰】天下大利在洋，而大害亦在洋。诸番所产之货，皆非中国所必需，每岁约值千万金。若以货易货，不必以实银交易，于中国尚无所妨。惟鸦片一物，伤吾民命，耗吾财源，每岁不下数百万金，皆潜以银交易，有去无来。中国土地所产，岁有几何？不数十年，中国之白金竭矣。【汝成案】近来民间盛行洋钱，几代制钱、白金之半。将见数十年之后，白金尽为外洋所换，而海内之财源竭矣。流弊之极，不可不为之禁也。故吴兰修曰，凡夷船出口，止准带光面洋银，其内地戳印银，照纹银例一体严禁。夫法制峻立，烦扰空滋，矧兹辽阔，岂易津逻？窃意因势惠威，随俗闭纵，柔远不伤，阑出自绝。必有采此说而善为高下者矣。至正统三年，以采办扰民，始罢银课，封闭坑穴，而岁入之数不过五千有余。九年闰七月戊寅朔，复开福建、浙江银场，【原注】是年采纳已六万七千一百八十两。乃仓粮折输变卖，无不以银。后遂以为常货，盖市舶之来多矣。

太祖实录，洪武八年三月辛酉朔，禁民间不得以金银为货交易，违者治其罪。有告发者，就以其物给之。其立法若是之严也。九年四月己丑，许民以银钞钱绢代输今年租税。十九年三月己巳，诏岁解税课钱钞，有道里险远难致者，许易金银以进。五月己未，诏户部，以今年秋粮及在仓所储，通会其数，除存留外，悉折收金银布绢钞，定输京师。此其折变之法虽暂行，而交易之禁亦少弛矣。

正统元年八月庚辰，命江南租税折收金帛。【原注】会典言浙江，江西、湖广三布政司，直隶、苏、松等府。先是，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周铨奏，行在各卫官员俸粮，在南京者，差官支给，本为便利。【原注】是时京官俸粮并于南京支给。但差来者，将各官俸米贸易物货，贵买贱酬，十不及一，朝廷虚费廪禄，各官不得实惠。请令该部会议岁禄之数，于浙江、江西、湖广、南直隶不通舟楫之处，各随土产折收布绢、白金，赴京充俸。巡抚江西侍郎赵新亦言，江西属县有僻居深山，不通舟楫者，岁赍金帛于通津之处易米，上纳南京。设遇米贵，其费不赀。今行在官员俸禄于南京支给，往返劳费，不得实用。请令江西属县量收布绢或白金，类销成锭，运赴京师，以准官员俸禄。少保兼户部尚书黄福亦有是请。至是行在户部复申前议，上曰，祖宗尝行之否？尚书胡●等对曰，太祖皇帝尝行于陕西，每钞二贯五百文折米一石，黄金一两折二十石，白金一两折四石，绢一匹折一石二斗，布一匹折一石，各随所产，民以为便。后又行于浙江，民亦便之。上遂从所请，【原注】每米麦一石折银二钱五分。远近称便。然自是仓廪之积少矣。【原注】已上实录全文。二年二月甲戌，命两广、福建当输南京税粮，悉纳白金，有愿纳布绢者听。于是巡抚南直隶、行在工部侍郎周忱奏，官仓储积有余。其年十月壬午，遣行在通政司右通政李畛，往苏、常、松三府，将存留仓粮七十二万九千三百石有奇，卖银准折官军俸粮。三年四月甲寅，命粜广西、云南、四川、浙江陈积仓粮。遂令军民无挽运之劳，而囷庾免陈红之患，诚一时之便计也。

自折银之后，不二三年，频有水早之灾，而设法劝借至千石以上以赈凶荒者谓之义民，诏复其家。至景泰间，纳粟之例纷纷四出，相传至今，而国家所收之银不复知其为米矣。

唐书言，天宝中，海内丰炽，州县粟帛举巨万。杨国忠判度支，因言，古者二十七年耕，余九年食。今天下太平，请在所出滞积，变轻赍，内富京师。又悉天下义仓及丁租地课，易布帛以充天子禁藏。当日诸臣之议，有类于此，踵事而行，不免太过。相沿日久，内实外虚。至祟祯十三年，郡国大祲，仓无见粟，民思从乱，遂以亡国。

宣德中，以边储不给，而定为纳米赎罪之令，其例不一。正统三年八月，从陕西按察使陈正伦之请，改于本处纳银，解边易米。杂犯死罪者，纳银三十六两，三流二十四两，徒五等视流递减三两，杖五等一百者六两，九十以下及笞五等俱递减五钱。此今日赎锾之例所由始也。

正统十一年九月壬午，巡抚直隶工部左侍郎周忱言，各处被灾，恐预备仓储赈济不敷，请以折银粮税悉征本色，于各仓收贮。俟青黄不接之际，出粜于民。以所得银上纳京库，则官既不损，民亦得济。从之。此文襄权宜变通之法，所以为一代能臣也。

以钱为赋

周官太宰，以九赋敛财贿。注，财，泉【原注】古钱字。谷也。又曰，赋口率出泉也。【原注】方回古今考不然此说。荀子言，厚刀布之敛，以夺之财。而汉律有口算。【原注】孝惠纪注，汉律，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钱。此则以钱为赋，自古有之，而不出于田亩也。唐初，租出谷，庸出绢，调出缯布，未尝用钱。自两税法行，遂以钱为惟正之供矣。【任氏曰】行钱之法，惟曰钱粮纳钱。自明季以来，尽数纳银，钱于是铸而不行。顺治中，有钱粮纳钱之议，又有银七钱三之令。而钱准存留，不准起运，则终不纳钱也。是故钱之行必自钱粮始，钱粮必自起运始。除金花外，可尽数纳钱，即或银三钱七，或中半银钱，皆以起运为率。则有司不得不纳钱。有司纳钱，则民自乐输钱。小民输钱，则民间钱价自平。

孟子有言，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使余粮栖亩，斗米三钱，而输将不办，妇子不宁，民财终不可得，而阜民德终不可得而正，何者？国家之赋不用粟而用银，舍所有而责所无故也。夫田野之氓，不为商贾，不为官，不为盗贼，银奚自而来哉！此唐宋诸臣每致叹于钱荒之害，而今又甚焉。非任土以成赋，重穑以帅民，而欲望教化之行，风俗之美，无是理矣。

白氏长庆集策曰，夫赋敛之本者，量桑地以出租，计夫家以出庸。租庸者，谷帛而已。今则谷帛之外，又责之以钱。钱者，桑地不生铜，私家不敢铸，业于农者何从得之？至乃吏胥追征，官限迫蹙，则易其所有以赴公程。当丰岁则贱粜半价，不足以充缗钱。遇凶年则息利倍称，不足以偿逋债。丰凶既若此，为农者何所望焉？是以商贾大族乘时射利者，日以富豪。田垄罢人望岁勤力者，日以贫困。劳逸既悬，利病相诱，则农夫之心尽思释耒而倚市，织妇之手皆欲投杼而刺文。至使田卒污莱，室如悬罄。人力罕施，而地利多郁。天时虚运，而岁功不成。臣尝反复思之，实由谷帛轻而钱刀重也。夫籴甚贵，钱甚轻则伤人。籴甚贱，钱甚重则伤农。农伤则生业不专，人伤则财用不足。故王者平均其贵贱，调节其重轻，使百货通流，四人交利，然后上无乏用，而下亦阜安。方今天下之钱日以减耗，或积于国府，或滞于私家。若复日月征取，岁时输纳，臣恐谷帛之价转贱，农桑之业转伤，十年以后，其弊必更甚于今日矣。今若量夫家之桑地，计谷帛为租庸，以石斗登降为差，以匹丈多少为等，但书估价，并免税钱，则任土之利载兴，易货之弊自革。弊革则务本者致力，利兴则趋末者回心。游手于道涂市肆者，可易业于西成。托迹于军籍释流者，可返躬于东作。所谓下令如流水之原，系人于包桑之本者矣。

赠友诗曰，私家无钱炉，平地无铜山，胡为秋夏税，岁岁输铜钱。钱力日已重，农力日已殚。贱粜粟与麦，贱贸丝与绵。岁暮衣食尽，焉得无饥寒。吾闻国之初，有制垂不刊。庸必算丁口，租必计桑田。不求土所无，不强人所难。量入以为出，上足下亦安。兵兴一变法，兵息遂不还。使我农桑人，憔悴畎亩间。谁能革此弊，待君秉利权。复彼租庸法，令如贞观年。

李翱集有疏改税法一篇言，钱者，官司所铸。粟帛者，农之所出。今乃使农人贱卖粟帛，易钱入官，是岂非颠倒而取其无者邪？由是豪家大商皆多积钱，以逐轻重，故农人日困，末业日增。请一切不督见钱，皆纳布帛。

宋时岁赋亦止是谷帛，其入有常物，而一时所需则变而取之，使其直轻重相当，谓之折变。【原注】景佑初，诏户在第九等免折变。熙宁中，张方平上疏言，比年公私上下，并苦乏钱。又缘青苗助役之法，农民皆变转谷帛，输纳见钱。钱既难得，谷帛益贱。人情窘迫，谓之钱荒。【原注】司马光亦言，江淮之南，民间乏钱，谓之钱荒。苏轼亦言，免役之害，聚敛民财于上，而下有钱荒之患。绍熙元年，臣僚言，古者赋出于民之所有，不强其所无。今之为绢者，一倍折而为钱，再倍折而为银。银愈贵，钱愈难得，谷愈不可售。使民贱粜而贵折，则大熟之岁反为民害。愿诏州郡，凡多取而多折者，重置于罚。民有粜不售者，令常平就籴，异时岁歉，平价以粜。庶于民无伤，于国有补。从之。而真宗时，知袁州何蒙请以金折本州岛二税，上曰，若是将尽废耕农矣。不许。是宋时之弊亦与唐同，而折银之见于史者，自南渡后始也。

解缙太平十策言，及今丰岁，宜于天下要害之处，每岁积粮若干。民乐近输，而国受长久之利，计之善者也。【杨氏曰】凡积谷者皆富人，有谷而贱粜者皆贫人也。贱粜者必贵籴，富益富而贫益贫由此矣。顾氏之说，上操其柄，而出入之际，又不至低昂之悬绝，其法之良乎。【又曰】如此只须停一年解京之银，便得无穷之利。愚以为天下税粮，当一切尽征本色。除漕运京仓之外，其余则储之于通都大邑。而使司计之臣略仿刘晏之遗意，量其岁之丰凶，稽其价之高下，粜银解京，以资国用。一年计之不足，十年计之有余。小民免称贷之苦，官府省敲扑之烦，郡国有凶荒之备，一举而三善随之矣。

先生钱粮论略曰，古天下之所为富者，菽粟而已。为其交易也，不得已而以钱权之。然自三代以至于唐，所取于民者，粟帛而已。自杨炎两税之法行，始改而征钱，而未有银也。汉志言秦币二等，而银锡之属施于器饰，不为币。自梁时始有交广以金银为货之说。宋仁宗景佑二年，始诏诸路岁收缗钱，福建二广易以银，江东以帛。所以取之福建二广者，以坑冶多，而海舶利也。至金章宗，始铸银，名之曰承安宝货，公私同见钱用。哀宗正大间，民但以银市易，而不用铸。至于今日，上下通行，而忘其所自。然而考之元史，岁课之数为银至少。然则国赋之用银，盖不过二三百年间耳。今之言赋，必曰钱粮。夫钱，钱也。粮，粮也。亦乌有所谓银哉？且天地间银不益增，而赋则加倍，此必不供之数也。昔者唐穆宗时，物轻钱重，用户部尚书杨于陵之议，令两税等钱皆易以布帛丝纩，而民便之。【原注】旧唐穆宗纪，元和十五年八月辛未，兵部尚书杨于陵，总百寮钱货轻重之议，取天下两税、榷酒、盐利等，悉以布帛，任土所产物充税，并不征见钱。则物渐重，钱渐轻，农人见免贱卖匹段。请中书门下、御史台诸司官长重议施行。从之。吴徐知诰从宋齐邱言，以为钱非耕桑所得，使民输钱，是教之弃本逐末也，于是诸税悉收谷帛、紬绢。是则昔人之论取民者，且以钱为难得也，以民之求钱为不务本也，而况于银乎？若度土地之宜，权岁入之数，酌转般之法，而通融乎其间，凡州县之不通商者，令尽纳本色，不得已以其什之三征钱。钱自下而上，则滥恶无所容，而钱价贵，是一举而两利焉。无蠲赋之亏，而有活民之实。无督责之难，而有完逋之渐。今日之计莫便乎此。夫树谷而征银，是畜羊而求马也。倚银而富国，是倚酒而充饥也。以此自愚，而其敝至于国与民交尽，是其计出唐宋之季诸臣之下也。

又曰，自古以来，有国者之取于民为已悉矣，然不闻有火耗之说。火耗之所由名，其起于征银之代乎？原夫耗之所生，以一州县之赋繁矣，户户而收之，铢铢而纳之，不可以琐细而上诸司府，是不得不资于火。有火则必有耗，所谓耗者，特百之一二而已。有贱丈夫焉，以为额外之征，不免干于吏议。择人而食，未足厌其贪惏，于是藉火耗之名，为巧取之术。【汝成案】贵州提督杨天纵疏，正杂钱粮，每两明加火耗二钱，实有加至四五钱不等。且市政司衙门，每兑收银百两，加轻平银五两。若收钱则无羡余，是以不行收纳。盖不知起于何年，而此法相传，代增一代，官重一官，以至于今。于是官取其赢十二三，而民以十三输国之十。里胥又取其赢十一二，而民以十五输国之十。其取则薄于两而厚于铢，其征收之数，两者，必其地多而豪有力可以持吾之短长者也。铢者，必其穷下户也。虽多取之，不敢言也。于是两之加焉十二三，而铢之加焉十五六矣。薄于正赋而厚于杂赋，正赋耳目之所先也，杂赋其所后也。于是正赋之加焉十二三，而杂赋之加焉十七八矣。解之藩司，谓之羡余。贡诸节使，谓之常例。责之以不得不为，护之以不可破，而生民之困未有甚于此时者矣。愚尝久于山东，山东之民无不疾首蹙额，而诉火耗之为虐者。独德州则不然，问其故，则曰，州之赋二万九千，二为银，八为钱也。钱则无火耗之加，故民力纾于他邑也。非德州之官皆贤，里胥皆善人也，势使之然也。又闻长者言，近代之贪吏倍甚于唐宋之时，所以然者，钱重而难运，银轻而易赍，难运则少取之而以为多，易赍则多取之而犹以为少。非唐宋之吏多廉而今之吏贪也，势使之然也。然则银之通，钱之滞。吏之宝，民之贼也！在有明之初，尝禁民不得行使金银，犯者准奸恶论。夫用金银，何奸之有？有重为之禁者，盖逆知其弊之必至此也。当时市肆所用皆唐宋钱，而制钱则偶一铸造，以助其不足耳。今也泉货弱而害金兴，市道穷而伪物作，国币夺于上，民力殚于下。使陆贽、白居易、李翱之流而生今日，其咨嗟太息必有甚于唐之中叶者矣。【原注】陆贽上均节财赋六事，其二言，凡国之赋税，必量人之力，任上之宜，故所入者惟布麻缯纩与百谷而已。先王惧物之贵贱失平，而人之交易难准，又定泉布之法，以节轻重之宜。敛散弛张，必由于是。盖御财之大柄，为国之利权，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然则谷帛者，人之所为也。钱货者，官之所为也。是以国朝着令，租出谷，庸出绢，调出缯纩布，曷尝有以钱为赋者哉！今之两税独异旧章，但估资产为差，使以钱谷定税，唯计求得之利宜，靡论供办之难易。所征非所业，所业非所征，遂成增价以买其所无，减价以卖其所有。一增一减，耗损已多。【汝成案】先生自注尚有李氏翱疏改税法、白氏居易赠友诗二条，已见前，故未录。又前注引旧唐书穆宗纪云云，考新旧唐书杨于陵传，穆宗即位，迁户部尚书。旧纪作兵部者，误也。先生论中作户部，注承未改云。曰，子以火耗为病于民也，使改而征粟米，其无淋尖踢斛，巧取于民之术乎？曰，吾未见罢任之仓官，宁家之斗级，负米而行者也，必鬻银而后去。有两车行于道，前为钱，后为银，则大盗之所睨常在其后车焉。然则岂独今之贪吏倍甚于唐宋之时。河朔之间所名为响马者，亦当倍甚于唐宋之时矣。【汝成案】先生之时，每银一两值钱一千，今则每银一两值钱一千三百。先生与蓟门当事书云，凤翔之民，举值于权要，每银一两偿米四石。今则岁偶不登，每米一石值银四两。漕米折收，每本米一石，纳钱五千数百文。以银核之，则每石得银四两以外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