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录集释

务更旧政，治隐匿兵者甚急，天祥去未久而兴国复变，邻郡及大江南北诸城邑多乘势杀其守将以应之。顺帝至元三年四月癸酉，禁汉人、南人、高丽人不得执持军器，凡有马者拘入官。已而群盗充斥，攻陷城邑。至正十七年正月辛卯，命山东分省团结义兵，每州添设判官一员，每县添设主薄一员，专率义兵以事守御。故刘文成有诗曰，他时重禁藏矛戟，今日呼令习鼓鼙。呜呼，予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古之圣王则既已言之矣。

汉武帝时，公孙弘奏言，禁民毋得挟弓弩。吾丘寿王难之，以为圣王务教化而省禁防。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宇内日化，方外乡风。然而盗贼犹有者，郡国二千石之罪，非挟弓弩之过也。诚能明教化之原，而帅之以为善，保家之道，则家有鹤膝，户有犀渠，适足以夸国俗之强。【原注】旧唐书郑惟忠传引吴都赋。而不至导民以不祥之器矣。

水利

欧阳永叔作唐书地理志，凡一渠之开，一堰之立，无不记之。其县之下实兼河渠一志，亦可谓详而有体矣。盖唐时为令者犹得以用一方之财，兴期月之役。而志之所书。大抵在天宝以前者居什之七，岂非太平之世，吏治修而民隐达，故常以百里之官而创千年之利。至于河朔用兵之后，则以催科为急，而农功水道有不暇讲求者欤？然自大暦以至咸通，犹皆书之不绝于册。而今之为吏，则数十年无闻也已。水日干而土日积，山泽之气不通，又焉得而无水旱乎？崇祯时，有辅臣徐光启作书，特详于水利之学。而给事中魏呈润亦言，传曰，雨者，水气所化。水利修亦致雨之术也。夫子之称禹也曰，尽力乎沟洫。而禹自言亦曰，浚畎浍，距川。古圣人有天下之大事，而不遗乎其小如此。自干时着于齐人，枯济征于王莽，古之通津巨渎，今日多为细流，而中原之田夏旱秋潦，年年告病矣。【陈同知曰】三代沟洫之利，其小者民自为也，其大者官所为也。沟洫所起之土，即以为道路。所通之水，即以备旱潦，故沟洫者，万世之利也。后世虑其弃地之多，而实无多也。一井之步约百有八十丈，其为沟畛者八尺而已。一成之步约万有八千丈，其为洫与涂者九积十有四丈四尺而已。通计所弃之地，二百分之一而弱也。今更新为之，必有虑其事之难成者，则更非甚难之事也。斌观甽田之法，一尺之甽，二尺之遂，即耕而即成者也。今苏湖之田，九月种麦，必为田轮，两轮中间深广二尺。其平阔之乡，万轮鳞接，整齐均一，弥月悉成。古之遂径岂有异乎？设计其五年而为沟浍，则合八家之力而先治一横沟，田首之步之为百八十丈者，家出三人，就地筑土，二日而毕矣。明年以八十家之力治洫，广深三沟，其长十之，料工计日，三日而半，七日而毕矣。又明年以八百家之力为浍，广深三洫，其长百沟，料工计日，一旬而半，三旬而毕矣。即以三旬之功分责三岁，其就必矣。及功之俱成，民甽田以为利。一岁之中，家修其遂，众治其沟洫，官督民而浚其浍，有小水旱可以无饥，十分之饥可救其五，故日万世之利也。百姓一夫失业则饥，十日失谷则殍。此宜其家自为生，人自为力矣。乃终岁垦田，而仍饥以殍者，一则以岁之不时，一则以沟洫之不治也。岁之不时，人所莫能为也。沟洫之不治，农民莫能为，官可齐其力而为之也。其不为者，盖时无大水旱，则坐视为不必为。及水旱至，而拯恤不逞，又万万无可为者。加以民食之盈绌必数年而后见，国家之利病必数年而后见，事无近功，官无严课，故吾民之死生饥饱一听命于不可知之岁，而曾无十一之防，百一之救也。斌谓救荒无善策，为沟洫于未荒之时，此豫救之策也。即为沟洫寸救荒之时，使饥民即功而就食，此一救而两救之策也。然而土异形，人异习，按方尺之图，动十万之众。如汉武帝之轻用力士，坐广厦之内，度溪谷之外。如王安石之欲田粱山泊者，则固不可为也。即春议经界，秋议遣使，如宋天禧之提点刑狱并领劝农之职，而仍无纤毫之益于民者，亦名美而不足恃也。故为沟洫，必访求于乡耆里长而总其事于郡守，责其成于县令，分其任于县丞主簿，则亲而不扰，久而必成。今集四境之耆长，体访以人情地势，有灼见其可兴沟洫者，准里计日，具图以作其功。有废地可以沟通者，则募其旁近失田之夫为之。官助其不足，田成而授其人，五年而起科，亩十而当一。有沟洫，其业田为永利者，则以任本业之人民实其田。官均其力，春夏作五日，秋作十日，冬作二旬，丞薄亲董之，令一作一视，先成者籍而存于官，其未成者簿志之，至来岁续而毕焉。民田一顷，听沟地半亩，令不当沟涂之道者转偿其邻田。田不及顷，则任力而不听。田二十亩以下者，贳其力。蓄泄之利，两邑共之，则郡守责其两令。令或代去，则交其簿于受代之人。凡县令置农田课，郡守察之，其阻成功及借名生扰者黜。苏湖之民善为水田，春收豆麦，秋收禾稻，中年之入概得三石。而北方之种地者不能半之，则以无为水田者也，凡谷之种，禾稻倍入种稻之田，水田又倍。西北土性高燥，宜麦宜粱。所在低平之田即为下产，以其非粱麦之性，而雨泽一过，水无所注故也。诚能勤行相度，分年规地，仿沟洫之意，备蓄泄以为水田，种禾稻以佐晚熟，则高地之水四注而为害者，必转以为利矣。且为沟洫，非古之凿空求利者比也。以民田兴民利，不遣使，不起徒，不招流户，视其大小功力，随作随成，有小水旱，此丰而彼歉，则邻近必有请其法而自为之者，勿忧其事之难于虑始也。【官氏曰】南北异方，高下异势，燥湿异性，故旱田之不可为水，犹水田之不可为旱也。令必欲以荆扬之物产遍植之雍冀，是第知言水利。而不知因地之利以为利也。且果行遂人沟洫之法，则西北旱田亦利，其何减于东南？何则？西北诸州其地之广轮既数倍于东南，且谷之种类繁多，有宜五种者，有宜四种者，有宜三种者，周原膴膴，土脉厚而水源深，其肥沃比东南之涂泥又奚翅倍焉，所患者惟水与旱耳。沟洫修而水旱有备，则西北诸州岁之所入非徒不减于东南，且什伯而无算矣。或疑井田既废，欲复遂人之法，势有所不行，是又不然。夫善复古者亦师其意而已矣。观周礼遂人之法，原与稻人之法不同，稻田不可一日无水，故以潴畜之，以防止之，以遂均之矣，必以列舍之而后以浍写之焉。旱田则潦之为患者十之六七，旱之为患者十之二三，故遂人五沟之大小不同，其实皆沟也。揆先王为沟洫之本意，第欲使水多之年，水行沟中而不泛。水少之年，又可畜沟中之水以滋田耳。今但相其地之下者以为行水之区，又相其地之最下者以为畜水之所，疏其节，阔其目，不用尽复古沟洫之制，而已获沟洫之利矣。

龙门县，今之河津也。北三十里有瓜谷山堰，贞观十年筑。东南二十三里有十石垆渠，二十三年，县令长孙恕凿。溉田良沃，亩收十石。西二十一里有马鞍坞渠，亦恕所凿。有龙门仓，开元二年置，所以贮渠田之入，转般至京，以省关东之漕者也，此即汉时河东太守番系之策。史记河渠书所谓河移徙，渠不利田者不能偿种。而唐人行之，竟以获利。是以知天下无难举之功，存乎其人而已。谓后人之事必不能过前人者，不亦诬乎。

唐姜师度为同州刺史，开元八年十月诏曰，昔史起溉漳之策，郑白凿泾之利，自兹厥后，声尘缺然。同州刺史姜师度识洞于微，智形未兆。匪躬之节，所怀必罄。奉公之道，知无不为。顷职大农，首开沟洫。岁功犹昧，物议纷如。缘其忠款可嘉，委任仍旧。暂停九列之重，假以六条之察。白藏过半，绩用斯多。食乃人天，农为政本。朕故兹巡省，不惮祁寒，将申劝恤之怀，特冒风霜之弊。今原田弥望，畎浍连属，由来榛棘之所，遍为秔稻之川，仓庾有京坻之饶，关辅致亩金之润。本营此地，欲利平人，缘百姓未开，恐三农虚弃，所以官为开发，冀令递相教诱。功既成矣，思与共之。其屯田内先有百姓注籍之地，比来召人作主，亦量准顷亩割还。其官屯熟田，如同州有贫下欠地之户，自办功力能营种者，准数给付，余地且依前官取。师度以功加金紫光禄大夫，赐帛三百匹。【原注】册府元龟。本传，师度既好沟洫，所在必发众穿凿，虽时有不利，而成功亦多。读此诏书，然后知无欲速，无见小利二言，为建功立事之本。孙叔敖决期思之水，而灌雩娄之野，庄知其可以为令尹也。【原注】淮南子。魏襄王与群臣饮酒，王为群臣祝曰，令吾臣皆如西门豹之为人臣也。【原注】文侯时，西门豹为邺令。史起进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亩，邺独二百亩，是田恶也。漳水在其旁，西门豹不知用，是不智也。知而不兴，是不仁也。仁智豹未之尽，何足法也。于是。以史起为邺令，引漳水溉邺，以富魏之河内。【原注】史记。按后汉书安帝纪，元初二年正月，修理西门豹所分漳水为支渠以溉民田。则指此为西门豹所开。为人君者，有率作兴事之勤，有授方任能之略，不患无叔敖、史起之臣矣。

汉书，召信臣为南阳太守，为民作水，约束刻石，立于田畔，以防纷争。【原注】晋书，杜预都督荆州诸军事，修召信臣遗迹，分疆刻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此今日分水之制所自始也。

洪武末，遣国子生人才分诣天下郡县，集吏民，乘农隙修治水利。二十八年，奏开天下郡县塘堰凡四万九百八十七处，河四千一百六十二处，陂渠堤岸五千四十八处。此圣祖勤民之效。

雨泽

洪武中，令天下州县长吏月奏雨泽。盖古者龙见而雩，春秋三书不雨之意也。承平日久，率视为不急之务。永乐二十二年十月，【原注】仁宗即位。通政司请以四方雨泽奏章类送给事中收贮，上曰，祖宗所以令天下奏雨泽者，欲前知水旱，以施恤民之政，此良法美意。今州县雨泽章奏乃积于通政司，上之人何由知？又欲送给事中收贮，是欲上之人终不知也。如此徒劳州县何为。自今四方所奏雨泽，至即封进，朕亲阅焉。【原注】今大明会典具载雨泽奏本式。呜呼，太祖起自侧微，升为天子，其视四海之广犹吾庄田，兆民之众犹吾佃客也，故其留心民事如此。当时长吏得以言民疾苦，而里老亦得诣阙自陈。后世雨泽之奏遂以寝废，天灾格而不闻，民隐壅而莫达，然后知圣主之意有不但于祈年望岁者。民亲而国治，有以也夫。

河渠

黄河载之禹贡，东过洛汭，至于大伾。北过洚水，至于大陆。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者，其故道也。汉元光中，河决瓠子东南，注巨野，通于淮泗。武帝自临，发卒数万人塞之，筑宫其上，名曰宣防。导河北行，复禹旧迹，而梁楚之地复宁无水灾。自汉至唐，河不为害几及千年。【阎氏曰】按此说大非，复禹旧迹，无水灾，此史记河渠书之文。若沟洫志则续之曰，自塞宣房后，河复北决于馆陶，分为屯氏河。地理志魏郡馆陶下注云，河水别出为屯氏河，东北至章武入海是也。虽不知的在何年，要武帝元封二年壬申后，宣帝地节元年壬子以前事。余尝谓禹之时，河自碣石入海，至周定王五年，河徙从邺县东北入海，此一变也。汉武元封后，宣帝地节前，河又从勃海郡章武县入海，此又一变也。古今大事，而亭林亦末考及耶？【钱氏曰】田蚡言，江河之决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强塞，强塞之未必应天。此老成谋国之言。当时恶蚡者谓蚡奉邑在河北，故沮塞河之役，其实非公论也。五代史，晋开运元年五月丙辰，滑州河决，浸汴、曹、濮、单、郓五州之境，环梁山，合于汶水，与南旺蜀山湖连，弥漫数百里，河乃自北而东。宋史，熙宁八年七月乙丑，河大决于澶州曹村，北流断绝，河道南徙，东汇于梁山张泽泺。分为二派，一合南清河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入于海河。又自东而南矣。元丰以后，又决而北。议者欲复禹迹，而大臣力主回东之议。【原注】宋史河渠志序曰，自滑台、大伾尝两经泛溢，复禹迹矣。一时奸臣建议，必欲回之，俾复故流，竭天下之力以塞之，屡塞屡决，至南度而后，贻其祸于金源氏。降及金元，其势日趋于南而不可挽。故今之河非古之河矣。自中牟以下夺汴，徐州以下夺泗，清口以下夺淮，凡三夺而后注于海。今岁久，河身日高，淮泗又不能容矣。庙堂之议既视其夺者以为常，司水之臣又乘其决者以为利，不独以害民生，妨国计，而于天地之气运未必不有所关也。

丘仲深大学衍义补言礼曰，四渎视诸侯。谓之渎者，独也，以其独入于海，故江河淮济谓之四渎。今以一淮而受黄河之全，盖合二渎而为一也。自宋以前，河自入海，尚能为并河州郡之害，况今河淮合一，而清口又合汴、【原注】元本作沁，误。泗、沂三水以同归于淮也哉。【原注】实录载天顺七年金景辉言，黄河不循故道，并流入洛是为妄行。曩时河水犹有所潴，如巨野、梁山等处。犹有所分，如屯氏、赤河之类。虽以元人排河入淮，而东北之道犹微有存焉者。今则以一淮而受众水之归，而无涓滴之渗漏矣。邵国贤作治河论，以为禹之治水至于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其功，可谓盛矣。以今观之，其所空之地甚广，所处之势甚易，所求之效甚小。今之治水者其去禹也远矣，而所空之地乃狭于禹，所处之势乃难于禹，所求之功乃大于禹。禹之导河自大伾以下，分播合同，随其所之而疏之，不与争利，故水得其性，而无冲决之患。今夫一杯之水举而注之地，必得方尺乃能容之，其势然也。河自大伾以上，水之在杯者也。大伾以下，水之在地者也。以在地之水而欲拘束周旋如在杯之时，大禹不能，而况他人乎。今河南山东郡县棋布星列，官亭民舍相比而居，凡禹之所空以与水者，今人皆为吾有。盖吾无容水之地，而非水据吾之地也，固宜其有冲决之患也。故曰所空之地狭于禹。禹之治水随地施功，无所拘碍。今北有临清，中有济宁，南有徐州，皆转漕要路。而大梁在西南，又宗藩所在。左顾右盼，动则掣肘。使水有知，尚不能使之必随吾意，况水无情物也，其能委蛇曲折以济吾之事哉？故曰所处之势难于禹。况禹之治水去其垫溺之害而已，此外无求焉，今则赖之以漕。不及汴矣，又恐坏临清也。不及临清矣，又恐坏济宁也。不及济宁矣，又恐坏徐州也。使皆无坏也，又恐漕渠不足于运也。了是数者，而后谓之治。故曰所求之功大于禹。【沈氏曰】方舆纪要一段云，若谓何不使黄淮分背，而乃使淮助河势，河扼淮势也？则合流之后，海口即大辟。盖河不旁决，正流自深，得淮羽翼而愈深，是用淮于河矣。与邱邵诸公之论绝异。繇二文庄之言观之，则河水南趋之势已极，而一代之臣不过补苴罅漏，以塞目前之责而已，安望其为斯民计百世之长利哉。至于今日，而决溢之灾无岁不告。呜呼！其信非人力之所能治矣。【汝成案】二文庄之言，自是前明治河得失。

禹贡之言治水也，曰播，曰潴。水之性合则冲，骤则溢。故别而疏之，所以杀其冲也，又北播为九河是也。旁而蓄之，所以节其溢也，大野既潴是也。必使之有所容而不为暴，然后锺美可以丰物，流恶可以阜民，而百姓之利，繇是而兴矣。【钱氏曰】禹之治水也，使由地中行，无所谓防也。言防而劳费无已，遂为国家之大患矣。河为北条之川，由洚水大陆，播九河，同为逆河以入海者。禹之故迹，今运道临清至天津者是也。东汉以后，河由千乘入海，即今之大清河也。自唐至宋金，皆由此道。金元之间，河渐南决，始合汴泗淮以入于海，与禹河入海之口相去几二千里，而北条之水既为南条矣。其两岸之堤岁增月益，高于民田庐舍，且与城平矣。水之性就下，不使由地中行，而使出地上，欲其无决溢之害，不亦难乎！今之言河防者，以潘季驯为师。季驯治河之法不过曰清水可蓄不可泄，黄河宜合不宜分而已。夫清水之当蓄固不待言，黄河之宜合则季驯一人之言，非古有是言也。禹之治河，酾为二渠，疏为九道，顺其性而导之注海，何尝不可分乎？塞其支流，束之使归于一，欲藉河水之力以刷海口之沙，其计固已左矣。古人云，川壅而溃，伤人必多。谓河不宜分，而增堤以御之，一朝溃溢，堤不能御，又糜国帑以塞之，侥幸成功，而官吏转受重赏，此国之巨蠹也。季驯之法，守之百五十年，而其效如此，谓之习知河务，吾不信也。【周济曰】禹厮二渠，以引其河北，载之高地，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水性就下，而载之高地何也？曰，水性者，所以为治也善以其性，为治者当谨节而慎用之。若高而骤下，后将无可复下，骤下为妄用其力于无用之地，无可复下，势必浸淫涣散，归墟不畅，下壅上溃矣。河至大伾，南岸山势尽，地平衍，土疏易流，所以数败也。厮渠载之高地，西迫大山，山根土坚实无败。而其要尤在节就下之性，不使径尽，蓄全力以归墟，疏为九河，所以澄之也。同为逆河，所以激之也，此禹功之所以永久也。近世言治河者，皆主以水攻沙，是但知逆河之说者也。夫水之性固必就下，而下有辨。载水者，地也，而行地者，水也。是故非徒辨地与地之高下也，又必辨水与水之高下。海之处地下于河，不问可知也，而海之水则往往与河之水相平。海水清而渟，河水浊而驶。清则轻而扬，浊则重而坠。河入海辄伏行，伏行则四面皆为海水所距，迅下之力什不存三，是以入海数十里后，无不中起尖淤，两旁分泄者，其势固然也。若能使河水常高于海水，则铺行海面，而其去势当益远矣。即不能，当使其渐下而不骤。即不能，当使其落前势长，落后路短。势长则水力全，路短则人力省。此载之高地，同为逆河之指也。近海地既平，河不窄，则入海无力，所以必为逆河。而逆河之上与其益深，毋宁益广。度全河之水，计其所容，广必浅，狭必深。深则损地之高以就海，而海之处下分数益减。浅则其高全入海，犹建瓴也。狭则深，深则怒，怒则挟沙多，是殴中国之土入海为尖淤也。广则浅，浅则澄，澄则挟沙少，是留入海之尖淤以培中国之下地也。此疏为九河之指也。善乎，贾让通其词曰，毋与水争地。又恐人不明于水容之说，而引齐魏各去河二十五里之堤以证之。夫去河二十五里之堤，视今日谓遥堤相去远矣。然则金堤尽而九河接，其游波宽衍固可知矣。大陆以上，河水不能不浊，与使入海，孰若留培兖州？于是因势疏之，其数适九。占地既广，淤益澄，流益清。历年益久，下地益高，逆河入海将益畅，九河堙为平陆。后人叹禹迹不可复睹，而不知此固禹所祷祀而求计日而待者也。今也不然，堤之、障之、逼之、束之，使之无以容其流，而不得不发其怒，则其不由地中而横出于原隰之间，固无怪其然也。丘仲深谓以一淮受黄河之全，然考之先朝徐有贞治河，犹疏分水之渠于濮汜之间，不使之并趋一道。自弘治六年，筑黄陵冈以绝其北来之道，而河流总于曹单之间，乃犹于兰阳、仪封各开一口而泄之于南。今复塞之，故河之在今日欲北不得，欲南不得，唯以一道入淮，淮狭而不能容，又高而不利下，则濒岁决于邳宿以下，以病民而妨运。而邳宿以下，左右皆有湖陂，河必从而入之。吾见刘贡父所云，别穿一梁山泺者，将在今淮泗之间。而生民鱼鳖之忧殆未已也。

河政之坏也，起于并水之民贪水退之利，而占佃河旁汀泽之地，不才之吏因而籍之于官，然后水无所容，而横决为害。贾让言，古者立国居民，疆理土地，必遗川泽之分，度水势所不及。大川无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为汗泽，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宽缓而不迫，故曰，善为川者决之使道。又曰，内黄界中有泽，方数十里，环之有堤。往十余岁，太守以赋民，民今起庐舍其中，此臣亲见者也。元史河渠志谓，黄河退涸之时，旧水泊污池多为势家所据。忽遇泛溢，水无所归，遂致为害。由此观之，非河犯人，人自犯之。予行山东巨野寿张诸邑，古时潴水之地，无尺寸不耕，而忘其昔日之为川浸矣。近有一寿张令修志，乃云梁山泺仅可十里，其虚言八百里，乃小说之惑人耳。此并五代、宋、金史而未之见也。【原注】五代史晋开运元年五月丙辰，滑州河决，浸汴、曹、濮、单，郓五州之境，环梁山，合于汶水，与南旺蜀山湖连，弥漫数百里。宋史宦者传，梁山泺，古巨野泽，绵亘数百里，济郓数州赖其蒲鱼之利。金史食货志，黄河已移故道，梁山泺水退，地甚广，遣使安置屯田。沙湾未筑以前，徐有贞疏亦言外有八百里梁山泺可以为泄。书生之论，岂不可笑也哉！

陆文裕续停骖录曰，河患有二，曰决、曰溢。决之害间见，而溢之害频岁有之。使贾鲁之三法遂而有成，亦小补耳。且当岁岁为之，其劳其费可胜言哉。今欲治之，非大弃数百里之地不可。先作湖陂以潴漫波。其次则滨河之处，仿江南圩田之法，多为沟渠，足以容水。然后浚其淤沙，由之地中。而润下之性、必东之势得矣。

按文裕之意，即贾让之上中二策，而不敢明言。贾让言，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当水冲者，决黎阳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东薄金堤，势不能远泛滥，期月自定。难者将曰，若如此，败坏城郭、田庐、冢摹以万数，百姓怨恨。今濒河十郡，治堤岁费且万万，及其大决，所残无数。如出数年治河之费，以业所徙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