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录集释

之不祥。而日月之眚，山川之变，鸟兽草木之妖，其小者也。传曰，人无衅焉，妖不自作。故孔子对哀公，以老者不教，幼者不学为俗之不祥。【原注】家语。荀子曰，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长，贱而不肯事贵，不肖而不肯事贤，是人之三不祥也。而武王胜殷，得二俘而问焉，曰，若国有妖乎？一俘对曰，吾国有妖，昼见星而天雨血。一俘对曰，此则妖也，非其大者也。吾国之妖，子不听父，弟不听兄，君令不行，此妖之大者也。武王避席再拜之。【原注】吕氏春秋。书载箕子之言亦曰，乃罔畏畏，咈其耈长，旧有位人。自余所逮见五六十年国俗民情举如此矣，不教不学之徒满于天下，而一二稍有才知者皆少正卯、邓析之流，是岂待三川竭而悲周，岷山崩而忧汉哉。书曰，习与性成。诗云，如彼泉流，无沦胥以败。识时之士所以引领于哲王，系心于耈德也。

驷

鲁僖公俭以足用，宽以爱民，务农重谷，而有垧牧之盛。卫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务材训农，通商惠工，敬教劝学，授方任能，而有騋牝三千之多。然则古之马政皆本于田功也。吾未见厩有肥马、野有饥莩而能国者也。

实始翦商

太王当武丁、祖甲之世，殷道未衰，何从有翦商之事。僖公之世距太王已六百余年，作诗之人特本其王迹所基，而侈言之尔。犹泰誓之言命我文考，肃将天威也，犹康诰之言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也，亦后人追言之也。张子曰，一日之间，天命未绝，犹是君臣。【徐●曰】习凿齿曰，昔周人咏祖宗之德，追述翦商之功。惠栋曰，尔雅，翦，勤也。诗言太王自邠迁歧，始能光复祖宗，修朝贡之职，勤劳王事也。●按，习氏之义，证以雅训及惠氏之解，则知文王三分有二，犹合六州之众奉勤于商。当太王之初基，值殷宗之继轨，虽天佑歧周，亦不得遽云翦断矣。【汝成案】翦有数训，尔雅释诂，勤也。释言，齐也，见左传杜注者则削也，尽也，毛传于甘棠训去，于閟宫训齐，郑训断，惟勤义小异，而郭氏无注。本朝邵氏正义以为践之通，引践修旧好、不足以践礼为训，亦牵强。其余诸训虽小有轻重，大意则同。诗书追原受命之本，每有溢辞，此亦靡有孑遗之类，不必深求也。徒以朱子据以注论语，为太王因有翦商之志，未免以词害意。又实之以商道浸衰，周日强大，又似未审时势，遂致诸家纷纭耳。

玄鸟

读经传之文，终商之世，无言祥瑞者。而大戊之祥桑，高宗之雊雉，惕于天之见妖而修德者有二焉，则知监于夏王之矫诬上天而栗栗危惧，盖汤之家法也。简狄吞卵而生契，不亦矫诬之甚乎？毛氏传曰，玄鸟，鳦鸟也。春分玄鸟降。汤之先祖有娀氏女简狄，配高辛氏帝，帝率与之祈于郊禖而生契，故本其为天所命，以玄鸟至而生焉。可以破史迁之谬矣。【杨氏曰】简狄吞卵，非独子长之说，其来旧矣。要毛公之说不可易。

敷奏其勇

敷奏其勇，不震不动，不惑不竦。苟非大受之人，骤而当天下之重任，鲜不恐惧而失其守者，此公孙丑所以有动心之问也。升陑伐夏，创未有之事而不疑，可谓天锡之勇矣。何以能之？其上帝临女，无贰尔心之谓乎？

汤武身之也，学汤之勇者直何如？震惊百里，不丧匕鬯，近之矣。

鲁颂商颂

诗之次序，犹春秋之年月，夫子因其旧文，述而不作也。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告宗庙。鲁之颂，颂其君而已，而列之周颂之后者，鲁人谓之颂也。【原注】郑氏曰，襄公时，季孙行父请命于周，而史克作之。然春秋列国卿大夫赋诗，无及此四篇者。世儒谓夫子尊鲁，而进之为颂，是不然。鲁人谓之颂，夫子安得不谓之颂乎？为下不倍也。春秋书公、书郊缔亦同此义。孟子曰，其文则史。不独春秋也，虽六经皆然。今人以为圣人作书，必有惊世绝俗之见，此是以私心待圣人。世人读书如王介甫，才入贡院，而一院之事皆欲纷更。【原注】宋史张方平传。此最学者之大病也。【刘氏曰】诗何以风先乎雅？着诗、春秋之相终始也。风者，王者之迹所存也。王者之迹熄，而采风之使缺，诗于是终，春秋于是始。春秋宗文王，诗之四始莫不本于文王。首基之以二南，春秋之大一统也；终运之以三颂，春秋之通三统也。周南终麟趾、召南终驺虞，春秋之始元终麟也。变风始于邶、墉、卫，春秋之故宋也；王次之，春秋之新周也。变雅始于宣王之征伐，春秋之内诸夏而外吴楚也。鲁颂先乎商颂，春秋之寓王也。颂以商为殿者，谓救周之文敝，宜用殷之质也。托夏于鲁，明继周以夏，继夏以商，三王之道若循环，终则又始，易终未济之义也。王者损益因革之道，三王五帝不相袭，托王者于斯，一质一文，当殷之尚忠，敬文迭施，当夏之教也，是春秋之通义也。孔子序书，特韫神恉，纪三代，正稽古，列正变，明得失，等百王，知来者，莫不本于春秋，即莫不具于诗。故曰诗、书、春秋，其归一也。此皆删述之微言大义也。

列国之风何以无鲁？大师陈之，固曰鲁诗，不谓之颂矣。孔子，鲁人也，从鲁而谓之颂，此如鲁史之书公也，然泮水之文则固曰鲁侯也。

商何以在鲁之后？曰草庐吴氏尝言之矣，大师所职者，当代之诗也。商则先代之诗，故次之周、鲁之后。【原注】汲冢周书，伊尹朝献商书，附于王会解之后即其例也。

诗序

诗之世次必不可信，今诗亦未必皆孔子所正。且如褒姒烕之，幽王之诗也，而次于前；召伯营之，宣王之诗也，而次于后。序者不得其说，遂并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瞻彼洛矣、裳裳者华、桑扈、鸳鸯、鱼藻、采菽十诗，皆为刺幽王之作，恐不然也。又如硕人，庄姜初归事也，而次于后；绿衣、日月、终风，庄姜失位而作，燕燕，送归妾作，击鼓，国人怨州吁而作也，而次于前。【原注】朱子日月传曰，此诗当在燕燕之前，下篇放此。渭阳，秦康公为太子时作也，而次于后；黄鸟，穆公薨后事也，而次于前。此皆经有明文可据，故郑氏谓十月之交、雨无正、小旻、小宛皆刺厉王之诗。【原注】十月之交有艳妻之云，自当是幽王。汉兴之初，师移其第耳。而左氏传楚庄王之言曰，武王作武，其卒章曰，耆定尔功，其三曰，敷时绎思，我徂维求定，其六曰，绥万邦，屡丰年。今诗但以耆定尔功一章为武，而其三为赉，其六为桓，章次复相隔越。仪礼歌召南三篇，越草虫而取采苹，正义以为采苹旧在草虫之前。知今日之诗已失古人之次，非夫子所谓雅颂各得其所者矣。严太仆曰，虞惇按，亭林顾氏之说最为有见，三百篇前后世次错迕者甚多，如小雅常棣，闵管蔡，成王时诗也，而在采薇、出车之前。灵台，民始附文王时诗也，而在文王、大明之后。盖经秦火，简编残脱，汉儒掇拾补缀，厪而存之，未必皆孔氏之旧矣。至于楚茨、信南山八篇，及黍苗一篇，应从序陈古刺今之说。十月之交四篇，考之经文及史传，皆当作刺幽王。非刺厉王之诗也。

卷四

鲁之春秋

春秋不始于隐公。晋韩宣子聘鲁，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原注】左传昭公二年。【江氏云】韩子观鲁春秋，此未笔削之春秋也。春秋当始伯禽。何为始隐？疑当时鲁春秋惠公以上，鲁史不存，夫子因其存者修之，未必有所取义也。使伯禽以后之春秋皆存，则周初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夫子何不存其盛世之事以为法，顾独存其衰世之事以为戒耶？夏、殷之礼，杞、宋不足征，夫子惜之。正考父得商颂十二篇于周太师，后又亡其七，夫子因而存之。使鲁春秋具存，夫子有所取义而托始于隐，是因笔削春秋，反使惠公以前二百余年之事皆无徽，岂圣人之心哉！迹熄诗亡，孟子就当时之春秋推说耳。【左暄曰】春秋笔则笔，削则削。鲁史之旧本无存，故笔削之新义莫考。然亦有可考而知者，如公羊庄七年传曰，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修之曰，星陨如雨。此传文之可据者。又有见于他书者。坊记载夫子之言曰，故鲁春秋犹去夫人之姓曰吴，其死曰孟子卒。孔颖达春秋疏曰，鲁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吴，春秋无此文，坊记云然者。礼，夫人初至，必书于策，若娶齐女，则云夫人姜氏至自齐。此孟子初至之时，亦当书曰夫人姬氏至自吴，同姓不得称姬，旧史所书，盖直云夫人至自吴，是去夫人之姓直书曰吴而已。仲尼修春秋，以犯礼明着，全去其文，故今经无其事。此又夫子春秋与旧史不同之一证也。盖必起自伯禽之封，以泊于中世。当周之盛，朝觐会同征伐之事皆在焉，故曰，周礼而成之者，古之良史也。【原注】孟子虽言诗亡然后春秋作，然不应伯禽至孝公二百五十年全无纪载。【阎氏曰】按杜元凯春秋经传集解序，便知春秋一书，其发凡以言例皆周公之垂法，仲尼从而修之，何必言起自伯禽与成之古良史哉。又左传隐七年谓之礼经杜注曰，此言凡例乃周公所制礼经也。自隐公以下，世道衰微，史失其官，于是孔子惧而修之，自惠公以上之文无所改焉，所谓述而不作者也。自隐公以下，则孔子以己意修之，所谓作春秋也。然则自惠公以上之春秋，固夫子所善而从之者也，惜乎其书之不存也。【庄侍郎曰】春秋之义，不可书则辟之，不忍书则隐之，不足书则去之，不胜书则省之。辞有据正，则不当书者皆书其可书，以见其所不可书；辞有诡正而书者，皆隐其所大不忍，出其所大不可，而后目其所常不忍、常不可也。辞若可去、可省而书者，常人之所轻，圣人之所重。春秋非记事之史，不书多于书，以所不书知所书，以所书知所不书。【又曰】春秋治乱必表其微，所谓礼禁未然之前也。凡所书者，有所表也，是故春秋无空文。【又曰】春秋之辞断十二公之策而列之，则十二公之行状莫不着也。辞有屡于一公之策书者，有屡于一年之策书者，有旷而不志者，有旷而一志者，不可不察也。【刘氏曰】孟子言，春秋继王者之迹，行天子之事，知我罪我，其唯春秋。为邦而兼夏、殷、周之制，既以告颜渊，吾其为东周；又见于不狃之召，夏、殷、周道皆不足观，吾舍鲁何适？复见于礼之告子游。故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着明也。又曰，吾因其行事，而加吾王心焉。忧天悯人，不得已之心，百世如将见之。【又曰】传曰，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春秋缘礼义以致太平，用坤干之义以述殷道，用夏时之等以观夏道，等之不着，义将安放？故分十二世以为三等，有见三世，有闻四世，有传闻五世。若是者有二义焉，于所见世微其辞，于所闻世痛其祸，于所传闻世杀其恩，此一义也。于所传闻世见拨乱始治，于所闻世见治廪廪进升平，于所见世见治太平，此又一义也。由是辨内外之治，明王化之渐，施详略之文。鲁愈微而春秋之化益广，世愈乱而春秋之文益治。【又曰】史记言，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以制义法，为有所刺讥、褒讳、抑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故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汉书言，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夫使无口受之微言大义，则人人可以属词比事而得之。赵汸、崔子方何必不与游、夏同识，惟其无张三世、通三统之义以贯之，故其例此通而彼碍，左支而右绌。

春秋阙疑之书

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史之阔文，圣人不敢益也。春秋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传曰，不书日，官失之也。僖公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传曰，不书朔与日，官失之也。以圣人之明，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岂难考历布算以补其阙，而夫子不敢也，况于史文之误而无从取正者乎？况于列国之事得之传闻不登于史策者乎？【杨氏曰】宋吕大圭春秋论，大约言不以日月为褒贬，不以爵号为予夺。大旨有三，一曰明分义，二曰著名实，三曰正几微而已。左氏之书，成之者非一人，录之者非一世，可谓富矣，而夫子当时未必见也。史之所不书，则虽圣人有所不知焉者。【庄侍郎曰】春秋博列国之载，因鲁史以约文。于所不审，则义不可断，皆削之而不书；书则断之者，断则审之者。故曰，春秋之信史也。存阙文而不益，实其所不削也。不审其事则去之，不审其文则存之，传之万世而不可乱也。且春秋，鲁国之史也，即使历聘之余，必闻其政，遂可以百二十国之宝书增入本国之记注乎？【原注】成公十三年，公会诸侯伐秦。下正义曰，经文依史官策书，策书所无，故经文遂阙也。传文采于简牍，简牍先有，故传文独存也。【刘氏曰】春秋说曰，孔子作春秋，万八千字，九月而书成，以授游、夏之徒，不能改一字。盖鲁史记之文本录内而略外，圣人取百二十国宝书而损益之，其大致则略同，故日述而不作。述文王也，非述鲁也。鲁史记之例，常事不能不悉书备载，春秋尽削之，其存什一于千百，以着微文刺讥，为万世法，故曰非记事之书也。或笔一而削百，或笔十而削一。削者以笔见，笔者以削见，屈伸变化，以着其义，使人深思而自省悟，应问以穷其奥，故曰知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虽言而不着。唯游、夏能知之，知之故不能赞一词也。若乃改葬惠公之类，不书者，旧史之所无也。曹大夫、宋大夫、司马、司城之不名者，阙也。【原注】齐崔氏出奔卫，去名而书族；宋杀其大夫山，去族而书字，疑皆前史之阙。郑伯髡顽、楚子糜、齐侯阳生之实弒而书卒者，传闻不胜简书，是以从旧史之文也。【原注】邵氏曰，赴以卒则卒，赴以弑则弑。弑而赴以卒，其弑也传闻云尔也。传闻不胜简书，是以书卒以待察也，比之疑狱。左氏出于获麟之后，网罗浩博，实夫子之所未见。乃后之儒者似谓已有此书，夫子据而笔削之。即左氏之解经，于所不合者亦多曲为之说；而经生之论遂以圣人所不知为讳。是以新说愈多，而是非靡定。故今人学春秋之言皆郢书燕说，而夫子之不能逆料者也。子不云乎，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岂特告子张乎？修春秋之法亦不过此。

春秋因鲁史而修者也，左氏传采列国之史而作者也。故所书晋事，自文公主夏盟，政交于中国，则以列国之史参之，而一从周正。自惠公以前，则间用夏正。其不出于一人明矣。其谓赗仲子为子氏，未薨；平王崩，为赴以庚戌。【原注】先壬戌十二日。陈侯鲍卒，为再赴，似皆揣摩而为之说。

三正

三正之名，见于甘誓。苏氏以为自舜以前必有以建子、建丑为正者，其来尚矣。微子之命曰，统承先王，修其礼物。则知杞用夏正，宋用殷正，若朝觐会同则用周之正朔，其于本国自用其先王之正朔也。独是晋为姬姓之国，而用夏正则不可解。【原注】三正之所以异者，疑古人分国各有所受。故公刘当夏后之世，而一之日、二之日已用建子为纪。晋之用寅，其亦承唐人之旧典。舜典，协时月正日。即协此不齐之时月。【沈氏曰】王守溪春王正月辨云，汲家周书云，亦越我周王，致伐于商，改正异械，以垂三统。至于敬授民时，巡狩烝享，犹自夏焉。且周礼有正月，又有正岁，周时二正实兼行之矣。杜预春秋后序曰，晋太康中，汲县人发其界内旧冢，得古书，皆简编科斗文字。记晋国，起自殇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庄伯。庄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鲁隐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为岁首编年。今考春秋僖公五年，晋侯杀其世子申生，经书春而传在上年之十二月。十年，里克弒其君卓，经书正月，而传在上年之十一月。十一年，晋杀其大夫●郑父，经书春，而传在上年之冬。十五年，晋侯及秦伯战于韩，获晋侯，经书十有一月壬戌，而传则为九月壬戌。经传之文或从夏正，或从周正，所以错互如此。【原注】罗泌以为传据晋史，经则周暦。与史记汉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东井，乃秋七月之误【沈氏曰】毛云，秦正建亥，而汉初因之，非误也。正同。僖公五年十二月丙子朔，虢公丑奔京师，而卜偃对献公，以为九月十月之交。襄公三十年，绛县老人言，臣生之岁，正月甲子朔。以长历推之，为鲁文公十一年三月甲子朔。此又晋人用夏正之见于传者也。【沈氏曰】毛云，三正递建，诸事可通，而独此推测占验之事多用夏正，何则？以气候分至有难齐也。卜偃以鹑火、天策推验昏旦，此非用夏正不可。

僖公二十四年冬，晋侯夷吾卒。杜氏注，文公定位而后告。夫不告文公之入，【原注】传曰，秦伯纳之，不书，不告入也。而告惠公之薨，以上年之事为今年之事。新君入国之日，反为旧君即世之年，非人情也。疑此经乃错简，【沈氏曰】毛云，春秋恒例，但得书列国君卒，而不书列国立君，此全经尽然。至于逾年之告，则国乱多故，并从缓赴，非错简也。当在二十三年之冬。传曰，九月，晋惠公卒。晋之九月，周之冬也。【原注】盖怀公遣人来告。

隐公六年冬，宋人取长葛。传作秋。刘原父曰，左氏日月与经不同者，丘明作书杂取当时诸侯史策之文，其用三正参差不一，往往而迷。故经所云冬，传谓之秋也。考宋用殷正，则建酉之月，周以为冬，宋以为秋矣。

桓公七年夏，谷伯绥来朝，邓侯吾离来朝。传作春。刘原父曰，传所据者以夏正纪时也。

文公十六年，齐公子商人弒其君舍。经在九月，传作七月。

隐公三年，夏四月，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秋又取成周之禾。若以为周正，则麦禾皆未熟。四年秋，诸侯之师败郑徒兵，取其禾而还。亦在九月之上，是夏正六月，禾亦未熟。注云，取者，盖芟践之。终是可疑。按传中杂取三正，多有错误。左氏虽发其例于隐之元年，曰春王周正月，而间有失于改定者。文多事繁，固著书之君子所不能免也。

闰月

左氏传文公元年，于是闰三月，非礼也。【梁氏曰】左传纪闰者六，傅七年，文元年，成十七年，襄九年，昭二十年、二十二年。独文元年闰三月，昭二十年闰八月，皆违归余于终之例。而传独讥闰三月为非礼，不可解。或谓周之三月，夏之正月，不得有闰，故讥之。近暦家置闰，惟正月、十二月罕见。以理推之，不应此两月不置闰也。考齐梁以来，亦多有之。钱詹事云，古法用恒气，以无中气之月为闰，一岁十二月，皆可置闰。不独宋元以前，即明亦有闰正月、闰十二月也。西法改用定气，每气长短不齐，冬至前后气最短，故百余年来从无闰十一月、十二月、正月者。襄公二十七年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暦过也，再失闰矣。哀公十二年冬十二月，螽。仲尼曰，今火犹西流，司暦过也。并是鲁暦。春秋时，各国之暦亦自有不同者，经特据鲁历书之耳。【原注】史记，秦宣公享国十二年，初志闰月。此各国历法不同之一证。成公十八年春王正月，晋杀其大夫胥童。传在上年闰月。【原注】上有十二月。哀公十六年春王正月己卯，卫世子蒯聩自戚入于卫，卫侯辄来奔。传在上年闰月。【原注】上有冬。皆鲁失闰之证。杜以为从告，非也。【钱氏曰】文公元年传注，杜预曰，步暦之始，以为术之端首，期之日三百六十有六日。日月之行又有迟速，故必分为十二月。举中气以正月，有余日则归之于终，积而为闰，故言归余于终。孔颖达曰，日月转运于天，犹如人之行步，故推暦谓之步暦。步暦之始，以为术之端首，谓暦之上元，必以日月全数为始，于前更无余分，以此日为术之端首，故言履端于始也。日行迟，月行速，凡二十九日过半，月行及日，谓之一月。过半者，谓一日于历法分为九百四十分，月行及日必四百九十九分，是过半二十九分。今一岁气周，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其十二月一周惟三百五十四日，是少十一日四分日之一，未得气周。细而言之，一岁只少弱十一日。所以然者，一月有余分二十九，一年十二月有余分三百四十八。是一岁既得三百五十四日，又得余分三百四十八。其四分日之一，一日为九百四十分，则四分之，为二百三十五分。今于余分三百四十八内取二百三十五分，当却四分日之一，余分仍有一百一十三。其整日惟有十一日，又以余分一百一十三减其一日九百四十分，惟有八百二十七分。是一年有余十日八百二十七分，少一百一十三分，不成十一日也。分一周之日为十二月，则每月常三十日余，计月及日为一月，则每月惟二十九日余。前朔后朔相去二十九日余，前气后气相去三十日余。每月参差，气渐不正。但观中气所在，以为此月之正，取中气以正月，故言举正于中也。月朔之与月节，每月剩一日有余，所有余日归之于终，积成一月，则置之为闰，故言归余于终。【又曰】史记、汉书于秦时及汉改秦暦之前，屡书后九月。文颖曰，时律历废，不知闰，谓之后九月。师古曰，文说非也。若以律暦废不知闰者，则当径谓之十月，不应有后九月。盖秦之历法，应置闰者总致之于岁末。观其此意，当取左传所谓归余于终耳。按师古于此篇用杜预说，谓有余日则归于终，积而成闰，并无置闰在岁终之解。春秋经传所载九闰月，除襄九年闰月依杜预当作门五日，其余八闰惟成十七年闰月乙卯晦，昭二十二年闰月取前城，传文上有十二月，知此两闰皆在岁终。文六年闰月不告朔，传在冬十一月之后，则未知其闰在十一月与？十二月与？僖七年闰月，惠王崩；哀五年闰月，葬齐景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