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语类

得以与之接也。「吾不与祭，如不祭」，孔子自谓当祭之时，或有故而使人摄之，礼虽不废，然不得自尽其诚敬，终是不满于心也。范氏所谓「有其诚则有其神，无其诚则无其神」。盖神明不可见，惟是此心尽其诚敬，专一在于所祭之神，便见得「洋洋然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然则神之有无，皆在于此心之诚与不诚，不必求之恍忽之间也。南升。

问：「『祭神如神在』，何神也？」曰：「如天地、山川、社稷、五祀之类。」曰：「范氏谓『有其诚则有其神，无其诚则无其神』，只是心诚则能体得鬼神出否？」曰：「诚者，实也。有诚则凡事都有，无诚则凡事都无。如祭祀有诚意，则幽明便交；无诚意，便都不相接了。」曰：「如非所当祭而祭，则为无是理矣。若有是诚心，还亦有神否？」曰：「神之有无也不可必，然此处是以当祭者而言。若非所当祭底，便待有诚意，然这个都已错了。」

问：「范氏云：『有其诚则有其神，无其诚则无其神。』恐是自家心里以为有便有，以为无便无。」曰：「若只据自家以为有便有，无便无，如此却是私意了。这个乃是自家欠了他底，盖是自家空在这里祭，诚意却不达于彼，便如不曾祭相似。」

子善问鬼神：「范氏解『祭如在』云：『有其诚则有其神，无其诚则无其神。』虚空中无非死者既不可得而求矣，子孙尽其诚敬，则祖考即应其诚。还是虚空之气自应吾之诚，还是气只是吾身之气？」曰：「只是自家之气，盖祖考之气与己连续。」

与其媚于奥章

「王孙贾之意，欲夫子媚己。紧要是『媚』字不好。如夫子事君尽礼，也何尝是媚！他见夫子当时事君尽礼，便道夫子媚奥。故夫子都不答他，只道是不如此，获罪于天，则无所祷。何为媚奥？亦何为媚灶！逆理而动，便获罪于天。」问：「此两句，恐是时人有语，故问曰：『何谓也？』」曰：「恐是如此。」

王孙贾庸俗之人，见孔子在卫，将谓有求仕之意，欲孔子附己，故有媚奥与媚灶之言。彼亦须闻有孔子之圣，但其气习卑陋，自谓有权可以引援得孔子也。「子曰『不然』」者，谓媚奥与媚灶皆非也。天下只有一个正当道理。循理而行，便是天。若稍违戾于理，便是得罪于天，更无所祷告而得免其罪也。犹言违道以干进，乃是得罪于至尊至大者，可畏之甚，岂媚时君与媚权臣所得而免乎！此是逊辞以拒王孙贾，亦使之得闻天下有正理也。南升。

周问：「『获罪于天』，集注曰：『天即理也。』此指获罪于苍苍之天耶，抑得罪于此理也？」曰：「天之所以为天者，理而已。天非有此道理，不能为天，故苍苍者即此道理之天，故曰：『其体即谓之天，其主宰即谓之帝。』如『父子有亲，君臣有义』，虽是理如此，亦须是上面有个道理教如此始得。但非如道家说，真有个『三清大帝』着衣服如此坐耳！」

问：「注云：『天即理也。逆理，则获罪于天矣。』人若顺理而行，则心平气和，而自然安裕。若悖理伤道，非必有所谓天祸人刑，而其胸次错乱，乖气充积，此即是获罪于天否？」曰：「固是如此，也不消说道心气和平。这也只见有为恶幸免者，故有此说。然也不必说道有无人祸天刑。即是纔逆理，便自获罪于天。」

或问灶陉。曰：「想是灶门外平正可顿柴处。」

问「五祀皆设主而祭于所，然后迎尸而祭于奥」。曰：「譬如祭灶，初设主于灶陉。陉非可做好安排，故又祭于奥以成礼。凡五祀皆然。但亦有不可晓者。若被人问第二句，便晓未得。问以何人为尸，便晓不得。五祀各有主，未祭及祭毕，不知于何处藏，是无所考也。」

周监于二代章

周公制成周一代之典，乃视夏商之礼而损益之。故三代之礼，其实则一，但至周而文为大备，故孔子美其文而从之。南升。

夫子得志，大概从周处多。

问「吾从周」。曰：「孔子为政，自是从周处多。盖法令自略而日入于详，详者，以其弊之多也，既详则不可复略。今法令明备，犹多奸宄，岂可更略。略则奸宄愈滋矣！」

子入太庙章

问「子入太庙，每事问」。曰：「虽是有司之事，孔子亦须理会。但其器物须有人家无者，故见不得。今入宗庙方及见之，亦须问方得。」南升。

「子入太庙，每事问。」知底更审问，方见圣人不自足处。

「『子入太庙，每事问。』宗庙朝廷重事，自用谨，虽知亦问。」曰：「是当然。必有差失处。每常思量，行事所以错处，多是有忽之之心。且如使人做一事，丁宁谆复，其中已有意以为易晓而忽之不嘱者。少间事之差处，都由那忽处生。」

射不主皮章

说「射不主皮」章，曰：「夫子亦非是恶贯革之射。但是当时皆习于此，故言古人之道耳。如古人亦只是礼射不主皮；若武射，依旧要贯革。若不贯革，何益。」

或问：「『射不主皮』，是绝不取于贯革？」曰：「先王设射，谓『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岂不愿射得深中。如『不失其驰，舍矢如破』，『发彼小●，殪此大兕』之类，皆是要得透，岂固以不主皮为贵，而但欲略中而已。盖乡射之时是习礼容。然习礼容之人，未必皆勇敢之夫。若以贯革为贵，则失所以习礼之意。故谓若有人体直心正，持了弓矢又审固，若射不贯革，其礼容自可取，岂可必责其贯革哉！此所以谓『为力不同科』也。」

或问「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先生举易「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又举诗「舍矢如破」，曰：「射之本意，也是要得贯革。只是大射之礼主于观德，却不全是祼股肱决射御底人。只要『内志正，外体直』，取其中，不专取其力耳。」倪。植同。

古人用之战斗，须用贯革之射。若用之于礼乐，则观德而已。武王克商，散军郊射，而贯革之射息。则是前此用兵之时，须用贯革之射，今则不复用矣。又曰：「郭先生云：『弓弩之制，被神宗改得不好。』高宗亦尝如此说。」又曰：「郭先生谓古人射法易学，今人射法难学，渠须理会得。郭先生论弓弩及马甚精。」南升。

问：「明道说：『此与为力而射者不同科。』伊川曰：『功力非一端，苟有可取，不必同科。』此二说，都就本文上添了字多，方解得，恐未稳。」曰：「便是如此，这处自是甚分明。」又问：「明道曰『射不专以中为善』，如何？」曰：「他也只是一时间恁地说，被人写放册上，便有碍。如『内志正，外体直』，只要个中。不要中，要甚底！」问：「『主皮』如何说？」曰：「『皮』字，看来只做个『贯革』字；主，便是主于贯革。」因问：「古人射要如何用？」曰：「其初也只是修武备，圣人文之以礼乐。」

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章

或问论语数段。曰：「依文解义，只消如此说，只是更要看他圣人大底意思。且如适间公说『爱礼存羊』一段，须见得圣人意思大。常人只是屑屑惜那小费，圣人之心却将那小费不当事，所惜者是礼，他所存者大。更看得这般意思出，方有益；自家意思方宽展，方有个活动长进处。」

居父问：「『饩羊』，注云：『特羊。』」曰：「乃专特之『特』，非牛也。『特牲』、『用特』，皆是特用一牛，非指特为牛也。」

事君尽礼章

如「拜下礼也，今拜乎上」，而孔子必拜乎下，此孔子尽礼处。

君使臣以礼章

或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讲者有以先儒谓『君使臣以礼，则臣事君以忠』为非者。其言曰：『君使臣不以礼，则臣可以事君而不忠乎！君使臣不以礼，臣则有去而已矣。事之不以忠，非人臣之所宜为也。』」先生曰：「此说甚好，然只说得一边。尹氏谓『君使臣以礼，则臣事君以忠』，亦有警君之意，亦不专主人臣而言也。如孟子言：『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寇雠！』此岂孟子教人臣如此哉！正以警其君之不以礼遇臣下尔。为君当知为君之道，不可不使臣以礼；为臣当尽为臣之道，不可不事君以忠。君臣上下两尽其道，天下其有不治者哉！乃知圣人之言，本末两尽。」

问：「尹氏谓『君使臣以礼，则臣事君以忠』，此恐只是说泛然之臣。若任重之臣，恐不当如此说。」曰：「就人君而言，则如此说。但道理亦是如此。自是人主不善遇之，则下面人不尽心。如孟子所谓『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道理是如此。」义刚因问：「孟子此章，前辈皆谓有圭角，如何？」安卿言：「孟子恐只是为战国人君而设。」曰：「也是理当如此。自人臣言，固是不可不忠。但人君亦岂可不使臣以礼！若只以为臣下当忠，而不及人主，则无道之君闻之，将谓人臣自是当忠，我虽无礼亦得。如此，则在上者得肆其无礼。后人好避形迹，多不肯分明说。却不知使上不尽礼，而致君臣不以善终，却是贼其君者也。若使君能尽礼，则君臣[戋刂]地长久。」

关雎乐而不淫章

问：「『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于诗何以见之？」曰：「忧止于『辗转反侧』，若忧愁哭泣，则伤矣；乐止于钟鼓、琴瑟，若沉湎淫泆，则淫矣。」又云：「是诗人得性情之正也。」

问「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曰：「此言作诗之人乐不淫、哀不伤也。」因问：「此诗是何人作？」曰：「恐是宫中人作。盖宫中人思得淑女以配君子，未得则哀，既得则乐。然当哀而哀，而亦止于『辗转反侧』，则哀不过其则；当乐而乐，而亦止于钟鼓、琴瑟，则乐不过其则，此其情性之正也。」

问：「『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是诗人情性如此，抑诗之词意如此？」曰：「是有那情性，方有那词气声音。」

问：「关雎之诗，得情性之正如此。学者须是『玩其辞，审其音』，而后知之。」曰：「只玩其辞，便见得。若审其音，也难。关雎是乐之卒章，故曰『关雎之乱』。乱者，乐之卒章也。故楚辞有『乱曰』，是也。前面须更有，但今不可考耳。」南升。集注。

问：「『审其音』，如何？」曰：「辞气音节亦得其正。如人传嵇康作广陵散操，当魏末晋初，其怒晋欲夺魏，慢了商弦，令与宫弦相似。宫为君，商为臣，是臣陵君之象。其声愤怒躁急，如人闹相似，便可见音节也。」

讲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有引明道之说为证者：「『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此言『无伤善』，与所谓『哀而不伤』者，如何？」讲者云：「为其相似，故明道举以为证否？」曰：「不然。无伤善，与哀而不伤两般。『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是言哀乐中谓不伤为『无伤善之心』，则非矣。」

哀公问宰我章

问：「『古者各树其所宜之木以为社。』不知以木造主；还便以树为主？」曰：「看古人意思，只以树为社主，使神依焉，如今人说神树之类。」问：「不知周礼载『社主』是如何？」曰：「古人多用主命，如出行大事，则用绢帛就庙社请神以往，如今魂帛之类。社只是坛。若有造主，何所藏之！古者惟丧国之社屋之。」

或问：「有以『使民战栗』为哀公之言者。」曰：「诸家多如此说，却恐未然，恐只是宰我之辞。上有一『曰』字者，宰我解『周人以栗』之义，故加一『曰』字以发其辞耳。『子闻之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盖云『驷不及舌』，言岂可以轻发邪！言出宰我之口，入哀公之耳矣，岂可更谏而追之哉！」

问：「『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三句有别否？」曰：「亦有轻重。然社也无说话。便待宰我当初答得好，也无说话。况『使民战栗』之语，下面又将启许多事邪！」

问：「宰我所言，尚未见于事，如何不可救？」曰：「此只责他易其言，未问其见于事与未见于事。所谓『驷不及舌』，『斯言之玷，不可为也！』盖欲使谨于言耳。」

管仲之器小哉章

问管仲小器。曰：「缘他器小，所以做出来事皆如此。」

或说「管仲器小」章。义刚言：「使仲器局宏阔，须知我所为『功烈如彼其卑』，岂肯侈然自肆，至于奢僭如此！」曰：「也不说道功烈卑时不当如此。便是功大，亦不可如此。」

「管仲器小。」陶兄云：「须是如孟子言『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方是大器。」曰：「是。」

「『管氏有三归』，不是一娶三姓女。若此，却是僭。此一段意，只举管仲奢处，以形容他不俭。下段所说，乃形容他不知礼处，便是僭。窃恐不可做三娶说。」

问：「『管仲之器小哉？』集注云：『度量褊浅，规模卑狭。』」曰：「度量褊浅，是他容受不去了。容受不去，则富贵能淫之，贫贱能移之，威武能屈之矣。规模，是就他施设处说。」集注。

林闻一问：「『度量褊浅，规模卑狭』，只是一意否？」曰：「某当时下此两句，便是有意。」因会坐间朋友各说其意。叔重云：「『度量褊浅』，言容纳不得也。管仲志于功利，功利粗成，心已满足，此便器小处。盖不是从反身修德上做来，故规模卑狭，奢而犯礼，器小可知。器大，则自知礼矣。」时举云：「管仲以正天下正诸侯为莫大之功，却不知有『行一不义，杀一不辜』底事，更大于此。此所以为小也。」先生曰：「必兼某上面两句，方见得它器小。盖奢而犯礼，便是它里面着不得，见此些小功业，便以为惊天动地，所以肆然犯礼无所忌也。亦缘他只在功利上走，所以施设不过如此。才做到此，便不觉自足矣。古人论王、伯，以为王者兼有天下，伯者能率诸侯。此以位论，固是如此。然使其正天下，正诸侯，皆出于至公，而无一毫之私心，则虽在下位，何害其为王道。惟其『搂诸侯以伐诸侯』，假仁义以为之，欲其功尽归于己，故四方贡赋皆归于其国，天下但知有伯而不复知有天子。此其所以为功利之心，而非出于至公也。在学者身上论之，凡日用常行应事接物之际，才有一毫利心，便非王道，便是伯者之习，此不可不省察也。」或云：「王、伯之分，固是如此。然邵康节多说『皇、王、帝、伯之道』，不知皇、帝与王又有何异同？是时使之然耶？」曰：「此亦是其德有厚有薄。皇与帝终是自然。然黄帝亦曾用兵战斗，亦不是全然无所作为也。」

问：「『管仲之器小哉！』器，莫只是以资质言之否？」曰：「然。」「若以学问充满之，则小须可大？」曰：「固是。」曰：「先生谓其『度量褊浅，规模卑狭』，此二句尽得器小之义否？」曰：「前日亦要改『度量』作『识量』，盖才说度量，便只去宽大处看了。人只缘见识小，故器量小。后又思量，亦不须改。度量是言其资质，规模是言其所为。惟其器小，故所为亦展拓不开。只欲去后面添说所以如此者，只缘不知学以充之之意。管仲只缘器量小，故才做得他这些功业，便包括不住，遂至于奢与犯礼。奢与犯礼，便是那器小底影子。若是器大者，自然不至如此。看有甚功业，处之如无。胡文定春秋传却只以执辕涛一事为器小，此太拘泥。」因言：「管仲相桓公以伐楚，只去问他『包茅』、『昭王不返』二事，便见他得如此休。据楚当时，凭陵中夏，僭号称王，其罪大矣！如何不理会？盖才说着此事，楚决不肯服，便事势住不得。故只寻此年代久远已冷底罪过及些小不供贡事去问，想它见无大利害，决不深较。只要他稍稍追听，便收杀了。此亦是器小之故。才是器小，自然无大功业。」

问：「『管仲之器小哉！』此是孔子说管仲胸中所蕴及其所施设处，将『器小』二字断尽了。盖当时之人，只见管仲有九合之功，将谓它大处大故。孔子却见它一生全无本领，只用私意小智做出来，仅能以功利自强其国；若是王佐之才，必不如此，故谓之『器小』。盖奢与僭，便是器小之人方肯做。然亦只是器小底人，一两件事看得来。孔子『器小』两字，是包括管仲一生，自本至末，是个褊浅卑狭底人。」曰：「管仲固是用私意小智做出来。今为管仲思量，看当做如何方得？」某云：「须如孟子告齐梁之君，若不可，则休。」曰：「是时周室犹未衰，此最是难事，合为它思量。」直卿云：「胡文定公云：『当上告天王，下告方伯。』是时天王又做不起。桓公系是方伯了，也做不得。是时楚强大，几无周室。若非桓公出来，也可虑。但管仲须相桓公伐楚了，却令桓公入相于周，辅助天子。」曰：「是时有毛韩诸公皆为天子三公，岂肯便信得桓公过，便放桓公入来。」又云：「若率诸侯以朝王，如何？」曰：「也恐诸公未肯放桓公率许多诸侯入周来。此事思量是难事，又也难说。」南升。

问：「规矩如何为大器？」曰：「这一个物事方，只是这一个物事方，不能令其它底如规可以令天下物事圆，矩可以令天下物事把这一个矩看，要甚么皆可以方，非大器而何！」

萧景昭举杨氏曰：「道学不明，而王、伯之略混为一涂，故闻管仲之器小，则疑其为俭；以不俭告之，则又疑其知礼。」先生曰：「恐『混为一涂』之下，少些曲折。盖当时人但见有个管仲，更不敢拟议他，故疑器小之为俭，又疑不俭之为知礼。」

问管仲小器。曰：「只为他本领浅，只做得『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之功。扬雄说得极好：「大器其犹规矩准绳，无施不可。」管仲器小，只做得这一件事。及三归反坫等事，用处皆小。上蔡说得来太小，如曰：『则其得君而专政，夫岂以天下为心哉，不过济耳目之欲而已。』管仲又岂止如此。若如此，又岂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大凡自正心、诚意，以及平天下，则其本领便大。今人只随资禀去做。管仲资禀极高，故见得天下利害都明白，所以做得许多事。自刘汉而下，高祖太宗亦是如此，都是自智谋功力中做来，不是自圣贤门户来，不是自自家心地义理中流出。使高祖太宗当汤武，固自不得；若当桓文，尚未可知。」问：「使二君与桓文同时，还在其上，还出其下？」曰：「桓公精密，做工夫多年。若文公只是六年，一作「疏浅」。已自甚快。但管仲作内政，尽从脚底做出，所以独盛于诸侯。汉高从初起至入秦，只是掳掠将去，与项羽何异。但宽大，不甚杀人耳。秦以苛虐亡，故高祖不得不宽大；隋以拒谏失国，故太宗不得不听人言。皆是他天资高，见得利害分明，稍不如此，则天下便叛而去之。如太宗从谏，甚不得已，然当时只有这一处服得人。」又曰：「汉唐与齐晋之时不同。汉唐甚仓猝。」又问：「谢氏却言子云之说不然。」曰：「他缘是快，只认得量浅底意思，便说将去：『无所往而不利，无所适而不通，无所为而不成，无所受而不可。以之为己，则顺而祥；以之为人，则爱而公；以之为心，则和而平；以之为天下国家，无所处而不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要之，大器即此便是。如上蔡，只认得个『富贵不能淫』。」骧。集义。

子语鲁太师乐章

问：「『始作翕如也』，谓乐之初作，五声六律，合同而奏，故曰翕如。从者，放也。言声音发扬出来，清浊高下，相济而和。既是清浊高下相济而和了，就中又各有条理，皦然而明，不相侵夺。既有伦理，故其声相连续，而遂终其奏。言自始至终，皆条理如此。」曰：「此亦是据夫子所说如此。古乐既亡，无可考处。但是五声、六律翕然同奏了，其声音又纯然而和，更无一声参差。若有一声参差，便不成乐。且如一宫只得七声。若黄钟一宫，合得姑洗等七声。或少一声也不得，多一声也不得。」南升。

仪封人请见章

问：「古人相见，皆有将命之词。而论语独载仪封人之说，及出，便说『二三子何患于丧乎』！是他如何便见得？」曰：「某尝谓这里尽好看。如何『从者见之』后，便见得夫子恁地？这也见得仪封人高处。据他谓『君子之至于斯，吾未尝不得见』。他大段见得好人多，所以一见之顷，便见得圣人出。大抵当周之末，尚多有贤人君子在，故人得而见之。」至之云：「到孟子时，事体又别。如公都子告子万章之徒尚不知孟子，况其它乎！」曰：「然。」

问：「仪封人亦是据理而言。若其得位失位，则非所及知也。」曰：「仪封人与夫子说话，皆不可考。但此人辞气最好，必是个贤有德之人。一见夫子，其观感之间，必有所见，故为此言。前辈谓『作者七人』，以仪封人处其一，以此。」南升。

子谓韶尽美矣章

问：「韶尽美尽善，武尽美未尽善，是乐之声容都尽美，而事之实有尽善、未尽善否？」曰：「不可如此分说，便是就乐中见之。盖有这德，然后做得这乐出来；若无这德，却如何做得这乐出来！故于韶之乐，便见得舜之德是如此；于武之乐，便见得武王之德是如此。都只是一统底事。」寿。

或问韶、武美善。曰：「德有浅深。舜性之，武王反之，自是有浅深。又舜以揖逊，武以征伐，虽是顺天应人，自是有不尽善处。今若要强说舜武同道，也不得；必欲美舜而贬武，也不得。」又曰：「舜武不同，正如孟子言伯夷伊尹之于孔子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