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语类

行。若当时无个措置，便抑遏了这不忍之心，遂不得而流行矣。此乃所谓术也。」

「见牛未见羊也」。「未」字有意味。盖言其体，则无限量；言其用，则无终穷。充扩得去，有甚尽时？要都尽，是有限量。」

问：「先生解『物皆然，心为甚』，曰：『人心应物，其轻重长短之难齐，而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权度，又有甚于物者。』不知如何是本然之权度？」曰：「本然之权度，亦只是此心。此心本然，万理皆具。应物之时，须是子细看合如何，便是本然之权度也。如齐宣王见牛而不忍之心见，此是合权度处。及至『兴甲兵，危士臣，构怨于诸侯』，又却忍为之，便是不合权度，失其本心。」又问：「莫只是无所为而发者便是本心？」曰：「固是。然人又多是忘了。」问：「如何忘了？」曰：「当恻隐时，却不恻隐，是也。」问：「此莫是养之未至否？」曰：「亦是察之未精。」

黄先之问「物皆然，心为甚」。曰：「物之轻重长短之差易见，心之轻重长短之差难见；物之差无害，心之差有害，故曰『心为甚』。」又曰：「物易见，心无形。度物之轻重长短易，度心之轻重长短难。度物差了，只是一事差；心差了时，万事差，所以『心为甚』。」又曰：「以本然之权度度心。」又曰：「爱物宜轻，仁民宜重，此是权度。以此去度。」

问：「孟子论齐王事，考之史记，后来无一不效。」曰：「虽是如此，已是见得迟了。须看他一部书，见得句句的确有必然之效，方是。」

至云：「看孟子，已看到七八章。见孟子于义利之辨，王霸之辨，其剖判为甚严。至于顾鸿鴈麋鹿之乐，与好世俗之乐，此亦是人情之常，故孟子顺而导之以与民同乐之意。至于误认移民移粟以为尽心，而不能制民之产以行仁政；徒有爱牛之心，而不能推广以行仁政，以开导诱掖以先王之政，可谓详明。至皆未见所疑处。只伊川说：『孟子说齐梁之君行王政。王者，天下之义主也。圣贤亦何心哉？视天命之改与未改尔。』于此数句，未甚见得明。」先生却问至云：「天命之改与未改，如何见得？」曰：「莫是周末时礼乐征伐皆不出于天子，生民涂炭，而天王不能正其权以救之否？」曰：「如何三晋犹尚请命于周？」曰：「三晋请命既不是，而周王与之亦不是。如温公所云云，便是天王已不能正其权。」曰：「如何周王与之不是，便以为天命之改？」曰：「至见得未甚明。旧曾记得程先生说，譬如一株花，可以栽培，则须栽培。莫是那时已是栽培不得否？」曰：「大势已去了。三晋请命于周，亦不是知尊周，谩假其虚声耳，大抵人心已不复有爱戴之实。自入春秋以来，二百四十年间，那时犹自可整顿。不知周之子孙，何故都无一人能明目张胆出来整顿？到孟子时，人心都已去。」曰：「程子说『天命之改』，莫是大势已去？」曰：「然。」集义。

梁惠王下

庄暴见孟子章

孟子开道时君，故曰：「今之乐犹古之乐。」至于言百姓闻乐音欣欣然有喜色处，则关闭得甚密。如「好色、好货」，亦此类也。

齐宣王问文王囿章

「孟子言文王由百里兴，亦未必然。」问：「孟子谓『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先生以为三分天下有其二以后事；若只百里，如何有七十里之囿！然孟子所谓『传有之』者，如何？」曰：「想他须有据。但孟子此说，其意亦只主在风齐宣王尔。若文王之囿果然纵一切人往，则虽七十里之大，不过几时，亦为赤地矣，又焉得有林木乌兽之长茂乎？周之盛时，虽天下山林，犹有厉禁，岂有君之苑囿，反纵刍猎恣往而不禁乎！亦无是理。汉武帝规上林苑只有二三十里，当时诸臣已皆以为言，岂有文王之囿反如是之大！」

问交邻国有道章

「汤事葛，文王事昆夷。」昆夷不可考。大抵汤之事葛，文王事昆夷，其本心所以事之之时，犹望其有悔悟之心。必待伐之，岂得已哉？亦所当然耳。

问：「『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是仁者之心宽洪恻怛，便是小国不恭，亦挠他不动。『智者为能以小事大』，盖智者见得利害甚明，故祇得事大。」曰：「也不特是见得利害明，道理自合恁地。小之事大，弱之事强，皆是道理合恁地。」至问「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曰：「只是说其规模气象如此。」时举录作：「有大小耳」。

问「乐天畏天者」。曰：「乐天是圣人气象，畏天是贤人气象，孟子只是说大概圣贤气象如此。使智者当以大事小时，也必以大事小；使仁者当以小事大处，也必以小事大。不可将太王文王交互立说，便失了圣贤气象。此自是两层事。孟子之说是前面一层，又须是看得后面一层。所以贵乎『不以文害辞』者，正是此类。人须见得言外意好。」

问人皆谓我毁明堂章

问：「孟子以公刘太王之事告其君，恐亦是委曲诱掖之意。」曰：「这两事却不是告以好色、好货，乃是告以公刘太王之事如此。两事看来却似易，待去做时，多少难！大凡文字须将心体认看。这个子细看来，甚是难。如孟子又说：『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是尧而已矣。』看来也是易，这如何便得相似！又如说：『徐行后长者谓之弟，疾行先长者谓之不弟。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看来也似易。」

问：「孟子语好货、好色事，使孔子肯如此答否？」曰：「孔子不如此答，但不知作如何答。」问：「孟子答梁王问利，直扫除之，此处又却如此引导之。」曰：「此处亦自分义利，特人不察耳。」

问汤放桀章

「贼仁」者，无爱心而残忍之谓也。「贼义」者，无羞恶之心之谓也。

先生举「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问何以别。近思云：「贼仁，是害心之理；贼义，是见于所行处伤其理。」曰：「以义为见于所行，便是告子义外矣。义在内，不在外。义所以度事，亦是心度之。然此果何以别？盖贼之罪重，残之罪轻。仁义皆是心。仁是天理根本处，贼仁，则大伦大法亏灭了，便是杀人底人一般。义是就一节一事上言，一事上不合宜，便是伤义。似手足上损伤一般，所伤者小，尚可以补。」寓录同。

问：「孟子言『贼仁、贼义』，如何？」力行曰：「譬之伐木，贼仁乃是伐其本根，贼义只是残害其一枝一叶。人而贼仁，则害了本心。」曰：「贼仁便是将三纲五常，天叙之典，天秩之理，一齐坏了。义随事制宜。贼义，只是于此一事不是，更有他事在。」

问：「贼仁是『绝灭天理』，贼义是『伤败彝伦』。如臣弒君，子弒父，及齐襄公鸟兽之行等事，皆人伦大恶，不审是绝灭天理？是伤败彝伦？」曰：「伤败彝伦只是小小伤败常理。若此等，乃是绝害天理了。义刚录云：「伤败彝伦，只是小小伤败常理，如『不以礼食』、『不亲迎』之类。若『紾兄之臂』，『踰东家墙』底，便是绝灭天理。」丹书『怠胜敬者灭』，即『贼仁者谓之贼』意；『欲胜义者凶』，即『贼义者谓之残』意。贼义是就一事上说，贼仁是就心上说。其实贼义，便即是贼那仁底，但分而言之则如此。」

为巨室章

问：「『教玉人雕琢玉』，集注云：『不敢自治，而付之能者，爱之甚也。治国家则不能用贤而徇私欲，是爱国家不如玉也。』此莫是余意否？」曰：「正意是如何？」曰：「正意只是说玉人自会琢玉，何消教他？贤者自有所学，何用教他舍其所学？后譬只是申解前譬。」曰：「两譬又似不相似，不知如何做得恁地嵯峨。」

齐人伐燕胜之章

齐人伐燕，孟子以为齐宣，史记以为愍王。温公平生不喜孟子，及作通鉴，却不取史记而独取孟子，皆不可晓。荀子亦云「『愍王伐燕』，然则非宣王明矣。」问：「孟子必不误？」曰：「想得愍王后来做得不好，门人为孟子讳，故改为宣王尔。」问：「愍王若此之暴，岂能惭于孟子？」曰：「既做得不是，说得他底是，他亦岂不愧也！温公通鉴中自移了十年。据史记，愍王十年伐燕。今温公信孟子，改为宣王，遂硬移进前十年。温公硬拗如此。」又云：「史记，魏惠王三十六年，惠王死，襄王立。襄王死，哀王立。今汲冢竹书不如此，以为魏惠王先未称王时，为侯三十六年，乃称王。遂为后元年，又十六年而惠王卒。即无哀王。惠王三十六年了，便是襄王。史记误以后元年为哀王立，故又多了一哀王。汲冢是魏安厘王冢，竹书记其本国事，必不会错。温公取竹书，不信史记此一段，却是。」此条有误。当从春秋解后序。

居之问：「『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至『文王是也』。窃疑文王岂有革商之念？」曰：「此等难说。孔子谓『可与立，未可与权』。到那时事势，自是要住不得。后人把文王说得忒恁地，却做一个道行看着，不做声，不做如此形容文王，都没情理。以诗书考之，全不是如此。如诗自从太王王季说来，如云：『至于太王，实始翦商。』如下武之诗，文王有声之诗，都说文王做事。且如伐崇一事，是做甚么？又不是一项小小侵掠，乃是大征伐。『询尔仇方，同尔兄弟，以尔钩援，与尔临冲，以伐崇墉。』此见大段动众。岐山之下与崇相去自是多少，因甚如此？这般处要做文王无意取天下，他录作「出做事」。都不得。又如说『侵自阮疆，陟我高冈。无矢我陵，我陵我阿；无饮我泉，我泉我池』。这里见都自据有其土地，自是大段施张了。」或曰：「纣命文王得专征伐。纣不得已命之，文王不得已受之。横渠云：『不以声色为政，不以革命有中国。默顺帝则，而天下归焉，其惟文王乎！』若如此说，恰似内无纯臣之义，外亦不属于商，这也未必如此。只是事势自是不可已。只当商之季，七颠八倒，上下崩颓，忽于岐山下突出许多人，也是谁当得？文王之事，惟孟子识之。故七篇之中，所以告列国之君，莫非勉之以王道。」

滕文公问滕小国也章

问：「孟子答滕文公三段，皆是无可奈何，只得勉之为善之辞。想见滕国至弱，都主张不起，故如此」曰：「只是如此。只是『吾得正而毙焉』之意。盖滕是必亡，无可疑矣。况王政不是一日行得底事。他又界在齐楚之间，二国视之，犹太山之压鸡卵耳。若教他粗成次第，此二国亦必不见容也。当时汤与文王之兴，皆在空闲之地，无人来觑他，故日渐盛大。若滕，则实是难保也。」立之云：「若教他能举国以听孟子，如何？」曰：「他若能用得孟子至二三十年，使『邻国之民仰之若父母』，则大国亦想不能动他。但世间事直是难得恰好耳。齐梁之国甚强，可以有为，而孟子与其君言，恬然不恤。滕文公却有善意，又以国小主张不起，以此知机会真不易得也！」

鲁平公将出章

鲁平公极是个衰弱底人，不知孟子要去见他是如何。孟子平生大机会，只可惜齐宣一这个不相遇，其它也应是无可成之理。如见滕文公说许多井田，也是一场疏脱。云「有王者起，必来取法」，孟子也只是说得在这里，滕也只是做不得。

朱子语类卷第五十二

孟子二

公孙丑上之上

问夫子当路于齐章

「『以齐王，犹反手』，不知置周王于何地？」曰：「此难言，可以意会，如汤武之事是也。春秋定哀间，周室犹得。至孟子时，天命人心已离矣。」

问夫子加齐之卿相章

或问：「『虽由此霸王不异矣』，如何分句？」曰：「只是『虽由此霸王不异矣』，言从此为霸，为王，不是差异。盖布衣之权重于当时，如财用兵甲之类，尽付与他。」乐毅统六国之师，长驱入齐。

公孙丑问孟子「动心否乎」，非谓以卿相当富贵动其心；谓伯王事大，恐孟子担当不过，有所疑惧而动其心也。

孟子之不动心，非如扬雄之说。「霸王不异矣」，盖言由此可以行伯王之事。公孙丑见其重大，恐孟子或惧而动心。

德修问：「公孙丑说不动心，是以富贵而动其心？」先生曰：「公孙丑虽不知孟子，必不谓以富贵动其心。但谓霸王事大，恐孟子了这事不得，便谓孟子动心，不知霸王当甚闲事！」因论「知言、养气」。德修谓：「养气为急，知言为缓。」曰：「孟子须先说『我知言』，然后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公孙丑先问浩然之气，次问知言者，因上面说气来，故接续如此问。不知言，如何养得气？」德修云：「先须养。有尺，便量见天下长短。」曰：「须要识这尺。」

先生问赵丞：「看『不动心』章，如何？」曰：「已略见得分明。」曰：「公孔丑初问不动心，只道加以卿相重任，怕孟子心下怯慑了，故有动心之问。其意谓必有勇力担当得起，方敢不动其心，故孟子下历言所以不动心之故。公道那处是一章紧要处？」赵举「持其志无暴其气」为对。曰：「不如此。」赵举「集义所生」以为对。曰：「然。」因言：「欲养浩然之气，则在于直；要得直，则在于集义。集义者，事事要得合义也。事事合义，则仰不愧，俯不怍。」赵又问：「『夫有所受之也』，是如何？」曰：「公如此看文字不得。且须逐项理会，理会这一项时，全不知有那一项，始得。读大学时，心只在大学上；读论语时，心只在论语上，更不可又去思量别项。这里一字理会未得，且理会这一字；一句理会未得，且理会这一句。如『不动心』一段，更着仔细去看，看着方知更有未晓处。须待十分晓得，无一句一字窒碍，方可看别处去。」因云：「横渠语录有一段说：『读书，须是成诵。不成诵，则思不起。』直须成诵，少间思量起，便要晓得，这方是浃洽。」

先生问周看「公孙丑不动心」章。答云云。先生曰：「公孙丑初间谓任此重事，还动心不动心？孟子答以不动心极容易底事，我从四十已不动了。告子又先我不动心。公孙丑又问不动心有道理，无道理，孟子又告以有。于是又举北宫黝孟施舍之勇也是不动。然彼之所以不动者，皆强制于外，不是存养之功。故又举曾子之言云，自反缩与不缩。所以不动只在方寸之间。若仰不愧，俯不怍，看如何大利害，皆不足以易之。若有一毫不直，则此心便索然。公孙丑又问孟子所以不动者如何，孟子遂答以『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若依序问，当先问知言。公孙丑只承孟子之言，便且问浩然之」

器之问「不动心」一条。曰：「此一段为被他转换问，所以答得亦周匝。然止就前段看语脉气象，虽无后截，亦自可见。前一截已自见得后面许多意足。」

问：「告子之不动心，是否？」曰：「告子之不动心，是粗法。或强制不动，金录作「修身不能不动」。不可知；或临大事而金录作「不」。能不动，亦未可知，非若孟子酬酢万变而不动也。」又问：「正如北宫黝之勇作「养勇」。否？」曰：「然。」去伪同。

告子不动心，是硬把定：

北宫黝孟施舍只是粗勇，不动心。

孟施舍北宫黝是不畏死而不动心，告子是不认义理而不动心。告子惟恐动着他心。

问：「集注云『施，是发语声』，何也？」曰：「此是古注说。后面只称『舍』字，可见。」问：「有何例可按？」曰：「如孟之反舟之侨尹公之他之类。」

问：「集注云：『子夏笃信圣人。』何以言之？」曰：「这个虽无事实，儒用录云：「此因孟子说处文义推究，亦无事实可指。」但看他言语。如『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看他此处。闳祖录云：「便见得他有个紧把定底意思。」又把孟子北宫黝来比，便见他笃信圣人处。」儒用录云：「详味之，有笃信圣人气象。」闳祖略。

问：「孟施舍量敌虑胜，似有惧也，孟子乃曰『能无惧』，如何？」曰：「此孟施舍讥他人之言。舍自云：『我则能无惧而已。』」问：「那是孟施舍守约处？」曰：「孟施舍本与北宫黝皆只是勇夫，比曾子不同。如北宫黝孟施舍孟贲，只是就勇上言；如子襄曾子告子，就义理上言。」

问：「如何是孟施舍守约处？」曰：「北宫黝便胜人，孟施舍却只是能无惧而已矣。如曰『视不胜，犹胜也』，此是孟施舍自言其勇如此。若他人，则『量敌而进，虑胜而会，是畏三军者』尔。『岂能为必胜哉？能无惧而已矣』。」

引曾子谓子襄之言，以明不动心之由，在于自反而缩。下文详之。

曾子守约，不是守那约，言所守者约耳。

今人把「守气不如守约」做题目，此不成题目。气是实物，「约」是半虚半实字，对不得。守约，只是所守之约，言北宫黝之守气，不似孟施舍守气之约；孟施舍之守气，又不如曾子所守之约也。孟施舍就气上做工夫，曾子就理上做工夫。

寻常人说「守约」二字极未稳。如云「守气不如守约」，分明将「约」字做一物，遂以「约」字对「气」字。所谓「守约」者，所守者约耳。去伪同。

孟子说「曾子谓子襄」一段，已自尽了。只为公孙丑问得无了期，故有后面许多说话。自修。

「不得于言」，只是不晓这说话。「言」，只似「道理」字。

「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此告子不动心之法。告子只就心上理会，坚持其心，言与气皆不理会。「不得」，谓失也。有失于其言，则曰无害于心。但心不动，言虽失，不必问也。惟先之于心，则就心上整理，不复更求于

「不得于言，勿求于心」，此正孟子告子不动心之差别处。当看上文云：「敢问夫子之不动心，与告子之不动心。」孟子却如此答，便见得告子只是硬做去，更不问言之是非，便错说了，也不省。如与孟子论性，说「性犹杞柳也」，既而转「性犹湍水也」。他只不问是非，信口说出，定要硬把得心定。「不得于言」，谓言之失也；「勿求于心」，谓言之失非干心事也。此其学所以与孟子异。故孟子章末云：「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

「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不得」，犹曰失也。谓言有所不知者，则不可求之于心；心有不得其正者，则不可求之于孟子谓言有所不能知，正以心有所不明，故「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其不得于心者，固当求之心。然气不得所养，亦反能动其心，故「不得于心，勿求于气」，虽可而未尽也。盖知言只是知理。告子既不务知言，亦不务养气，但只硬把定中间个心，要他不动。孟子则是能知言，又能养气，自然心不动。盖知言本也，养气助也。三者恰如行军，知言则其先锋，知虚识实者；心恰如主帅，气则卒徒也。孟子则前有引导，后有推助，自然无恐惧纷扰，而有以自胜。告子则前后无引助，只恁孤立硬做去，所以与孟子不动心异也。「不得于言」以下，但作如此看，则此一章血脉贯通，而于知言养气，诐、淫、邪、遁之辞，方为有下落也。至于集义工夫，乃在知言之后。不能知言，则亦不能集义。言，如观古圣贤之言，与听今人之言，皆是。

「不得于心，勿求于气」者，不失其本，则犹可也。不得于言，而不求于心以考其所失，则其中顽然无所知觉，无以择其义之所安，故断之以「不可」。

「不得于言，勿求于心」，是心与言不相干。「不得于心，勿求于气」，是心与气不相贯。此告子说也。告子只去守个心得定，都不管外面事。外面是亦得，不是亦得。孟子之意，是心有所失，则见于言，如肝病见于目相似。陆子静说：「告子亦有好处，今人非但不识孟子，亦不识告子，只去言语上讨不着。」陆子静却说告子只靠外面语言，更不去管内面。以某看，告子只是守着内面，更不管外面。

问：「告子谓：『不得于言，勿求于心。』是自己之言耶，是他人之言耶？若要得后面知言处相贯，则是他人之言。」曰：「这一段，前后都相贯，即是一样言语。告子于此不达，则不复反求其理于心。尝见陆子静说这一段，大段称告子所见告子固是高，亦是陆子之学与告子相似，故主张他。然陆氏之学更鹘突似告子。」至云：「陆氏之学不甚教人读书看文字，与告子相似否？」先生曰：「便是。」先生又谓：「养气一段，紧要处是『自反而缩』，『以直养而无害』，『是集义所生者』。紧要处在此三句上看。」

林问「不得于言，勿求于心」。曰：「此章文义节节相承，须逐节次第理会。此一节只言告子所以『先我不动心者』，皆是以义为外，故就告子所言以辩其是非尔。」又问：「浩然之气，便是西铭意思否？」曰：「考论文义，且只据所读本文，逐句逐字理会教分明。不须旁引外说，枝蔓游衍，反为无益。如论浩然之气，便直看公孙丑所问意思如何，孟子所答如何，一径理会去。使当时问答之意，一一明白了，然后却更理会四旁余意未晚。今于孟子之意未能晓得，又却转从别处去，末梢都只恁休去。」又问：「诐、淫、邪、遁之意，如何辨别？」曰：「诐、淫、邪、遁虽是四般，然纔有一般，则其余牵连而生，大概多从诐上起。诐只是偏，才偏，便自是一边高一边低，不得其正。如杨氏为我，则蔽于仁；墨氏兼爱，则蔽于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