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川先生制科文

今日御西北之虏，其上策在于不攻，其无策在于不善守。谨备边塞，驱而出之中国，御之之道，惟此而已。若欲开边隙以快心于狼望之北，必无幸矣。圣祖尝戒诸王远出开平，谓：“守边之要，未尝不以先谋为急，故朕于北鄙之虏 【虏原刻墨钉，依大全集校补】，尤加慎密”。今日之所当绎思者此也。

我世宗肃皇帝导扬末命，告戒深切。我皇上改元一诏，实奉皇考之教。明诏所谓“仰惟末命之昭垂，深望继述之兼善”者也。夫郊社等礼，所以遵祖训者，莫大于此。若夫言官加恤录之恩，方士致左道之辟，宗室解甸人之系，若卢施宽释之仁，百司严黜陟之典，铨选破资格之条，冗员申裁省之令，郡县别望紧之差，没虏【虏原刻墨钉，依大全集校补】布招怀之惠，殪敌速上功之簿，至于重贪墨之罚，督勘核之报，举大臣之赠谥，如闲散之名服，听监司之荐辟，所谓推类以尽义，通变以宜时，有难尽述者。

明诏又曰：“各地方官以武备为不急，以玩寇为苟安，得贼盗妖逆，隐蔽纵容，不早扑灭，往往酿成大患”。祖训所谓忧天下者，明诏得之矣。又曰：“天下军民，十分穷困，国用虽诎，岂忍照当征派”。四方闻之，孰不感泣！田租逋负，改折蠲免，与夫大官之所增派，尚方之所趣办，缮部之竹木，兵曹之子粒，多所停罢，则祖训所谓忧民者，明诏得之矣。又曰：“内府各衙门供应钱粮，朕加意节省，自有余”。又令户工二部科道，稽查各监局库段疋军器香蜡等物，祖训所谓内府设局，与《周礼》天官之义合者，明诏得若矣。若夫求贤纳谏，不一而足。凡可以正士习，纠官邪，安民生，足国用等项长策，仍许诸人直言无隐。此即祖训所谓防壅蔽而通下情也。然则与皇祖之训，盖无不相符契者。宜天下之人，如蹶而起，如聩而闻，含齿戴发，靡不拭目以观德化之成也。顾愚生犹惓惓于皇上之绎思者。实臣子忠爱之忱不容已耳。书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历年，式勿替有殷历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愚窃以为今日圣天子颂焉。

问：我祖宗列圣，世有实录。表年纪事，撰述功德，以为信史。迩者皇上深诏近臣，纂修世宗肃皇帝实录，载笔之臣，必能仰体宸衷，勒成巨典。然窃以先皇帝享国最久，年载旷悠，又无前代记注之书，编摩搜辑，成一家之言，若有未易然者矣。夫实录之名，何所起欤？

抑古之论史，每难其事。昔刘子玄与宰相言二史不注起居，而欧阳永叔论日历之废，盖近代为史之通患。而子玄又谓史有三长。至曾子固序《南齐书》，其论美矣。二子之言，后世多称之，可得而备述欤？

兹者先皇帝汇进史馆，当下之学官，诸士子皆得而与知者。宜以所闻著之于篇，其毋让焉！

经纶世道者，立一时之功；纂述先猷者，垂百世之训。大哉国史，所从来久矣。上古帝王，继天立极，功德与天地同流，其不可传者，与化而往矣；其可传者，独赖有史以存之。故巍然焕然之迹，亦与天地而同久。虽在千百世之下，而神明之号，天下之人皆得指而称之，何者？其托于史者无穷也。夫垂徽名而记往号，昭邃古而示方来，史之所系，其重如此。迩者明诏纂修我世宗肃皇帝实录，通行海内，博采遗事。明问特举以策诸生，敢不具述所闻以对：

夫左右史以记言动，自夏殷以前已有之。周官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皆史官之职事。而诸侯各有国史。迄于战国纷争，秦灭典籍，而史官尚存。汉武帝以司马氏为太史。东京则班固为兰台令史，刘珍等著述东观，皆天下之选。故《史记》、两《汉书》，冠绝后代。自后史馆著作，莫不妙简其人，虽其文辞不能方驾前古，亦各一时之美。而陈寿以下，悉仿汉书之体，往往类萃诸家别录，而断代以为正史。正史之外，自唐武德间，房【房原刻误作「唐」，依大全集校改】玄龄、许敬宗、敬播等，相与立编年之体，而实录之名自此始。太宗以下十五帝，每至易位，必纂实录。惟独宣、懿之后，以乱故缺。然及五季、宋元，皆因之。而后之为史者，以之为依据。至我朝列圣相承，一如前代故事，每世必命纂修。固已敷宣景耀，崇阐大猷，金匮之藏，永世作典。祖宗之洪业，真与天地永久矣。

我皇上嗣登宝位，甫当朝庙之日，即降纶音，特命纂修实录，天下皆仰圣人孝思罔极，继志述事之大也。洪惟我世宗肃皇帝以上圣之资，抚中兴之运，上比列圣二祖五宗，飨国独为长久。嘉靖以来四十五年，振古之事，旷世之勋，特异畴昔。包括旁罗，错综铨次，在于今日，实为重难。尝考国初犹设起居注。而《大明日历》、《圣政记》，则学士宋濂所撰。其序以为幸得日侍燕闲，十有余年，书之颇为得实。使他日修实录者，有所采掇，以传信于来世。自起居之官不设，而史馆论撰亦鲜，则今之修史，可以藉手者盖寥寥矣。夫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台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史家所因，惟有博采。自司马氏犹取《左氏》、《国语》、《世本》、《战国策》；班书则世皆以为司马迁、王商、扬雄、歆、向之笔。自古以来，未有不裒聚众家而成者。故唐宰相撰《时政记》，史官撰日历。而宋则宰相主监修，学士主修撰，两府撰时政，三馆修起居注。此等之类，今并废缺，而欲以责成于一旦，盖因仍者之易为力，而创造者之难为功也。

我先皇帝大制作，大建置，固昭然揭诸日月，天下之人所共知之。若夫深宫秘庭，动静起居，羣臣不能记也。圣性之渊懿，圣德之精微，如尧之安安，如舜之浚哲，羣臣不能测也。至于类取诸司供报，博采羣臣墓铭家状，夫进退百官，剖决章奏，裁处万几，钱谷甲兵四夷之事，百官有司典籍虽在，视诸故府，似乎有征，然曹分局别，岁殊月改，缀缉穿联，欲无抵牾，固亦劳矣。而一时臣工人品之淑慝，心迹之疑似，殊功伟德非常之事，奸宄凶慝梼杌嵬琐之形，墓志家状不足尽也。盖古之为史者，易于有所因；虽迁、固之才，不能无因而为也。今之为史者，难于无所述；虽有迁、固之才，无以自见矣。

当唐、宋之世，史官尚未放失。而刘子玄为萧至忠言五不可：其一谓汉郡国上计太史，以其副上丞相，后汉羣臣所撰，先集公府，乃上兰台，故史官载事为广；今史臣惟自询采，二史不注起居，百家弗通行状。若今之起居废失，得无如刘子玄之所论乎？欧阳修以为史官职废，其所撰述简略，百不存一，至于事关大体，没而不书，加以时政、日历、起居注，例皆积滞相因，故追修前事，岁月既远，遗失莫存，圣人典法，遂成废坠。若今之追修积滞，得无如欧阳修之所论者乎？

然则所贵良史裁酌体例，旁采异闻，考求真是，发愤讨论，使归于一。古人有言：“所见异词，所闻异词，所传闻异词”。先朝之事，尚在所见，则已异于所闻与所传闻远矣。抑尝读武帝本纪，诸志、表、传，皆史迁当时撰述。而班固、陈宗、尹敏、孟冀，共成光武本纪，后汉例传、载记。当时纪志，盖不废也。自实录【实原刻误作「宝」，依大全集校改】专行，则纪志殆废。此尤史家之阙典。窃以为实录之外，宜用拟古迁、固之书，此不当待后世而定也。先皇帝大礼、郊祀、九庙、明堂、先圣祀典、籍田、亲蚕、章服、礼仪、河渠、刑法，诸所兴建，散入纪年，难以会通。当令首尾贯串，包络汇萃，可仿司马迁八书而为之。宰相百官，报罢不常，可仿公卿志、表为之。羣臣之善恶，四夷之叛服，则列传、载记皆不可废。此即一代之史，非直俟数百年之后而为也。徒恃实录一书，所轶多矣。此方今史馆之所当议者也。

愚又谓汉史成于班固，唐历缉于吴兢、柳芳、崔巍，唐书成于吴兢、韦述、于休烈、令狐峘，宋国史凡三书，后洪迈复请合为九朝，而续通鉴长编，成于李焘。本朝二百年，历列圣而未有统会之史。此亦方今史馆之所当议者也。

抑刘子玄又云：“史有三长，才、学、识。有学无才，如愚贾操金而不能殖货；有才无学，如巧匠无楩楠斧斤，不能成室；善恶必书，使乱臣贼子知惧，此为无可加者”。曾子固为《南齐书》目录序云：“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而后其任可得而称也”。噫！能如子玄之论，得为良史矣；若子固所称，则又追迁固而上之，盖唐虞三代之史官也。

兹者明诏采取遗事，诸生幸得躬逢其盛。惟时金马、石渠之彦，宜有其人。愚生草茅下士，独能诵习旧闻而已。述作大义，何敢僭及之！

问：古者国有大事，必合天下之议，所以集众思也。王通氏著续书，尝曰：“议，其尽天下之公乎？夫黄帝有合宫之听，尧有衢室之问，舜有总章之访，皆议之谓也”。黄帝、尧、舜尚矣！三代以下，惟汉近古。请举汉之议者，其或是或非，或罢或行，亦有可论者乎？

夫匡衡、张谭郊社之说何据？贡禹、韦玄成祖庙之议何本？

董仲舒、师丹之请建限田，何罢而不行？祝生、唐生之请罢监铁，何议而不用？

公孙卿、壶遂、司马迁改朔之议何取？贾让、关并、韩牧、王横治河之策孰得？

先诛先零之谋，何以卒从赵充国？罢边塞置吏卒之请，何以卒用侯应？

此皆汉之大事，而有国家者之所当考。昔韩退之“非三代、两汉之文不敢观“，诸士子皆通经学古，以待有司之求，必有能及之者。请言之以观所学。

欲尽天下之理者，必并天下之智；欲并天下之智者，必兼天下之谋。并智合谋，而天下之公尽矣；天下之公尽，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古者国有大事，常令议臣集议，不专于一人，不狥于一说，惟其当而已。是故大臣之言必用，小臣之论必庸，众思之集必绎，一夫之见必伸。故丘山积卑而为高，江河合水而为大，大人合并而为公。此古之帝王所以用天下之议也。王通氏论帝制恢恢乎无所不容，天下之危，与天下安之；天下之失，与天下正之。千变万化，而吾守中焉。故曰：“议，其尽天下之公乎“？

汉制，大夫掌论议事。有疑未决，则合中朝之士杂议之，自两府大臣，下至博士议郎，皆得尽其所见，而不嫌于以小臣与大臣抗衡，其道公矣。若明问所及，皆一时朝廷之大务。然非当时能询采博议，尽天下所欲言，何以粲然著于简策如此。请为执事言其略：

古之帝王，郊祀天地，以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以降天神。夏日至，于泽中之方丘，以出地祇。故祭天于南郊，就阳位也；祭地于北郊，即阴之义也。汉之郊祀，多袭秦故。武帝巡祭天地诸神名山，金泥石记，淫诬甚矣。成帝初，匡衡、张谭始建南北郊之议。以甘泉、河东之祠，非神灵之所飨，宜就正阳太阴之处。于是始作长安南北郊，罢甘泉、汾阴祠。汉二百年间，郊祀不经。文帝贤主，犹拜灞、渭之会。相如文士，独留封禅之书。匡衡能本周礼，正一代之大典，论者或恨其不能尽复三代郊祀、明堂、配天之文，然其所论建亦伟矣。

礼王者受命，为太祖以下五庙，而迭毁。毁庙之主，藏之太祖之庙。五年而再殷祭，则毁庙未毁庙之主，合食于太祖。父为昭，而子为穆，孙又为昭。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祖配之。以其始受命而王，故尊以配天。而不为立庙，亲尽也。太祖以下五庙，则亲尽迭毁，示有终也。汉之祖庙，至元始之际，大礼未备。贡禹始发之。韦玄成已议罢郡国庙，又本礼经所云，而建议如此。惟独以高帝为太祖之庙，而孝文以后，皆以承后属尽宜毁。故许嘉、刘向更议以文、武皆为宗。汉二百年间，祖庙无准。贾生通达，不著宣室之对；刘向博惟，附会家人之语。玄成能依古义，至一代之大法，论者犹疑其五庙七庙庙数之殊，然其所考据亦正矣。

自秦用商君之法，开阡陌，除井田之制。汉初不为限制。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赀数巨万，而贫弱愈困。故董仲舒欲稍近古，限民名田，以塞兼并之路。师丹言古之圣王，莫不设井田，然后可致太平。今未可详，请略为限。武帝方事四夷，内兴功利，宜未及此。而丁傅、董贤，隆贵用事，诏书虽下，亦寝不行。然至后魏孝文独用李安世均田之法，则仲舒、师丹之说其果泥乎？后之有天下者，能知此意，则井田虽未可复，而均田之法亦可少仿也。

自齐用管子之术，正盐筴，敛山泽之利。汉初以属少府。武帝用东廓咸阳、孔仅筦其利，郡国多不便。昭帝始诏贤良文学之士，问民所疾苦、教化之要。九江祝生等抗言，皆愿罢盐铁酒榷均输，毋与天下争利，示以俭约。而桑弘羊独以为国家大业，所以制四夷【夷原刻墨钉，依大全集校补】　　安边足用之本，竟不果罢。自此迄于永平，寻罢寻复。然后魏宣武尝采甄琛弛禁之表，则贤良文学之议其果迂乎？后之有天下者，能知此意，则盐筴虽未可废，而取利之法亦不当甚密也。

汉自袭秦正朔，晦朔月见，弦望满亏多非是。张苍明习历，而仍水德之谬；公孙臣建改朔，而信黄龙之诞；百年历纪之废甚矣。司马迁、倪宽等，始谓帝王创业，改制不复用传序，则今夏时也。三代之统，绝而不序。请定考天地四时之极，则顺阴阳，以定大明之制，为万世则。于是招致方土唐都，分其天部，洛下闳运筭转历，然后日辰之度与夏正同。昔孔子论为邦，言“行夏之时“，马迁之议，实本于此。此古今治历者之不能易也。

汉自武帝塞瓠子，其后河复数决，大为东郡害。平当领河堤，奏贾让之策；桓谭典羣议，集关并、韩牧、王横之论。一代治河之说备矣。贾让谓：古者立国居民，疆理土地，必遗川泽之分，度水势之所不及。大川无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为污泽；使水有所休息。因欲徙冀州之民当水冲者，决黎阳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东薄金堤，势不能复远泛滥。让之此策，视诸说最高。昔大禹治洪水，惟顺水之道，此古今治河者之所当知也。

夫中国之御夷【夷原刻墨钉，依大全集校补】狄，非以极兵势也，诚尽谋而已。西羗之反，朝廷发兵及屯田者六万人。酒泉太守辛武贤，欲分兵并出张掖、酒泉，合击??干幵。赵充国独以为虏【虏原刻墨钉，依大全集校补】即据前险，守浚阨，必有伤危之忧。独欲捐??干幵之罪，先行先零之诛以震动之。方是时，公卿议者不同。而充国独守便宜，玺书切责，坚不为动。卒不烦兵而自解散诸羗，罢骑兵，留屯田，以待其敝。大抵西羗之反，其萌在于解仇。充国急赴??干幵之约，使先零不得先其约，此所以坐而得胜弄也。故制夷【夷原刻墨钉，依大全集校补】之要，若使夷【夷原刻墨钉，依大全集校补】狄得缔其交，非中国之利也。

汉自单于入朝，加赐皆倍于黄龙时。既自以亲好，愿保塞上谷以西至炖煌，请罢边备塞，以休天子人民。时羣臣以为便。而侯应以为北边塞至辽东，外有阴山，东西千里，草木茂盛。本冒顿依阻其中，来出为寇。至武帝斥夺此地，攘之于幕北，设屯戍以守之。如罢备边戍卒，示夷【夷原刻墨钉，依大全集校补】狄之大利。夫雁海、龙堆，天之所以纪华夏也；炎方朔漠，地之所以限内外也。国家苟与夷【夷原刻墨钉，依大全集校补】狄共地利，而无藩篱之限，则中国坐而受其困。由此言之，中国之要害，所当固守而不可失也。

夫郊祀、宗庙、井田、盐铁、历律、河渠、夷【夷原刻墨钉，依大全集校补】狄，举汉之大事，而崇论竑议，槩具于此。今庙堂方有郊社宗庙之议，而天下田赋未均，监课折阅，历纪渐差授时之度，徐沛岁有治河之役，兀良哈之属夷【夷原刻墨钉，依大全集校补】翻为外应，受降城之故地，弃为虏【虏原刻墨钉，依大全集校补】巢，则此数者正今日之所宜考。毋谓汉卑而不足法，因是，而亦可以略追三代之遗文古义。所谓法后王者，谓此也。

问：六经之教，未尝专以仁为言，至《论语》一书，孔门之论仁始详。今观孔子之答问者数矣，而皆不同，何欤？

夫若然者，则仁宜可以人人而至也。然孔子之所许者盖鲜矣。当时惟称颜子“三月不违‘。若仲弓、冉有、子贡、公西华，门人之高第，令尹子文、陈文子，春秋之贤大夫，孔子概称之，而独不许以仁。顾惟于微子、箕子、比干而谓之「三仁」。于伯夷、叔齐而称为「得仁」。至管夷吾伯者之佐，而亦曰「如其仁」。抑又何欤？

夫以仁之难造如此，而又谓博施济众，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则仁与圣犹有等欤？

后之学者，皆以为孔子未尝言仁，而特与弟子言其用功之方耳。其果然欤？

如此，则果何以谓之仁乎？

士人自知学，即读《论语》，而不求其意，祗见诸说之纷纷，而无所取衷也。兹欲会而通之，必有至当不易之论。试言其大旨，以观自得之学。

甚矣，仁之难言也！非言之难，而体会之难。能体会之而自得之于心，则能以其所不同，而求其所同，以其所言，而知其所不言。虽圣人之于学者，随人异施，不可以一端求；会而通之，而至精至粹之理，一而已矣。夫惟天下之论仁者，病于不能自得之于心，而徒言之求，是以若彼其纷纷而不一也。执事发策，以孔子之言仁为问，欲观学者自得之学，愚生何知焉？虽然，《论语》一书，童而习之，敢不抚拾以对！

昔孔子传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志欲有所为于天下，而时不能用。退而追述三代之礼乐，序《诗》、《书》、《易》、《春秋》，以备王道，成六艺。夫子自以为教天下如此尽矣。夫子既没，而门人记其微言，以为《论语》。顾若稍不尽同于前古圣人者，盖其平日独以仁之一言为教，则皆先圣人之所未尝数数然者。虽其孙子思传之，亦不尽用其说。孟子稍稍言之，而复以仁义对举，又非若夫子当时之独指而专言之也。

盖尝思之：夫子以仁圣并称，而又有仁人之号，则其所谓仁者，夫亦以其人品之至精至粹而已矣。夫如是，故以仁圣并言之。而当时学者，虽其才器不同，而其学于圣人，固其志举欲造于至精至粹之地。是以诸子之问仁特详，而夫子之告之不一，要其因才成就，而使之造于至精至粹之地者，则一而已矣。世之君子，见诸子之问，而夫子告之其不同如此，遂疑其所谓仁者，支离而难合，散漫而不可求，而不知其所以至之者一也。

惟其才器不同，引而进之各异。譬之于水，其可以导之于江者，引之以至于江；导之于河者，引之以至于河；导之为淮、汉者，引之以至于淮、汉。及其不已而至于海，一也。夫子之门，颜子、仲弓、子贡、子张、樊迟、司马牛，人见其皆入闻夫子之道，而不知其才器相去远矣。然夫子皆不逆之，随人以为之成就，使此数子者能遵其教，而莫不可至于仁。是乃夫子之善教也。使是数子者，夫子独举其一而皆告之，是使樊迟而欲为颜子，夫子必不若是之诬也。

然而此数子者，亦皆可至于至精至粹之地者。何也？若孟子之所谓“伯夷圣之清，伊尹圣之任，柳下惠圣之和，孔子圣之时”也。伯夷、伊尹、柳下惠，夫岂方于孔子？顾谓之圣，则亦造于至精至粹之地而全矣。譬之于玉，为玫为瑰为琳为珉之不同，而追琢之成器一也。故夫子于微子、箕子、比干、伯夷、叔齐而皆谓之仁，岂可同哉？管夷吾者，能以功利之术使诸侯归齐，而不能勉其君至王也。而以为“如其仁”，管仲之仁，岂又与微子诸人可同日论哉？夫子之门人，可与语圣人者惟颜子，与夫子皆步皆趋皆言皆辨皆驰矣，而独所谓“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未能与化为一石。然亦已进于仁矣。夫子以「“用之则行，含之则藏”，与之同其出处，则所谓“克己复礼”者，盖以有天下之事告之，故以为“天下归仁”也。若仲弓，出门使民，而至于邦家无怨，则南面诸侯之任而已。颜子与仲弓，同居德行，而相远如此，其为仁者不同如此，而况子贡以下哉？子贡之聘于诸侯，所以有大夫士之交也。子张之问政，所以言“恭、宽、信、敏、惠”也。樊迟之不知礼义信以成德，所以言先难后获也。司马牛多言而躁，所以言讱言也。然于是数者而进之，岂不亦皆至于仁哉？夫人之才器有大小，至于至精至粹之地为难。故孟子以伯夷、伊尹、柳下惠为圣，而夫子亦以微子、箕子、比干、伯夷、叔齐为仁；夫子之所谓仁，孟子之所谓圣也。然数子者，夫子告之则如此，而造而至之实难。故虽果如子路，艺如冉有，不佞如雍，礼仪如赤，使之治国家，理人民，立朝着，夫子皆许之，而不许以仁。以其至于至精至粹之地为难也。当时之大夫，忠如子文，清如文子，使之事伯朝，去乱国，夫子皆许之，而不许以仁。以其至于至精至粹之地为难也。若夷、齐让国逃隐。微子、箕子、比干之或去或奴或死，积仁洁行，以自靖自献于先王，岂不至于至精至粹之地哉？管子者，圣人盖未之许，若曰其于仁者之功，特如之而已。然则是数子者，夫子特进之而已，终莫能至也。

夫仁之精微，与圣同极。而他日子贡问博施济众，乃以为何事于仁，而必以圣当之。似若夫子之优圣而劣仁；而不知其意盖以为博施济众者，圣人身外之事业；立人达人者，仁者切己之实功。子贡未可骤以唐虞之事许之，亦勉以忠恕而已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