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述

火郁甚于内，非苦寒沉降可治，则用升浮之药，佐以甘温，顺其性而从治之，如升阳散火汤是也。此皆发之之法也。土郁夺之；夺者，攻下也，劫而衰之也。如邪热入胃，用咸寒之剂，以攻去之。又如中满腹胀，湿热内甚，其人壮气实者，则攻下之。其或势盛而不能顿除者，则劫夺其势而使之衰。又如湿热为痢，有非轻剂可治者，则或攻或劫，以致其平。此皆夺之之法也。金郁泄之；泄者，渗泄而利小便也，疏通其气也。如肺金为肾水上源，金受火烁，其令不行，源郁而渗道闭矣，宜整肃金化滋以利之。

又如肺气 郁，胸满仰息，非利肺气不足以疏通之。此皆泄之之法也。王氏谓渗泄解表利小便，为金郁泄之。

夫渗泄利小便，固为泄金郁矣，其“解表”二字，莫晓其意，得非以人之皮毛属肺，其受邪为金郁，而解表为泄之乎？窃谓如此，则凡筋病便是木郁，肉病便是土郁耶？且解表间于渗泄、利小便之中，是渗泄、利小便为二治矣。若以渗泄为滋肺生水，以利小便为直治膀胱，既责不在肺，何为金郁乎？是亦不通。故予易之曰：渗泄而利小便也。水郁折之；折者，制御也，伐而挫之，渐杀其势也。如肿胀之病，水气淫溢，而渗道以塞。夫水之所不胜者土也，今土气衰弱，不能制之，故反受其侮，治当实其脾土，资其运化。俾土可以制水而不敢犯，则渗道达而后愈也。或病势既旺，非上法所能遽制，则用渗水之药，以伐而挫之；或去菀陈 、开鬼门、洁净府，三治备举迭用，以渐平之。王氏所谓抑之，制其冲逆，正欲折挫其泛滥之势也。夫实土者守也，泄水者攻也，兼三治者，广略而决胜也，虽俱为治水之法，然不审病之虚实、久近、浅深，杂焉而妄施之，其不倾踣者寡矣。且夫五郁之病，固有法以治之矣，然邪气久客，正气必损；今邪气虽去，正气岂能遽平？苟不平调正气，使各安其位，复其常于治郁之余，则犹未足以尽其妙。故又曰：然调其气，苟调之而其气犹或过而未服，则当益其所不胜以制之。如木过者，当益金，金能制木，则木斯服矣。所不胜者，所畏者也。故曰：过者折之，以其畏也。夫制物者，物之所欲也；制于物者，物之所不欲也；顺其欲则喜，逆其欲则恶。今逆之以所恶，故曰，所谓泻之。王氏以咸泻肾、酸泻肝之类为说，未尽厥旨。（王安道）

《经》云：木郁达之。释者以达为宣吐；又云，用柴胡、川芎条达之。愚谓此不过随文训释，而于达之之意，犹有未尽。夫木郁即肝郁也。《素问》云：治病必求其本。郁证之起，必有所因，求其所因而治之，则郁自解；郁解，而达自在其中矣。矧木郁之证，妇人居多，其情性偏执；肝病变幻多端，总宜从其性，适其宜，而致中和，即为达也。彼若吐若升，止可以言实，未可以言虚。今人柔脆者恒多，岂可概施升吐哉？若火土金水四郁，古人注释，虽于经义未悖，然亦止可以言实、言外因，未可以言虚、言内因也。盖因郁致疾，不特外感六淫，而于情志为更多，治当求其所因，则郁自解；郁解，则发、夺、泄、折，俱在其中矣。因者，病之本；本之为言，根也，源也。（《吴医汇讲》）

木郁宜达。若气陷不举者，发即达也；气壅不开者，夺即达也；气秘不行者，泄亦达也；气乱不调者，折亦达也。火郁当发。若元阳被抑，则达非发乎？脏腑留结，则夺非发乎？肤窍闭塞，则泄非发乎？津液不化，则折非发乎？且夺者，挽回之谓，大实，非大攻不足以荡邪；大虚，非大补不足以夺命，是皆所谓夺也。折者，折中之谓，火实则阳亢阴虚，火虚则气不化水，制作随宜，是皆所谓折也。○凡五气之郁，则诸病皆有，此因病而郁也。至若情志之郁，则总由乎心，此因郁而病也。第自古言郁者，但知解郁顺气，通作实邪论治，兹予辨其三证，庶可无误。盖一曰怒郁，二曰思郁，三曰忧郁。如怒郁者，方其大怒气逆之时，则实邪在肝，多见气满腹胀，所当平也。及其怒后而逆气已去，惟中气受伤矣，既无胀满疼痛等证，而或为倦怠，或为少食，此以木邪克土，损在脾矣。是可不知培养而仍加消伐，则所伐者其谁乎？此怒郁之有先后，亦有虚实，所当辨治者如此。○又若思郁者，则惟旷女嫠妇，及灯窗困厄，积疑任怨者皆有之。思则气结，结于心而伤于脾也。及其既甚，则上连肺胃，而为咳喘，为失血，为隔噎，为呕吐；下连肝肾，则为带浊，为崩淋，为不月，为劳损。

若初病而气结为滞者，宜顺宜开；久病而损及中气者，宜修宜补。然以情病者，非情不解，其在女子，必得顺遂而后可释；或以怒胜思，亦可暂解。其在男子，使非有能屈能伸，达观上智者，终不易却也。○又若忧郁者，多以衣食之累，利害之牵，及悲忧惊恐而致者。盖悲则气消，忧则气沉，必伤脾肺；惊则气乱，恐则气下，必伤肝肾。此其戚戚悠悠，精气但有消索，神志不振，心脾日以耗伤，凡此皆阳消之证，尚何实邪？而再加解散，其与鹭鸶脚上割股者，何异也！（张景岳）

东方生木，木者生生之气，木郁则火亦郁矣。火郁则土郁，土郁则金郁，金郁则水郁，此五行相因，自然之理。予以一方治其木郁，而诸郁皆愈。一方者何？逍遥散是也。方中柴胡、薄荷二味最妙，盖木喜风，风摇则舒畅。甚者加黄连以治心火；吴萸气臊，肝之气亦臊，同气相求，而佐金以制木，此左金之所以得名也。然犹未也。一服之后，继用六味地黄汤，加柴胡、芍药以滋肾水，俾水能生木。逍遥散，风以散之也；地黄汤，雨以润之也。木火之郁既舒，木不克土，土亦滋润，无燥 之病，金水自相生矣。予谓一法可通五法者如此，岂惟是哉！推之大之，其益无穷。凡寒热往来，似疟非疟，吐酸嘈杂，胸 胁痛，小腹胀闷，黄胆瘟疫，疝气飧泄等证，皆对证之方也。推而至于伤风、伤寒、伤湿，除直中外，凡外感者，俱作郁看，以逍遥散加减出入，无不获效。如小柴胡汤、四逆散、羌活汤，大同小异，然不若此方之附应也。神而明之，变而通之，存乎人耳！（《赵氏医贯》）

《内经》论“木郁达之”五句，治郁之法最详。所谓郁者，清气不升，浊气不降也。然清浊升降，皆出于肺，使太阴失治节之令，不惟生气不升，收气亦不降，上下不交，而郁成矣。故《经》云：太阴不收，肺气焦满。又云：诸气 郁，皆属于肺。然肺气之布必由胃气之输，胃气之运必本三焦之化，甚至为痛、为呕、为胀、为利，莫非胃气不宣，三焦失职所致。故五郁之中，金木尤甚。前人用逍遥散调肝之郁，兼清火滋阴；用泻白散清肺之郁，兼润燥降逆。要以木郁上冲即为火，金郁敛涩即为燥也。（季楚重）

郁之为病，非止一端：有郁久而生病者，有病久而生郁者，有误药而成郁者。故凡病属郁，古人立越鞠丸以治之。王节斋云：气虚者，兼用四君；血虚者，兼用四物；挟痰者，兼用二陈，得其要矣。（罗赤诚）

郁证，多缘于志虑不伸，气先受病，故越鞠、四七，始而立也。郁之既久，火邪耗血，岂苍术、香附辈能久服乎？是逍遥、归脾继而设也。然郁证多患于妇人，《经》谓二阳之病发心脾，及思想无穷，所愿不得，皆能致病。为证不一：或发热头痛者有之，喘嗽气乏者有之，经闭不调者有之，狂癫失志者有之，火炎失血者有之，骨蒸劳瘵者有之， 疽生虫者有之。治法总不离乎逍遥、归脾、左金、越鞠、四七等方，参究新久虚实选用。（张路玉）

归脾汤，治脾而开郁；逍遥散，治肝而疏郁，二方为治郁妙剂，他药恐消耗元气，宜慎用之。（《折肱漫录》）

郁证主于开郁，开郁不过行气，行气则用香燥。然有香燥过多，因而窍不润泽，气终不行，郁终不开者，宜用养血药以润其窍，利其经，香附、川芎不足恃也。（吴篁池）

治郁之法，多以调中为要者，盖脾胃居中，心肺在上，肾肝处下，四脏所受之邪过于中者，中先受之。况饮食不节，寒暑不调，停痰积饮，而脾胃亦先受伤，所以中焦致郁恒多也。治宜开发运动，鼓舞中州，则三阴、三阳之郁，不攻自解矣。（《证治汇补》）

《经》言五郁之发，乃因五运之气太过不及，遂有胜复之变。由此观之，天地且有郁，况于人乎！故六气着人，皆能郁而致病。如伤寒之邪郁于营卫，暑湿之蕴于三焦，疫邪之客于膜原，风、寒、湿三气，杂感而成痹证。总之，邪不解散即谓之郁，此外感六气而成者也。七情之郁，如思伤脾、怒伤肝之类，其原总由于心，情志不遂，则郁而成病，其证心脾肝胆为多。治有清泄上焦郁火，或宣畅少阳，或开降肺气，及通补肝胃、泄胆补脾、宣通脉络诸法。若热郁至阴，则用咸补苦泄。

夫郁则气滞，久必化热，热郁则津液耗而不流，升降之机失其常度，初伤气分，久延血分，而为郁劳沉 。用药以苦辛凉润宣通，不投燥热敛涩呆补，此治疗之大法也。且郁则气滞，其滞或在形躯，或在脏腑，必有不舒之证。盖气本无形，郁则气聚，似有形而实无质，如胸膈似阻，心下虚痞，胁胀背胀，脘闷不食，气瘕攻冲，筋脉不舒等候。医家误认有形之滞，破气攻削，迨至愈治愈剧，转方又属呆补，此不死于病，而死于药矣。不知情志之郁，由于隐曲不伸，故气之升降开阖，枢机不利，虽《内经》有泄、折、达、发、夺五郁之治，犹虑难全。故《疏五过论》有尝富后贫，故贵脱势，总属难治之例。盖郁证全在病者能移情易性，医者构思灵巧，不重在攻补，而在乎用苦泄热而不损胃，用辛理气而不破气，用滑润濡燥涩而不滋腻气机，用宣通而不揠苗助长，庶几幸成。若必欲求十全之治，则惟道家有言，欲要长生，先学短死，此乃治郁之金丹也。（《临证指南》）

诸病久则气滞血凝而成郁结，治之各因其证，兼以解郁，郁滞一开，则气血通畅，而诸病自愈矣。今医治久病，每用本病之药而不效者，皆郁之故也。医不悟此，妄变他方，愈变愈讹，而病剧矣。此郁之治，当熟知也。（徐春甫）

脉候

郁火脉，极难看，大抵多弦涩凝滞，缘火不透发，则经脉俱为所遏，故多沉伏不出耳。（《己任编》）

凡沉细脉，人皆以为寒，或见其体弱，又误认为虚，不知郁脉沉细，前人已言之矣。（方星岩）

古人皆以结、促为郁脉，使必待此而后为郁，则郁证不多见矣。凡诊郁证，但见气血不顺，而脉不平和者，皆郁也。（张景岳）

郁脉，虽多沉伏结促，不为患也，所虑在牢革弦强不和耳。

盖沉、伏、结、促，有气可散，气通则和。若牢革弦强，则正气先伤，无气可散，即从事调补，尚难克效，况复误行耗气之药乎！所以郁证得弦强脉者，往往多成虚损也。（张路玉）

凡抑郁之病，用开郁药，而脉反洪大者，可不必虑，此病气已开也。（罗赤诚）

选案

予壮年因忧郁致疾，状如劳瘵，遍服补养诸方，其病愈重。后遇一名医，视之曰：尔乃郁疾，非虚损也。

用越鞠丸治愈。（《东阳文集》）

一妇无子致郁，经不行者三月，病患腹痛恶心，医云有孕，安胎行气止痛，服药不效。凡未申时即发寒热，腹中有块如弹子大者二、三十枚，翻腾作痛，行动水声漉漉，痛极呕吐酸水，吐尽则块平，而寒热除，痛亦不作，明日依然。又作疟治转剧。予诊左弦尺涩，右濡弱，尺同左。谓曰：此郁病也，岂有涩脉成孕之理。方以二陈、香附、山栀、抚芎、延胡、当归、红花，药进痛止，药止痛发，调治一月，不能除根。因令就黄古潭先生诊视，曰：此郁火病也，其原起于肝胆，肝主谋虑，胆主决断，谋虑不决则郁生，郁生则木盛，木盛则凌脾，脾伤则不能运化精微而生气血，故月水不来；金失母养，降令不行，木寡于畏，侮所不胜，故直犯清道而作吐，吐后诸证皆减者，木升而火熄也。方用黄 五钱，柴胡三钱，白芍二钱，甘草一钱，陈皮、贝母、枳实各五分，姜三片，一服而寒热除，再服而痛减吐止，水声亦绝。其夫喜曰：何神速也？复请命于先生，曰：寒热者，少阳胆也；吐酸者，厥阴肝也；痛而腹块翻腾者，火盛激动其水，如锅中汤泡沸腾也。吐多则肺金愈伤，故用黄补肺金为君，使得以制肝木；柴胡泻肝为臣，升发其胆火。《经》曰：木郁达之。夫木性上升者也，郁则不升，故用柴胡升发肝胆之清气，使冲开其郁结；过者折之，以其畏也，所谓泻之；补肺制肝，正谓此也。损其肝者缓其中，甘草缓中为佐；木位之主，其泻以酸，白芍于土中泻木为佐。病久生郁，郁久生涎，贝母、陈皮、枳实，开郁逐涎为使。然后金得其正，木得其平，土得其安，由是病去而愈速。前方用山栀降下之药，火势正炽，岂区区寒凉所能抑哉？轻者正治，重则从其性而升之，治病要识此意。（孙一奎）

一人久抱忧郁，如痴如呆，忽笑忽哭，口中喃喃，不思饮食，家人偶持炭过，大喜夺食，后遂为常，每日必食斤许，医用化痰清心之剂无功。予谓郁伤肝木，木火自焚，渐成焦腐，炭为木烬，同类相求。病可治者，喜在食则胃气犹存，但补心肝之气血，而去其痰涎自愈。（程仲华）

卷八·杂证汇参

疟

经义

夏伤于暑，秋为 疟。○夏暑汗不出者，秋成风疟。（《素问》）

哲言

牡疟，但寒不热，无汗寒栗，头痛，病属太阳。瘅疟，但热不寒，烦热自汗，病属阳明。风疟，先热后寒，恶风自汗，头痛，病属少阳。湿疟，先寒后热，身重呕逆，病属太阳。 疟，寒热间日一作，或三日一作，缠绵不已，病属少阴、厥阴。（《医阶辨证》）

身后为太阳，太阳者，膀胱寒水也。身前为阳明，阳明者，大肠燥金也。少阳之邪在其中，近后膀胱寒水则恶寒，近前阳明燥金则发热，故为寒热往来也。（李东垣）

疟病之寒战，乃内热将作，火冲其气，故凛凛而寒，非真冷也，不得以热药治之。（《己任编》）

疟发必有寒有热，有寒热之往来，适在少阳所主之界。偏阴则多寒，偏阳则多热，即其纯热无寒，而为瘅疟、温疟；纯寒无热，而为牡疟。要皆自少阳而造其极偏，补偏救弊，亦必返还少阳之界，阴阳两协于和而后愈也。疟邪如傀儡，少阳则提傀儡之线索，操纵进退，一惟少阳主张。（喻嘉言）

凡疟因于暑，人皆知之，不知夏令炎热，此自正气之宜，而人有畏热者，每多避暑贪凉，此因暑受寒，所以致疟。《经》曰：夏暑汗不出者，秋成风疟。义可知也。然又惟禀质薄弱，或劳倦过伤者，尤易感邪，此所以受邪有浅深，而为病有轻重。第以病因暑致，故曰受暑，而不知暑有阴阳，疟惟阴暑为病耳。至其病变，则有为寒证者，有为热证者，有宜散者，有宜敛者，有宜温者，有宜清者，其要在标本虚实，因证制宜斯尽善矣。其有云伤暑，而认暑为火者；有云脾寒，而执以为寒者，皆偏见也。○凡疟发在夏至后秋分前者，病在阳分，其病浅。发在秋分后冬至前者，病在阴分，其病深。发在子后午前者，此阳分病也，易愈。发在午后子前者，此阴分病也，难愈。○凡疟自阴渐阳，自迟渐早者，由重而轻也。自阳渐阴，自早渐迟者，由轻而重也。凡感邪深者，其发必迟，必使渐早渐近，方是佳兆。故治此疾者，春夏为易，秋冬为难。（《景岳全书》）

疟有一日一发者，有间日一发者。昔人谓一日者轻，间日者重，以为卫气不胜邪，非积二日，不能逐出风府也。然有间日一发而轻者，则邪微病微，必积二日，方能与卫气交争，迸出风府，不得以重论。○疟邪与瘟疫相似，但疫重而疟轻耳。（《医参》）

谚云：少不可弱，老不可疟。盖少年欲火正旺，阴水愈亏，老年气血衰微，不能任其寒热凌虐之状耳。（《见闻录》）

或问有疟发时而脉歇至，人事昏谵，疟退则神清而脉不歇至者，何也？答曰：疟发之时，邪气阻滞，则正气不能周流，故脉歇至。疟止邪散，正气复，则脉舒，故如常。疟发昏谵者，由热甚乱其神明故耳。（方星岩）

补编

疟疾有风、寒、暑、湿不同，治疗有汗、吐、下各异，方术百千，不能尽述。独无痰不成疟，无食不成疟，深得致疟之因。无汗要有汗，散邪为主；有汗要无汗，扶正为主，深得治疟之法。（《赵氏医贯》）

疟病一门，《巢氏病原》妄分五脏。后人谓其发明《内经》，深信不疑，而不知疟邪不从脏发。《内经》所无之理，巢氏臆言之耳。陈无择三因之说韪矣。乃谓夏伤于暑，秋为 疟者，不可专以此论，何其甘悖圣言耶？至论内因，抄袭巢氏心、肝、脾、肺、肾五疟立言，仍是巴人下里之音矣。张子和治疟，喜用汗、吐、下三法，自夸本于长沙。讵知仲景所谓汗下者，但从少阳之和法而进退其间，不从伤寒之汗下起见也。其可吐者，或用瓜蒂，或用常山苗，各有深义，亦岂漫然而吐之耶？且子和谓治平之时，其民夷静，虽用砒石毒药，以热治热，亦能取效，是何言欤？至东垣、丹溪，确遵《内经》夏伤于暑，秋必 疟之论，多所发明。而谓吴楚闽广之人，患疟甚多，阳气素盛之处，其地卑湿，长夏之时，人多患 疟霍乱泻痢，伤湿热也，此语诚为聪明绝世矣。然于《内经》之旨，尚隔一层。《内经》运气，暑与湿同推，不分彼此，曾何分南北乎？且丹溪所论十二经，皆能为病，固即《刺疟篇》之旨，曷不遵《金匮》推足少阳一经为主，坐令多歧亡羊耶。方书俱以温疟为伤寒坏病，与风疟大同，此言出于何典？至于牡疟，总无其名，统括于寒疟之内，误指寒疟为脏寒之极，故无热有寒，用姜、桂、附子温之。又有更其名为牝疟者，云久受寒湿，阴盛阳虚，不能制阴，所以寒多不热，凄怆振振，亦行温热之法，直是杀人不转睫矣。又谓暑疟即瘅疟，呕者用缩脾等药，从无有救少阳木火之邪如救焚者，适燕而南其指，抑何生民之不幸耶？○弦数者风发也，以饮食消息止之。仲景既云弦数者多热矣，复申一义云，弦数者风发，见多热不已，必至于极热，热极则生风，风生则肝木侮土，而传其热于胃，坐耗津液，阳愈偏而不返。此未可徒求之于药也，须以饮食消息而止其炽热，即梨汁、蔗浆生津止渴之属，正《内经》风淫于内，治以甘寒之旨也。（喻嘉言）

凡治疟当知标本，有标则治标，无标则治本，此最为治疟之肯綮。盖标以邪气言，本以正气言，夫邪正相争，所以病疟。凡疟之初起，本由邪盛，此当治邪，固无疑也。若或表散已过，久而不愈，则于邪正之间，有不可不辨矣。盖有邪者，证必猖炽，脉必弦紧，或头痛未除，或汗出未透。凡属形证有余者，即其病虽已久，亦必有邪未清，但觉有邪，犹宜兼标为治。若汗出已多，邪解已透，别无实证实脉可据，而犹不愈者，必由正气全虚，或以质弱，或以年衰，此当专治其本，但使元气恢复，则无不愈。设或不明标本，无论有邪、无邪，而但知攻疟，则害多矣！○治疟之法，若其久而汗多，腠理开泄，阳不能固者，必补敛之。无汗则腠理致密，邪不能解，必发散之。故曰：有汗要无汗，扶正为主。无汗要有汗，散邪为主，此大法也。盖疟本外邪，非汗不解，若不知善解其邪，而妄用劫剂，多致胃气受伤，宜以补剂为主，加减取汗。若邪在阴分，则下体最难得汗，补药力到，自然汗出至足，方是佳兆。○凡寒邪之自外入者，得汗即解，如伤寒之类是也。而惟瘟疟之候，则病有深浅不同，如病瘟者，虽有大汗，而热仍不退。病疟者，屡发屡汗，而疟犹不止。此其所感者深，故不能以一、二汗而即愈，或通身如洗而邪犹不能透。若此者，但当察其强弱，仍渐次再汗之，方得邪解。故不可谓汗后必无邪也，此但当以脉之紧与不紧，头身之痛与不痛，寒热之甚与不甚为辨耳。○古称治疟，凡将发之时，与正发之际，慎勿施治，必待阴阳并极，势平之后，然后治之；或于未发之先，迎而夺之。此说殊似不然，予近治疟，每迎其锐而击之，最捷最效。是可见古法之有不必泥者。（《景岳全书》）

疟由伏邪而成，当辨其六气中所伤何气，六经中病涉何经，若小柴胡专主少阳，岂能兼括哉？此证春冬间有，惟夏秋暑湿为患者居多。暑必挟湿，专伤气分，须分别其上焦中焦暑湿二气，何者为重？若暑热重者，专究上焦肺脏清气，疟发必热重寒微，唇舌绛赤，烦渴喜饮，其脉色自有阳胜之候，当宗桂枝白虎，及天水散加辛凉之品为治。若湿邪重者，当议中焦脾胃阳气，疟发虽热势蒸燔，然舌必有腻苔，渴喜暖汤，胸脘痞胀，呕恶，其脉色自有阳气不舒之状，当宗正气散及二陈汤去甘草加杏、蔻、生姜之类主之。必要阳盛于阴，而后配和阳之剂，方无贻累。倘证象两兼，则两法兼之可也。大凡是证，若邪轻正不甚虚者，寒热相等，而作止有时。若邪重正怯者，寒热模糊，来势必混而不分。邪浅则一日一发，稍深则间日一发，最深则三日一发，古称为三阴大疟，以肝脾肾三脏之见证为要领。其补泻寒温，亦不离仲景治三阴之法为根蒂，可知阳经轻浅之方，治之无益也。所云移早则邪达于阳，移晏则邪陷于阴，阴阳胜复，于此可参。

若久而不已，必有他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