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医汇讲

“心藏神，神有余则笑不休。”试即以“不休”二字味之，乃乐之过而失其正也。当此乐以忘忧之际，有放心而不知求其心，所藏之神不亦因之而涣散乎？至于恐能胜喜，其义维何？盖喜为心志，恐为肾志，水能制火，既济之道也。抑更有显而易见者，人当极喜之时，适有恐惧之事，猝然遇之，莫不反喜为忧者，惟以喜之情缓于恐，而恐之情急于喜也。是仅以水火克制之理言之，或近傅会，而不知胜复之道本乎人情，实有没相印合者。

卷六

恐伤肾思胜恐解

恐为肾之志，何即伤肾乎？盖“肾者主蛰，封藏之本”，喜静而不喜动，恐则气下，偏能动之，如张子和云：恐气所致，为骨酸痿厥，为暴下清水，为阴痿，为惧而脱颐，凡此诸症，非皆伤肾之明验欤？若善思者处此，即非常临之，自有定识，岂得以恐惧摇其意见哉？况思虑之志出乎脾，以思胜恐，亦即以土制水，论情论理，亦适符也。

卷六

思伤脾怒胜思解

脾志思而肝志怒，木能克土，此其理也，而曰伤曰胜，义亦显明。岐伯曰：“思则心有所存、神有所归，正气留而不行，故气结矣。”盖脾处中州而属土，喜健运而恶郁结，思则气结，故曰伤也。况思虽为脾志，而实本乎心，心者，脾之母也。今以多思而心营暗耗，母气既虚，则所以助脾者亦寡矣。若夫怒可胜思，不言而喻，尝见人熟思审处之时，忽有拂逆之加，一朝之忿，无不为已，前此之思之弗得弗措者，至此而无暇计及矣。此无他，亦惟人之常情，有缓与急而已矣。

卷六

怒伤肝悲胜怒解

肝为木脏，欲散而苦急。《经》曰：“肝气虚则恐，实则怒。”又曰：“怒则气上。”夫以将军之官，至刚之脏，复以嗔怒而助其气，是急也，非散也，故曰伤也。若夫悲者，有所哀痛而然也。《经》曰“悲则气消。”则当气逆之时，适以此消气者值之，谓之曰胜，谁曰不然。

或曰：四志所胜，皆与五行克制之理合，兹怒为肝志，何独非肺志之忧胜之，而云“悲胜怒”乎？盖喜怒忧思悲恐惊，其情有七，而五脏止有五志，故遗去悲与惊二者，以悲与忧相类，皆属不遂其心也，惊与恐相类，皆有所怯也，惟悲之情较急于忧，故其胜怒为更切耳。由是观之，即谓之忧胜怒，亦何不可。

卷六

忧伤肺喜胜忧解

肺为气主，忌乎 郁。《经》曰：“忧愁者，气闭塞而不行”，是忧能伤肺之由也。至于喜可胜忧，其义何居？亦考诸岐伯曰：“喜则气和志达，营卫通利，故气缓矣。”则以闭塞者而和缓之，岂不得谓之胜乎？然亦更有显明者，凡人有所忧愁，每多胸膈不舒，适逢欢快之事，即可情怀开旷，此尤情性之常，宁独火可胜金而已哉。

卷六

百合病赘言

此症行止坐卧皆不能安，自朱奉议以为伤寒之变证，后之注《金匮》者，或言属气，或言属血，论说纷纭，余窃以为皆未中肯。夫“百脉一宗，悉致其病”，乃本乎心神涣散也。心主脉，故心病而脉为之皆病矣。惟其心神涣散，故下文常默默，不能食，不能卧，不能行数句，无可奈何之态，皆所以形容百脉悉病之语。未经误治，病情如是者，乃为此病之正，故用百合而加生地黄汁，显为五志之火，消烁心阴，于是以此救之。《经》所云“津液相成，神乃自生”之意也。

此外因误治之变，而随症治之，如《金匮》所立数方，亦不过略举其概，以令人隅反；设未用汗、吐、下三法，而曾或寒、或热、或补、或泻之药以误治者，治法亦宜权变，惟在法古者之引伸触类耳。赵以德《衍义》云：“病多从心主，或因情欲不随，或因离绝菀结，或忧惶煎迫，致二火郁之所成”，最为切当。惜其有见及此，而未明言心神涣散之故，注中反杂以热毒瘀血等解，殊为白璧之瑕。昔张路玉治孟端士太夫人此病，用生脉散加百合、茯神、龙齿，稍兼黄连而病愈，盖以百合摄神之法而推展之，洵为能读仲景书者矣。第安神之药不一，而专取乎百合者，因其形象心，瓣瓣合抱，取其凝合涣散之心神，由是而百脉皆利矣。尝阅《中吴纪闻》云：百合乃蚯蚓所化，张路玉亦曾亲见，于包山土罅中，有变化未全者，大略野生百合，蚓化有之。夫蚯蚓性动而专通经络，及至变而为百合，则由动而静，由散而合，用为主治，即此意耳。且百脉悉病，则病变百出，非经文数症之所能尽；设或症不尽合乎经文，而遇病态类此者，亦宜体会其意而推测之，不可泥定下文数症也。当明欲食不能食等句，乃无可形容之辞，病为神病，而难以形容，医者亦须神会，而非语言文本之所能罄者矣。景岳云：无形者，神也，变幻倏忽，换回非易，引《经》文“粗守形，上守神”二句，而叹安得有通神明而见无形者，与之共谈斯道哉。旨哉，是言也！向来注者，多以百合为消瘀血，然消瘀血者，乃赤花之山丹，非百合也。苏颂以病名百合，而用百合，不识其义。李士材曰：亦清心安神之效耳。士材能见及此，而未发明此症之机要，殊缺典也。

卷七

辨脾胃升降

余尝考治脾胃莫详于东垣，求东垣治脾胃之法，莫精于升降。夫升降之法易知，而升降之理难明。其在《经》曰：“脾胃为仓廪之官，五味出焉。”盖脾主生化，其用在于无形。其属土，地气主上腾，然后能载物，故健行而不息，是脾之宜升也明矣。胃者，水谷之海，容受糟粕，其主纳，纳则贵下行，譬如水之性莫不就下，是胃之宜降也又明矣。故又曰：“清气在下，则生飧泄；浊气在上，则生 胀。”夫清气何？盖指脾气而言，不然何以在下则飧泄也；其浊气何？盖指胃气而言，不然何以在上则 胀也。是非可为脾升胃降之一确证乎？由此而推，如仲圣所立青龙、越脾等方，即谓之升脾之清气也可；其所立三承气诸方，即谓之降胃之浊气也无不可。触类引伸，理原一贯，先圣后圣，其揆一也。考东垣所着补中益气、调中益气、升阳益胃各方，其论虽详于治脾，略于治胃，而其意则一脏一腑，升降各有主治，显然不可混者，其与先圣之理，又何尝相悖，而后先辉映，足以发明千古，良可师也。苟其颠倒错施，俾升降失宜，则脾胃伤，脾胃伤则出纳之机失其常度，而后天之生气己息，鲜不夭扎生民者已。余偶读东垣书，详究脾胃，以辨其升降之理如此。

卷七

气有余便是火解

昔贤有云：“气有余，便是火。”此当专以病气立论。若元气有不足，而无有余者也，何则？气化于精，精生于水谷，故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饥则气怯而倦怠，若饮食适宜，起居有节，始得元气充流，一昼一夜，正合一万三千五百息，为人身之常度，故圣人御气，如持至宝，非以气之易于不足乎？自夫风、寒、暑、湿、燥、火六淫之气，外侵营卫经府，阻塞正气流行出入之道，遂致腠理闭塞，胸腹痞满，二便不通，种种显病气有余之象，而元气已形内馁之机，医者但当察其所因，如风则用和，寒则用汗之类，即不致化火，而元气复矣。若治不中要，病气留着，则六者皆可化火，即热病为伤寒之类，而病机十九条，属热者多是也，故曰气有余便是火。即七情之病，亦莫不然，如喜太过，则喜气有余而心火炽，怒太过，则怒气有余而肝火炎，此尤当从脏气之阴阳虚实而调剂之，若执是说以往，不曰破气降气，即曰清火泻火，吾恐少火生气，一伤则俱伤，一败而难复，非卫生之道也，岂古人立言之旨哉！

卷七

东垣景岳论相火辩

东垣曰：“相火者，元气之贼也。”丹溪述之，景岳非之。论曰“情欲之火，邪念也，邪念之火为邪气，非相火之所为也。”二家之说俱有词障。夫相火者，肾中之真阳，禀自先天，为人生之根本，云为动作赖之以立，衰则病，息则死。

老子曰：“一”生二。”周子曰：“无极而太极，太极动静而生阴阳。”是相火一人身之太极也，太极不能无动，然动而有节，即是少火以生气，动而无制，则为壮火以害气，如水能浮舟，亦能覆舟，实一相火之所为，岂得另有邪火也？故人之喜怒爱惧，不过五藏之本志，男女大欲，则又万物之化醇，是皆天地间经常之理，原不至于伤生，惟狂荡无节，斯为害耳。然相火既定位于下焦，蒸腾发育，夫能使之理胜而安，欲胜而危者，则唯一心，故心为君火。《经》曰：“君火以明，相火以位。”又曰：“主不明则十二官危。”此其尤大彰明较着者也。《大学》正心，释氏降伏其心，养生者善治其心。

则推而极之，为圣贤，为仙佛，守而持之，康宁寿考。若舍君而言相，无怪乎或为元气之贼，或为生气之本，意旨岐趋，则泻火补阳，争门角立，党同伐异，欲为阐发前贤，恐先与《经》旨相谬。

卷七

古今元气不甚相远说

“五方风土异宜，古今元气不同”，医林每奉此二语为治病立方之要旨。以为西北高燥多寒，东南卑湿多热，高燥则筋骨劲强，卑湿则肌肉柔弱，此分情势之刚柔，非以判本原之强弱，故《内经·异法方宜论》、《五常政大论》，圣人早为详言之。至古今元气不同，则愚窃有说焉。皇古之世，寿称千百，荐绅先生难言之，或者书缺有间，未足征信欤？《尚书》载自帝尧以来，则皆彰彰可考，所谓元气之浓薄，必征诸寿数之短长，故古人之元气不可见，而古人之寿数有可稽。

唐虞三代，已不闻有数百岁之人，观之孔颜，尤明验也。仲师诞生于汉，为制方之祖，其用药也，不啻数倍于今，由其察脉真，审证确，任使精专，一汤日作数服，病愈或不终剂，盖有是病，必用是药，去疾务尽，断断然也，然非谓汉时气浓则可也。古者以百岁为上寿，七八九十者为老，递降而夭殇，自汉迄今，果有异欤？盖至诚无息，天地之体未有久而渐薄之理，惟天地无心于造物，人禀天地之气以生者，原各得此百年之用，而修短不齐者，人自有其浓薄耳，今古一辙也。不然，轩岐垂教，长沙祖述，岂专为一方一代而言哉？若谓今之人禀气日薄，则善乎徐洄溪有草木之性随之亦薄之论，此又不移至理也。自元气不同之说行，群以古法不宜于今，麻、桂虑其亡阳，姜、附畏其劫阴，柴、葛以升而代之，硝、黄以厉而制之，即偶然一用，不过数分，病则犹是也，药则不及矣，安能奏效乎？因是邪不去，正立亡，始之以谨慎爱之者，终之以因循害之也。故愚以为学人，当专务审证辨脉，既得证因之本，幸勿拘元气不同之见，当宗古人用药而稍减之，矫今人立方而增重之，庶几病气速除，生机不息矣。鼎也学识浅陋，有志未逮，书此以俟之。

卷七

四时皆有伤寒说

三阳伤寒，俱有表证，至于三阴，既无表证可据，而又不必一日太阳、二日阳明循经而传，卒然直中，无拘太少，今试有人卒然患得三阴条脉证，医者诊视，将不知目为何病，无论治之也。故有谓南地无伤寒者，非无伤寒，实有之而难于识，难于治也。寒者，天地之一气，《伤寒》者，举一以名书，一百一十三方，果皆治寒之剂哉？犹鲁史错举四时而名《春秋》也。窃谓伤寒一证，不特霜降以后，春分以前有之，即三时皆有之，不过因时易名，春温、夏暑，其证治已全具于三百九十七法中，在学人能通其变耳。是《伤寒》实备六气之治，厥后或专论温热，或专主三焦，或主心营肺卫，要不过《伤寒》中之一气一经，未足以窥全豹也。读书贵在参悟，不可如小僧缚律。如邪中三阴，不必皆寒，故三阴亦有热下证；直中三阴，多兼内伤，故三阴每多温补证。又况外感不出六经，内伤无过五脏，然则《伤寒》一书，并可以概杂病，何时何地无之哉？溯心源于长沙，当必沉潜反复于其书，犹必详审于无表证之治，则官墙虽峻，庶几可窥。

卷七

幼科似惊非惊辩

幼科惊症，自喻氏以食、痰、风、惊四字立名，大剖从前之讹，实为确论，叶香岩亦宗之。然更有未尽者，近多冬令气暖失藏，入春寒温间杂，小儿吸收其邪，先伤肺经，起自寒热气粗，延绵失治，渐从胞络内传，上部虽有微汗，而痰多、鼻煽、烦躁、神蒙，病家惶惧，辄云变为惊症，动用香开，妄投金石，以致阴液消亡，热势愈张，正不敌邪，肝风陡动，渐见肢牵、目窜、痉闭、发厥，势多倾败。若于病未猖撅之前，先以辛凉开肺，继以甘寒化热，佐以润剂降痰，两候自能痊可。此盖温邪陷入，阴液内耗，而动肝风，实非惊恐致病也。若误以惊药治之，恐幼稚之衔冤不少，故为之一辨。

卷七

痘科伏毒急于闷症说

痘之一症，先贤立论甚详。但近时气候变迁，竟有不同于向日者，莫甚于伏毒，而为时疠壅遏。初起寒热悠悠，腰腹并无痛楚，两潮而见点，亦色润而形单。并非要害之处，身热未解，得嚏便通。根窠虽立，不易掀发。一到三朝，神蒙气喘，斑点全无，唇不肿而口不渴，火伏内攻，迅如反掌，痘未退缩，即已喘闭告竭。虽多识者，进以芳香双解，大剂劫夺，一无奏绩，亦未如之何也已矣。

卷七

司天运气赘言

《内经·气交变大论》详言岁运，《六元正纪大论》详言司天在泉，而今似有不验者，何欤？盖岁运已分太少，而一岁之中，再分为五运，五运之中，又分主客，主客之中，又分太少司天在泉，再与间气分而为六，六气之中，又分主客，是每候中必有岁运与司天、在泉，及主运、客运、主气、客气六者矣。角、征、宫、商、羽，与风、火、湿、燥、寒，杂合于一时，变化靡穷。无怪执岁运之说者，司天在泉不验，执司天在泉之说者，岁运不验，执五运六气之说者，岁运与司天在泉皆不验，几疑古圣贤书为不可尽信矣。不知五运六气，《经》文虽逐一分言，而未及合参之理；然《天元纪》、《六微旨》二篇，论至天符岁会，则参合而言。如天符乃岁运，与司天相会，奉天行令而主半年，譬之相辅也，故曰执法也。故中其病者，危而速也。岁会乃岁运与年辰相会，犹为平气，而主一年，譬之方伯也，故曰行令也。故中其病者，徐而持也。至于太乙天符，则司天、岁运、年辰三者会合，偏盛极焉。故中其病者，暴而死也。吾侪在医喻医，如一方中纯寒纯热，其性自偏，服之未有不验者。其非天符、岁会之年，五行错杂，犹之一方中苦辛相制，寒热杂陈，则气味皆轻，自不觉其利害耳。天符、岁会如此，可知五运六气亦须参合以类推矣。《内经》未言及此者，提其纲而略其目也。

然余更有说者，《经》言中执法者，其病速而危；中行令者，其病徐而持；中贵人者，其病暴而死。曰中、曰其，乃指偏胜之时，即中此偏胜之邪，于是其病如斯，非泛言其年得病，无论风、寒、暑、湿、燥、火，一概如此断也。况偏胜之时，虽必有其邪，亦非举世之人而尽中之也。或起居不慎，或寒暖失宜，凡属外感皆然。再壮者气行则散，怯者着而为病，则是中其邪者，本非常有，何谓《经》文之不验耶？愚意以为运气之说如此。抑更有释天符太乙之说者，谓非一年之病皆然，当以得病之一日为言，如戊子日亦称天符，戊午日即为太乙，似乎近理，而与中、其二字，究隔一层，仍当作值其日而中其邪，或合以其年其日而中其邪，如此推之，窃谓断无不验者。

卷七

周身经络总诀（有小序）

治病须分经络，古人以经界喻之，犹夫射之的、御之范也。《灵枢·经脉》一篇，为我医所必读，惟是其文参差繁复，习者苦之。东垣编为歌诀，国朝汪 庵更为谐畅，可谓记诵无难矣。惟是熟此经脉，于逐经之起止循行虽己了了，而人之身体，每一处有两三经，或四五经，错综循及者，皆散见于各经之下，临证仓卒，未免或遗。烈不揣愚陋，窃以人身自巅至足，凡十二经络行及之所，汇而辑之。再奇经八脉，除带脉及阴阳维跷，皆简明易晓，可无纂辑外，其冲、任、督三经，亦为摘入。仿四六之体，编为俚句，而不拘拈对，不嫌粗俗，惟求便于记诵，俾人之身体四肢，一云某处，便识为某经某络，实为临证、辨经、分经、议治之快捷方式；但不敢曰熟此总诀，竟可置《经》文而不读也。譬之《本草纲目》，既已按药而治病，复有《本草类方》，为之按病以集方，二者纵横为用，尤为心目了然耳。

头上诸脉

盖闻手之三阴，从藏走手（手太阴肺，少阴心，厥阴心包），手之三阳，从手走头。（手少阳三焦，阳明大肠，太阳小肠）。足之三阳，从头走足（足太阳膀胱，阳明胃，少阳胆），足之三阴，从足走腹（足太阴脾，少阴肾、厥阴肝）。《灵枢》逐一而分言，兹乃合编而便读。膀胱之脉交于巅，肝与督脉会于巅，络脑须知膀督（惟欲便于诵读，故用简字诀，余仿此）。发际循乎胃脉，胃至额颅（发际下为额颅），胆抵头角。上额者督与膀胱（在内直上），出额者其惟肝脉（在外直出）。目系连于肝脉，心之支者，并系目之内角，名曰内 ，小支至而膀胱起，胃经还约于其旁（小肠之支者至目内 ，膀胱之脉起于目内 ，胃脉起于鼻之交 中，旁约太阳之脉，下循鼻外。约，一作纳）。目之外角名曰锐 ，胆接焦支（三焦之支者，至目锐 ，胆脉起于目锐 ）。小肠亦至目下为 （音拙），焦胆小肠而合至（三脉俱支者）。两旁为颊，大小肝焦而上下（夹面横骨为颊，大肠贯颊，小肠上颊，肝与三焦俱下颊，四脉亦俱支者）。小肠之支斜络于颧，督脉至于鼻柱，胃脉起于交 （即山根）。大肠之支挟鼻孔，而交中挟口（从下齿还出挟口，交人中，左之右，右之左，上挟鼻孔至迎香穴而终，交足阳明经），胃经之脉循鼻外，而挟口环唇。肝又环于唇内，胃又交于承浆（下唇陷中）。胃经之脉入上齿，大肠之支入下齿。颔前大迎，胃脉出而胆支下（ 下为颔，颔前一寸三分动脉陷中为大迎，乃胃经穴），颔下为颐，胃脉循而任脉上（胃脉循颐后下廉）。耳之上角，焦支出而膀支至，客主人穴，胆出走而胃脉过（耳前上廉起骨曰客主人，乃胆经穴，胆脉之支者，出走耳前，至目锐 后，胃脉上耳前，过客主人）。三焦之孙脉，出走客主人前（《灵枢》云：经脉为里，支而横者为络，络之别者为孙，此支之歧者，故曰孙脉，后仿此）。小肠与焦胆，三支并入耳中。胆脉焦支系于耳后，胆支胃脉循在颊车。（耳下曲骨为颊车）。咽有小心，脾肾之脉。（小肠脉循咽，心脉之支者挟咽，脾脉挟咽，肾脉至咽）。喉为胃支，肾脉之循（二脉循喉咙）。肝循喉后而入咽颡（肝脉循喉咙之后，上入咽颡，咽颡一名颃颡，在上 后）。脾连舌本而散舌下。肾脉挟乎舌本，胃支下在人迎（结喉旁一寸五分动脉）。此为诸阳之会，先须大略而陈。

在身诸脉

原夫脑后为项，膀胱督脉与焦支。两旁为颈，大小肠支同胆脉。肩 骨之前廉，大肠出之。肩后之下为膊，膀胱循也。焦胆小肠，交合于肩（会于大椎者为肩）。肾经督脉，并贯于脊。脊骨两旁第一行，相去各一寸五分，挟脊肉为膂，膀脉循之而挟脊。脊骨两旁第二行，相去各三寸，成片骨为胛（音夹），小肠绕而膀支贯。至于肩前，陷下名曰缺盆，焦胆胃肠并入其中。是以胆脉循胸，三焦布膻（上焦两乳中间为膻中）。乳内廉乃胃经直下，腋之中分，胆经包络（心包络亦有直者、支者之分，恐辞句繁复，故此处支者仅云包络，下文正脉，乃用心包二字以别之）。腋下为包络之过，心直下而肺横。出胁里为胆脉之循，心包出而肝经布。胁骨之下为季胁，须识胆经之过。脐下四寸为中极，当知任脉之起（任脉起于中极之下）。然而任脉当脐，冲胃挟脐。脾脉入腹，胃支循腹，肝脉上抵乎小腹，胆胃出入于气街（脐下毛际两旁动脉为气街，一名气冲，乃胃经穴），胆绕毛际（曲骨之外为毛际），肝环阴器。此在身躯之脉，所当胪列而明。

脏腑中诸脉

其在脏腑之脉，太阳与少阴为表里（手太阳小肠，少阴心；足太阳膀胱，少阴肾），少阳与厥阴为表里（手少阳三焦，厥阴心包；足少阳胆、厥阴肝），阳明与太阴为表里（手阳明大肠，太阴肺，足阳明胃，太阴脾），凡此六经，脉皆互络，手足同然，无烦详赘（如肺脉络大肠，大肠脉络肺之类，十二经皆仿此）。更有肺之一脏，心直上而肾直入，胃之一腑，肝脉挟而肺小循（肝脉挟胃，肺脉还循胃口，小肠之脉抵胃），心有肾支之络，肝有肾经之贯，脾支又注于心中，肺脉自起于中焦，心下有膈，惟膀胱为无涉，十有一经，皆上下而贯之（心下隔膜，遮隔浊气，不使上薰心肺，惟膀胱之脉挟脊抵腰中，入循膂，络肾属膀胱，故不贯膈）。此属脏腑之间，并须熟谙者。

手经诸脉

论乎肩肘之间，乃号为 （音柔，俗名大臂）。 之内廉有三，肺循前而心循后，包络恰循乎其问。 之外廉有三，小循后而大循前，三焦乃循乎其外。 下为肘，三焦上贯内廉、尺泽，包络入之（包络之支者，入肘内陷中尺泽穴），肺则下于内前，心又下于内后（肺脉下肘中，心脉下肘内，惟肺脉行前，心脉行后，心包行其中间为别），小肠出于内侧（两筋之间），大肠入于外廉。肘下为臂，包仍在中（即上文支者），大循上而小循下，心脉仍循内后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