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学案

不勉于行，则言日以精，行日以修，庶几君子之归，而不至骎骎陷入虚诞欺罔之域，则可无负于文公知行并进之训矣。君子小人之分，决于言行之相顾与否，言行之相顾不相顾，又于此心之知耻与否，吾徒其可不加警省，而徒以多言为能哉！

东发日钞

《孝经》视《论语》虽有衍文，其每章引《诗》为断，虽与刘向《说苑》、《新序》、《列女传》文法相类，而孝为百行之本，孔门发明孝之为义，自是万世学者所当拳拳服膺；他皆文义之细而不容不考，至晦庵疏剔了然矣。严父配天一章，晦庵谓孝之所以为大者，本自有亲切处，使为人臣子者，皆有今将之心，反陷于大不孝，此非天下通训，而戒学者详之，其义为尤精。愚按，《中庸》以追王大王、王季为达孝，亦与此章严父配天之孝同旨。古人发言，义各有主，学者宜审所躬行焉。若夫推其事之至极，至于非其分之当言，如晦庵所云者，则不可不知也。（《读孝经》。）

圣人言语简易，而义理涵蓄无穷，凡人自通文义以上，读之无不犁然有当于心者。读之愈久，则其味愈深，程子所谓：「有不知手舞足蹈，但以言语解着，意便不足。」此说尽之矣。故汉、唐诸儒，不过诂训以释文义，而未尝敢赞之辞。自本朝讲明理学，脱去诂训，说虽远过汉、唐，而不善学者，求之过高，从而增衍新说，不特意味反浅，而失之远者或有矣。至晦庵为《集注》，复祖诂训，先明字义，使本文坦然易知，而后择先儒议论之精者一二语附之，以发其指要。诸说不同，恐疑误后学者，又为《或问》以辩之。我辈何幸，乃获蒙成，敬受熟诵，体之躬行，庶不负先儒拳拳之意耳。近世辟晦庵字义者，固不屑事此；其尊而慕之者，又争欲以批注名家，浩浩长篇，多自为之辞，于经渐相远，甚者或凿为新奇，反欲求胜，岂理固无穷邪！（《读论语》。）

梁惠王问利国，孟子言利之害，而进以仁义之效；梁惠王问沼上之乐，孟子言独乐之患，而进以与民同乐；齐宣王问桓、文，则黜桓、文之无足道，而进以行王道；齐宣王有不忍一牛之心，则反复言之，而使推此心保四海；及教齐、梁以王道，又皆归之耕桑孝弟之实，无非因其机而诱进之，晦庵《集注》，已各发其旨趣之归，辞意暸然，熟诵足矣。（《读孟子》。）

《毛诗》注释简古，郑氏虽以礼说《诗》，于人情或不通，及多改字之弊，然亦多有足以裨《毛诗》之未及者。至孔氏《疏》义出，而二家之说遂明。本朝伊川与欧、苏诸公，又为发其理趣，《诗》益焕然矣。南渡后，李迂仲集诸家，为之辩而去取之，南轩、东莱、止斋诸家可取者，视李氏为径，而东莱之《诗记》独行，岷隐戴氏遂为《续诗记》，建昌段氏又用《诗记》之法为《集解》，华谷严氏又用其法为《诗缉》，诸家之要者多在焉，此读《诗》之本说也。雪山王公质、夹漈郑公樵，始皆去《序》而言《诗》，与诸家之说不同。晦庵先生因郑公之说，尽去美刺，探求古始，其说颇惊俗，虽东莱不能无疑焉。夫《诗》非《序》莫知其所自作，去之千载之下，欲一旦尽去自昔相传之说，别求其说于茫冥之中，诚亦难事。然其指《桑中》、《溱洧》为郑、卫之音，则其辞晓然，诸儒安得回护　而谓之《雅》音﹖若谓《甫田》、《大田》诸篇皆非刺诗，自今读之，皆蔼然治世之音。若谓「成王不敢康」之成王为周成王，则其说实出于《国语》，亦文义之晓然者。其余改易，固不可一一尽知，若其发理之精到，措辞之简洁，读之使人了然，亦孰有加于晦庵之《诗传》者哉！学者当以晦庵《诗传》为主，至其改易古说，间有于意未能遽晓者，则以诸家参之，庶乎得之矣。（《读毛诗》。）

《易》，圣人之书也，所以明斯道之变易，无往不在也。王弼间以老、庄虚无之说参之，误矣。我朝理学大明，伊川程先生作《易传》，以明圣人之道，谓《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长之理，进退存亡之道，备于辞，推辞考卦，可以知变，而象与占在其中，故其为传，专主于辞，发理精明，如揭日月矣。时则有若康节邵先生，才奇学博，探赜造化，又别求《易》于辞之外，谓今之《易》，后天之《易》也，而有先天之《易》焉，用以推占事物，无不可以前知者。自是二说并兴，言理学者宗伊川，言数学者宗康节，同名为《易》，而莫能相一。至晦庵朱先生作《易本义》，作《易启蒙》，乃兼二说，穷极古始，谓《易》本为卜筮而作，谓康节《先天图》得作《易》之原，谓伊川言理甚备，于象数犹有阙，学之未至于此者，遂亦翕然向往之，揣摩图象，日演日高，以先天为先，以后天为次，而《易经》之上，晚添祖父矣。愚按，《易》诚为卜筮而作也，考之经传无有不合者也。爻者，诚为卦之占；吉凶悔吝者，诚为占之辞，考之本文，亦无有不合者也。且其义精辞核，多足以发伊川之所未及，《易》至晦庵，信乎其复旧而明且备也。然吉者必其合乎理，凶悔吝者必其违乎理，因理为训，使各知所趋避，自文王、孔子已然，不特伊川也。伊川奋自千余载之后，《易》之以卜者，今无其法；以制器者，今无其事；以动者尚变，今具存乎卦之爻，遂于四者之中，专主于辞以明理，亦岂非时之宜而《易》之要也哉！若康节所谓先天之说，则《易》之书本无有也，虽据其援《易》为证者凡二章，亦未见其确然有合者也。其一章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曰此先天之卦画，于是尽改《易》中伏羲始作八卦之说，与文王演《易》重为六十四卦之说，而以六十四卦皆为伏羲先天之卦画。其法自一画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然生两、生四、生八、《易》有之矣，生十六、生三十二，《易》此章有之否邪﹖其一章援《易》言「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曰此先天之卦位也，于是尽变《易》中《离》南《坎》北之说，与凡《震》东方卦、《兑》西方卦之说，而以《干》南《坤》北为伏羲先天之卦位。其说以《离》为东，以《坎》为西，以《兑》、《巽》为东南、西南，以《震》、《艮》为东北、西北。然天地定位，安知非指天位乎上、地位乎下而言﹖南方炎为火，北方寒为水，亦未见《离》与《坎》之果属东与西，而可移《离》、《坎》之位以位《干》、《坤》也！《易》之此章，果有此位置之意否邪﹖且《易》之此二章，果谁为之也﹖谓出于孔子，孔子无先天之说也；谓出于伏羲，伏羲未有《易》之书也。何从而知此二章为先天者邪﹖《图》方画于康节，何以明其为伏羲者邪﹖然闻先天为演数设也。夫《易》于理与数，固无所不包，伊川、康节皆本朝大儒，晦庵集诸儒之大成，其同其异，岂后学所能知！顾伊川与康节生同时，居同洛，相与二十年，天下事无不言，伊川独不与言《易》之数，康节每欲以数学传伊川，而伊川终不欲。康节既没，数学无传。今所存之空《图》，殆不能调弦者之琴谱。晦庵虽为之训释，他日晦庵《答王子合书》，亦自有「康节说伏羲八卦，近于附会穿凿」之疑，则学者亦当两酌其说，而审所当务矣。伊川言理，而理者人心之所同，今读其《传》，犁然即与妙合。康节言数，而数者康节之所独，今得其《图》，若何而可推验！此宜审所当务者也。明理者虽不知数，自能避凶而从吉，学数者傥不明理，必至舍人而言天，此宜审所当务者也。伊川之言理，本之文王、孔子，康节之言数，得之李挺之、穆伯长、陈希夷，此宜审所当务者也。穷理而精，则可修己治人，有补当世；言数而精，不过寻流逐末，流为技术，此宜审所当务者也。故学必如康节，而后可创言先天之《易》；学必如晦庵，而后可兼释先天之《图》。《易》虽古以卜筮，而未尝闻以推步。汉世纳甲、飞伏、卦气，凡推步之术，无一不倚《易》为说，而《易》皆实无之。康节大儒，以《易》言数，虽超出汉人之上，然学者亦未易躐等。若以《易》言理，则日用常行，无往非《易》，此宜审所当务者也。（《读易》。）

孔子曰：「吾志在《春秋》。」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盖方是时，王纲解纽，篡夺相寻，孔子不得其位以行其权，于是约史记而修《春秋》，随事直书，乱臣贼子无所逃其罪，而一王之法以明。所谓拨乱世而反之正，此其为志，此其为天子之事，故《春秋》无出于夫子之所自道，及孟子所以论《春秋》者矣。自褒贬凡例之说兴，读《春秋》者往往穿凿圣经，以求合其所谓凡例，又变移凡例以迁就其所谓褒贬。如国各有称号，书之所以别也，今必曰以某事也，故国以罪之，及有不合，则又遁其辞；人必有姓氏，书之所以别也，今必曰以某事也，故名以诛之，及有不合，则又遁其辞；事必有日月，至必有地所，此记事之常，否则阙文也，今必曰以某事也，故致以危之，故不月以外之，故不日以略之，及有不合，则又为之遁其辞，是则非以义理求圣经，反以圣经释凡例也。圣人岂先有凡例而后作经乎﹖何乃一一以经而求合凡例邪﹖《春秋》正次王王次春，以天子上承天而下统诸侯，弒君、弒父者书，杀世子、杀大夫者书，以其邑叛、以其邑来奔者书，明白洞达，一一皆天子之事，而天之为也，今必谓其阴寓褒贬，使人测度而自知，如优戏之所谓隐者，已大不可，况又于褒贬生凡例邪﹖理无定形，随万变而不齐，后世法更深刻，始于敕律之外立所谓例，士君子尚羞用之，果谁为《春秋》先立例，而圣人必以是书之，而后世以是求之邪﹖以例求《春秋》，动皆逆诈亿不信之心，愚故私摭先儒凡外褒贬凡例而说《春秋》者集录之，使子孙考焉，非敢为他人发也。（《读春秋》。）

孟子生于周末，周室班爵禄之制，已不可得而闻，刘歆生于汉末，乃反得今所谓《周礼》六官之书，故后世疑信相半，如张横渠则最尊敬之，如胡五峰则最摈抑之。至晦庵朱先生折衷其说，则意周公曾立下规模而未及用。近世赵汝腾按「惟王建国，以为民极」数语，意周公作洛后所为，然亦不可考矣。惟程子谓有《关雎》、《麟趾》之意，然后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此为于其本而言之，学者明乎此，则不必泥其纷纷者。然窃意《周官》法度在《尚书》《周官》一篇，而未必在此书六典耳。今以先儒考订，聊笔其一二云。（《读周礼》。）

孔子之言，散见于经，不独《论语》也。他如庄、荀诸书，以及诸子百家，亦多传述，第记载不同，辞气顿异，往往各肖所记者之口吻，几有毫厘千里之谬。至《家语》，莫考纂述何人，相传为孔子遗书，观《相鲁》、《儒行》及《论礼乐》等篇，揆诸圣经，若出一辙。乃各篇中似尚有可疑处，盖传闻异辞，述所传闻又异辞，其间记载之不同，亦无足怪。或有竟疑是书为汉人伪托，此又不然。然尽信为圣人之言，则亦泥古太甚。夫去圣已远，何从质证﹖千载而下，傥有任道者出，体任微言，阐扬奥旨，与庄、荀及诸子百家所传述，节而汇录之，别为一书，其有功于圣门，匪浅鲜矣。（《读家语》。）

本朝理学，阐幽于周子，集成于晦翁。太极之图，易通之书，微晦翁，万世莫之能明也。肃襟庄诵之，为快何啻蝉脱尘涴而鹏运青冥哉！《通书慎动》一章，周子曰：「动而正曰道。」晦翁释之曰：「动之所以正，以其合乎众所共由之道也。」窃意慎动常有谨审之意，动而合乎正，是即为道，周子本意，恐亦止此。若谓合乎道，此动之所以正，是乃动而合乎道曰正，与动而正曰道，又成一意，恐因此而发明者耳。又《务实》一章，周子曰：「君子日休，小人日忧。」晦翁释之曰：「实修而无名胜之耻，故休。名胜而无实修之善，故忧。」窃恐小人未必知以无实为忧，果能忧其无实，是即君子之用心矣，何名小人。或者小人饰伪无实之心，自宜崎岖而多忧。《书》曰：「作德心逸日休，作伪心劳日拙。」周子之所谓忧，恐类《书》之所谓劳者耳。

孔子于性理，举其端而不尽言，或言之，必要之践履之实，固可垂万世而无弊。自心性天等说，一详于孟子。至濂、洛穷思力索，极而至性以上不可说处，其意固将指义理之所从来，以归之讲学之实用，适不幸与禅学之遁辞言识心而见性者，虽所出异源，而同湍激之冲，故二程甫没，门人高第多陷溺焉，不有晦翁，孰与救止！故二程固大有功于圣门，而晦翁尤大有功于程子。

本朝理学，发于周子，盛于程子。程子之门人，以其学传世者，龟山杨氏、上蔡谢氏、和靖尹氏为最显。龟山不免杂于佛，幸而传之罗仲素，罗仲素传之李愿中，李愿中传之朱晦翁，晦翁遂能大明程子之学，故以晦翁继程子，而次龟山于此，以明其自来焉。上蔡才尤高而弊尤甚，其于佛学，殆不止杂而已，盖其所资者僧总老，其后横浦张氏又复资僧杲老，一脉相承，非复程学矣，故以上蔡次龟山，以明源流益别之自始焉。和靖虽亦以母命诵佛书，而未尝谈禅，能恪守其师说而不变；且高宗中兴，崇尚儒学之初，程门弟子，惟和靖在，故以和靖次上蔡，以明斯道之硕果不食，而程门之学，固有不流于佛者焉。和靖力辩程门之《语录》为非，其后晦翁追编《语录》，又力辩和靖之说为非，然晦翁搜拾于散亡，其功固大，和靖亲得于见闻，其说尤的。今观程录，凡禅学之所有而孔门之所无者，往往窜入其间，安知非程氏既没，杨、谢诸人附益邪﹖是虽晦翁不敢自保，其于编录，犹深致其意，谓失之毫厘，其弊将有不可胜言者。然则和靖力辩《语录》之说，其可废也哉！

愚按，程门高弟如谢上蔡、杨龟山，末流皆不免略染禅学，惟尹和靖坚守不变。其后龟山幸三传而得朱文公，始裒萃诸家而辨析之，程门之学，因以大明。故愚所读先儒诸书，始于濂溪，终于文公所传之勉斋，以究正学之终始焉。次以龟山、上蔡，以见其流虽异而源则同焉。又次以和靖，以见源虽异而其流有不变者焉。次以横浦、三陆，以见其源流之益别焉。然上蔡、龟山虽均为略染禅学，而龟山传之罗仲素，罗仲素传之李延平，延平亦主澄心静坐，乃反能救文公之几陷禅学，一转为大中至正之归，致知之学，毫厘之辨，不可不精，盖如此，故又次延平于此，以明心学虽易流于禅，而自有心学之正者焉。延平《答问》，文公所亲集。延平之学，以涵养为工夫，以常在心目之间为效验，以脱然洒落处为超诣之地；文公之问，多本《论语》，多先孝弟，此皆学者所当熟味。

师道之废，正学之不明，久矣。宋兴八十年，安定胡先生、泰山孙先生、徂徕石先生始以其学教授，而安定之徒最盛，继而伊洛之学兴矣。本朝理学，虽至伊洛而精，实自三先生而始，故晦庵有伊川不敢忘三先生之语。震既读伊洛书，钞其要，继及其流之或同或异，而终之以徂徕、安定笃实之学，以推发源之自，以示归根复命之意，使为吾子孙，毋蹈或者末流谈虚之失，而反之笃行之实。（以上《读本朝诸儒理学书》。）

谢山《东发先生史■跋》曰：「东发先生《日钞》后一半即其文集也，别有《理度二朝政要》。近又得其戊辰《史■》，乃其为史馆检阅时所作，列传一杜范、一真德秀，一洪咨夔、一袁甫、一徐元杰、一李心传，凡六篇，疑即《日钞》中所阙二卷是也。先生所极称者杜丞相。其于《真文忠公传》，谓晚节阿附郑清之，大有微辞，与《理度两朝政要》所言互相证明。《政要》最推袁正肃公，而传中稍不满其论学。今《宋史真文忠公传》，颇釆公文以为蓝本。

◆东发学侣

山长黄虚谷先生翔凤

黄翔凤，字子羽，慈溪人，东发先生族弟也。尝为山长。本堂长子深乃其。学者称为虚谷先生。（补。）

知州陈本堂先生着

陈着，字本堂，鄞县人，习庵侄也。（梓材案：谢山《甫上族望表》，习庵为同谷陈氏，本堂为冥庵陈氏，世系已远，当是族子。然考谢山《答万编修府志杂问》云：「清容作《陈观墓志》，谓陈氏自居奉化以来，最著者为本堂，若习庵，自是吾鄞忠谏里文介公禾之裔。」似非一族，疑莫能定。）文天祥榜进士。贾似道当国，讽其及门，曰：「宁不登朝，不可屈节。」授安福令，改知嵊县。时嵊为戚畹所居，有司不得行其政，阙之者十七年，先生整葺之，威令肃然。及迁，后令李兴宗问政，答曰：「义利明而取予当，教化先而狱赋后，识大体而用小心，爱细民而化巨室，如斯而已。」嵊民乞留不得，祖帐塞路，至城国岭上，因名曰陈公岭。后知台州。（补。）

（梓材谨案：本堂先生，传不言其师承。谢山《学案札记》云「陈本堂当入《习庵学案》，以其为习庵侄也。第考其集，称述辅潜庵先先之说，盖亦为辅氏之学者，其不合于贾相，与东发同，故列于东发之后」云。）

本堂文集（补。）

人之为学，莫病于过，过则其归为老、庄；亦莫病于固，固则其归为告子，故君子必择乎中庸，而知性为难，知言为尤难。（《赠吴安仲》。）

夫人幸而儒其名，必儒其实。滔滔于中，与俗俱流，日荡而薄，于本心何在﹖至于朋呼俦引，区区小技，风月自命，妄立标榜，行行然无复余事，良可悲已。（《赠孙会叔》。）

学无止法，老当益惧。（《书山房图后》。）

道，天常也，常之外，安有道﹖外常以求道，妄而已。奚其儒，儒以身任道，道与儒有二乎﹖二儒与道，自太史公始。不知道而以家分之，流弊之极，至于谓可以乘云御风，骑鹤按鲤。吁，有是哉！（《题洞真观石后》。）

人之所学何事﹖亦惟言必有物，行必有常，而忠信笃敬为本。虚则易放，闲则易怠。（《参前亭记》。）

风景已非，月明犹在。（《与俞察院浙》。）

连年奔走山林，逃难以为苟活，先世一丝经脉，凛乎莫续。若曰待天下事定，然后为计，则水流已下，蓬遂其曲，何日可回！（《招单君范教子书》。）

《干》、《坤》纳纳，风雨萧萧，《习坎》心亨，遯世无闷，于此可以观人。（《答许宫讲》。）

人受血气而生，心统性情之妙，心不能不感于物，静不能不动于感，而性之欲出矣。欲所当欲，则亦天性也；欲非所欲，则血气之私也，欲其善恶之机乎！（《剡学讲义》。）

（梓材谨案：谢山所录《本堂集》十一条，今以其一条为陈先生洙立传于后，又移入《潜庵学案》一条。）

（云濠谨案：谢山《学案札记》云：「范楷有《蓬阆唱和集》，本堂为之跋。」

◆东发同调

吏部安先生刘（别见《广平定川学案》。）

◆东发家学（游、余三传。）

黄先生梦干

黄梦干，字祖勉，文洁之长子也。沈潜汲古，天性淡静。文洁峻肃，于人少可，而先生济以和平。同年丈人陈本堂见而谓文洁曰：「君家叔度之流也。」屈行辈与为亲家。宋亡，无仕进意。文洁避地宝幢，其山北精舍且就荒，先生重葺之，欲奉其父归讲学，未竟而病，亟还宝幢，竟卒。是年文洁亦卒。

处士黄先生叔雅

黄叔雅，字仲正，文洁次子。事母孝，居家无语笑声。待弟侄不使有忤意，持敬让以礼。宗姻乡党长者洽之，幼者慕之。其学汪洋畅整，经以载道，必考其精微幽显之委折，于史辨疆理、氏族、制度、官名之兴废，旁搜博征，曲而通，确而明，故为文辞纚属，不能以穷。将臻乎极，而始底于用，欲以名世者，不在仕进也。有司三奉科举令，卒不应试，而尝以其说授于其徒。延佑七年卒，年五十有四。（参《清容居士集》。）

（梓材谨案：黄晋卿志先生弟叔英墓云：「文洁三子，俱克绍家学。」而《深宁年谱》数弟子著名者，先生与焉。）

黄叔英，字彦实，文洁之子也。一以躬行为本。尝为晋陵、宣城、芜湖三学教谕，又为和靖、釆石两院山长。以家学教授闽、越间。与韩性相友善。受业其门者，皆卓然有立。学者称为戆庵先生。有《戆庵杂着》二十卷、《戆庵暇笔》三卷。

隐君黄尚絅先生正孙

黄正孙，字长孺，祖勉子也。本堂之，有学行。（补。）

（云濠谨案：黄文献志先生墓云：「年二十出为赘，居十有七年乃归。至正乙酉卒，年八十一。子二，长即隐君玠也。」又称其雅志恬静，年十二而宋亡，即绝意于仕进。晚自号尚絅翁，以见其志。）

隐君黄先生玠

黄玠，字孟成，祖勉之孙也。志尚卓然，不随流俗，躬行力践，以古圣贤为期。隐居教授，于书无不通晓。以讲学寓居弁山。所著有《弁山小隐集》、《知非■》。

◆虚谷门人

教授陈先生深（见下《本堂家学》。）

◆本堂家学

教授陈先生深

教授陈先生泌（合传。）

陈深，字汝资，四明人，本堂子。弟泌，字汝泉。陈夷白跋先生书其弟诗后曰：「余年二十许时，识汝泉翁，翁时年已五十余矣。越二十有七年，从其嗣子桱获视翁兄教授君所书翁十八岁时侍其先公秘监府君中秋饮酒所赋五言三韵七篇，盖翁以学问文章世其家业，而老苍峻洁之气，已见于少年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