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学案

尽数对。诏叛，安石亦以其言上之。

神宗一日尽释市易务禁锢保人在京师者，无虑千人，远近驩喜。神宗叹曰：「百姓富家犹不肯图小利，国家何必屑屑如此！若更在位数年，则躬自除之，不使后日议者纷纷。」

（梓材谨案：以上诸条皆晁景迂初见钦宗之言，其全文载《邵氏闻见后录》。邵氏云：「亦陈莹中尊尧之意也。」今所录者，字句似微有不同。）

□□□曰：「本朝因杨炎之税法，租庸调已并矣。近又纳义仓，是再租也。五等之民，岁纳役钱，是再庸也。常役则调春夫，非时则调急夫，否则纳夫钱，是再三调也。而又为举放利息之术，曰常平钱，曰预买钱，曰蚕盐钱，曰过月钱。其余尚有难以条举者。庙堂之所谟谋者，钱也；刑罚之所重而不赦者，钱也；文移之所急者，钱也。能催科者为贤，不能者为不贤，廉耻尽矣！」

刘元城曰：「汉大臣于人主前说人长短，各以其实，如匡衡谓朱云好勇，数犯法亡命，受《易》颇有师道是也。金陵亦非常人，其质朴俭素，终身好学，不以官爵为意，与温公同。但学有邪正，各欲行其所学，而诸人辄溢恶，谓其为庐杞、李林甫、王莽，故人主不信。此进言之过。」

又曰：「五帝之法尚不同，金陵乃欲以成、周之法行之今。祖宗所以不多为法令者，正恐官吏缘此扰民也。金陵欲行新法，恐州县慢易，故擢用新进少年，至于特旨、御前处分、金字脾子，一时指挥之类，纷纷而出，其枋必为奸臣所窃，天下欲不乱，得乎﹖」

又曰：「金陵三不足之说，谓『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此三句，非独为赵氏祸，为万世祸！人主之势，天下无能敌者，人臣欲之，必思有大于此者把揽之。今乃教之不畏天变，不法祖宗，不恤人言，则何事不可为也﹖」

又曰：「祖宗以仁慈治天下，至嘉佑末，似乎舒缓不振，故神庙必欲变法。金陵揣知上意，以一身当之，又有虚名，实行强辩，坚志不可动，反复诘难，使　人主从之乃已。□及元丰初，主德已成，天容毅然。正君臣之分，非熙宁比矣。」

吕荥阳曰：「王介甫解经，皆随文生义，更无含蓄。学者读之，更无可以消详处，更无可以致思量处。」

晁景迂上封事曰：「《三经》之学，义理必为一说，辞章必为一体，以为一道德，道德如是其多忌乎﹖古人谓『宁道孔圣误，讳言郑、服非』，正今日之患也。援释、老诞慢之说以为高，挟申、韩刻核之说以为理，使斯士浮伪惨薄。古人谓王衍清谈之害甚于桀、纣，致今日之害者，其罪又甚于王衍也。其《尚书》之说，如老不可敬，祸不足畏之类，诬经害教，阴贻天下之祸。王安礼为臣，言神宗皇帝天度高远，常患《三经义》未副其意，宣谕异日当别刊修，则今之承学之士，兢兢《三经》惟谨者，未必当神宗之意也。若其《字说》，则神宗本留中，不以列学官，近乃列之，破律乱常尤甚，果何等书也﹖」

又《答袁季皋》曰：「荆公戏明道曰：『伯纯纵高不过至十三级而止。』明道谢曰：『公自十三级而出，上据相轮，恐难久以安也。』」

杨龟山曰：「荆公在上前争论，或为上所疑，则曰：『臣之素行，似不至无廉耻，如何不足信﹖』且论事当问之是非利害如何，岂可以素有廉耻，劫人使信己也﹖夫廉耻，在常人足道；若君子，更自矜其廉耻，亦浅矣！盖廉耻，自君子所当为者，如人守官，曰：『我固不受赃。』不受赃，岂分外事乎﹖」

陈右司曰：「阴阳灾异之说，虽儒者不可泥，亦不可全废。王介甫不用，若为政依之，是不畏天者也。」

又曰：「学者非特习于诵数发于文章而已，将以学古人之所为也。自荆公之学兴，此道坏矣。」

吴叔扬曰：「《字说》，诗字从言从寺，谓法度之言也。诗本不可以法度拘，若必以法度言，然则侍者法度之人，峙者法度之山，痔者法度之病也﹖不知此乃谐声。」（《吕氏童蒙训》。）

刘静春曰：「介甫不凭注疏，欲修圣人之经；不凭今之法令，欲新天下之法，可谓知务，第出于己者，反不逮旧，故上误裕陵以至于今。后之君子，必不安于注疏之学，必不局于法令之文，此二者既正，则人材自出，治道自举。」

祖望谨案：此条最精。

倪氏《经鉏堂杂志》曰：「荆公《字说》以转注假借皆为象形象意，此其所以为徇也，若其间说象形象意处，亦自有当理者。新法若雇役，至今用之，东南为便，不见其害。前十年，海外四州守臣，奏民间愿从中州雇役，朝廷从之，当时一切力排之，所以其心不服。故曰：『憎而知其善，可也。』」

魏鹤山《师友雅言》曰：「王介甫错看膳夫一义，以为王者受天下之奉。后王黼等置应奉司，以成政、宣之祸，至于亡国，不知他经原无此义。古人只说恭俭，释经不可不严哉！」

又曰：「口率出泉，康成以汉制解经，三代安有口赋﹖又如国服为息，息字，凡物之生歇处，康成引莽法以注息字，古人原不取民以钱，土地所出原无钱。介甫错处，尽是康成错处。欧、苏以前，未尝有人骂古注，承其误以至此。」

又《周礼折衷》曰：「《周礼》国服之法，郑康成直以王莽二分之息解之。此自误引，致得荆公坚守以为成、周之法。当时诸老虽攻荆公，但无敢自郑康成处说破，推原其罪者。」

又曰：「荆公尝以道揆自居，而不晓道与法不可离。如舜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以其有道也。法不本于道，何足以为法！道而不施于法，亦不见其为道！荆公以法不豫道，故其新法，皆商君之法，而非帝王之道，所见一偏，为害不小。永嘉二陈所作《制度纪纲论》云：『得古人为天下法，不若得之于其法之外。』彼谓仁义道德皆法外事，皆因荆公判道法为二，后学从而为此说。岂知《周礼》一部，教忠教孝，道正寓于法中。后世以刑法为法，故流于申、商，以汉制没入家财为夺以驭贫，尤害理，三代安得有没入人臣家财之法﹖古者臣下去国，待放于郊，然犹爵禄有列于朝，出入有诏于国，三年然后收其田里，此所谓驭。」

又跋了斋《日录辩》曰：「古人自格物致知以至平治天下，初无二本，自本身征民以至考建质俟，初无二理。今曰『不通政事却深于经术』，又曰『其人节行过人甚多』，审如其说，是能格致诚正而不能行之天下国家，本诸身矣而庶民且不合，他可知也。此理晓然易知，而能惑世诬民于十九年间，以养成乱本，又能使绍圣以后，守其说而莫之改也，呜呼！」

林竹溪《鬳斋学记》曰：「和靖曰：『介甫未尝废《春秋》。废《春秋》以为断烂朝报，皆后来无忌惮者托介甫之言也。韩玉汝之子宗文，字求仁，尝上介甫书，请六经之旨，介甫皆答之。独于《春秋》曰：「此经比他经尤难。」盖三传皆不足信也。介甫亦有《易解》，其辞甚简，疑处甚缺。后来有印行者，名曰《易义》，非介甫之书。』和靖去介甫未远，其言如此，甚公。今人皆以断烂朝报为荆公罪，冤矣！然亦荆公有以招之。」

又曰：「郑溪西曰：『半山《字说》，不足为穿凿。许慎识文识字，而求义太□，是可谓之穿凿。半山未能别文字也。某有三语曰：「无义之理理之真，有义之理理之失，多义之理理之妄。」此言高矣哉！』」

祖望谨案：此说似未可据。

谢山《荆公周礼新义题词》曰：「《三经新义》，尽出于荆公子元泽所述，而荆公门人辈皆分纂之。独《周礼》则亲出于荆公之笔，盖荆公生平用功此书最深，所自负以为致君尧、舜者俱出于此，是固熙、丰新法之渊源也，故郑重而为之。蔡绦以为政和秘阁所藏，其书法如斜风细雨，定为荆公手迹。其后国学颁行之板，为国子司业莆田黄隐所毁，世间流传遂少，仅见王氏《订义》所引而已。荆公解经，最有孔、郑诸公家法，言简意该，惟其牵缠于《字说》者，不无穿凿，是固荆公一生学术之秘，不自知其为累也。盖尝统荆公之经学而言之，《易传》不在三经之内，说者谓荆公不惬意而置之，然伊川独令学者习其书。容斋记《毛诗》『八月剥枣』，荆公一闻野老之言辄改其说，则亦非任情难挽者。朱子于《尚书》推四家，荆公与焉，且谓其不强作解事。而《礼记》之方、马数家，亦禀荆公之意而为之者，至今《礼记》注中不能废。《尔雅》成于陆氏，而以其余为《埤雅》，既博且精，彼其门人所著尚有不可掩者如此。至若《春秋》之不立学官，则公亦以其难解而置之，而并无断烂朝报之说，见于和靖《语录》中所辩。予观《宋志》，荆公尝作《左氏解》一卷，则非不欲立，明矣。荆公又尝与陈用之，许允成解《论》、《孟》，然则去其《字说》之支离而存其菁华，所谓六艺不朽之妙，良不可雷同而诋也，而况是书又荆公所最属意者乎！」

又《记荆公三经新义事》曰：「荆公《三经新义》，至南渡而废弃。元佑时不过曰经义兼用注疏及诸家，不得专主王氏之解，所禁者，《字说》耳。独莆田黄隐作司业，竟焚其书。当时在廷诸公不以为然，弹章屡上。案《山堂考索》所载，元佑元年十月癸丑，刘挚言：『国子司业黄隐，学不足以教人，行不足以服众。故相王安石经训，视诸儒义说，得圣贤之意为多，故先帝立之于学，程序多士。而安石晚年《字说》，溺于释典，是以近制禁学者无习而已。至其经义，盖与先儒之说并存，未尝禁也。隐猥见安石政事多已更改，妄意迎合，欲废其学，每见生员试卷引用，辄加排斥，何以劝率学校！』同时吕陶亦言：『经义之说，盖无古今新旧，惟贵其当。先儒之传注未必尽是，王氏之解未必尽非。隐之诵记王氏《新义》，推尊久矣，一旦闻朝廷议科举，则语太学诸生，不可复从王氏。或引用者，类多黜降。诸生有闻安石之死，而欲设斋致奠，以伸师资之报者，隐辄忿怒欲绳以法，尤可鄙也。』于是上官均等皆乞罢隐慰公论。由此观之，元佑诸贤平心，亦已至矣。嗟乎！蔡京之欲毁《通鉴》，盖隐有以启之，韩忠献所云『鬼怪辈坏事』也。」　　　附传

左丞王先生安礼

王安礼，字和甫，荆公之弟。早登科，辟河东幕职转运使。吕公弼荐于朝，召对。适荆公当国，除著作佐郎、崇文院校书。破例特赐之坐。迁直集贤院，历知润与湖州，为开封判官。尝偕尹奏事，既退，独留访天下事，帝甚向纳。俄直舍人院、同修起居注。言：「自古大度之主，不可以言语罪人。苏轼以才自奋，今一旦致于理，恐后世谓陛下不能容才。」帝曰：「朕固不深谴也，行为卿贳之。」寻进知制诰。帝数失皇子，用太史言，欲徙民墓迫京城者，无虑数万，谏曰：「文王卜世三十，其政先于掩骼埋胔，未闻迁人之冢以利其嗣者。」帝恻然而罢。拜中大夫、尚书右丞。转左丞。徐禧永乐之败，帝始悟叹曰：「安礼每劝朕勿用兵，少置狱，盖为是也。」久之，御史张汝贤论其过，以端明殿学士出知江宁。绍圣初，还职，知永兴军。二年，知太原。卒，年六十二，赠银青光禄大夫。为人伟风仪，论议明辩，常以经纶自任，而阙略细谨，以故数诒口语云。（参史传。）

秘阁王先生安国

王安国，字平甫，亦荆公弟。自角，未尝从人受学，操笔为文，语皆惊人。神宗即位，近臣荐其才行，为武昌军节度推官，教授西京国子监。召对，神宗问：「安石秉政，物议如何﹖」对曰：「但恨聚敛太急，知人不明耳。」神宗默然。久之，除崇文院校书，改著作佐郎、秘阁校理。初，吕惠卿谄事荆公，先生恶之。一日，荆公与惠卿论新法于其第，先生好吹笛，荆公谕之曰：「宜放郑声。」先生曰：「亦愿兄远佞人。」惠卿深衔之，乃因郑侠狱陷先生，坐非毁其兄，放归田里，岁余而卒，年四十七。有文集六十卷。元佑中，复秘阁校理。（参《东都事略》。）

◆荆公讲友

文定曾南丰先生巩（别见《庐陵学案》。）

县令孙正之先生侔

孙侔，字少述，吴兴人。四岁而孤，七岁能属文。既长，读书多自得之。文甚奇古。内行孤峻，少许可，非其所善，虽邻不与通也。庆历、皇佑中，与王介甫、曾子固名闻江、淮。母病革，义不得仕。客居吴门、吴兴、丹阳、扬子间，士大夫敬畏之。刘原父知扬州，荐其居则孝悌，仕则忠信，足以矫俗扶世。诏试秘书省校书郎、扬州州学教授，不赴。英宗即位，沈遘、王陶荐其可备侍从，以忠武军节度推官知来安县。熙宁三年，韩维复荐之，以为常州团练推官，皆不受。介甫少与友善，兄事之。介甫为宰相，道过真州，先生待之如布衣时。（参《哲宗实录》。）

（梓材谨案：刘公是《杂录》云：「处士之有道者，孙侔、常秩、王令。侔，扬州人，好为古文章，尤方廉，不能与俗浮沈，而接物则恭以和。《实录》谓其晚年卞急，至于骂坐怒邻，异矣！」朱子为《刘子和传》，言子和之父娶长垣赵氏，实吴兴孙侔先生外孙女，读书能文，实生子和云。又案：林希为先生传云：「从其母家扬州，母亲教之。」又云：「庆历、皇佑间，与临川王安石、南丰曾巩知名于江、淮间。侔初名处，字正之。安石自序所谓『淮之南，有贤人曰正之，余得而友之』者也，则正之即先生矣。」）

◆荆公学侣

庶官宋先生保国

宋保国，不知何许人。荆公尝答其书曰：「使人之至，示以经解，副之佳句，勤勤如此，岂敢卤莽，以虚来旨﹖所示极好，尚有少疑，想荣从非久淹于符离，冀异时肯顾我，可以究怀未尔﹖」（参《临川文集》。）

（梓材谨案：先生盖荆公学侣，后入元佑党籍，《宋史》无传。）

◆荆公家学（庐陵再传。）

龙图王元泽雱

王雱，字符泽，荆公之子也。性敏甚，未冠，已著书数万言。年十三，得秦卒言洮、河事，叹曰：「此可抚而有也。使西夏得之，则吾敌强而边患博矣。」其后王韶开熙河，荆公力主其议，盖兆于此。举进士，调旌德尉。元泽气豪，睥睨一世，不能作小官。作策二十余篇，极论天下事，又作《老子训传》及《佛书义解》，亦数万言。时荆公执政，所用多少年，元泽欲预选，乃与父谋曰：「执政子虽不可预事，而经筵可处。」荆公欲上知而自用，乃以元泽所作策及注《道德经》镂板鬻于市，遂传达于上。邓绾、曾布又力荐之，召见，除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神宗数留与语，受诏注《诗》、《书》义，擢天章阁待制兼侍讲。书成，迁龙图阁直学士，以病辞不拜。荆公更张政事，元泽实导之。常称商鞅为豪之士，言不诛异议者法不行。荆公与明道程子语，元泽囚首跣足，携妇人冠以出，问父所言何事。曰：「以新法数为人所阻，故与程君议。」元泽大言曰：「枭韩琦、富弼之头于市，则法行矣。」荆公遽曰：「儿误矣。」卒时纔三十三，特赠左谏议大夫。（参史传。）

◆荆公门人

侍郎龚先生原

龚原，字深父，（云濠案：《宋史》列传作深之。）遂昌人。嘉佑八年进士。绍圣初，为国子司业，迁秘书少监，改起居舍人，擢中书舍人。徽宗初，为兵部侍郎。先生力学，以经术尊敬介甫，始终不易也。有《易传》、《春秋解》、《论语孟子解》十卷。（参《东都事略》。）

直讲王先生无咎

王无咎，字补之，南城人。第进士，为仪真主簿、天台令，弃而从王荆公学，久之，无以衣食其妻子，复调南康主簿，已又弃去。好书力学，寒暑行役不暂释，所在学者归之，去来常数百人。荆公为政，先生至京师，士大夫多从之游，然与人寡合，常闭门治书，惟荆公言论莫逆也。荆公上章荐其文行该备，守道安贫，而久弃不用，诏以为国子直讲，命未下而卒，年四十六。（参史传。）

县丞晏先生防

晏防，字宗武，临川人，丞相殊之侄。（云濠案：谢溪堂志先生墓云：「大丞相元献公，宗武叔祖也。」则当为侄孙。）幼学于王荆公。主崇仁簿、万载丞，行李萧然，遣家奴致米乃得归。赴调，卒于京。先生宽厚好学，安于义命，不可荣辱。所著有《侯门集》十卷、《俱胝集》一卷。（同上。）

右丞陆陶山先生佃

陆佃，字农师，山阴人。居贫苦学，夜无灯，映月读书。蹑屩从师，不远千里，受经于王荆公。入京，适荆公当国，首问新政，先生曰：「法非不善，但推行不能如初意，还为扰民，如青苗是也。」擢甲科，授蔡州推官。召补国子监直讲。荆公子雱用事，好进者坌集其门，先生待之如常。同王子韶修定《说文》。入见，神宗问大裘袭裘，先生考礼以对。神宗悦，用为详定郊庙礼文官。每有所议，神宗辄曰：「自王、郑以来，言礼未有如佃者。」加集贤校理、崇政殿说书。元丰定官制，擢中书舍人、给事中。哲宗立，去荆公之党。荆公卒，先生率诸生哭而祭之，识者嘉其无向背。徽宗即位，召为礼部侍郎。拜尚书右丞。谗者诋先生，名在党籍，罢为中大夫、知亳州，数月卒，年六十一。追复资政殿学士。先生著书二百四十二卷，于礼家、名数之说尤精，如《埤雅》、《礼象》、《春秋后传》皆传于世。（同上。）

侍讲吕原明先生希哲（别为《荥阳学案》。）

司成汪先生澥

汪澥，字仲容，宣州人。少从胡安定学。又学于荆公。熙宁太学成，公录学正。复第进士，累迁大司成。议学制不合，以显谟阁待制知婺州，改颍昌诸州，后徙应天府。予祠卒，赠宣奉大夫。先生自布衣录太学，至为正，为司业、祭酒，迄于司成，以儒名者三十年，一时人士推之。然惜其守安定之学不终，而染于新经之说。

（梓材谨案：是传本在《安定学案》，以其卒染新学，故移入是卷。）

朝奉郑一拂先生侠

郑侠，字介夫，福清人。调光州司法。秩满，至京，会荆公秉政，问以所闻，先生因为具言青苗、免役、用兵之害。荆公不答。又数以书论之，亦不报。监安上门。熙宁六年七月不雨，至于七年之三月，流民塞道。先生悉绘所见为图，上之。神宗反复观图。翌日，又下诏责躬求言。越三日，大雨。辅臣入贺，帝示以先生所进图状，群奸切齿。荆公去，吕惠卿执政，先生又上疏论之。惠卿奏为谤讪，编管汀州。徙英州。哲宗立，始得归。元符七年，再窜于英。徽宗立，赦之，仍还故官，又为蔡京所夺。宣和元年，卒。里人揭其闾为郑公坊，州县皆祀之于学。绍熙初，诏赠朝奉郎。（参史传。）

（梓材谨案：先生《言行录》云：「王荆公居忧金陵时，尝从学。」是先生固在荆公之门，而能迈其师者。陆放翁书其逸事，谓先生晚居福清，自号一佛居士。）

待制蔡先生肇

蔡肇，字天启，丹阳人。能为文，最长歌诗。初事王荆公，见器重。又从苏东坡游，声誉益显。第进士，历明州司户参军、江陵推官。元佑中，为太学正，通判常州，召为卫尉寺丞，提举永兴路常平。徽宗初，入为户部员外郎，兼编修国史，言者论其学术反复，提举两浙刑狱。张商英当国，引为礼部员外，进起居郎，拜中书舍人。前此，试三题，卒以宰相上马为之候，先生援笔立就，不加润饰，商英读之击节。纔踰月，以草御史辛义责词不称，罢为显谟阁待制、知明州，言者又论其包藏异意，非议辟雍，以为不臣，夺职，提举洞霄宫。会赦，复之，卒。（同上。）

（云濠谨案：刘氏《明本释》言王荆公云：「吕惠卿、蔡京、蔡卞、林希、蹇序辰、杨畏、蔡肇皆门人之达者也。」）

正字陈先生祥道

陈祥道，字用之，福州人。元佑中，为太常博士，终秘书省正字。所著礼书一百五十卷。（同上。）

谢山《陈用之论语解序》曰：「荆公六艺之学，各有传者。考之诸家著录中，耿南仲龚深父之《易》，陆佃之《尚书》、《尔雅》，蔡卞之《诗》，王昭禹、郑宗颜之《周礼》，马希孟、方、陆佃之《礼记》，许允成之《孟子》，其渊源具在，而陈祥道之《论语》，鲜有知者，但见于昭德晁氏《读书志》而已。荆公尝自解《论语》，其子雱又衍之，而成于祥道。长乐陈氏兄弟，深于礼乐，至今推之，乃其得荆公之传，则独在《论语》。昭德谓「绍圣以后，场屋皆遵此书」，则固尝颁之学官矣。或曰：「是书本出于道乡邹公，而托于祥道。」予谓：「道乡，伟人也，岂肯袭阮逸辈之所为哉！诸家为荆公之学者，多牵于《字说》，祥道疵颣独寡，为可喜也。况荆公父子之论语不传，而是书独存，亦已幸矣。予家居，细为校雠，欲觅穷经家之有力者，取荆公《周礼新义》、王昭禹《周礼解》、郑宗颜《考工记注》、陆佃《尔雅新义》暨是书合梓之，以见熙、丰之学之概，无使蔡卞之《诗》独行，而未能也。经师之作，存于今者稀矣，虽或不醇，要当力为存之。」

许先生允成

许允成，王荆公门人，着有《孟子新义》十四卷。荆公喜《孟子》，自为之解，其子雱与先生皆有注释，崇、观间，场屋举子宗之。（参晁氏《郡斋读书志》。）别附

参政吕吉甫惠卿

吕惠卿，字吉甫，晋江人。起进士，为真州推官。秩满入都，见王荆公，论经义，意多合，遂定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