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儒学案

顺应者也。无作无偏，是无意必将迎之私，用舍举措自得其宜，此其性情用功，岂人不能也？不为耳。后世将王道比作天上事看，讲来做去，务求高出，反致着善着法与此相背，如何做得三代时事？

问：“理欲不明。”曰：“贼是人做的，人是天生的。”未达。曰：“自不欺心，有甚欲不明？自不违天，有甚理不明？”

无染则本体自净，无着则应用自通，故经纶大经，立大本，知化育，只在夫焉有所倚，一倚便不能。

子思戒慎恐惧工夫，圣人只道个敬。颜子非礼勿视听言动，於《乾卦》只道个闲。《礼经》正目而视之，无他见，倾耳而听之，无他闻。在成汤曰：“顾諟而已。”顾諟只是一照，只是良知常在，其功一也。而照尤易晓，一照体用为一，无内外，无动静，无久近，始学下手，此照也。通乎昼夜，知性知天，此照也。问：“顾諟何如缉熙？”曰：“顾諟亦即缉熙，但顾諟照则明，照上着力；缉熙自明自照，无二无息，已得其本然者也。故曰‘反观内照’，曰‘大人以继明照於四方。’”

所向有物，即为物缚，所存有善，即为善累。

不言而信，信是何物？不动而敬，敬见何处？吾心之本体，即是诚，即是忠信，即是一。此体常存，便是主一，便是思诚。学不明，世儒只在可见可闻、有思有为上寻学，舍之，便昏愦无用力处。

问“读书之法”。曰：“程子谓‘求经义皆栽培之意’，栽培必先有根，以根为主，既栽既培，自有生生之意。是读书时优游讽咏，得书之益，不读时体贴充养，尤得书之益也。今人读书，以书为主，心为奴隶，敝精务博，反为心害，释卷则茫然，均为亡羊，皆非栽培之意也。”

学未知头脑，不是认贼作子，便是指玉为石。

后儒纷纷理气之辨，为理无不正，而气有不正，不知以其条理谓之理，以其运用谓之气，非可离而二也。

文章性与天道，乃形而上下之意，非有彼此，非有先后浅深也。但未悟者见其文章而已，悟了莫非性也，莫非天也，更无差别。

以心安心，即不安，有心可安，亦不安。

客有问“知识不足，故其心未明者”。先生曰：“去其知识则明矣。”

子夏笃信圣人，不如漆雕开之求自信。冉有说夫子之道，不如颜子於言无不说。

问“学须博求，乃能有见”。曰：“见个甚么？”曰：“见道。”曰：“见道如见天，或隔一纱，或隔一纸，或隔一壁，或隔一垣，明暗不同，其蔽一也。欲见，须是闢开垣壁，彻了纱纸，便自见，何须博求？博求正为未闢未彻耳。舍此而言博求，是记丑而博者也，非圣贤之学。”

问“喜怒哀乐未发气象”。曰：“未发谓中，中节为和，一齐见在，分析不得。若以时地分得开，便是体用二源，形影为二物。盖和非顺适人意之谓，不戾本体之谓也。”

过出无心，圣贤不免，后人看得太重，反生文过遂非之恶。曾子易箦，古今称美，然易时是，则用时非，非过乎？殛鲧为是，则任鲧为非，非过乎？

或问“学莫先义利之辨”。曰：“古之所谓义与利者，不可见也，不可闻也。子之所谓义与利者，可见耳，可闻耳。夫自可见可闻而辨之，则其所是者似是也。非天下之似是也，其所非者似非也，非天下之真非也。是故捧檄而喜，喜可见也，孝不可见也。故虽张奉之贤，不能不失之毛义，其迹鄙也。一物释西伯，物可见也，忠不可见也。故虽商受之暴，不能不转移於闳夭，其机微也。是故见其可见，闻其可闻，则义可袭也，过可文也，声音笑貌可以为於外也。见所不见，闻所不闻，则莫见乎隐矣，莫显乎微矣，诚之不可掩矣。然则不可见不可闻者，何也？心体也。可见可闻者，何也？事迹也。心体是则事迹皆是矣，心体非则事迹皆非矣。故知尧然后知尧步，知舜然后知舜趋，知孔非以周流，知颜非以箪瓢也。以步学尧，非尧矣；以趋学舜，非舜矣；以周流学孔，非孔矣；以箪瓢学颜，非颜矣。”曰：“夫然则自见自闻耳，奚以见闻於人乎？”曰：“欲见於人，欲闻於人，此义利之所以弗明也。夫义罔常在，利罔常行。尊周非义乎？以其为己则霸矣。好货非利乎？以其同民则王矣。故古之君子，戒慎不睹，恐惧不闻，未尝求见求闻也，而卒无弗见，无弗闻。今之君子，修边幅，避形迹，守信果，坠适莫，将以求见，而卒无可见，将以求闻，而卒无可闻。善乎先正之言曰：‘无所为而为者义也，有所为而为者利也。’此依心体与顾事迹之异也。又曰：‘有意於为公，皆私也。’公私义利之辨明，则圣学其庶几乎！”

或问阳明先生于侃曰：“其学类禅，信有诸？”曰：“否。禅之得罪圣人也有三：省事则髡焉，去欲则割爱焉，厌世则遗伦焉。三者，禅有之，而阳明亦有之乎？”曰：“弗有。”曰：“圣学之异於禅者，亦有三焉：以言乎静无弗具也，以言乎动无弗体也，以言乎用之天下无弗能也。是故一本立焉，五伦备焉，此阳明有之，而禅亦有之乎？”曰：“弗有。”“然则曷疑其为禅也乎？”曰：“以废书，以背朱，以涉虚也。”曰：“噫！子误矣。不然，以告者过也。先生奚废书乎？昔者郭善甫见先生於南台，善甫嗜书者也，先生戒之曰：‘子姑静坐。’善甫坐月余，无所事，复告之曰：‘子姑读书。’善甫憝而过我曰：‘吾滋惑矣。始也教庆以废书而静坐，终也教庆废坐而读书，吾将奚适矣？’侃告之曰：‘是可思而入矣。书果学乎？孔子之谓子贡曰：“汝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非也。予一以贯之。”学果废书乎？孔子赞《易》曰：“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是可思而入矣。’故言之弗一，教之因材而笃也。先生奚废书乎？”“然则背朱则何居？”曰：“先生其遵之甚者，尔岂曰背之云乎？孟子曰：‘王之好乐甚，则齐其庶几乎！’夫今之乐，非古之乐也，而孟子以为庶几，何也？彼其於乐，孰无好？好之而已，听之而已，称美之而已，好之弗甚者也。若体其和，推其意，而得乎乐之本，则必妙之乎声容之外者矣。先生於朱子亦若是焉耳，恶在其为背也乎？且朱子遵程者也，其为《本义》多戾《易传》；孔子、孟子述古者也，其称《诗》、《书》多自为说。先生之於朱，亦若是焉耳，恶在其为背也乎？”“然则涉虚何谓也”，曰：“子以虚为非乎？以偏於虚而后为非乎？夫以虚为非，则在天为太虚，在人为虚明，又曰‘有主则虚’，曰‘君子以虚受人’，曰‘圣人虚之至也’。今子以虚为禅，而必以勿虚为学，则糟粕足以醉人之魂，而弗灵矣；骨董足以胶人之柱，而勿清矣；藩篱格式足以掣人之肘，而勿神矣。”曰：“若然则儒释奚辨？”曰：“仙释之虚，遗世离伦，虚而虚者也。圣贤之虚，不外彝伦日用，虚而实者也。故冲漠无朕，而曰万象森然，是故静无勿具也。视之不见，听之弗闻，而曰体物不遗，是故动无弗体也。神无方而易无体，而曰通乎昼夜而知，斯良知也，致之之极，时靡勿存，是故无方无体，虚之至也。至虚而后不器，不器而后无弗能。”

县令周谦斋先生坦

周坦号谦斋，罗浮人也。仕为县令。自幼有志圣贤之学，从学於中离，出游湖、湘、维扬、新泉、天真、天关，以亲讲席。衰老，犹与徐鲁源相往复。其论学语云：“日之明也，必照於物，有不照者，阴霾之蔽也。心之知也，必格乎物，有不格者，物欲之蔽也。”又云：“一阳生於下为《复》，内阳外阴为《泰》，於《复》则曰‘见天地之心’，於《泰》则曰‘内健而外顺’，是可见学不遗乎外，而内者其本也。故曰‘《复》，德之本也。’惟《复》则《无妄》，而刚来主於内矣，此内健之为《泰》也。”又云：“不可於无喜怒哀乐觅无声无臭，只喜怒哀乐中节处，便是无声无臭所在。”又云：“瞑目静坐，此可暂为之。心体原是活泼流行，若长习瞑坐，局守空寂，则心体日就枯槁，非圣人之心学也。”又云：“白沙之学，以自然为宗，至谓‘静中须养出端倪’，吾人要识得静中心体，只是个澄然无事，炯然不昧而已，原无一物可着，若谓‘静中养出端倪’，则静中又添出一‘端倪’矣。且道体本是自然，但自然非意想可得，心下要自然，便不是自然也。”

卷三十一　止修学案

中丞李见罗先生材

李材字孟诚，别号见罗，丰城人。南京兵部尚书谥襄敏遂之子。登嘉靖壬戌进士第。授刑部主事，历官至云南按察使。金腾故患缅，而孟养、蛮莫两土司介其间，叛服不常。先生用以蛮攻蛮之法，遣使入蛮莫，诱令合孟养，袭迤西，杀缅之心膂大朗长。缅酋遂攻迤西，孟养告急，先生命将士犄角之。土司大破缅於遮浪之上，叩阙谢恩，贡象二。以功陞抚治郧阳右佥都御史。先生与诸生讲学，诸生因形家言，请改参将公署为书院，迁公署於旧学，许之。事已定，参将米万春始至。万春政府门生也，嗾士卒为乱。先生方视事，拥入逼之。守备王鸣鹤持刀向万春，厉声曰：“汝杀李都爷，我杀汝。”乃得免事。闻先生闲住，而万春视事如故。明年万历戊子，云南巡按苏瓒逢政府之意，劾先生破缅之役，攘冒蛮功，首级多伪。有旨逮问，上必欲杀之。刑部初拟徒，再拟戍，皆不听。言者强诤，上持愈坚，法吏皆震怖。刑部郎中高从礼曰：“明主可以理夺。”乃操笔为奏曰：“材用蛮败缅，不无闢地之功，据揭申文，自抵罔上之罪。臣子报功失实，死有余辜，君父宥罪矜疑，人将效命。”天子视奏，颇为色动。长系十余年，发戍闽中，遂终於林下。

先生初学於邹文庄，学致良知之学。已稍变其说，谓“致知者，致其知体。良知者，发而不加其本体之知，非知体也”。已变为性觉之说，久之喟然曰：“总是鼠迁穴中，未离窠臼也。”於是拈“止修”两字，以为得孔、曾之真传。“止修者，谓性自人生而静以上，此至善也，发之而为恻隐四端，有善便有不善。知便是流动之物，都向已发边去，以此为致，则日远於人生而静以上之体。摄知归止，止於人生而静以上之体也。然天命之真，即在人视听言动之间，即所谓身也。若刻刻能止，则视听言动各当其则，不言修而修在其中矣。使稍有出入，不过一点简提撕修之工夫，使之常归於止而已。故谓格致诚正，四者平铺。四者何病？何所容修？苟病其一，随病随修。”著书数十万言，大指不越於此。夫《大学》修身为本，而修身之法，到归於格致，则下手之在格致明矣。故以天下国家而言，则身为本，以修身而言，则格致又其本矣。先生欲到归於修身，以知本之本，与修身为本之本，合而为一，终觉龃龉而不安也。性情二字，原是分析不开，故《易》言利贞者，性情也。无情何以觅性？《孟子》言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即是仁义礼智，非侧隐羞恶辞让是非之上，又有一层仁义礼智也。虞廷之言道心，即中也。道心岂中之所发乎？此在前贤不能无差，先生析之又加甚耳。即如先生之所谓修，亦岂能舍此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可以为主宰者，而求之杳冥不可知者乎？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至矣。此四端者，亦曾有声臭乎？无声无臭犹不足以当性体乎？犹非人生而静以上乎？然则必如释氏之所谓语言道断，父母未生前，而后可以言性也。止修两挈，东瞻西顾，毕竟多了头面。若单以知止为宗，则摄知归止，与聂双江之归寂一也。先生恐其邻於禅寂，故实之以修身。若单以修身为宗，则形色天性。先生恐其出於义袭，故主之以知止。其实先生之学，以止为存养，修为省察，不过换一名目，与宋儒大段无异，反多一张皇耳。许敬菴曰：“见罗谓道心人心，总皆属用心，意与知总非指体。此等立言，不免主张太过。中固是性之至德，舍道心之微，更从何处觅中？善固是道之止宿，离心意与知，却从何处明善？性无内外，心亦无内外，体用何从而分乎？”高忠宪曰：“《大学》格致，即《中庸》明善，所以使学者辨志定业，绝利一源，分剖为己为人之界，精研义利是非之极，要使此心光明洞达，无毫发含糊疑似於隐微之地，以为自欺之主。不然，非不欲止欲修，而气禀物欲拘蔽万端，皆缘知之不至也。工夫吃紧沉着，岂可平铺放在，说得都无气力。”两公所论，皆深中其病。

论学书

百步激於寸括，燕、粤判於庭除，未有种桃李而得松柏之实者。毫釐千里，此学之宗趣，所以必谨其初也。《大学》之所以先知止，程门之所以先识仁者，其意亦由此也乎！故尝以为合下的工夫，即是到底的学问，到底的学问，只了结得合下的工夫。自昔圣贤恳恳谆谆，分漏分更。辨析研穷者，岂有他事，只是辨此毫釐耳。（《上徐存斋》）

捉定修身为本，将一副当精神，尽力倒归自己，凝然如有持，屹然如有立，恍然常若有见，翼翼小心，昭事上帝。上帝临女，毋贰尔心，视听言动之间，时切检点提撕，管归於则，自然嗜欲不得干，狂浪不得夺，常止常修，渐近道理。切不可将本之一字，又作悬空之想，启卜度支离之证，於坦平地无端横起风波，耽延岁月。所云“月在澄潭，花存明镜，急切捞摸不着”者，正坐此病也。（《答弟孟乾》）

精神两字，去本体尚隔一层。“心之精神谓之圣”，先辈谓非孔子之语。今人动欲辨体，只为一向以知为体，故概以游扬活泼者当之。此程伯子所以谓“认得时活泼泼地，认不得时只是弄精魂也”。（《答朱汝钦》）

挈出修身为本，齐家不作家想，治国不作国想，平天下不作天下想，自然意念不分，渐近本地。（《答丁重甫》）

大率一到发灵后，终日终夜只是向外驰走，闻声随声，见色随色，即无声色在前，亦只一味思前忖后，所以去性转远。故就性一步，则无非善者，无非正者，离性一步，反是。

《六经》无口诀，每谓只有艮其背一句，其实即是知止。但《大学》说止善，似止无定方，《易》说艮背，似止有定所。以背为顽然不动之物，如宋儒之说，未足以尽艮背之妙。因而指曰“阴方”，名曰“北极”，如世所云，又不免落於虚玄之见。予尝看《剥》、《复》两卦，同为五阴一阳，但阳在内能为主，则阴无不从阳者，故为《复》；阳在外不能为主，则阴无不消阳者，故为《剥》。知阴阳内外之辨，而知止之妙可得；识《剥》、《复》消长之机，而艮背之理可求。艮背者，非专向后，只是一个复，暂复为复，常复为艮。晦翁云：“自有人生来，此心常发，无时无刻不是向外驰走，非知止如何收拾得？非艮其背如何止宿得？不获其身，不见其人，内外两忘，浑然执中气象，此艮背所以为千圣秘密也。”知止执中，盖是一脉相传，故程伯子以为“与其是内而非外，不若内外之两忘”。内外两忘，不专形容未感时气象，无我无人，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心溥万物而无心矣，常止矣，仁敬孝慈信，随感流行，自然发皆中节，真所谓不识不知，顺帝之则也。（以上《答李汝潜》）

人岂有二心？人知之，知其无二心，而虞廷授受，何以有人心道心之别？须知有二者心，无二者性，有二者用，无二者体。此尧之命，舜所以只说“允执厥中”也。危微者，以言乎其几也。道心人心者，以言乎其辨也。惟精者何？正有见於道心人心之不一，而恐其或二於中也。惟一者何？正有虑於道心人心之不一，而欲其常一於中也。常一常精，厥中允执，乃无适而非道心之流行，而中常用事矣。《中庸》曰：“率性之谓道。”故道心者，中之用事也。刘子所谓“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汤亦曰“维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民之中，天之命也，故子思直以喜怒哀乐之未发者当之。从古言中，未有若此之端的者。《大学》直将心意知物列在目中，归本修身，归止至善，意亦如此。独所云道心人心者，似正审几之要，《大学》不及之耳。不知心何为而用正，为其有不正之而正也；意何为而用诚，为其有不诚而诚之也。知物皆然，正而诚者，即所谓道心也；不正不诚者，即所谓人心也。但虞廷之所言者略，而《大学》之所列者详，头面稍不同，致读者未解耳。执字昭然与止不异，盖皆不是影响卜度转换迁移之法。

知即是行，行只是知，此知行所以本来合体也。知到极处，只体当得所以行，行到极处，只了当得所以知，此知行所以本来同用也。（以上《答陈汝修》）

阳明以命世之才，有度越千古之见，诸所论著者，无一非学圣之真功，而独其所提揭者，以救弊补偏，乃未惬孔、曾之矩。要今致知二字，虽并列於八目之中，而知本知止，乃特揭於八目之外。以致知为知本，于理固所不通，谓知止即致知，於用亦有未协。必欲略知本而揭致知，五尺童子知其不可。孔子之所以开宗立教者，舍知本之外，别何所宗？曾氏所以独得其宗者，舍知本之外，别何所学？三省则修之矩矱，一贯则止之渊源。世之学致知者，既不肯认多识之科，而知上立家，其致则一，失在於习阳明之熟，而不觉其信之深，於孔、曾反入之浅也。

二十年前，曾见一先辈，谓乾知即良知，不觉失笑。乾主始物，坤主成物，知者主也，昔贤之解不谬。就令作知字看，亦如知府知州之类，谓乾知此事，即乾管此事也，岂得截断乾知，谓天壤间信有乾知与良知作证印乎？果然，则坤作成物，又将何以截之？何以解之？此真可谓欲明良知，而不复究事理之实，且不察文理矣。乾，阳物也。坤，阴物也。程子曰：“乾者天之性情。”乾坤两字，已是无名之名，而又谓乾有知，杜撰无端，可为滋甚。曰：“然则如子所云，乾知既无，良知亦无有乎？”曰：“非然也。知一也，不可以体用分，然虑不虑判矣，则良不良之所由分。譬之情一也，亦不可以体用分，然有为无为判矣，则善不善之所由别。情固性之用，知亦心之发也，鄙所谓分别为知者是也。虽良知亦分别也。孩提之爱敬，非良知乎？知亲、知长、知爱、知敬，分别也。乍见之怵惕恻隐，非良知乎？知孺子之入井、知可矜怜，分别也。故知为分别，无分於知之良与不良也。若以良知为体，又曰良知即是天之明命，则《大学》一经之内，於致知之外，又揭至善，又点知本，则所谓本与善者，又将安所属乎？若云知即是本，《大学》只合说知知，又安得说知本？若云知即是善，《大学》只合说知止，又安得说止善？《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性亦何名？只合说善。故《孟子》道性善，《大学》说至善，《中庸》要明善，以为不明乎善，则不能诚乎身也。正是不知止於至善，则不能修乎身也。岂可强心之用为体？抑天之命为知？

《困知记》曰：‘天，吾未见其有良知也。地，吾未见其有良知也。日月星辰，吾未见其有良知也。山川草木，吾未见其有良知也。求其良知而不得，安得不置天地万物於度外乎？’其言似朴，其理却是大率与万物同体者，乃能同万物之体，与万物作对者，即不能同万物之体。知亲知长，毕竟爱行于亲而敬行於长也。有分别，即有彼此，非所谓与万物作对者乎？而欲持之以同万物之体，以是为大人之学，所以立教开宗，复命归根之宗窾也，可乎？不可乎？”曰：“然则如子所云，知果无分於良与不良，则将任其知之良不良，而亦无贵於良知矣乎？恐於理不尽也。”曰：“不然。孟子曰：‘人之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良知之名，虽云起自孟子，而指点良知之亲切者，亦莫过於孟子。世之学者，但漫曰良知良知，曾不思知之所以良者，自何而良？所以不良者，自何而不良？知之所以良者，自於不虑，则学之在我者，亦当反之於不虑，而后可以致。知之必良，乃直於知上立家，用上磨擦，分别上求讨，是欲以求不虑之名，而先求之以有虑之实也，而可乎？孔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又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以知为体，孔子不闻。知及者，当求其所及之事，而知非体也。仁守者，当求其所守之事，而仁非体也。此等仁知，又就用之德看，盖指能择者为知，而能守者为仁也，不可便执为实体也。智譬则巧，亦同此类。若必执智为体，则所谓圣与仁者，又将安所属乎？譬之《大学》言知本矣，又言知止矣，《孟子》言知性矣，又言知天矣，若脱却止本，而直谓《大学》以知立教，以知为体，遗去性天，而直谓《孟子》以知立教，以知为体，不几於不揣其本而齐其末，按图之似而直指之为骏也乎？故《大学》未尝废知也，只不以知为体，盖知本非体也。《大学》未尝不致知，只不揭知为宗，盖知本用，不可为宗也。惓惓善诱一篇经文，定万古立命之宗，总千圣渊源之的，只是教人知本，只是教人知止。身心意知，并列於八目之中，特揭修身，不复及心意知也，此岂无谓而然，无所见而为是说乎？此其中真有千圣不传之秘，而非豪傑之士，必欲继往圣，开来学，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者，不足以与闻乎斯义也。”

从古立教，未有以知为体者，明道先生曰：“心之体则性也。”伊川先生曰：“心如穀种，仁则其生之理也。”横渠先生曰：“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亦是性为心体之见。晦菴先生曰：“仁者必觉，而觉不可以名仁。”知果心之体也，谓知即性可乎？仁为生理，生理即性也，觉不可以名仁，知独可以名仁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