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子春秋集释

！数子之不详也。盖非齐人不能具其事，非墨子之徒则其言不若是。后之录诸子书者，宜列之「墨家」，非晏子为墨也，为是书者墨之道也。（河东集卷四）

晏子春秋辨　薛季宣

圣人之道，不掠美以为能，不瞽世以为明，善者从之，非者去之，要在乎据中庸之道以折中于物，而不以己见为必得，此其所以大而无方也。柳子厚辨晏子春秋以为墨者齐人尊着晏子之事以增高为己术者，其言信典且当矣，虽圣人有不易。走见而喜其辨，谓其所自见诚有大过人者。晚得孔丛子读之，至于诘墨，怪其于墨子无见，皆晏氏春秋语也，乃知子厚之辨有自而起。呜呼！若子厚者，可谓掠美瞽世也与！使孔丛出于其前，子厚不应无见；如在其后出，则大业书录具存，抉剔异书，扳从已出，谓宅人弗见，取像攫金之子，不可谓知。子厚妙文辞者，尚亦为此，剿窃之患，厥有由来矣。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然则君子诚其所知，阙其所不知，而后为真知，奚必妄！（浪语集卷二十七）

晏子　项安世

予读晏子春秋，见其与叔向论士君子之出处，大抵多摈处士，以为当诛，而自不耻于以一身而事百君。夫以晏子之行既过乎俭，而其于出处之际所主又如此，则其为墨子之学明甚。谈者相承谓之墨、晏，岂苟然哉！自公孙弘至冯道，皆有笃行嘉言，而不耻于事乱君，行乱政，盖世之士大夫传袭此派，千载不绝。人谓杨、墨之道至孟子而止者，特未之考尔。（项氏家说卷九）

晏子　王应麟

晏子八篇　隋唐志晏子春秋七卷，着其行事及谏诤之言（太史公曰：「吾读晏子春秋。」礼记投壶注引晏子春秋）。崇文总目十二卷或以为后人采婴行事为书，故卷颇多于前志。柳宗元谓：「墨子之徒有齐人者为之。墨好俭，晏子以俭名于世，故墨子之徒尊着其事以增高为己术者。且其旨多尚同、兼爱、非乐、节用、非厚葬久丧，非儒、明鬼皆出墨子，其言问枣及古冶子等尤怪诞，又往往言墨子闻其道而称之，此甚显白者。（晏子春秋云：『墨子闻之曰：「晏子知道，道在为人，失在为己。」』）后之录诸子书者，宜列之『墨家』，非晏子为墨也，为是书者，墨之道也。」（晁氏从此说）薛氏曰：「读孔丛子诘墨，怪其于墨子无见，皆晏子春秋语也，乃知宗元之辨有自而起。」（汉书艺文志考证卷五）

晏子春秋　焦竑

晏子春秋十二卷　墨氏见天下无非为我者，故不自爱而兼爱也，此与圣人之道济何异，故贾谊、韩愈往往以孔、墨并名；然见俭之利而因以非礼，推兼爱之意而不殊亲疏，此其敝也。庄生曰：「墨子虽独任为天下，何其太觳而难遵」，有以也夫。墨子死，有相里氏之墨，相芬氏之墨，邓陵氏之墨，世皆不传。晏子春秋旧列「儒家」，其尚同、兼爱、非乐、节用、非厚葬久丧、非儒、明鬼，无一不出墨氏，柳宗元以为墨子之徒尊着其事以增高为己术者，得之。今附着于篇。（焦竑国史经籍志卷四下）

晏子入「儒家」，非。改「墨家」。（国史经籍志卷六）

论晏子改入墨家　章学诚

焦竑误校汉志　焦竑以汉志晏子入「儒家」为非，因改入于「墨家」。此用柳宗元之说，以为墨子之徒有齐人者为之，归其书于墨家，非以晏子为墨者也，其说良是。部次群书，所以贵有知言之学，否则狥于其名而不考其实矣。檀弓名篇，非檀弓所著；孟子篇名有梁惠王，亦岂以梁惠王为儒者哉！（校雠通义）

新刻晏子春秋书后　洪亮吉

晏子春秋一书，前代入之「儒家」，然观史记孔子世家所载晏子对景公之言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敖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云云，是明与儒者为难矣，故其生平行事，亦皆与儒者背驰。唐柳宗元以为墨氏之徒，未为无据。近吾友孙君星衍校刊晏子，深以宗元之说为非，谓晏子忠君爱国，自当入之「儒家」，然试思墨氏重趼救宋，独非忠君爱国者乎？若必据此以为儒墨之分，则又一偏之见也。惟宗元以晏子为墨氏之徒，微误。考墨在晏子之后，当云其学近墨氏，或云开墨氏之先则可耳（汉书艺文志墨子在孔子后）。（卷施阁文集卷十）

晏子春秋　凌扬藻

晏子春秋十二卷，齐大夫平仲晏婴撰，陈直斋谓汉志八篇但曰晏子，隋唐七卷始号晏子春秋，今卷数不同，未知果本书否。余观孟子书「盆成括仕于齐，孟子曰：死矣盆成括！」及其见杀，门人问夫子何以知其将见杀，是与孟子同时之人之事，而非追论之词可知矣，故孙宣公奭孟子音义以为尝学于孟子。今卷内载景公宿于路寝之宫，夜分闻西方有男子哭者，公悲之，明日朝，问于晏子，晏子对曰：「西郭徒居布衣之士盆成括也，父之孝子也，兄之顺弟也，又尝为孔子门人。今其母不幸而死，祔柩未葬，家贫身老子〈子禹〉，恐力不能合祔，是以悲也。」是与孟子既不同时，而所谓小有才，未闻君子之大道，则足以杀其躯而已者，其诣行又相悬绝，岂所误在孟子耶？何风马牛之不及若此也？沈梅村疑姓名偶同，景公时别有一盆成括，然崇文总目谓晏子之书久亡，世所传者盖后人采婴行事而成，故柳宗元以为墨之徒有齐人者为之，非婴所自着也。洪稚存曰：「晏子春秋前代入之儒家，然观史记孔子世家所载晏子对景公之言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敖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云云，是明与儒者为难矣，故其生平行事，亦皆与儒者背驰。唐柳宗元以为墨氏之徒，未为无据。……然考墨在晏子之后（见汉书艺文志），当云其学近墨氏，或云开墨氏之先则可耳。」（蠡勺编卷二十）

晏子之宜入墨家　尹桐阳

汉志七略列晏子于儒家，桐阳以为晏子尚俭，与墨子同，其学寔出于清庙之守，为宋大夫之先河，而与儒异趣者也。于儒宗之宣圣故阻其尔稽之封，事具详于外篇第八。墨子非儒曾引其言，而内篇杂上又有墨子称晏子知道之语，则晏子之为墨家而非儒家也又何疑？桐阳为之校释若干条，以补孙氏星衍之不逮，犆书其与墨同辙之处而箸于篇，盖欲见晏、墨之当为一贯，而墨学亦藉以不孤云。柳宗元谓墨氏之徒为之，意以晏子春秋为儒书，则犹非撢本之论。太史公曰：「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也。其书世多有之。」则筦、晏书固炎汉所通行，而为龙门所乐道者矣。伪书云乎哉？孙氏乃颉滑解垢，力主晏为儒家，且〈广屰〉柳为文人无学，〈龠见〉矣。（诸子论略）

三其它

论晏子独成一家　洪亮吉

晏子不可云墨家，盖晏子在墨子之先也。前人以之入「儒家」，亦非是。今观史记孔子世家载晏子对景公之言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云云，是明与儒者为难矣；其生平行事，亦皆与儒者背驰。愚以为管子晏子皆自成一家，前史艺文志入之「儒家」既非，唐柳宗元以为墨氏之徒，亦前后倒置，特其学与墨氏相近耳。吾友孙兵备星衍校刊晏子，亦深以宗元之说为非，谓晏子忠君爱国，自当入之「儒家」。是又不然，试思墨子重趼救宋，独非忠君爱国者乎？若必据此为儒墨之分，则又一偏之见。汉书艺文志墨子在孔子后，距晏子更远，即如宗元之意，亦当云开墨氏之先，不得云墨氏之徒也。（洪亮吉晓读书斋初录）

晏子春秋学案　蛤笑

神州学术，莫盛于春秋、战国之交。周室既衰，史失其官，学术宗教，始两相分离，诸子嗣兴，皆思本厥学派为政治之革命，孔、老、墨、管最为大宗，然独管子相齐，得位乘时，发挥其学术，自余皆终老布衣，仅能以著书自见而已。晏子生与墨子同时，学术亦大抵相类，虽相齐四十年，然值庄公之暴，景公之孱，崔氏之逆，陈氏之专，卒未得大行其道。生平又未尝亲自著书，春秋一书，大抵其门人故旧于平仲身后，集其言行，录为此书，略如后世郑公谏录、梁公故事之类，而晏子之大义微言，其湮没也久矣，然赖是编之存，而后世学者犹得藉以窥见什一，抑不可谓非幸也。且晏子书中，多与西儒立宪之义相符合者，自柳子斥晏子为墨学，而后儒辨论蜂起，或袒晏而非柳，或是柳而辟晏，而尼溪之沮，尤为聚讼所集，然皆以后世之见，臆测先贤，于晏子之学问功业，初无所损益也。当时诸子并起，未定一尊，尊闻行知，各是其是。孔子虽千载以后配天立极，当其身，亦诸子之一耳，以学派之不合，因而为政党之竞争，正大贤不肯苟同之证验也，何足为晏子病乎？柳子之知晏为墨学，其识卓矣，而于是书顾深致不满，则仍狃于孟氏异端无父之辨，而不知观其会通，以祛其先入之见耳。自西儒学说输入震旦，而诸子之学骎骎有复兴之朕，老、墨、庄、管诸书，皆有当世宏通大儒为之证通疏明，发其义蕴。独晏子之书犹晦于群籍中，无人肄及之者，不揆谫陋，读书之暇，辄刺取其奥义名言，疏以己意，为晏子学案若干则，质诸世之讲明古学者，恕其愚僭之愆，而匡其不逮焉，则幸甚。

晏子臣于庄公，公不说，饮酒，令召晏子。晏子至，入门，公令乐人奏歌，曰：「已哉！寡人不能说也，尔何来为？」晏子入座，乐人三奏，然后知其为己也，遂起，北面坐地。公曰：「夫子从席，曷为坐地？」晏子对曰：「婴闻讼夫坐地，今婴将与君讼，敢无坐地乎？婴闻之，众而无义，强而无礼，好勇而恶贤者，祸必及其身，公之谓矣。且婴言不用，愿请身去。」遂趋而归，管钥其家者纳之公，财在外者斥之市，曰：「君子有力于民，则进爵禄，不辞贵富；无力于民而旅食，不恶贫贱。」遂徒行而东耕于海滨。

按：秦、汉以来，以尊君为儒学无上之大义，而实不知其所以尊。以文王之圣，受辛之虐，而天王圣明，臣罪当诛，讲学家至奉为不刊之典，古者责难规过之义，乃尽亡矣。嗟夫！此宋子业、齐文宣、隋炀帝之俦所以接迹于后世也。君权既日益尊，而公卿大夫下及一命之荣，皆得依附君权，偃然民上，以享无义务之权利，神州群治，所由每下愈况者，岂非职此之由哉？自西儒言治之书输入中土，然后知君主虽尊，要与通国臣民同受治于法律之下，而官吏为国民公仆之说，亦灿然大明于世，人人相尚以为新学，岂知二千年前晏子已先我而言之哉！夫以齐庄之暴，乃于其所不说者不敢显言而微风之；晏子一上大夫耳，而公然斥其君之不道，且与之讼曲直焉，其言有后世骨鲠之臣所不敢出者。若夫有力无力之辨，则以公卿将相之尊，乃计庸而受直，非自侪于国民仆隶之班，所言能深切如是乎？呜呼！今之从政者，其当铭诸座右矣。

崔杼弒庄公，晏子立崔氏之门，从者曰：「死乎？」晏子曰：「独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独吾罪也乎哉？吾亡也？君民者岂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岂为其口实，社稷是养。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君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昵，孰能任之。」门启而入，崔子曰：「子何不死？」晏子曰：「祸始，吾不在也；祸终，吾不知也。吾何为死？且吾闻之，以亡为行者，不足以存君；以死为义者，不足以立功。婴岂其婢子也哉，其从之也？」人谓崔子必杀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

按：此义与儒家春秋之义相同，即西儒分君主与国家为二之说，而路易十四「朕即国家」之言所以得罪于全欧也。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纵其欲也哉！孔子之论管仲也，曰：「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春秋书弒君及其大夫者三：书孔父，以其正色立朝也，非徒以其死也；书荀息，以其行克践言也，非徒以其死也；书仇牧，以其不畏强御也，非徒以其死也。齐襄之变，从而殉者有徒人费，有石之纷如，有孟阳，而弗得见于春秋之经，以其报私恩而非殉公义耳。春秋为明大义之书，故凡事之无关于大义者，皆削而不书，徒人费诸人，正孔子之所谓匹夫匹妇，而晏子所谓婢子者也。故人君而知此义，则敬天勤民之念弗敢荒矣；人臣而知此义，则陈善闭邪之责弗敢贷矣。后世儒者知明此谊，惟邓牧心与黄太冲耳。

景公悬赏于国内，万锺者三，千锺者五，令三出，而职计莫之从。公怒，令免职计，令三出，而士师莫之从。公不说。晏子曰：「婴闻之，君正臣从谓之顺，君僻臣从谓之逆，今君赏谗谀之民，而令吏必从，则是使君失其道，臣失其守也。三代之兴也，利于国者爱之，害于国者恶之，故贤良众而邪僻灭，是以天下治平，百姓和集。及其衰也，顺于己者爱之，逆于己者恶之，故邪僻繁，而贤良灭，离散百姓，危覆社稷。臣惧君逆政之行，有司不敢争，以覆社稷，危宗庙。」公曰：「寡人不知也，请从士师之策。」

按：此与孔子守道不如守官之训，及孟子夫有所受之说，正互相发明，而顺逆好恶之辨，较大学之言絜矩，尤为悚切，皆今日宪政之要义也。尝谓专制政体设官分职，所最不可阙者有三事焉：宰相也，封驳也，谏官也。之三者，皆所以消息君权，不使太过者也。是故官制莫善于唐、宋，莫不善于明。宰相废，则天下之责备悉归于君主一人之身矣；封驳废，则君主得行其志，惟其言而莫予违矣。张释之曰：「廷尉天下之平。」刘袆之曰：「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敕。」斯言也，居然有立宪国之意焉。自元、明以后，遂不复见于史册矣。嗟乎！此专制政体之所以不可存立，而宪政所以不可不亟行也。

景公游于牛山，北望其国城而流涕，曰：「若何滂滂去此而死乎！」艾孔、梁丘据皆从而泣，晏子独笑于旁，公刷涕而顾晏子曰：「寡人今日游悲，孔与据皆从寡人而涕泣，子之独笑何也？」晏子对曰：「昔者上帝以人之死为善，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使贤者常守之，则太公、桓公将常守之矣；使勇者常守之，则灵公、庄公将常守之矣。数君者将守之，则吾君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处之、迭去之，以至于君也，而独为之流涕，是不仁也。不仁之君见一，谄谀之臣见二，此臣所以独窃笑也。」

按：此乃墨家学问之本原，所以能轻生取义者，以知此义而已。死者，人之所不能免，虽上哲不能无戚戚焉。道家惟畏死，故常思所以永之，于是乎啬精保神，绝欲服气，以冀延引岁月而已。释家知其术之不可恃也，因谓人身别有一灵魂焉，躯壳虽敝，而灵性可以不泯，于是有轮回转生之说。儒者皆以为不可信，矫而为顺天立命之说以自解，且为丧祭之礼以致其哀痛，其与释道之说虽殊，要其幸死者之有知则一而已。近世西儒颉德始倡为生死进化之说，谓新故相嬗，而世界乃日进于文明，故生之有死，乃造物所以仁爱万物也。此说一出，泰西之学术为之一变。吾国儒者方喜其持论之新奇，而孰知晏子已于二千祀之前畅发此义，与颉氏若合符节，可不谓超世之特识耶！墨氏之学，惟以此为根据，故非命，故节葬，故轻其身而急天下。

仲尼之齐，见景公，景公说之，欲封之以尔稽（地名），以告晏子，晏子对曰：「不可。彼浩裾自顺，不可以教下；好乐缓于民，不可使亲治；立命以建事，不可使守职；厚葬破民贫国，久丧道哀费日，不可使子民；行之难者在内，而传者无其外，故异于服，勉于容，不可以道众而驯百姓。目大贤之灭，周室之卑也，威仪加多而民行滋薄，声乐繁充而世德滋衰，今仲尼盛声乐以侈世，饰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礼，趋跄之节以观众，博学不可以仪世，劳思不可以补民，兼寿不能殚其教，当年不能究其礼，积财不能赡其乐，繁饰邪术以营世君，盛为声乐以淫愚其民。其道也不可以示世，其教也不可以遵民，今欲封之，以移齐国之俗，非所以导众存民也。」

按：儒墨相争之异点，此章尽之矣。墨学之所以丛世诟病者在此，后世之疑晏子为伪书也亦在此。要之皆一孔之儒，不足以与言哲学也。哲学之与宗教，本非同物，哲学争是非者也，宗教辨善恶者也。是非分于时势，善恶判于道德，故善恶终古不易，而是非则因时会为转移，甚至有同时同事两人各执所见以相争而两造皆是者矣。吾国儒者以宗教学术混为一谭，是即为善，非即为恶，出主入奴，但以意气相劫制，而不察夫所据之理，所因之时，则宜乎学术隘而治术卑也。三代以还，质文相嬗，至有周之末，而文胜极矣。春秋、战国之交，诸子并起，各思以其所学转移政治，虽其所挟之术人人不同，而要其欲以质家之说救文学之敝，则一而已。若老，若墨，若名法，若农商，皆质家之属也。惟孔子之学，以因时通变为主，故有「述而不作」之言，虽深疾当时文胜之敝，时时见诸言论，然及其立法改治，则不过因周公之旧制，去泰去甚而已，不肯尽去其旧而新之也。其后诸家歇绝，而孔子之学独巍然尊为国教，亦因其与时世之习惯不大相径庭耳。自孔、墨之争，于今又二千年矣，文胜之敝，以视周末，不啻过之，则所以救弊而补偏者，舍质家之说，其奚能为功哉！故读书者当会其通，而不可援孟子之说以自解也。

燕之游士有泯子午者，南见晏子于齐，言有文章，术有条理，巨可以补国，细可以益晏子者三百篇，睹晏子，恐慎而不能言。晏子假之以悲色，开之以礼颜，然后能尽其复也（「复」疑当作「辞」）。客退，晏子直席而坐，废朝移时。在侧者曰：「向者燕客侍夫子，何为忧也？」晏子曰：「燕万乘之国也，齐千里之涂也，泯子午以万乘之国为不足说，以千里之涂为不足远，则是千万人之上也，且犹不能殚其言于我，况乎齐人之怀善而死者乎！吾所不得睹者，岂不多矣。」

按：以晏子之学与其才识而犹虚怀若渴，能受人之尽言也如此，则夫学问才识之不及晏子，而所处之时又危于晏子者，其求贤礼士，当更何如哉？吾愿今之公卿大夫人人书此为座右之铭，时时省览也。

晏子使于楚，楚王闻之，谓左右曰：「晏子，齐之习辞者也，今方来，吾欲辱之，何以也？」左右对曰：「为其来也，臣请缚一人过王而行，王曰：『何为者也？』对曰：『齐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盗。』」晏子至，楚王赐晏子酒，酒酣，吏二缚一人诣王，王曰：「缚者何为者也？」对曰：「齐人也，坐盗。」王视晏子曰：「齐人固善盗乎？」晏子辟席对曰：「婴闻之，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今民生长于齐不盗，入楚则盗，得无楚之水土使民善盗耶？」王笑曰：「圣人非所与熙（『熙』即『嬉』之假字）也，寡人反取病焉。」

按：春秋之时，列国并峙，与今日欧洲之局大略相似，故折冲尊俎，尤高专对之才，然必己国之政治修明，实有以对人而无媿者，然后足以服敌国之心，非徒然恃口给之巧捷而已。此晏子小节耳，然其临机应变，实可为出疆奉使者之法，故备箸之。

栾高既败，田桓子欲分其家，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君不能饬法，而群臣专制，乱之本也。今又欲分其家，利其货，是非制也，子必致之公。且吾闻之，廉者，政之本也；让者，德之主也。栾高不让，以至此祸，可无慎乎！廉之谓公正，让之谓保德，凡有血气者，皆有争心，怨（『蕴』通）利生孽，惟利可以为长存，且分争者不胜其祸，辞让者不失其福，子必勿取。」

按：墨家平等，而法家尊君；墨家主进取，而老氏主退让。晏子为墨家者流，而斯言也，则近乎法家与老氏何也？春秋之时，贵族政治极敝之时代，诸子竞起，皆以扫除贵族为职志者也。然兴民权以制贵族其势逆，崇君权以抑贵族其势顺，此诸子所以不约而同也（惟老氏主张极端平等，不尚君权）。又齐自管仲以后，其治尚法，晏子固不得悉以其道易之也。墨之为术也溪刻于己，而公利于人，不自封殖，则无所多取，而其迹有似于退让矣。佛之说法，有经有权，贵族所惧者在祸福不在义理，欲止其并兼坐大之势，固不得不假殃庆之说以慑其心，于平时所持非命之旨，固不相背耳。（东方杂志五卷四、五期）

晏子　罗焌

晏子名婴，字平仲，一云字仲，谥曰平，莱之夷维人（夷维今山东高密县）。晏桓子弱之子，历事齐灵公、庄公、景公，以节俭力行重于齐，显名于诸侯。后人辑其行事，为书八篇，刘氏叙录及七略并题曰晏子春秋，汉志题曰晏子，而皆列诸儒家（隋、唐、宋志皆同）。至唐代柳宗元辩晏子春秋曰：「吾疑其墨者之徒有齐人者为之……后之录诸子书者宜列之墨家，非晏子为墨也，为是书者墨之道也。」宋代晁公武、马端临所辑书目，均从柳说，清孙星衍讥其无识，盖力持晏子儒家之说者也。然清修四库全书以晏子春秋移入史部传记，其提要云：「晏子一书，由后人摭其轶事为之，虽无传记之名，实传记之祖也。」是则晏子春秋始由儒家而入墨家，复由子部而入史部，迄今盖尚无定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