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学人列传

勿助为要。夫养气必先集义，所谓必有事焉也，白沙但以勿忘勿助为要，失却最上一层矣。......（《思辨录．诸懦异学篇》）

其论阳明曰：

阳明之学，原自穷理读书中来。不然，龙场一悟，安得六经皆凑泊？但其言朱子格物之非，谓尝以庭门竹子试之，七日而病。是则禅家参竹蓖之法，元非朱子格物之说，阳明自误会耳。盖阳明少时，实尝从事于禅宗，而正学工夫尚寡。初官京师，虽与甘泉讲道（甘泉，明代理学家湛若水的号。他强调随处体认天理，与王守仁致良知说对立，被奉为明中叶朱学宗师），非有深造。南中三载，始觉有得，而才气过高，遽为致良知之说，自树一帜，是后毕生鞅掌军旅之中，虽到处讲学，然终属聪明用事，而少时之熟处难忘，亦不免逗漏出来，是则阳明之定论也。要之，致良知固可入圣，然切莫打破敬字。打破敬字乃是坏良知也，其致之亦岂能废穷理读书？然阳明之意，主于简易直捷以救支离之失，故聪明者喜从之。而一闻简易直捷之说、则每厌穷理读书之繁，动云"一切放下"、"直下承当"。心粗胆大，只为断送一敬字，不知即此简易直捷之一念，便已放松脚跟也。故阳明在圣门，狂者之流，门人昧其苦心以负之耳。（同上）

此外论各家的话很多，大率皆极公平极中肯，所以桴亭可以说是一位最好的学术批评家棗倘使他做一部《明儒学案》，价值只怕还在梨洲之上。因为梨洲主观的意见，到底免不掉，桴亭真算得毫无成心的一面镜子了。桴亭常说："世有大儒，决不别立宗旨。譬之国手，无科不精，无方不备，无药不用，岂有执一海上方而沾沾语人曰'舍此更无科无方无药也'？近之谈宗旨者，皆海上方也。"这话与梨洲所谓"凡学须有宗旨，是其人得力处，亦即学者用力处"者，正相反了。由此言之，后此程朱派学者，硬拉桴亭为程朱宗旨底下一个人，其实不对。他不过不宗陆王罢了，也不见得专宗程朱。程朱将"性"分为二；说："义理之性善，气质之性恶。"此说他便不赞同。他论性却有点和颜习斋同调。他教学者止须习学六艺，谓"天文、地理、河渠、兵法之类，皆切于世用，亟当讲求"，也和习斋学风有点相类。他又不喜欢讲学，尝说："天下无讲学之人，此世道之衰；夫下皆讲学之人，亦世道之衰也。"又说："近世讲学，多似晋人清谈。清谈甚害事。孔门无一语不教人就实处做。"他自述存养工夫，对于程朱所谓"静中验喜怒哀乐未发气象"者，亦有怀疑。他说："尝于夜间闭目危坐，屏除万虑以求其所谓'中'。究之念虑不可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间或一时强制得定，嗒然若忘，以为此似之矣，然此境有何佳处，而先儒教人为之？......故除却'戒慎恐惧'，别寻'未发'，不是槁木死灰，便是空虚寂灭。"据此看来，桴亭和程朱门庭不尽相同，显然可见了。

他的《思辨录》，颜习斋、李恕谷都很推重。《正谊堂丛书》里头的《思辨录辑要》，系马负图所辑（1614-168l，马负图字伯河，叉字肇易，江苏武进人。明末诸生，清初交陆世仪，受陆影响颇大，曾主讲延陵书院，著有《皇极经世说》、《开方密率法》、《知非录》等），张伯行又删订一番（1651-1725，张伯行字孝先，号敬庵，河南仪封人。康熙进士，累官礼部尚书，辑有《正谊堂全书》五百余卷，其它著作甚多），必须与程朱相合的话始行录入，已经不是桴亭真面了。

○陆稼书

陆稼书，名陇其，浙江平湖人，生明崇祯三年，卒清康熙三十一年（1630-1692），年六十三。他是康熙间进士出身，曾任嘉定、灵寿两县知县，很有惠政，人民极爱戴他，后来行取御史，很上过几篇好奏疏。他是鲠直而恬淡的人，所以做官做得不得意，自己也难进易退。

清朝讲理学的人，共推他为正统。清儒从祀孔庙的头一位便是他。他为什么独占这样高的位置呢？因为他门户之见最深最严，他说："今之论学者无他，亦宗朱子而已。宗朱于为正学，不宗朱于即非正学。董子云：'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然后统纪可一面法度可明。'今有不宗朱子者，亦当绝其道勿使并进。"质而言之，他是要把朱子做成思想界的专制君主，凡和朱学稍持异同的都认为叛逆。他不惟攻击陆王，乃至高攀龙（景逸）、顾宪成（泾阳）学风介在朱王之间者，也不肯饶恕。所以程朱派的人极颂他卫道之功，比于孟子距杨、墨。平心而论，稼书人格极高洁，践履极笃实，我们对于他不能不表相当的敬意。但因为天分不高，性情又失之狷狭，或者也因王学末流猖狂太甚，有激而发，所以日以尊朱黜王为事。在他自己原没有什么别的作用，然而那些戴假道学面具的八股先生们，跟着这条路走，既可以掩饰自己的空疏不学，还可以唱高调骂人，于是相争捧他捧上天去，这不但是清代学界之不幸，也算稼书本人之不幸了。

稼书办事是肯认真肯用力的，但能力很平常，程朱派学者大率如此，也难专怪他。李恕谷尝记他一段轶事道："陆稼书任灵寿，邵嗣尧任清苑（邵嗣尧字子昆，山西猗氏人，康熙进士，曾官河北清苑知县，官至江南学政，著有《易图定本》），并有清名，而稼书以邵嗣尧宗陆王，遂不相合，刊张烈所著《王学质疑》相垢厉（张烈字武承，顺天大兴人。康熙进士，应博学鸿词科，授翰林院编修。笃守朱学，著有《王学质疑》，专驳王守仁《传习录》、被清朝理学家奉为圭晷），及征嘎尔旦，抚院将命稼书运饷塞外。稼书不知所措，使人问计子昆。子昆答书云：'些须小事，便尔张皇，若遇宸濠大变，何以处之？速将《王学质疑》付之丙丁，则仆之荒计出矣。'......"（李恕谷著《中庸传注问》）我们对于稼书这个人的评价，这种小事，也是该参考的资料。

○陆耀遹

陆耀遹，字助文，江苏阳湖人。少补诸生，工诗，有文名。壮岁出游，阮文达方任浙江学使，颇见器重。寻之陕西，客朱中丞幕。会教匪反滑县，上调陕督那公镇中州，过长安，求士于朱，朱言君知兵事阔狭，即请见，为陈机宜缓急数十事，因属具草以上，采以入奏，多见施行。朱罢，遂南归。有旨征孝廉方正，邑人举君应，试二等，用校官，得淮安府学教谕。而时客广东，当事者强留之，凡历十馀载，叔继辂招之使还。比抵家，继辂遽卒。为经纪其丧，刊其遗书。适改选阜宁训导，之官未见亦卒。

诗宗钱、刘，能自成家。酷嗜金石文字，随所至搜辑摹拓，小暇辄矻矻伏案考证，取王氏《金石萃编》所未备者千馀通，仿其例，成《金石续编》若干卷。简洁核实，较原书成于众门生之手，冗杂炫博者，盖尤胜之。惟遗稿经太仓陆增祥厘订，多所窜改，非复庐山真面目矣。

○罗士琳

罗士琳，字次璆，号茗香，江苏甘泉人。

监生。循例贡太学，游京师，用考取天文生，出阮元门，故相从最久。阮公再抚浙西，初开诂经精会，名彬毕集，因得遍交通人，于当代明算之士尤多相识。咸丰辛亥，诏征举孝廉方正，郡县交荐，以老病辞。癸丑，粤寇陷扬州，死之，年垂七十。

先生少为举子业，已尽弃去，专力步算畴人之书，日夕研求。初精习西法，撰《宪法一隅》，阐明历学。复撰《比例汇通》四卷，后虽悔其少作，实便初学问途也。既获暑元朱氏《四元玉鉴》，于是眼膺叹绝，遂一意专精于天元四元之术。以朱氏此书，实集算学之大成，乃殚力一纪，步为全草，并有原书于率不通及列算传写之讹，悉加标识，补漏正舛，疑义更反复设例以明之，推演订证，广为二十四卷。阮文达为之作序。

又尝著《春秋朔闰异月考》二卷，遍列黄帝以来七历，条其同异，以补宋五子之书之亡。又以祖氏缀术失传，则融会诸家法意，作《辑补》二卷。又甄录古今畴人，仍依阮氏体例，作《续传》六卷。二十年后，集所校著，都为《观我生室汇稿》十二种，如：《玉鉴细草》二十四卷，《释例》二卷，《续畴人传》六卷，《校正算学启蒙》三卷，《割圜密率捷法》四卷，均别单行本外；已刊者尚有：《勾股容三事拾遗》三卷，《附例》一卷，《三角和较算例》一卷，《演元九式》一卷，《台锥积演》一卷，《周无专鼎铭考》一卷，《弧矢算术补》一卷，《推算口食增广新术》一卷，凡七种。其余：《交食图说举隅》，《勾股截积和较算例》，《淮南天文训存疑》，《博能丛话》，复若干卷，均未梓行。

○马瑞辰

马瑞辰（1782～1853），字元伯。马宗琏之子。

嘉庆乙丑进士，改庶吉士。历官工部都水司郎中，因事遣戌沈阳。文诚公富俊，时为吉林将军，延主白山书院，生徒中式者二人，文诚以课士有效，奏赏主事。洊擢员外郎。复遣戍黑龙江，纳赎回籍。

乡居数十年，以著述自娱。闻乱，命二子团练乡兵。家人以其老，避之山中。咸丰二年，桐城陷，仲子死焉。贼兵搜山，围其宅，见一老人倨上坐，拽之起，怒诘为谁，植立大言曰："吾前工部员外郎马某也！"劝之降，不屈，骂且厉，遂遇害。事闻，赐恤，予赐祭。

著《毛诗传笺通释》三十二卷，探赜达指，或高出陈氏新疏上。王益吾收入《续经解》中。

○马骕

马骕（1620--1673），字宛斯，一字骢御，山东邹平人。

顺治己亥进士，谒选在京师，用才望与顺天乡试同考官。后为淮安府推官，甫三月，数有平反。改知灵壁县，蠲荒灾，除陋弊，刻石县门，岁省民力无数，流民复业者数千家。卒于官，年五十四，士民皆哭，得部檄祠名宦。

先生少孤，事母以孝闻。颖敏强记，于书无不精研，而尤癖《左氏春秋》。以叙事易编年，引端竟绪，条贯如一。著《左传事纬》十二卷，《删录》八卷。其图表皆考证精详，为专门之学。

先生又取太古以来及亡秦之事，合经史诸子，钩括裁纂，佐以图考，参以外录，谓之《绎史》。凡数十万言，为书百六十卷。分五部，一曰"太古三皇五帝"，计十篇；二曰"三代夏商周西周"，计二十篇；三曰"春秋十二公时事"，计七十篇；四曰"战国春秋及亡秦"，计五十篇；五曰"外录"，纪天官地志名物制度等，计十一篇。纪事则详其颠末，纪人则备其始终，君臣之迹，治乱之道，名法儒墨之殊途，纵横分合之异势，了然具备。凡文献攸存，靡不毕取。传疑而又极高古者，亦复弗遗。真膺错杂者，取其强半。附托全伪者，仅存要略。汉魏以还，称述古事，兼为采缀，以观异同。若全书缺佚，其名仅见，谶纬诸号，尤为繁多；则诸筹注之言，类萃之帙。又百家所记，或事同文异，或文同人异，互见迭出，不可偏废。所谓"疑则传疑，广见闻也"。时人称为"马三代"。顾炎武读是书而叹曰："必传之作也！"康熙四十四年，仁皇帝南巡至苏州，命大学士张玉书物色《绎史》元版。明年，令人赍白金二百两至邹平，购版入内府。

○马宗琏

马宗琏（？～1802），字器之，号鲁陈，安徽桐城人。

少事其舅姚鼐，学为文词。后从邵晋涵、任大椿、王念孙游，其学益进。嘉庆丁巳中式举人，又二年成进士。尝以亭林摘《左传》杜解阙误，根据经典，率皆精核；惠松崖复广搜贾、服、京君之注，援引秦汉子书为证，拾顾氏之遗者尚多，而纠其速失者仅五六条耳，不无挂漏之处；因别撰《春秋左传补注》三卷。所以匡惠氏之误固确，其所自为说，亦足补元凯之略，暨亭林所未及焉。他著尚有《毛郑诗诂训考证》、《周礼郑注疏证》、《穀梁传疏证》、《说文字义广注》、《战国策地理考》、《南海郁林合浦苍梧四郡沿革考》、《岭南诗钞》、《崇郑堂诗》，共数十卷，惜多不传。

○毛奇龄

毛奇龄（明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清康熙五十五年，公元1716年）浙江萧山人。字大可，又名甡，号秋晴，一曰初晴，学者称西河先生。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应试博学宏词科，列二等，授翰林院检讨，充《明史》纂修官。后以假归，不复出。

初曾著《毛诗续传》三十八卷，既因避仇，流寓江淮间，失其稿，乃就所记忆著《国风省篇》《诗札》、《毛诗写官记》，复在江西参议道施闰章所，与湖广杨洪才说诗，作《白鹭洲主客说诗》一卷。明嘉靖中，鄞人丰坊伪造《子贡诗传》、《申培诗说》等，奇龄作《诗传诗说驳议》五卷，引证诸说，多所纠正。通籍后，进所著《古今通韵》十二卷，诏付史馆。归田后，僦居杭州著《仲氏易》，及著《推易始末》四卷、《春秋占筮书》三卷、《易小帖》五卷、《易韵》四卷、《河图洛书原解编》一卷、《太极图说遗议》一卷。其设《易》，发明荀虞干侯诸家说，旁及卦变卦综之法。又就《春秋》经文起义，著《春秋毛氏传》三十六卷、《春秋简书刊误》二卷、《春秋属辞比事记》四卷。又欲全著礼经，以衰病不能，乃次第著昏丧祭礼、宗法庙制及郊社褅袷明堂学校诸问答，而于《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各有考证。

奇龄所学博杂，而自负者在经学，然好为争辩，他人所已言者，必力反其词。《古文尚书》自宋吴棫后多疑其伪，及阎若璩作《古文尚书疏证》，奇龄乃力辨为真，作《古文尚书冤词》，又删旧作《尚书广听录》为五卷，以求胜于若璩。但于《周礼》、《仪礼》，又以为战国之书。《古文尚书冤词》未免意气，而于二《礼》之断定乃持平之论。奇龄好胜，所作《经问》指名攻驳者惟顾炎武、阎若璩、胡渭三人，以三人博学重望，足以攻击，而余子碌碌，不足齿录。并素喜音律，著有《竟山乐录》四卷，又有《圣谕乐本解说》二卷、《皇言定声录》八卷。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卒于家，年九十四。门人蒋枢编辑遗集，分《经集》、《文集》二部。《经集》自《仲氏易》以下几五十种，《文集》合诗赋序记及其他杂著凡二百三十四卷。四库全书著录多至四十余部。

奇龄虽以经学自负，而生当明清之际，朴学未兴，理学方炽，非王则朱，奇龄于此遂多所论述，而所言多中肯綮，在当时学者中造诣独深。虽然博杂不纯，一如其他诸作，但能区别、心、物、知、行，于朱王之学非皮相者。今逐项论述如下：

（一）心物之辨

自来哲学之争无非唯心唯物，虽因时代不同，名词有异，但基本范畴，论本体不外心、物。奇龄有《折客辨学文》．发挥此说云。

"客忽作心性事物之辨，时平湖陆义山在座，顾而问予，予曰，予充耳久矣。无已，试再理前说可乎？曰，君臣父子，物也，以学以忠，事也。阳明《答顾东桥书》云，事父不成在父上求，只在事父之心上求；事君不成在君上求，只在事君之心上求。殊不知事父明有个父在，明明有个事父之事在；事君明有个君在，明明有个事君之事在。若教人在心上求，则会事事物物，将这心求在何处？曰，此但知主说，而全不知有客说者也。夫阳明何尝谓无事物，但有心乎？事父，不在父上求，非无父也。只在事父之心上求，谓只以此事父之事求之于心，非舍事父之事而但求心也。客明明曰事父之心，而主但曰心，可乎？且心不能在事物上求也。阳明谓事物在心上求，则有事物，而子必谓心当在事物上求，则不惟无心，并无事物。何则？心能有事物，事物不能有心也。请观之天，夫天，一物也，四时错行，日月代明者，物之事也。然而目不见碧落，耳不辞气候，日星不知何所缀，风雷不识何所发，其物与其事几乎冥绝。然而即心求之，而千岁日至可坐而致，向使必求之事物，则夸父逐日有渴死已耳。故闭门造车，不见九道也，而动合轨辙。陋巷箪瓢，未尝服周冕乘殷辂也，但其心不违而用即可行。若谓事父必在父上求，事君必在君上求，则此心未通，而天论已绝。何则？人不能皆事君也。向亦谓君在心上求，故人人有君；分必在君上求，则君门九重，求在何处？"（《西河文集?折客辨学文》）

又云：

"尝读徐仲山《传是斋日记》，其中作事物心性之辨有云，紫阳说知行俱向外求，故知则格物，行则求事物，未免驰骛向外，若与圣贤存心知性之学有所不合，所以阳明以事物在心上求，对照挽之。"（同上）

他虽然从道德学入手谈心物，但涉及心物总是本体论上的根本问题。奇龄以为，阳明事物在心上求，则有事物，比如天为一物，但人不能知天为何物，苟于心上求天，则天之为天可以掌握，所谓闭户造车，出门合辙。他虽然没有抹杀物的存在，但谓只能在心上求物，物乃存在，不在心上求物，而知则格物，行则求物，未免向外，与圣贤心性之学有所不合，而阳明遂主张于心上求物。于心上求物，无疑以心为本体，而物为心之派生物，结果无心则无物。从道德哲学或自然哲学的角度求物，以为事君不能于君上求，事父不能于父上求；知天不能于天上求，知物不能于物上求，只能求之于吾心。吾心存事君事父，则有君有父；吾心知天知物，则有天有物。心只能代表思维，思维上有事君之心，则有君在；思维上有知天之意，则天在，一切关键在思维，思维是第一性的，而存在是第二性的。虽然他们可以说在道德上没有事君之心则无君，并不是否认君的存在，只是否认事君之事的存在；在自然哲学上不在心上求天则无天，也只是不能掌握天之法则而非否认天。这又牵涉到知行的问题，未免以知代行，而以知代行也正是阳明哲学的传统。因为在认识上以知代行，在本体上遂以心代物。这是必然的结果。

（二）知行问题

知行问题，是认识与实践问题，这是千百年来古今中外哲学上争论未绝的老问题。阳明学派主张知行合一，而知吞没了行，这等于在本体上心吞并了物。但奇龄于此亦为阳明辨，有云：

"客又曰，知行两事并无说合一者，经书所说，无一不以知行分作两件，如言之不出，耻躬不逮，其言不作，为之也难之类；于知处说得缓，于行处更说得急，从未有能知自然能行，不行只是不知的说话，惟佛家教外别传，才有此等言语。予曰，子欲辨知行合一，历引言行相对者言之，则以言后知，以为属行，此是书理未通之故，不足辨也。只知行合一四字，予前已明言之矣。孟子曰，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孩提知爱亲，无所谓行也，然而行矣；且孩提只爱亲，无所谓知也，然而知矣。故孟子前说知能，此只说知，以知能合一也，此其义紫阳亦言之。紫阳注《中庸》曰，由不明故不行，此非不行，只是不知乎。又曰，颜子惟真知之，故能择能守，如此非能知自然能行乎。然则阳明此言即紫阳之言，而子妄谓教外别传何与？往在史馆时，......同官张武承......极诋阳明，予曰，何言之？曰，知行合一，圣人之学乎？予曰，知行合一有二说，皆紫阳之言，然紫阳不自践其言而文成践之。其一说即前所言者是也；其又一说，谓知是理必行是理，知是事必行是事。此即紫阳注《中庸》所云，知所以知此也，仁所以体此也，知在此，行即在此，凡所知所行当在一处，亦谓之合一。乃其注《大学》，于格物则所知在物，于诚意则所行又在意。在物少一行，而在意少一知，何也？有人于此曰，吾格礼，节文登降所当习也，吾格乐，钟鼓考击所当事也。知礼乐当行礼乐，乃曰，吾知在礼乐，而所行在意可乎？且知礼乐只知礼乐，乃曰，吾己知礼乐，而凡吾心之所行更不必再知可平？是此知非此行，此行非此知，一知一行，断港绝流矣。此非合一之病，不合一之病也；此非阳明之言不合紫阳，紫阳之言不自合也。......郑端简作《今言》云，人但知阳明《大学》不合紫阳，然平情以观，恐不可便以宋儒改本为是，以汉儒旧本为非。王龠州题《正学元勋卷》，阳明直指心诀，以上合周程之说，所未合者，朱子耳。......"（《西河文集．折客辨学文》）

知行问题，用现在话说也就是真理与实践问题。阳明倡"知行合一"，结果以知代行，以知代行势必以心代物，遂造成主观唯心一元论。而"致良知"可以掩盖一切，包罗万有，于是而圣人满街，等于禅宗之立地成佛，王学与禅宗实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奇龄于此为王学辨，以为知行合一，言知已包括行，故孟子云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孩提知爱亲无所谓行也，然而行矣，且孩提只爱亲无所谓知也，然而知矣。故孟子前说知能，此只说知，以知能合一也。知能合一即知行合一，以孟子解阳明，是数典不忘其祖，以主观唯心解主观唯心。本来，阳明之说来自孟子，因性善而有良知良能，阳明遂合知能为一而张之以"致良知"，后来解释遂谓良知知也，致良知能也。总是以知为主，等于理论决定实践，而实践并不导出理论，是谓本末倒置，以意识决定存在者。而朱熹并不如此，朱是二元论，有时又自相矛盾而持客观唯心论。此点遂为奇龄把柄，而谓紫阳之知行合一有二说，其一，紫阳注《中庸》曰，由不明故不行，此非不行，只是不知乎。其又一说，谓知是理必行是理，知是事必行是事。此即紫阳注《中庸》所云，知所以知此也，仁所以体此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