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学人列传

，岐黄盈天下，而天下之人病相枕死相藉也，可谓明医乎？若读尽医书而鄙视方脉药饵针灸摩砭，不惟非岐黄，并非医也，尚不如习一科验一方者之为医也。......（《存学编》卷一《学辨一》）

《习斋年谱》记他一段事道：

返鄢陵，访李乾行等论学。乾行曰："何须学习？但须操存功至，即可将百万兵无不如意。"先生悚然，惧后儒虚学诬罔至此，乃举古人兵间二事扣其策。次日问之，乾行曰："未之思，亦不必思，小才小智耳。"先生曰："小才智尚未能思，大才智又何在？岂君操存未至耶？"乾行语塞。

习斋这些话，不但为一时一人说法。中国念书人思想笼统，作事颟顸，受病一千多年了，人人都好为阔大精微的空论。习斋专教人从窄狭的粗浅的切实练习去，他说："宁为一端一节之实，无为全体大用之虚。"（《存学编》卷一）何只当时，在今日恐怕还是应病良药罢。

我们对于习斋不能不稍为觖望者，他的唯习主义，和近世经验学派本同一出发点，本来与科学精神极相接近，可惜他被"古圣成法"四个字缚住了，一定要习唐虞三代时的实务，未免陷于时代错误。即如六艺中"御"之一项，在春秋车战时候，诚为切用，今日何必要人人学赶车呢？如"礼"之一项，他要人习《仪札》十七篇里头的昏礼、冠礼、士相见礼......等等，岂不是唱滑稽戏吗？他这个学派不能盛行，未始不由于此。倘能把这种实习工夫，移用于科学，岂非不善！虽然，以此责备习斋，毕竟太苛了。第一，严格的科学，不过近百余年的产物，不能责望诸古人。第二，他说要如古人之习六艺，并非说专习古时代之六艺，如学技击便是学射，学西洋算术便是学数，李恕谷已屡屡论及了。第三，他说要习六艺之类的学问，非特专限于这六件，所以他最喜欢说"兵农礼乐水火工虞"。总而言之，凡属于虚玄的学问，他无一件不反列；凡属于实验的学问，他无一件不赞成。

虽然，颜李与科学家，正自有别。科学家之实验实习，其目的专在知识之追求。颜李虽亦认此为增进知识之一法门，其目的实在人格全部之磨练。他们最爱说的话，曰"身心一齐竦起"，曰"人己事物一致"，曰"身心道艺一致加功"。以习礼论，有俯仰升降进退之节，所以劳动身体，习行时必严恭寅畏，所以振竦精神，讲求节文度数，所以增长智慧。每日如此做去，则身心两方面之锻炼，常平均用力而无间断，拿现代术语来讲，则体育、德育、智育"三位合一"也。颜李之理想的教育方针，实在如此。他们认这三件事缺一不可，又认这三件事非同时着力不可。

他们锻炼心能之法，务在"提竦精神，使心常灵活"。（《习斋年谱》卷上）习斋解《孟子》操则存，舍则亡"两句活，说道："识得'出入无时'是心，操之之功始有下落。操如操舟之操，操舟之妙在舵，舵不是死操的，又如操兵操国柄之操，操兵必要坐作进退如法，操国柄必要运转得政务。今要操心，却要把持一个死寂，如何谓之操？"（《四书正误》卷六。案：此钱绪山语，习斋取之）盖宋儒言存养之法，主要在令不起一杂念，令心中无一事。颜李则"不论有事无事，有念无念，皆持以敬"。（《恕谷年谱》卷三）拿现在的话来讲，则时时刻刻集中精神便是。孔子说："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习斋说："此三语最为赅切详备。盖执事、与人之外皆居处也，则凡非礼勿视听言动具是矣；居处、与人之外皆执事也，则凡礼乐射御书数之类具是矣；居处、执事之外皆与人也，则凡君礼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朋友先施皆具是矣"（《言行录．学人篇》）做一件事，便集中精神于一件事。接一个人，便集中精神于一个人。不做事不接人而自己独处的时候，便提起一种严肃的精神，令身心不致散漫无归着，这是颜李学派修养的不二法门。

习斋好动恶静，所以论学论政，皆以日日改良进步为目标。他有一天鼓琴弦断，解而更张之，音调顿佳，因叹道："为学而惰，为政而懈，亦宜思有以更张之也。彼无志之人，乐言迁就、惮于更张、死而后己者，可哀也。"（《言行录．鼓琴篇》）又说："学者须振萎惰，破因循，每日有过可改，有善可迁，即日新之学也。改心之过，迁心之善，谓之正心；改身之过，迁身之善，谓之修身；改家国天下之过，迁家国天下之善，谓之齐治平。学者但不见今日有过可改，有善可迁，便是昏惰了一日。为政者但不见今日有过可改，有善可迁，便是苟且了一日。"（《言行录．王次亭篇》）总之，常常活着不叫他死，常常新着不叫他旧，便是颜李主动之学。他们所谓身心内外一齐振起者，指此。

习斋不喜欢谈哲理，但他对于"性"的问题，有自己独到的主张。中国哲学上争论最多的问题就是"性善恶论"。因为这问题和教育方针关系最密切，所以向来学者极重视它。孟子，告子，荀子，董仲舒，扬雄，各有各的见解。到宋儒程朱，则将性分而为二：一、义理之性，是善的，二、气质之性，是恶的。其教育方针，则以"变化气质"为归宿。习斋大反对此说，著《存性编》驳他们，首言性不能分为理气，更不能谓气质为恶。其略曰：

......若谓气恶，则理亦恶：若谓理善，则气亦善。盖气即理之气，理即气之理，乌得谓理统一善而气质偏有恶哉？譬之目矣，眶疱睛，气质也，其中光明能见物者，性也，将谓光明之理专视正色，眶疱睛乃视邪色乎？余谓更不必分何者为义理之性，气质之性。......能视即目是性善，其视之也则情之善，其视之详略远近则才之强弱。（启超案：孟子论性善，附带着论"情"、论"才"，说"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又说"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习斋释这三个字道："心之理曰性，性之动曰情，情之力曰才。"见《年谱》卷下。《存性编》亦有专章释此三字，今不详引）皆不可以恶言。盖详且远固善，即略且近亦第善不精耳，恶于何加？惟因有邪色引动，障蔽其明，然后有淫视，而恶始名焉。然其为之引动者，性之咎乎？气质之咎乎？若归咎于气质，是必无此目，然后可全目之性矣。......"（《存性篇?驳气质性恶》）

然则性善的人，为什么又会为恶呢？习斋以为皆从"引蔽习染"而来，而引蔽习染皆从外入，绝非本性所固有。程子说，"清浊虽不同，然不可以浊者不为水。"朱子引申这句活，因说："善固牲也，恶亦不可不谓之性。"主张气质性恶的论据如此。习斋驳他们道：

问浊是水之气质否？吾恐澄澈渊湛者水之气质，其浊者乃杂入水性本无之土，正犹吾言性之有引蔽习染也，其浊之有远近多少，正犹引蔽习染之有轻重深浅也。若谓浊是水之气质，则浊水有气质，清水无气质矣，如之何其可也？（同上《借水喻性》）

程子又谓"性本善而流于恶"。习斋以为也不对，他驳道：

原善者流亦善，上流无恶者下流亦无恶。......如水出泉，若皆行石路，虽自西海达东海，绝不加浊。其有浊者，乃亏土染之，不可谓水本清而流浊也。知浊者为土所染，非水之气质，则知恶者是外物染乎性，非人之气质矣。"（同上《性理书评》）

习斋论引蔽习染之由来，说得极详尽。今为篇幅所限，不具引了，（看《存性篇?性说》）习斋最重要的论点，在极力替气质辩护。为什么要辩护呢？因为他认定气质为个人做人的本钱。他说：

尽吾气质之能，则圣贤矣。（《言行录》卷下）

又说：

昔儒视气质甚重。习礼习乐习射御书数，非礼勿视听言动，皆以气质用力。即此为存心，即此为养性，故曰"志至焉，气次焉，持其志无暴其气"；故曰"养吾浩然之气"；故曰"唯圣人然后可以践形"。魏晋以来，佛老肆行，乃千形体之外，别状一空虚幻觉之性灵；礼乐之外，别作一闭目静坐之存养。佛者曰入定，儒者曰吾道亦有入定也。老者曰内丹，儒者曰吾道亦有内丹也，借五经《语》《孟》之文，行《楞严》《参同》之事。以躬习其事为粗迹，则自以气骨血肉为分外。于是始以性命为精，形体为累，乃敢以有恶加之气质矣。（《存性编?性理书评》）

气质各有所偏，当然是不能免的。但这点偏处，正是各人个性的基础。习斋以为教育家该利用他，不该厌恶他。他说："偏胜者可以为偏至之圣贤。......宋儒乃以偏为恶，不知偏不引蔽，偏亦善也。"（同上）又说："气禀偏而即命之曰恶，是指刀而坐以杀人也，庸知刀之能利用杀贼乎！"（同上）习斋主张发展个性的教育，当然和宋儒"变化气质"之说不能相容。他说：

人之质性各异，当就其质性之所近、心志之所愿。才力之所能以为学，则无龃龉捍格终身不就之患。故孟子于夷、惠（夷，伯夷。惠，柳下惠）曰不同道，惟愿学孔于，非止以孔子独上也，非谓夷、惠不可学也。人之质性近夷者自宜学夷，近惠者自宜学惠。今变化气质之说，是必平丘陵以为川泽，填川泽以为丘陵也，不亦愚乎？且使包孝肃必变化而为庞德公（包孝肃，北宋名臣包拯的谥号。庞德公，东汉末名士，以不屈于官著称），庞德公必变化而为包孝肃，必不可得之数，亦徒失其为包为庞而已矣。（《四书正误》卷六）

有人问他，你反对变化气质，那么《尚书》所谓"沈潜刚克，高明柔克"的活，不对吗？他说："甚刚人亦必有柔处，甚柔人亦必有刚处，只是偏任惯了。今加学问之功，则吾本有之柔自会胜刚，本有之刚自会胜柔。正如技击者好动脚，教师教他动手以济脚，岂是变化其脚？"（《言行录》卷下《王次亭篇》）质而言之，程朱一派别气质于义理，明是袭荀于性恶之说，而又必自附于孟子，故其语益支离。习斋直斥之曰：

耳目口鼻手足五脏六腑筋骨血肉毛发秀且备者，人之质也，虽蠢犹异于物也。呼吸充周荣润运用乎五官百骸粹且灵者，人之气也，虽蠢犹异于物也。故曰"人为万物之灵"，故曰"人皆可以为尧舜"。其灵而能为尧舜者，即气质也。非气质无以为性。非气质无以见性也。今乃以本来之气质而恶之，其势不并本来之性而恶之不已也。以作圣之气质，而视为污性坏性害性之物，明是禅家"六贼"之说，能不为此惧乎？（《存性篇．正性理评》）

习斋之龂龂辨此，并非和程朱论争哲理。他认为这问题在教育关系太大，故不能已于言。他说：

大约孔孟以前责之习，使人去其所本无。程朱以后责之气，使人憎其所本有。是以人多以气质自诿，竟有"山河易改，本性难移"之谚矣。其误世岂浅哉！（同上）他于是断定程朱之说，"蒙晦先圣尽性之旨，而授世间无志人以口实"。（《存学编》卷一《上孙钟元先生书》）他又断言，凡人"为丝毫之恶，皆自玷其光莹之体，极神圣之善，始自践其固有之形"。（同上《上陆桴亭先生书》）习斋对于哲学上和教育上的见解，这两句包括尽了。

以上所讲，颜李学派的主要精神，大略可见了。这种议论，在今日还有许多人听见了摇头咋舌，何况二百年前？他们那时作这种主张，简直可以说大着胆冒天下之不韪。习斋说：

宋儒，今之尧舜周孔也。韩愈辟佛，几至杀身，况敢议今世之尧舜周孔乎？季友著书驳程朱之说（季友，姓朱，明饶州人。永乐二年（1404）至京献所著书，驳宋儒之说。大学士杨士奇谓朱季友非毁先贤，请毁其书，明成祖乃敕行人锢其至饶州，大会省县官员吏民，当众鞭挞，并烧毁其家所著书。见陈建《学 通辨》末引《皇明政要》，又见明郑晓《吾学编》），发州决杖，况敢议及宋儒之学术品诣乎？此言一出，身命之虞，所必至也。然惧一身之祸而不言，委气数于终误，置民物于终坏，恐结舌安坐不援沟读与强暴横逆纳人于沟读者，其忍心害理不甚相远也。（《上陆桴亭书》）

又说：

予未南游时，尚有将就程朱附之圣门之意。自一南游，见人人禅子，家家虚文，直与孔门敌列。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乃定以为孔孟与程朱判然两途，不愿作道统中乡原矣。（《年谱》卷下）

他并非闹意气与古人争胜。他是一位心地极光明而意志极强毅的人，自己所信，便以百折不挠的精神赴之，丝毫不肯迁就躲闪。他曾告诫恕谷道：立言但论是非，不论异同。是，则一二人之见，不可易也，非，则虽千万人所同，不随声也。岂惟千万人？虽百千年同迷之局，我辈亦当以先觉觉后觉，不必附和雷同也。（《言行录?学问篇》）

试读这种话，志节何等卓荦！气魄何等沈雄！他临终那年，有几句话嘱咐恕谷道："学者勿以转移之权委之气数。一人行之为学术，众人从之为风俗。民之 矣，忍度外置之乎？"恕谷闻言，泣数行下。（《恕谷年谱》卷下）

习斋、恕谷抱这种宏愿，想要转移学风，别造一个新社会。他说：

文盛之极则必衰。文衰之返则有二：一是文衰而返于实，则天下厌文之心，必转而为喜实之心，乾坤蒙其福矣，......一是文衰而返于野，则天下厌文之心，必激而为灭文之念，吾儒与斯民沦胥以亡矣。如有宋程朱党伪之禁，天启时东林之逮狱，崇祯末张献忠之焚杀，恐犹未已其祸也。而今不知此几之何向也？《易》曰；'知几其神乎？'余曰，知几，其俱乎？"（《存学编》卷四）

○阎若璩

阎百诗，名若璩，别号潜丘居士，山西太原人，寄籍江苏之山阳，生于明崇祯九年，卒于清康熙四十三年（1636-1704），年六十九。

他的父亲阎修龄，号牛叟，本淮南盐商，但很风雅，也可算一位名士或一位遗老。

百诗生而口吃，性颇钝，读书千遍不能熟。年十五，冬夜读书，寒甚，漏四下，坚坐沉思，心忽开朗，自是颖悟异常。是岁补学官弟子。

年二十，读《尚书》至古文二十五篇，即疑其伪，沉潜三十余年，尽得其症结所在，作《古文尚书疏证》八卷，专辨东晋晚出之《古文尚书》十六篇及同时出现之孔安国《尚书传》皆为伪书。

康熙元年始游京师，尚书龚鼎等为之延誉，由是知名。旋改归太原，为廪膳生。顾事林游太原，以所撰《日知录》相质，即改计数则，亭林心折焉。未几，出游巩昌，与陈寿善一夕共成七言绝句百首，名曰《陇右倡和诗》。

十七年，应博学宏词科试，不第，留京师，与汪琬反覆论难。琬著《五服考异》成，先生纠其谬，汪意不怿，谓人曰："百诗有亲在而喋喋言丧礼乎？"先生闻之曰："王伯厚尝云，'夏侯胜善说礼服'，言礼之丧服也。萧望之以礼服授皇太子，则汉世不以丧服为讳也。唐之奸臣以凶事非臣子所宜言，去《国恤》一篇，识者非之。讲经之家岂可拾其唾余哉！"徐乾学因问于经亦有征乎？先生曰："按《杂记》曾申问于曾子曰：'哭父母有常声乎？'申，曾子次子也。《擅弓》子张死，曾子有母之丧，齐衰而往哭之。夫孔子没，子张尚存，见于《孟子》。子张死，而曾子方丧母，则孔子时，曾子母在可知。《记》所载《曾子问》一篇，正其亲在时也。"乾学叹服。

三十一年，客闽归，乾学延至京师，为上客，每诗文成，必属裁定，曰："阎先生学有师法，非吴志伊辈所及也。"李天馥亦云："诗文不经百诗勘定，末可轻易示人。"

后乾学奉敕修《一统志》，开局于洞庭东山，既又移嘉善，后归昆山，先生皆从事焉。

先生又精于地理之学，山川形势，州郡沿革，了若指掌。尝曰："孟子言读书当论其世，予谓并当论其地。少读《孟子》书，疑滕定公薨，使然友之邹问孟子，何缓不及事？及长大亲历其地，方知故滕国城在今县西南十五里，故邾城在今邹县东南二十六里，相去仅百里，故朝发而夕至。朝见孟子，而暮即反命也。"因撰《四书释地》六卷，《释地馀论》一卷。又据《孟子》七篇参以《史记》请书，作《孟子生卒年月考》一卷。

先生平生长于考证，遇有疑义，反复穷究，必得其解乃已。尝语弟子曰："曩在徐尚书邸夜饮，尚书云：'今晨直起居注，皇上问古人有言，使功不如使过。此语自有出处，当时不能答。'予举宋陈良时有《使功不如使过论》，篇中有秦伯用孟明事，但不知此语出何书耳。越十五年，读《唐书?李靖传》：高祖以靖逗留，诏斩之，许绍为请而免。后率兵破开州蛮，俘擒五千。帝谓左右曰；'使功不如使过，果然。'谓即出此。又越五年，读《后汉书?独行传》索卢放谏更始使者勿斩太守曰：'夫使功者不如使过。'章怀注；'若秦穆公赦孟明而用之，霸西戎。'乃知全出于此。甚矣学问之无穷，而人尤不可以无年也！"

先生晚年名益著，清世宗在潜邸，手书延至京师，握手赐坐，呼先生而不名，索观所著书，每进一篇，未尝不称善。疾亟，请移就外，留之不可，乃以大床为舆，上施青纱帐，二十人舁之出，移居城外十五里，如卧床箦，不觉其行也。先生又著《潜邱劄记》六卷，《毛朱诗说》一卷，及《日知录补正》《丧服翼注》《博学掌录》，宋刘攽、李焘、马端临、王应麟《四家逸事》诸书，诗有《眷西堂》诸集。

卒年六十有九，时康熙四十三年六月八日。世宗遣官经纪其丧，亲制挽诗，又为文祭之。

百诗仅有这点点成绩，为什么三百年来公认他是第一流学者呢？他的价值，全在一部《古文尚书疏证》。《尚书》在汉代，本有今古文之争。伏生所传二十八篇，叫做"今文尚书"。别有十六篇，说是孔安国所传，叫做"古文尚书"。然而孔安国这十六篇，魏晋之间，久已没有人看见。到东晋，忽然有梅賾（ze）其人者，拿出一部《古文尚书》来，篇数却是比今文增多二十五篇，而且有孔安国做的全传-即全部的注。到初唐，陆德明据以作《经典释文》，孔颖达据以作《正义》。自此以后，治《尚书》者，都用梅賾本，一千余年，著为功令。中间虽有吴棫、朱熹、吴澄（吴澄，字幼清，元崇仁人，著《书纂言》四卷，唯注《今文尚书》，谓《古文尚书》乃晋世晚出之书，不注）、梅鷟（字致斋，明旌德人。著《尚书考异》五卷，指出证据，明言东晋《古文尚书》是伪书）诸人稍稍怀疑，但都未敢昌言攻击。百诗著这部《古文尚书疏证》，才尽发其覆，引种种证据证明那二十五篇和孔传都是东晋人赝作。百诗从二十岁起就着手著这部书，此后四十年问，随时增订，直至临终还未完成。自这部书出版后，有毛西河（奇龄）著《古文尚书冤词》和他抗辩，在当时学术界为公开讨论之绝大问题，结果阎胜毛败。《四库提要》评阎书所谓："有据之言，先立于不可败也"。自兹以后，惠栋之《古文尚书考》，段茂堂（玉裁）之《古文尚书撰异》等，皆衍阎绪，益加绵密。而伪古文一案，逐成定案。最后光绪年间，虽有洪右臣续作冤词（1827-1897，名良品，字右臣，湖北黄冈人。著书近四十种，康有为《新学伪经考》方出，即撰《新学伪经考商正》二卷进行驳难。所谓续作冤词，指他曾作《古文尚书辨惑》十人卷，又《释难》二卷，《析疑》一卷，《商是》一卷，大抵重复前人陈说，声称《伪古文尚书》不伪。其说极迂腐，连信古文经学的学者也无人提及。），然而没有人理他，成案到底不可翻了。

请问，区区二十篇书的真伪，虽辨明有何关系，值得如此张皇推许吗？答道，是大不然。这二十几篇书和别的书不同，二千余年来公认为神圣不可侵犯之宝典，上自皇帝经筵进讲，下至蒙馆课读，没有一天不背诵他。忽焉真赃实证，发现出全部是假造，你想，思想界该受如何的震动呢？凡信仰的对象，照例是不许人研究的，造物主到底有没有？那稣基督到底是不是人？这些问题，基督教徒敢出诸口吗？何止不敢出诸口，连动一动念也不敢哩。中国人向来对于几部经书，完全在盲目信仰的状态之下。自《古文尚书疏证》出来，才知道这几件"传家宝"里头，也有些靠不住，非研究研究不可。研究之路一开，便相引于无穷。自此以后，今文和古文的相对研究，六经和诸子的相对研究，乃至中国经典和外国经典相对研究，经典和"野人之语"的相对研究，都一层一层的开拓出来了。所以阎百诗的《古文尚书疏证》不能不认为近三百年学术解放之第一功臣。

阎百诗为什么能有这种成绩呢？因为他的研究方法实有过人处。他的儿子说道："府君读书，每于无字句处精思独得，而辩才锋颖。证据出入无方，当之者辄失据。常曰：'读书不寻源头，虽得之，殊可危！'手一书至检数十书相证，侍侧者头目为眩，而府君精神涌溢，眼烂如电，一义未析，反复穷思，饥不食，渴不饮，寒不衣，热不扇，必得其解而后止。"（阎咏《左汾近稿．先府君行述》）他自己亦说："古人之事，应无不可考者。纵无正文，亦隐在书缝中，要须细心人一搜出耳。"（《潜邱札记》卷六）戴东原亦说："阎百诗善读书。百诗读一句书，能识其正面背面。"（段玉裁著戴先生年谱）大抵百诗学风，如老吏断狱，眼光极尖锐，手段极严辣，然而判断必凭证据，证据往往在别人不注意处得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