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学人列传

庐山之时。

这一阶段是方以智一生的转折点，从轻衣肥马的贵公子到流离转侧的苦行僧，从红灯绿酒到黄卷青灯，从入世到出世。《桐城耆旧传》的作者马其昶论方以智说。"躬豪杰之才，遭逢季运，以占毕称，岂其志哉。"就在这一阶段，对政治和社会的理想与抱负无从实现，于是全部精力转入著书立说的学术生活中。

在流离中缺乏图书资料，他自己说"作挂一漏万之小说家言，岂不悲哉。愚道人今年三十六矣，读书亦有命"（见《通雅》卷三附记）。然而在这一时期终于写成《物理小识》，《切韵声原》，《医学会通》，《删补本草》等书。

（三）从清顺治十年（公元一六五三年）至康熙十年（公元一六七一年）

方以智晚年，从顺治十年（公元一六五三年）算起，这年元旦，回到桐城浮山白鹿湖见到父亲方孔炤。他在《象环寤记》中说："以祗支（袈裟，表示为僧）为退路，即为归路。"说明他在梧州为僧，其实际目的是为了回乡。安徽地方官要奏用他时，他说："匹夫不可夺志，出世人安往（往何处），不得涅槃也？""祗支"和"涅槃"成为他的遁词和借口。

就在这年，他重去离别十年的金陵，皈依天界寺的觉浪道盛法师。觉浪是当时佛教曹洞宗的前辈，曾因文字中称朱元璋为"太祖高皇帝"被清政府逮捕下狱，后查明系明亡以前所作而释放。觉浪的另一门徒啸峰大然也就是崇祯末年与方孔炤同系诒狱的御史倪嘉庆。

方以智"闭关"于金陵高座寺的看竹轩，潜心写哲学著作。作为曹洞宗的一个法门弟子，佛教对他有一定影响。另一方面，出家又只是与环境作斗争的一种手段。

陈贞慧的儿子，清初著名词人陈其年（名维崧）在方中德（方以智长子）的诗序中，对方以智早年豪华与此时的枯寂，作了描述：

"当时秣陵全盛时......密之先生衣纨縠，饰驺骑，鸣笳叠吹，闲雅甚都，蓄怒马桀黠之奴带刀剑自卫者，出人常数十百人，俯仰顾盼甚豪也。

"曾几何时，而先生已僧服矣。崧再过竹关（指金陵高座寺）而先生念故人子，必强饭之。饭皆粗粝，半杂以糠秕，蔬菜尤俭恶，为贫沙门所不堪者，而先生坐啖自若，饭辄尽七、八器。回思金陵时，时移物换，忽忽如隔世。"（《湖海楼文集?方田伯诗序》）

这段文字主要写崇祯末年方以智少年时在南京是一个家门鼎盛，仆从喧阗的乌衣子弟，而从两广北归在天界寺皈依觉浪以后成为一个自甘淡泊，特立独行的面壁头陀。方以智对夹有糠秕的粗饭和俭恶的蔬菜，不但自己能"尽七，八器"，而且强要"故人之子"（指陈维崧）与他共同享用。生动逼真的情景被陈维崧纪录下来。

《浮山此藏轩别集》中有方以智《自题游山小影》两则，当也作于这一时期，并录如下：

"自来自往，一叶指掌，浑身苍苍，日出眉上。踏碎青天，众山自响，何不归欤？问臃肿杖。"

"奇不奇，痴不痴，大地无寸土，曳杖何所之......游戏还登临，老病路险巇。不如一笔扫落五岳十洲之烟云。"

这些自我写照，深刻地表达了他当时的思想情况。"大地无寸土"一句反映出明亡后普遍存在于土大夫思想中的一种民族意识。"老病路险巇"是料及此后道路的不平坦。"踏碎青天""一笔扫落五岳十洲之烟云"等句，以恣肆放纵的笔调写出壮怀不已的心情。

综合这些记述，我们看到一个倔强坚毅，不为环境所左右的生气勃勃的有志之士，同时也看到一个泰然自若，追求理想的思想家。境遇是艰苦困难的，然而心情是踊跃活泼的。李世熊在方中通《数度衔》序中说："密之先生遭变出世，忍人所不能忍，行人所不能行，乃集三世大成，仔肩圣学，继往开来，俾益方世，岂偶然哉。"正说明这一情况。

而他的老友古文家和诗人宣城施闰章则记录下他当时的思想变化过程，以及三教合一的主张：

"无可大师，儒者也，尝官翰林，显名公卿间。去而学佛，始自粤西，遭乱弃官，白刃交颈，有托而逃者也。后归事天界浪公（即天界寺觉浪道盛）闭关高座（指高座寺）数年。刳心濯骨，涣然冰释于性命之旨，叹曰'吾不罹九死，几负一生，古之闻道者，或由恶疾，或以患难，类如此矣'。盖其先父廷尉公（方大镇）湛深周易之学，父中丞公（方孔炤）继之，与吴观我太史（方以智外祖吴应宾）上下羲、文，讨究折衷，师少闻而好之。至是研求，遂废眠食，忘死生。以为易理通乎佛氏，又通乎老庄。每语人曰：'教无所谓三也。一而三，三而一者也。譬之大宅然，虽有堂奥楼阁之分，其实一也，门径相殊，而通相为用者也。'"（《愚山先生学余文集?无可大师六十序》）

这说明方以智的学佛是由于遭遇九死一生的患难。在逃禅以后，又把早年家传的周易象数之学与佛、道思想综合起来，"通相为用"。这是一段如实的论述。方以智晚年杂揉《周易》，《中庸》，京，关，邵，蔡的象数学以及佛教和老、庄的思想资料，形成所谓方氏独创的"中五说"和"公因反因说"。

顺治十二年（公元一六五五年）方孔炤在桐城去世，方以智破关奔丧，按照儒家礼节，"衰绖成服，受吊如仪"，而且结庐墓侧，称为栾庐。说明他虽穿上和尚的大布衲，在思想上还是一个"儒者"。

这时方以智编定了方孔炤的《周易时论》十五卷，方以智同时自著《周易图象几表》八卷。两书合称《周易时论合编》共二十三卷，著录于《四库提要?易类存目二》。《周易时论》一书对方以智思想体系的形成起了主要作用。

方以智北归后，生活比较安定。从顺治十年至十七年（公元1653年到1660年），写成《药地炮庄》。

从一六六四年，方以智五十四岁起，由于吉安人士和庐陵县令于藻的邀请，成为吉安青原山净居寺主持，一直到康熙十年（公元一六七一年）因粤难去世，在青原山度过了最后的七年。这时期曾著《禅乐府》，并有《愚者智语录》，而主要的成就是继续啸峰大然编成《青原志略》。这儿应指出，在江西西部，赣江东岸的这个青原山，除了是佛教胜地相传是所谓七祖道场（七祖指唐开元时的弘济禅师）外，又是明代王学江右学派理学家讲学的中心。山中有"五贤祠"，所祀就是王守仁、邹守益（东廓）、聂豹、欧阳德、罗洪先（念庵）等五人。

这一时期，除了潜心著作以外，与各方面往还也很密切。魏禧对方以智晚年交游太广，社会关系较复杂，提出了婉转的讽喻。在方以智遭难去世前四年，康熙六年（公元一六六七年）魏僖在《与木大师（方以智借名墨历，又名木立）书》中所提出的一些问题，比较真实地反映出方当时的活动，是探索方以智晚年思想行动的史料，摘引如下：

"迩者道誉日盛，内怀忧谗畏讥之心，外遭士大夫（指官吏），群衲（指僧众）之推举，于是接纳不得不广，干谒不得不与，辞受不得不宽。形迹所居，志气渐移。"

与魏禧所记稍有出入，可以互相参证的是王夫之的记录：

"乃披缁以后，密翁虽住青原，而所延接者皆清孤不屈之士。且复兴书院，修邹、聂诸先生之遗绪。门无兜鍪之客。其谈说借庄、释，而欲檠之以正，又不屑遣徒众四出觅财。"（《船山遗书?搔首问》）

肖伯升在《研邻偶存》中记载他待人接物的态度是"行处则乎实，待人则春风"。

尽管学佛在深山古寺，但仍是与各方面诗文往还。虽然交游广泛，但"门无兜鍪之客，......又不遣徒众四处觅财"。这些说明他一如既往，不结交权贵，而忠实于自己的学术与理想。一方面无可奈何，静耽禅说，一方面广通声气，壮志犹存，这就是他晚年生活的矛盾。

他一生的著作有：

早期：从明末到甲申以后在两广避难时期（约公元1640年-1650年）：

《物理小识》、《通雅》、《浮山文集》（前编，全本藏北京图书馆）、《博依集》（此书北京图书馆有残本，北京大学有全本）、《膝寓信笔》（此书多通行本）。

中期：避地两广后以至北归桐城、南京等地时期（公元1644年-1652年）：《东西均》（此书现有中华书局一九六二年新印校点本）、《岭外稿》（在编排上属于《浮山文前编》的后半部，现均藏北京图书馆）、《浮山文后编》。

晚期：从两广北归后到康熙十年在江西逝世止（公元1652年-1671年）：《易余》（全书共约十二万字。现存当时抄本）、《药地炮庄》（有康熙萧刻本及民国二十一年（公元1932年）成都美学林排印本。美学林本删去了大量序言和前记）、《易图》（又名《寂历图》）、《鼎薪》（到现在为止，我们尚未得到此书存在的消息）、《青原志略》、《愚者智禅师语录》（有《嘉兴藏》本，分四卷，约三万字）；《一贯问答》、《冬灰录》、《五位纲宗》、《性故》（即《古今性说合编》）均有抄本；《禅乐府》（有一九三五年其后人方鸿寿铅印本）、《诸子燔痏》（方以智论诸子的著作，尚未发现）

此外尚有有关医药，音韵，及论诗词的著作，有存有佚，不再列举，待编辑其著作时，再作考证。

尚有《向言》，刻入《方氏七代遗书》中，《两粤新书》收入《海甸野史》中，都不是方氏的著作。应当注意。容肇祖先生发现钱谦益《初学记》卷二十三《响言》二卷与《七件遗书》本《向言》全同，经考证，确定系钱谦益所著。至于《两粤行书》非方氏之作，朱希祖在该书跋中有详细论断。

方以智逝世以来，他的著作在社会上流通而为人们熟悉的是《通雅》、《物理小识》和《药地炮庄》三书，《通雅》、《物理小识》不乏被人引用，如袁枚的笔记，陆耀的《切问斋文集》中都有零星引证，周中孚的《郑堂读书记》有对《通雅》的著录和评论。乾隆时日本三浦晋所著《赘语》中，多次引用《物理小识》。

《药地炮庄》尽管流传下来，但由于非常难懂，钱澄之曾说方以智"其所著书，好作禅语，而会通以庄、易之旨，学者骤读之多不可解"（见《通雅》序）．目前所知，清代尚未有人加以研究和论列。

方的其他著作，重要的如《易余》，《东西均》，《青原志略》等，有的迄未刊印，有的孤本流传。感谢三百年来的收藏保存者，方以智著作大部分尚有完整的刊本或稿本遗留，将是进一步研究方以智的有用资料。

○方中通

方中通，字位伯，安徽桐城人。故明翰林方以智子。

初，以智著《通雅》五十二卷，于训诂名物皆有征实。君少传父业稽古，有机思，喜量圭黍察仪漏；以古九章法仅存条目，鲜能寻绎其义；乃据御制《数理精蕴》推阐之，复列数原律衍几何约珠算笔算筹算尺算诸法，辑诸家说，制取其长，制为一书，名《数度衍》，凡二十四卷，附录一卷。谓："九章皆出于勾股。环矩以为圆，合矩以为方。方数为典，以方出圆，勾股之所生也。少广，方圆所出也。方田商功，皆少广所出。一方一圆，其间不齐。始出差分而均输对差分之数盈朒借差求均。又差分均输所出，而以方程齐其穷。度量衡原出黄钟粟布出焉。黄钟出于方圆者也。"又谓："古法用竹径一寸长六分二百七十一而成六觚为一握，后世有珠算，而古法亡矣。泰西之笔算筹算，皆出九九尺算，即比例规，出三角。乘莫善于筹，除莫善于笔，加减莫善于珠，比例莫善于尺。"时广昌揭暄亦明算术，与君论难日轮大小得光肥影瘦之故，及古今岁差之不同，须测算消长以齐之，别录为一书，曰《揭方问答》。他著有《物理小识》十二卷，及《浮山文集》。

○冯登府

冯登府（？～？1840），字柳东，浙江嘉兴人。

嘉庆戊寅举顺天乡试，庚辰成进士，选庶吉士。改官江西将乐县知县。不两月，以亲病解绶去。服阕，教授宁波，大吏重其才，拟荐之，力辞。

幼即能作韵文，中年治经，深得汉儒家法。兼通金石文字。阮元、徐士芬、李泰交皆订至契。著《石经补考》十二卷，于汉魏蜀石经以备古今文之异同，于唐石经并正亭林某字误写之非。《三家诗异文疏证》六卷，《补遗》三卷，《论语异文疏证》十卷，搜讨详备，辨证亦极精当。又集古彝器暨砖瓦遗文拓本为《金屑录》四卷、《石金录》四卷。仿元潘氏、明王氏为《金石综例》四卷。聚所见浙省古砖，加以考辨，为《浙江砖录》四卷。其余尚有《唐宋词科题名》一卷，《酌史岩摭谭》十卷，《玉台书史补》六卷，《梵雅》一卷。

性好游，工诗。归田后，家贫弗能具山资。以东诸侯之招，重客三山，佐修通志。更撰《福建盐法志》三十卷、《闽中金石志》十四卷，名震海峤。诗宗金风亭长，有异世神交之雅。坐咏勺园，寒缸暑簟，或吟辔所至，兼善倚声。诗文为《石经阁文集》八卷，《拜竹龛待存》十卷，续集二卷，《种芸仙馆词》四卷，《钓船笛话》一卷。而所编者犹有《曝书亭外集》八卷，《冯氏清芬集》八卷，《邝砚倡酬集》一卷，《梅里词辑》六卷。

○冯桂芬

冯桂芬（1809-1874）字林一，号景庭，江苏吴县人。

弱冠补县学生。道光壬辰举于乡。庚子，中一甲二名进士，授编修。文宗御极，大臣疏举人才，以之与林文忠同荐。旋丁忧归。比服阕，而太平军已陷金陵。承诏劝捐输练乡团，事办，叙克夏诸城劳，晋五品衔，特旨擢中允。有间之者，因告归，不复出。向、张师溃，太平军攻吴郡，群议赴皖乞曾公援军，虑不遽应，推先生具草。乃为陈危急情状，并时局利钝，及用兵先后所宜，语甚详挚。曾许之，令李鸿章率水陆诸营东下，遂成平吴之功。吴平，李公开府苏省，数就先生谘访郡县利病。如苏、松减漕额，长、元、吴三县减佃租，数百年积重难返之弊，一旦顿除。先后主讲惜阴、敬业、紫阳、正谊各书院，为诸生讲论学术，成材甚众。卒年六十六。

先生于书无所不读，师事李申耆、李尚之两先生，说经宗汉儒，亦不废宋。精研小学，兼嗜畴人家言。著有《说文段往考正》，《校邠庐逸笺三种》，《弧矢算术细草图解》，《西算新法直解》，《校正李氏恒星图》，《测定咸丰纪元恒星表》，《丈田绘图章程》，《使粤行记》。与修《两淮盐法志》、《苏州府志》。尤务为经世有用之学，凡水利农田盐漕兵刑诸大政，莫不了然于胸中。作《抗议》四十篇，均关系于民生国命，亭林所谓"若果见之行事，不难跻斯世于治古之隆"者，仲长统《昌言》、荀悦《申鉴》，未足比也。《显志堂稿》十二卷，并长于治事，不为浮词云。

○凤韶

凤韶，字德隆，江苏江阴人。

岁贡生。所居滨江，邨巷僻陋，聚生徒谋糈以为食。与惠、戴诸先生隔绝，不能遍见其所著书；顾能深思独造，治经精密。著述盈笥，皆随笔条记，羼杂无次序。其门人始辑其说之涉四书者刊之，曰《四书补考》。又松江吴氏刊于《艺海珠尘》中者，曰《读书琐记》，更仅寥寥数条，均非其全。卒年七十余。后九年，武进李兆洛，总辑遗稿为《凤氏经说》三卷，于是君之学乃表曝于世。

○傅山

傅山字青主（明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O7 年-清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山西省阳曲县人（今太原市），明诸生，少聪颖，读书过目成诵，性任侠，见天下且丧乱，诸号为荐绅先生者，多腐恶不足道，愤之，乃坚苦持节，不肯少与时相周旋。时山西提学袁继贤为巡按张孙振所诬，孙故奄党也，先生乃伏阙陈情，袁竟得雪，先生以是名闻天下。明亡，变服黄冠居土室。天下大定后，始以黄冠出与客接，间有问学者，则曰本学庄列，于仁义事实羞道之，即强言之亦不工，形同遁世，但志在济世，不屑为空言。明清之际，深怀民族意识，不甘臣服于清，改其行，或作万里游，或雌伏不出者，南有序林，北有青主，是以自叹曰，"弯强跃马之骨而以占毕朽之．是则埋吾骨千年而碧不可灭者矣"。

明中叶后本为王学的天下，泰州学派兴，末流遂入于狂禅，于是蔑仁义弃礼乐，形成反对传统儒家思想之异军，青主的思想行为亦与之合流，而行纵放诞，颇类于魏晋风流，他的《上谷元旦》诗曰：

"秉烛起长叹，吁嗟行路难，资粮惟曲蘖，礼乐看蹒跚。景物家家别，风光岁岁阑。此生须荷锸，倒地即为棺。"（《霜红龛集》卷五《五律》）

志在前明，不得已而消极放诞，衷心则倾倒于"夥涉"为王，推倒强秦者，看他歌颂："夥涉真高兴，留侯太有情，篇章想不死，蜩蟪定长生。剑术一人敌，杯中万虑冥。悠然篱菊老，可不咏荆卿。"（《霜集》卷五《五律》）陈涉、张良、项羽皆反抗强秦的英雄，但剑术一人敌耳，无济于世，于是诗酒风流，老于篱菊，但仍咏荆卿，志在亡秦！青主一生在矛盾中，形为黄冠而志在红尘，不得已资粮曲蘖，倒地为棺，但心雄万夫，入世而作出世装，此其所以有"桃原直处忘情士，处士多情奈若何"（《霜集?杂著》卷十八）之歌，处士而多情，悲夫！

青主实主王学，而近于泰州，虽末流入狂禅，但蔑弃礼法，随寓而安，弃德从道，他曾经解"礼"，"......夫世儒之所谓礼者治世之衣冠，而乱世之疮也，不知劀其根而以膏药涂之，又厚涂之曰，治疮之礼也"。（《霜集?杂文》卷十四《礼解》）以礼为乱世之疮疤，治世之衣冠，是在治世礼不过门面，在乱世，礼实在是疮疤，以疮疤为礼，见于禅宗和尚语录矣。因之形成随遇而安的人生观，"人生一迂合耳，当其所迂，岂暇问其可否。凶狞之狗，见人野溷，则宾宾然伺于其傍，必不蒙一啮咬之念，以其人之能食我也，故论人者当如此。设求之安往而不得安分知义之人，故人望人则贤者可知，此有来言，以狗望人，则贤者更无数可知矣"（《霜集·杂文》卷十五《不寐寱语》）。以狗喻人，狗因人可以食我遂无啮咬之思。以此求人，则安分知义之人所在多有，更以狗求人则贤者满街；左派王学几于圣人满街走，盖皆以狗望人耳。这当然是愤世的语言，在清人的统治已经巩固的情形下，复明已不可能，久处土穴，亦掩耳盗铃者，于是出而问世，问世实等于出世，因不愿为当权者用，于是浪迹人间，随寓而安，亦无可如何耳。如何在无可如何的环境中自寻乐处？他说，"昔人教寻孔颜乐处，此句也是平地圪垛语，读得书久，自有乐处，便与孔颜不远，若白白去寻孔颜，孔颜与你个对面不见，岂不罔过了日子也。赖天地祖宗之泽，破书可读，一切龌龊人事不到眼前心上，钝资磨去，日知所亡，三间小屋之下好不富贵也。自爱不自贵，自知不自见，圣经贤传，古今载记，尽尔游行，谁能禁之。一生为客不为主。......故凡事颇能敝屣遗之，遂能一生无财帛之累"（《霜集·杂著。卷二十二《乐处》）。人而去寻孔颜的乐处，孔颜将与你对面不见，因为个人有个人的乐处，不能从同。在他看来有破书可读，钝资磨去，龌龊事不上心来，三间小屋也是无限富贵。"为客不为主"也是随寓而安，在不合理的情况下，不随寓而安又奈何？荷锸而行，倒地为棺，自有无限乐处，然而这都是苦中作乐。

人不能改变客观环境，为客观环境所拘限，只能为客不为主，以苦为乐，这些以苦为乐的说法，实在也是自乐其所乐，三间小屋有破书可读，乐在其中正同于王心斋。"乐是乐此学，学是学此乐，不乐不是学，不学不是乐，乐便然后学，学便然后乐。"（《心斋语录》）体用一元，方法即目的，此王学之所以为主观唯心主义。但青主于此从王学中跳出，入于老庄，从主观转为客观，他在《老子二十一章解》中云，"形所从者非穞也，从道来也。......物也而有非物者传焉，非物之物，道之为物也，恍惚象物似之矣而不可得，而窃之以窈冥之精，......其何物也耶？此道也，传之于父，父受之于祖．祖受之于曾高，父溯而上之彻于天，天大父也。自大父而传之不知历几何父而有我，我又为父矣"（《霜集·外编》卷三十四）。物之外有道，道非物，传之于天为大父。道相传初为一，可以名之曰德；道不可得而德可传。他又在《庄子天地篇泰初有无无段解》中说：

"阴阳交泰之初，何所有乎？有无而已，别无所有。然无而有者，无可得而名，确乎其有一，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不可闻不可见，然万物之生者皆由得此一以生是之曰德。溯此德者则我得之父母，得之天地之始为人之时而延之于我之身，生生世世，业识识业日远于德，故循性而修之以反于得以生之德。德之至者一切有为之法皆消融于乌有，几几乎并未形之一亦不可得而名之，所谓德至，至则同于泰初之无有矣。"（《霜集·外编》春三十四）

物德以生之调德，德可以强名之曰一，他又指实一为水，"天为一大，太为大一，一即天一生水之一，一水也气也。泰上从大，下从水，水即一也。"（同上注）以一为水为气，是首先点出气字来，理气，道器，本为程朱学派话题，青主主陆王。今亦道程朱，盖其学本宠杂，既本陆王，不得心外有理，更使气无存在余地，但已化主为客，遂于道外存气为物之所由生，而程朱不言无，于是以黄冠解老庄而引入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