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史

记》，祝穆之《方舆胜览》，虽非上述数书之比，然亦《九域志》之亚，犹附庸之于大国焉。

辽金时代，官撰之地方总志，今无所考。惟元代于官撰《大一统志》之外，又有二书：其一曰《圣朝(一作大元)混一方舆胜览》，其二曰《大元混一方舆要览》。《胜览》书凡三卷，无撰人名，今传元刊《事文类聚翰墨全书》后乙集地理类，及《群书通要》癸集，皆以此书录入之。首以各行省为纲，次则省属之各路府，次则各路府属之州，次则州属之县，每州县之下，略具沿革故事、山川形胜，可与《元史 地理志》互证，而时有异同。《翰墨全书》本为元代坊贾所刻，而其中往往含有遗珍，此书即元人地方总志仅存之作也。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于《胜览》外，并著录郭衡《大元混一方舆要览》七卷，而见无传本；厉鹗《辽史拾遗》，凡六引《要览》，其中三事，同于《胜览》。吾颇疑《翰墨全书》、《群书通要》所著录者，即为郭氏之书，而节删七卷为三卷，钱氏集中有《跋胜览》一首，未尝语及郭作，是则《要览》，亦为钱氏所未见。钱氏盖据《千顷堂书目》而著录，然《干顷堂目》，只有《要览》，而无《胜览》，而钱氏则并著之，亦其考古之疏也。

明代于官修《寰宇通志》、《一统志》之外，有一巨制，即宛溪顾祖禹之《读史方舆纪要》是也。祖禹生当明末，遭亡国之痛，伏处故里，自撰一书，年三十九始功，经二十年之岁月乃成。其全书之大旨，悉具于《总序 凡例》之中。《总序》三首，实为一首而分三段，盖仿《太史公自序》而作，其序作书之动机，由于禀父遗命。先是祖禹之高祖大栋，于嘉靖时官光禄丞，著《九边图说》行世，祖禹蒙此影响，故笃志于地理学。祖禹又述其父柔谦临殁之言曰：“及余之身，而四海陆沈，九州腾沸，仅获保首领具衣冠以从祖父于地下，而十五国之幅员，三百年之图籍，泯焉沦没，文献莫征，能无悼叹乎，故于父殁四年后，命笔撰述，以成此书。”而祖禹亦自谓：“凡吾所以为此书者，亦重望夫世之先知之也，不先知之，而以惘然无所适从者任天下之事，举宗庙社稷之重，一旦束手而畀之他人，此先君所为愤痛呼号扼腕以至于死也。”是即自述其作书之动机也。祖禹又释其名书之意云；

地道静而有恒，故曰方，博而职载，故曰舆。然其高下险夷刚柔燥湿之繁变，不胜书也；人事之废兴损益，圮筑穿塞之不齐，不胜书也；名号屡更，新旧错出，事会滋多，昨无今有，故详不胜详者莫过于方舆。是书以古今之方舆衷之于史，即以古今之史质之于方舆，史其方舆之乡导乎。苟无当于史，史之所载不尽合于方舆者，不敢滥登也。故曰《读史方舆纪要》(《凡例》)。

吾谓史学之与舆地，相资为用者也。研史而不明舆地，则必多扞格难通之处，且舆地之属于古今沿革者，乃为史学之一部，与治自然地理、人文地理者殊途。试取诸史《地理志》而连贯读之，以求其通，是为舆地沿革之学，则无有善于此书者矣。书凡一百三十卷，首论州域形势九卷，次两京十三司一百十四卷，次川渎六卷，末以分野一卷殿之。前世撰地志者，偏重名胜古迹，至于邱壤山川攻守利害，多略而不书，《纪胜》、《胜览》诸书且勿论，《寰宇记》亦不免此病，独《元和志》识得此意，而后则罕有能续之者。故此书叙山川险易、古今用兵、战守攻取之宜，兴亡成败之迹最详，而于景物游览之胜则从略，此又作者经世致用之微旨也。至其叙次之法，两京及各司先冠总序，次之以图。次则有正文，有分注，有特见者，有附见者，大抵以府、州、县为纲，而以在某一县内之城镇山川附注之，顶格写者为正文，低格写者为注，夹行写者为注中之注，凡涉史迹，纤悉靡遗，而首尾联贯如一论文。其论州域形势，则用朱熹《纲目》之法，自撰纲要，而复自为之注，眉目清晰，颇便省览。祖禹之著此书，盖集百代之成言，考诸家之绪论，穷年累月，矻矻不休，至于舟车所经，亦必览城郭，按山川，稽里道，问关津，以及商旅之子，征戍之夫，或与从容谈论，考核异同（《自序》)。而其友南昌彭士望则称之曰：“是人则踽踽穷饿妻子之不惜，独身闭一室之中。心周行大地九万里之内外，别白真伪，如视掌中，手画口宣，立为判决，召东西南北海之人，质之而无疑，聚魁奇雄桀闳深敏异之士，辨之而不穷，据之而有用。”(据士望《方舆纪要序》)。由是言之，其用力之深，为何如也。祖禹承其先志，抱有亡国之痛，除晚年一应徐乾学之招参修《一统志》之外，未肯一入仕途，盖与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诸氏，节概意趣相同，谓之明遗民可也。故其书中壹以明之两京十三司为主，无一语及于新朝。近有传钞本出世，校以刊本，如《辽东行都司》一卷，所纪建州故实，以涉时忌而削剿者至夥，有人录出为《补遗》一卷，凡今本称明者，悉为“国朝”二字，又可征其微尚之所存矣。清嘉、道中有许鸿磐者，撰《方舆考证》一百卷，以清代之各直省为主，体例一依顾书，虽能订其阙误，补其未备，而议论之闳博，识力之远大，不如顾氏远甚，盖以考订补缀见长，而不敢以疆域形势为务者也。近岁此书始有刻本，愚尝取校顾书，故得从而衡论之。

与祖禹年世相若者，有昆山顾炎武，年世稍后者，有无锡顾栋高，可与祖禹合称“三顾”。炎武著《肇域志》未成，又著《天下郡国利病书》，其志亦在经世，与祖禹为桴鼓之应。惟其书系杂取各府、州、县志，历朝奏疏、文集及《明实录》钞撮而成，盖为所撰《肇域志》之稿本，以其中所载多为明代史实，故世人与《方舆纪要》并宝重之。栋高所著书曰《春秋大事表》，系将《左传》之全部，分为若干标题，综集一题之事实，列而为表，盖与《通鉴纪事本末》之作法相同，不过易纪事而为表耳。清代史家万斯同，以善制表名，吴先生廷燮所撰《历代方镇年表》，裒然巨帙，可与万氏之《历代史表》后先辉映。至如清代官撰之《历代职官表》，陈芳绩之《历代地理沿革表》，杨丕复之《舆地沿革表》，段长基之《疆域沿革二表》，皆总考诸史以为一书，非一枝一节之比，极有裨于治史。方志具史之一体，首之以图，辅之以表，与纪传编年之史同功，吾故取栋高之表而并述之。

以上所述之方志，多为地方总志，合全中国以为纪述之准，其次则有省志、县志，省志概称通志，前章已略述之。清代之府、厅、州、县志，多由名家主撰，如马辅之《邹平县志》(顾亭林考订)，陆陇其之《灵寿县志》，王昶之《太仓州志》，戴震之《汾州府志》，洪亮吉之《怀庆府志》，章学诚之《和州志》、《永清县志》，段玉裁之《富顺县志》，李兆洛之《凤台县志》，莫友芝之《遵义府志》，陈沣之《番禺县志》，郭嵩焘之《湘阴县图志》，王闿运之《湘潭县志》，李慈铭之《绍兴府志》，缪荃孙之《顺天府志》、《江阴县志》 ，或以官于其地，或以生于是乡，或以交旧延修，或以旅程所至，不必设局置属，多由一手草成。章学诚不得自撰一史，犹得寄其意于修志者，此史家之不得已也，又何可以无述乎

本期私修诸史之四类，如上所述，不过略具梗概，然已有繁而不杀之叹，诚以作者之多也。兹总所述，括以二端：一曰本期史家之辜较。二曰本期史学之趋势。

吾向谓榷论吾国史家，应以史籍为依据。凡史家所擅之史学，即具于所著史籍之中，论古代然，论近代亦然，其在例外而当别论者，仅刘知幾、章学诚数人而已。以吾所知，唐代则有贾耽、杜佑，宋代则有欧阳修、司马光、袁枢、郑樵、马端临，明清之交则有顾祖禹、黄宗羲，此皆章学诚所谓具有别识通裁者。其他若唐之吴兢、柳芳，宋之宋祁、胡三省，金之元好问、刘祁，元之王鹗、苏天爵，明之宋濂、柯维骐、王维俭，清之全祖望、钱大昕、屠寄、柯劭态，不过随时补苴，规模未远，非上述数家之比也。司马光、郑樵合十七史之纪传以为一编，而一则仍为纪传，一则改为编年，杜佑、马端临合十七史之书志以为一编，而一以精简胜，一以详赡胜，而顾祖禹更以方舆为经，史事为纬，冶史地之学为一炉，于是人始知治史者不可不明地理，此皆具有通裁者也。贾耽因裴秀之成法而精研之，以制《华夷图》，袁枢析《通鉴》为若干事类，以成纪事本末，黄宗羲汇萃讲学家之传志学说，而创修学术史，此皆具有别识者也。然通裁之中未尝无别识，而别识之中亦未尝无通裁焉。若乃欧阳修之不假众手，奋笔暗室，自撰一史，上以追综子长、孟坚，下以开明、清二代私家撰史之风，尤为唐、宋以来所仅见，又不能以别识通裁而为之限者。要之，皆就其所撰之史，以为榷论之资，而其所擅之史学亦即在是，一也。论者多谓魏晋南北朝之世，私家修史之风最盛，后世莫能比数，此非衷于情实之论也。试观本期之私史，林林总总，多于魏晋南北朝时数倍，讵得谓不能比数。虽然，此两期之私史，则不无其异致焉。后汉亡于魏，而《东观纪》以成，魏易为晋，而《三国志》以作，晋有东西，而作史者十八家，疆分南北，而有书者十六国，至于在南之宋、齐、梁、陈，在北之魏、齐、周、隋，私家之作，更不胜数。且如干宝《晋纪》，撰于南渡之后，孙盛《阳秋》，作于典午未终，不必易代，乃得命笔，以今例古，亦不其然。近世私家作史，困难綦多，宋之王偁，以一手一足之烈，述东都九帝之事，继武欧阳，本属罕觏。明人好撰国史，而吴炎、潘柽章、庄廷珑之徒，以修明史受祸，后遂相戒而不为。特撰史之风，不能因此而杀，于是避近代，而转趋前古，怯于创作，而转勇于改修，不敢谈治乱兴衰，而转考典章制度，大抵本期诸史，不出上述三端。是故私史虽多，而面目大异于昔，趋势如此，其他可知，二也。

总而言之，本期史学，自有相当之成绩，相当之进步，不过考古之作多，而通今之士少耳。时涉多忌，史难举职，虽豪杰之士，亦为之无可奈何，此刘知幾、章学诚二氏，所为徒垂空论而不能自造一史也。

第八章 刘知幾与章学诚之史学

吾国史家，能自造一史垂之百代，实始于司马迁，而成于班固，故吾前撰专章述之。至取诸家所作之史，为之阐明义例，商榷利病，则又始于刘知幾，而章学诚继之，前之马、班为作史家，未必不能评史，后之刘、章为评史家，亦尝有意于作史，必合而一之，乃得谓之史学。吾于古代，取马、班二氏为作史家之权舆，兹于近代，又取刘、章两家为评史家之圭臬。刘、章两家之史学，非一二语所能尽，特立专章论之，亦继轨马、班之意也。

“史学”一辞，创于十六国之石勒，《晋书》(卷一百四)载记，石勒于晋元帝太兴二年(公元三一九年)自立为赵王，以任播、崔濬为史学祭酒，是也。至刘宋文帝元嘉中，儒、玄、史、文四学并建，以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 ，明帝泰始六年，又以国学废，置总明观，内分玄、儒、文、史四科，科置学士各十人，南齐因之 。又其时史学学生之著者，有山谦之可考，《宋书 礼志》，元嘉二十年，太祖(即文帝)将亲耕，以其久废，使何承天撰定《仪注》，史学生山谦之已私鸠集，因以奏闻，是也。谦之后又为史科学士，《礼志》又谓，太祖诏学士山谦之草《封禅仪》，是也 。按石勒所立，尚有律学祭酒，祭酒者，一学之长也，史学与律学分立，已树分门研习之规，刘宋以儒、玄、文、史分为四学，后又分为四科，儒以研经为务，玄则属于诸子，而文章悉具于总集、别集，合以史籍，是为经、子、文、史四学。晋人苟勗类别群书分为甲、乙、丙、丁四部，洎唐人撰《隋书 经籍志》，乃有经、史、子、集之名，后来相沿无改，此又可与学科分部互证，而史学之自成一科，亦自此始矣。观夫史学生山谦之能于在学研习之曰，私撰《仪注》，其邃于史学、明习典礼可知。而主学之何承天，亦以明礼著称于时，惟史学设科，南齐以后无闻焉。南朝太学诸师，讲经皆具讲疏，声容之盛，冠于今古 ，借使史学之立，继绳弗替，所具讲疏，必能流传至今。又何必待刘知幾出，而始有专论史学之书哉。

刘知幾，字子玄，以避玄宗嫌名，故以字行，彭城人也。幼年，父藏器为授《古文尚书》，业不进，及闻为诸兄讲《春秋左氏传》，辄能辨析所疑，以为书能如是，读之何难，由是遂通览群史，擢进士第。于武后时，官著作佐郎，转左史，曾以本官兼修国史，历中宗、睿宗，至玄宗立，又除著作郎，累官至左散骑常侍，开元九年，遭贬，旋卒，年六十一。刘氏自述其幼年治史之次序云：

先君授以《左氏》，期年而讲诵都毕，于时年甫十有二矣。……又读《史》、《汉》、《三国志》，既欲知古今沿革，历数相承，于是触类而观，不假师训，自汉中兴以降，迄乎皇家实录，年十有七，而窥览略周。泊年登弱冠，射策登朝，旅游京洛，颇积岁年，公私借书，恣情披阅，至如一代之史，分为数家。其间杂记小书，又竞为异说，莫不钻研穿凿，尽其利害。……始在总角，读班、谢两汉，便怪前书不应有《古今人表》，后书宜为更始立纪，当时闻者，以为童子何知，而敢轻议前哲，于是赧然自失，无辞以对，其后见张衡、范晔集，果以二史为非，其有暗合于古人者，盖不可胜记(《史通 自序》)。

其与刘氏志同道合者，则有东海徐坚、永城朱敬则、沛国刘允济、义兴薛谦光、河南元行冲、陈留吴兢、寿春裴怀古。其于徐坚，则谓晚与之遇，相得甚欢，虽古者伯牙之识钟期，管仲之知鲍叔，不是过也。又于武后时，与朱敬则、徐坚、吴兢同修《唐书》。及中宗即位，又与坚、兢同修《则天皇后实录》；故尝自称曰，“三为史臣，再入东观”。凡此皆见《史通 正史 自序》及两《唐书》本传。本传又谓，子玄常慨时无知己，内负有所未尽，乃委国史于著作郎吴兢，是则兢之年辈又后于刘氏，兢以尽力唐国史有声于时，而刘氏则自负其才，未肯以此自限者也。

刘氏所撰之书，实有多种，今传世者，只有《史通》一书，即其研史精神之所寄也。刘氏自述作书之动机云：

凡所著述，皆欲行其旧议，而当时同作诸士，及监修贵臣，每与其凿枘相违，齟齬难入，故其所载削，皆与俗浮沉，虽自谓依违苟从，然犹大为史官所嫉。嗟乎，虽任当其职，而吾道不行，见用于时，而美志不遂，郁怏孤愤，无以寄怀，必寝而不言，嘿而无述。又恐没世之后，谁知予者，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同上)。

《新唐书》本传亦云：

子玄介直自守，累岁不迁，会天子西还，子玄自乞留东都，三年，或言子玄身史臣，而私著述，驿召至京，领史事。时宰相韦巨源、纪处讷、杨再思、宗楚客、萧至忠皆领监修，子玄病长官多，意尚不一，而至忠数责论次无功，又仕偃蹇(旧书谓至忠责其著述无课)，乃奏记求罢去，为至忠言五不可，至忠得书，怅惜不许。楚客恶其言诋切，谓诸史官曰，是子作书，欲置吾何地。始子玄修《武后实录》，有所改正，而武三思等不听，自以为见用于世，而志不遂，乃著《史通》内外四十九篇，讥评古今。

刘氏所谓五不可，已具录于第五章，然既自谓任当其职，见用于时，何以不尽力于国史，而竟以偃蹇无功见责于时宰耶 刘氏与吴兢同撰国史，刘氏既以偃蹇无功，而又先卒，其后兢遂自成《唐书》，自创业迄开元，凡一百一十卷(见第六章)，然兢又私撰《唐书》及《唐春秋》，及兢卒，其子上进，凡八十余卷，或云使者即其家求之，得六十余篇，而论者谓其事多纰缪不逮壮年(据《新》、《旧》两书本传)。今本《旧唐书》，于开元以前，多本吴兢，而世人皆称撰人为刘昫，鲜有语及吴兢者，凡官撰之史，往往史官为其实，而宰相尸其名，以至依违苟从，互相推避，此刘氏所以偃蹇无功，而终不能自造一史也。

刘氏之著《史通》，尝以扬雄《法言》、王充《论衡》、应劭《风俗通》、刘劭《人物志》、刘勰《文心雕龙》自况。其言曰：

若《史通》之为书也，盖伤当时载笔之士，其义不纯，思欲辨其指归，殚其体统。夫其书虽以史为主，而余波所及，上穷王道，下掞人伦，总括万殊，包吞千有，自《法言》以降，迄于《文心》而往；固以纳诸胸中，曾不慸芥者矣。夫其为义也，有与夺焉，有褒贬焉，有鉴诫焉，有讽刺焉，其为贯穿者深矣，其为网罗者密矣，其所商略者远矣，其所发明者多矣，盖谈经者恶闻服、杜之嗤，论史者憎言班、马之失，而此书多讥往哲，喜述前非，获罪于时，固其宜矣，犹冀知音君子，时有观焉。尼父有云，罪我者《春秋》，知我者<春秋》，抑斯之谓也(《自序》)。

又自释以《史通》名书之义云：

尝以载削余暇，商榷史编，下笔不休，遂盈筐箧，于是区分类聚，编而次之。昔汉世诸儒，集论经传，定之于白虎观，因名曰《白虎通》，余既在史馆而成此书，故便以《史通》为目，且汉求司马迁后，封为史通子，是知史之称通，其来自久，博采众议，爰定兹名(《卷首序录》)。

按《史通》撰成于中宗景龙四年庚戌(公元七一○年)，其前二年以在东都，私自著述，为人所纠，私著之书，当为《史通》，书成凡二十卷，如今传本，此据《自序》而知之也：同时徐坚见其书叹曰，“为史氏者，宜置此于坐右也”；而宋代之宋祁，则曰，“知幾以来，工诃古人，而拙于用己”(《新唐书 刘子玄传赞》)。其所见不同如是。《四库提要》尝举其《疑古》、《惑经》等篇，以为世所共诟。又如《六家篇》讥《尚书》为例不纯，《载言篇》讥《左氏》不遵古法，《人物篇》讥《春秋》不载由余、百里奚、范蠡、文种、公仪休、甯戚、穰苴，则直斥为谬妄，此盖出于儒者尊经之见，不足以服刘氏之心。此外所举，虽不无是处，究近毛举细故，有意吹求。惟谓“班固、陈寿为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可以肆诸市朝，投畀豺虎”(《曲笔篇》)，则未免指斥太过，宋祁所谓“工诃古人”者，殆指此耳。特刘氏论史所长，初不在此，置之不论可也。

大抵论史之书，其途有二：一曰扬榷利病，一曰阐明义例。扬榷利病者，主于分析，阐明义例者，贵乎综合，二者相资，未可偏废。或谓《史通》一书，以扬榷利病为职志，盖善于用析，以演绎法为论列者。兹考本书《内篇》凡三十九篇，《外篇》凡十三篇，总为五十二篇，《内篇》之末三篇，曰《体统》，曰《纰缪》，曰《弛张》，皆亡佚已久，然《新唐书》本传，已云《史通》《内》、《外》四十九篇，且考《内篇》之序，所亡三篇，皆在自序之后，颇为不伦，或本无此三篇，抑编者之错置欤 《外篇》之首，冠以《史官建置》、《古今正史》二篇，古代之史家，即为史官，而史籍之精者 悉为正史，子玄取古代之史官，及隋唐以往之正史，序而列之，以明源流所自，观其于《内篇》之首，即云自古帝王编述文籍，《外篇》言之备矣，编述必出于史官，文籍悉归于正史，由此可证此二篇之撰在前，而《内篇》之撰尚在后，否则其本末之序紊矣。次则总论诸史之体例，而首以《六家》、《二体》：六家者，《尚书》家、《春秋》家、《左传》家、《国语》家、《史记》家、《汉书》家是也；二体者，纪传、编年是也。《春秋》、《左传》则属于编年，《史记》、《汉书》则属于纪传，此二体之权舆也。《尚书》则属于记言，《春秋》则义在记事，《史记》则开通史之规，《汉书》则为断代之祖，《左传》则以年分，《国语》又以国别，此六家之所以名也。至于正史之各类，一曰《本纪》，二曰《世家》，三曰《列传》，四曰《表历》，五曰《书志》，六曰《论赞》，七曰《序例》，各以一篇论之，又以《载言》一篇继于《二体》之后，为衍列传一体未竟之绪而作者也。寻《史通》全书，以《史官》、《正史》、《六家》、《二体》四篇之包蕴为最富，盖内外篇之纲领，论史者之总枢也。盖非洞究源流，则史例无以明，所谓阐明义例，贵乎综合，诚亦莫大乎是，岂仅主于分析，以扬榷利病为职志哉!若夫自《题目》以下迄于《辨职》之二十五篇，则以扬榷利病为务，亦以分析见长，所谓以演绎法为论列者，其在是矣，《辨职》之后，复缀以《自叙》一篇，而《内篇》终焉。《外篇》则《史官》、《正史》二篇而外，有若《惑经》、《申左》二篇，则尚论古经传之得失，附于古人之诤友，而《疑古》一篇，又自曝其所见，以待论定，亦后来崔述《考信录》之滥觞也。《点烦》、《杂说》以下，迄于《暗惑》七篇，皆为条举伴系随手箚记之作，本为《内篇》之遗，非刘氏精意之所寄，至《忤时》篇则为专载与萧至忠书而作，又本书之附录也。要之，刘氏论史，好指陈利病，言非一端，然非绝口不谈义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