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史

传六十五篇 。寻其自撰之略论，谓后篇慎核其事，整齐其文，不为世家，唯纪传而已。则又因时无累世相及之诸侯，而变通其体例焉(见本传)。

至彪之子固，遂本其父作，而撰《汉书》。《后书》本传叙其事云：

固以彪所续前史未详，乃潜精研思，欲就其业。既而有人上书显宗告固私改作国史者，有诏下郡，收固，系京兆狱，尽取其家书。……固弟超，恐固为郡所核考，不能自明，乃驰诣阙上书，得召见，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书，显宗甚奇之。召诣校书部，除兰台令史，与前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共成《世祖本纪》。迁为郎，典校秘书。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奏之。帝乃复使终成前所著书。固以为汉绍尧运，以建帝业至于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纪，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太初以后，阙而不录。故探撰前记，缀集所闻，以为《汉书》。起元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综其行事，傍贯五经，上下洽通，为春秋考纪表志传几百篇。固自永平中，始受诏，潜精积思二十余年，至建初中(章帝建初元年为公元七六年)乃成 。

班固因其父作，而修《汉书》，亦为父子世业。其与太史公父子异者，一则世为史官，一则以郎官令史典校秘书，而非史官 。是其修史虽同，而非皇古以来史官世守之旧法矣。

固之自赞其书日：“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又曰；“准天地，统阴阳，阐元极，步三光，穷人理，该万方，纬六经，缀道纲，总百氏，赞篇章，函雅故，通古今”；以视司马迁之自称者，可谓后先映照。然晋人傅玄评其书云：“论国体则饰主阙而折忠臣，叙世教则贵取容而贱直节，述时务则谨辞章而略事实。”范晔《后汉书 班固传 论》则云：

司马迁、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载籍之作，大义粲然著矣。议者咸称二子有良史之才，迁文直而事覈，固文赡而事详。若固之叙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斖斖而不厌，信哉其能成名也。彪、固讥迁，以为是非颇谬于圣人，然其议论，常排死节，否正直，而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则轻仁义，贱守节，愈矣。固伤迁博物洽闻，不能以智免极刑，然亦身陷大戮，智及之而不能守之。呜呼，古人所以致论于目睫也。

《宋书》本传，载晔《与甥书》，亦云：

详观古今著述及评论，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无例，不可甲乙辨，后赞于理近无所得，唯志可推耳。博赡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

是其为抑扬高下之辞，亦一如班氏父子之于子长也。刘知幾持论，每抑《史记》而扬《汉书》，其《史通 六家篇》云：

寻《史记》疆宇辽阔，年月遐长，而分以纪传，散以书表，每论家国，一政而胡越相悬，叙君臣，一时而参商是隔，此其为体之失者也。兼其所载，多聚旧记，时采杂言，故使览之者，事罕异闻，而语饶重出，此撰录之烦者也。……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练，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自尔迄今，无改斯道。

盖创始者难免疏略，继起者易于该密，《汉书》之优于《史记》，其势然也。自来为《史》、《汉》优劣之论者，烦不胜理，如晋张辅，以《史记》叙三千年事，惟五十万言，《汉书》叙二百年事，乃八十万言，以为两书高下之判。不悟《史记》记春秋以前数千年事，限于文献不足，多所阙略，且仅居全书十之二三；叙汉初迄太初事，为时不及百年，乃居全书之过半；持此一段，以与《汉书》较，亦未见孰为多少。张氏所说，乃目见毫毛而不见其睫之论也。其后郑樵则盛讥班固，而推崇司马迁。其言曰：自《春秋》之后，惟《史记》擅制作之规模，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会通之旨(通志序)。盖樵之修《通志》，实取法于《史记》，会通古今史事为一书，章学诚推为百世宗师者，宜其不满于班氏之断代史也。

班固之作《汉书》，其体一依于《史记》，本如云礽之与祖父，强区为二，理有难言。然语其原，虽为一体，而究其流，则有二致，即《史记》为通史之开山，而《汉书》为断代之初祖是已。范、陈而后诸正史，以断代为主者，皆仰汲班氏之流；杜佑之修《通典》，司马光之修《通鉴》，郑樵之修《通志》，穿贯古今以为一书，又闻司马氏之风而兴起者也。

《史通 正史篇》亦云：

固后坐窦氏事，卒于洛阳狱，书颇散乱，莫能综理。其妹曹大家，博学能属文，奉诏校叙，又选高才郎马融等十人，从大家受读，其八表、天文志等，犹未克成，多是待诏马续所作。而《古今人表》，尤不类本书。

袁宏《后汉纪》十九云：

马融兄续，博览古今。同郡班固，著《汉书》，缺其七表及天文志，有录无书，续尽踵而成之。

《后汉书 列女 曹世叔妻班昭传》云：

兄固著《汉书》，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诏昭，就东观藏书阁踵而成之。……时《汉书》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马融伏于阁下，从昭受读，后又诏融兄续，继昭成之。

《后书》不言马续所续是何篇目，惟司马彪《续汉书 天文志》，谓孝明帝使班固叙《汉书》，而马续述《天文志》，是则马续所述者，仅天文一志，有明文可考，然《史通》谓八表、天文志等，多是马续所作，则又因“续继昭成之”一语，推而得之也。愚谓固所撰之八表及天文志，非不略具规模，故曰未及竟而卒；班昭踵成之，亦未能毕功，故又有待于马续之继作；至天文一志，则多出自续手，此又因续书所记，推而得之也 。盖《汉书》未成之一部，有待后人之补辑，亦犹《史记》十篇之有录无书。然褚少孙之补《史记》，实有狗尾续貂之诮，不若班昭所续之后先媲美，如出一手，此又为才力所限，无可如何者矣。

汉献帝颇好典籍，常以《汉书》文繁难省，乃命秘书监侍中苟悦，依《左氏传》体，以为《汉纪》三十篇。而悦亦自云：

先王光演大业，肆于时夏，亦惟翼翼，以监厥后，永世作典。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达道义、二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于是天人之际，事物之宜，粲然显著，罔不备矣。……汉四百有六载，拨乱反正，统武兴文，永为祖宗之洪业，思光启乎万嗣，圣上穆然，惟文之恤，瞻前顾后，是绍是继，阐崇大猷，命立国典，于是缀叙旧书，以述《汉纪》，中兴以前，明主贤臣得失之轨，亦足以观矣 。

又云：

谨约撰旧书，通为叙之，总为帝纪，列其年月，比其时事，撮要举凡，存其大体，旨少所缺，务存约省，以副本书，以为要纪(《汉纪》一)。

悦撰是书之体，壹仿《左传》，故《史通》以其书列入《左传》家，称为编年体。又谓，荀氏翦裁班史，篇才三十，历代褒之。有踰本书，后来作者，不出班苟二体，故晋史有王、虞，而附以干《<纪>[记]》，《宋书》有徐、沈，而分为裴《略》，各有其美，并行于世。盖其后自后汉以至南北朝，如张墦、袁宏、孙盛、干宝、徐广、裴子野、吴均、何之元、王劭等所著书，或谓之春秋，或谓之纪，或谓之略，或谓之典，或谓之志，其名各异，大抵皆依《左传》(以上略本《史通 六家 二体》)。盖编年体本为古史记载之成法，《春秋》一书，即其明证。惟自丘明作传，广采列国之史，羽翼《春秋》，事具首尾，言成经纬，条理始密，然犹为释经而作。迨于苟悦，始取《汉书》各传及志表之文，按其年月前后，散入本纪各年之下，以成一代之典 ，与《左传》之与《春秋》相为表里者有间。见存乙部诸书，仅袁宏之《后汉纪》，可与是书伯仲。而宋代司马光之撰《通鉴》，则启五季以往，穿贯一千六百余年之事，实包举苟、袁二氏之书，而一新其面目，遂集编年体之大成。此又仰食苟悦之赐，而可以一览得之者。

《汉纪》之作，悉撮取班书入录，此外采录绝少，故顾炎武病其叙事索然无意味，间或首尾不备 ，是诚然矣。然据宋李焘所跋及《四库提要》所考，曾举详于班书者数事，盖别有所本，是则其书与班书之多同，正由荀氏之矜慎。然吾谓荀书之可贵者，不在内蕴，而在义例。义例维何 即悦所自称达道义、章法式、通古今、著功勋、表贤能五者是也。五者之中，尤以二三两例为最要。所谓章法式，即修史之成法，《左传》所举之五十凡，《史通》所论之史法，皆此物也。所谓通古今，即太史公所谓通古今之变，亦章学诚所宗尚之通史。说亦自言，约撰旧书，通而叙之。杜佑、司马光、郑樵诸氏之作，悉自“通而叙之”一语引申得之。吾国谈史法者，始于刘知幾，谈史意者，始于章学诚，抑知荀氏于千余年前，已深明其会通之旨，而于《汉纪》一书著其法式，其有功于史学为何如。纪事本末一体，创于袁枢，其书皆钞撮《通鉴》而成，非有旁搜博综之功，然而后贤盛称之者，亦以其能别创义例，为来学示之准的耳。《汉纪》之足称，亦以是而已。

《汉书 艺文志》春秋家曾著录《汉著记》百九十卷，颜注云，若今之起居注，其意似谓著记即注记也。考《汉书 五行志》曾举《汉著纪》之名，自高祖至孝平凡十二世，《律历志》亦屡称《著纪》，所记悉为年世，或日食朔晦之数。《后汉书》则作《注记》，见《和熹邓皇后纪》及《马严传》。王应麟《汉志考证》引刘毅语云，汉之旧典世有《注记》，是记又作纪，著又作注。据《五行志》所载十二著记之文，多属五行历数天人相应之事，盖太史令之所掌也(参阅朱希祖先生《汉十二世著纪考》，见《北京大学季刊》二卷三号)。则是《汉著记》未必属于起居注，颜注所说未为得实。《汉书》又著录《太古以来年纪》二篇，《汉大年纪》五篇。《太古以来年纪》所记，当为三代以往之纪年，为《史记》所本。或谓《汉书本纪注》臣瓒所说《汉帝年纪》，悉出《汉大年纪》，或又谓其体似《大事记》，其详不可矣。要之，《汉著记》、《汉大年纪》二书，皆在《汉书》以前，且为汉史之一种，故不惮烦而附述之。

章学诚谓：“三代以上记注有成法，而撰述无定名，三代以下，撰述有定名，而记注无成法。” (《文史通义 书教上》)所谓记注，即旧日所称之掌故，亦今日所称之史料；所谓撰述，即旧日所称纪传、编年二体之史，亦今日所称之史书。三代盛时，有史官世掌典籍，记言记事，职有专司，所谓掌故史料之书，皆为史官之所典掌，故约曰注有成法。而于是时，盖无一人如孔子之修《春秋》，司马迁之作《史记》，整齐千百年事，以垂为百代之大典者，故曰撰述无定名。质言之，即有史料而无史书是也。春秋之世，孔子观书周室，因鲁史记而修《春秋》，即将旧存之记注，为史官所掌者，始终条理，撰成一书。司马迁亦以《尚书》、《世本》、《左传》、《国语》、《国策》、《楚汉春秋》等书及当代郡国所上之计书为史料，而作《史记》。后世之修史者，悉沿斯例而无改，故曰撰述有定名。然自周室衰微，史官失职，典守之籍，逐渐散亡，迨汉之中叶，司马氏父子殁后，所有记言记事之役，掌故史料之藏，改由他职兼领，而史官之制，遂与古不侔矣，故曰记注无成法。此其可考之大略也。吾谓古代史官，有记注而无撰述，如所谓《虞书》、《夏书》、《周书》、鲁之《春秋》，未经孔子删定者，皆记注也。后世史家，则重撰述而轻记注，自孔子、左丘明、司马迁、班固、荀悦以来，所修编年纪传之史，皆撰述也。记注为史官世守之业，撰述开私家修史之风，史官世守之业，极于司马迁，而隋唐以后官修诸史，犹有告朔饩羊之意存焉。私家修史之风，导源于孔子、左丘明，而大成于司马迁、班固，而魏晋六朝所修诸史，皆其支与流裔也。或谓司马氏父子世为太史令，职典记事，乃作《史记》，班固官兰台令史，奉明帝之命，以成所著《汉书》，皆非私史之比，此殊不然。寻《太史公自序》所记，盖奉父命作史，故曰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又自比于孔子之修《春秋》，曰，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作也；王肃谓孝武览孝景及己本纪大怒，削而投之，于是两纪有录无书；卫宏曰，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 ，后人或证其言之妄，今本景武二纪，俱为后人所补，宏言未必无据；至固本因其父业，私作国史，为人所讦发，明帝奇其书，乃使因而成之；是皆私家修史之明证。自马班二氏，发凡起例，创为纪传一体，后贤承之，多有名作，遂于魏晋南北朝之世，大结璀璨光华之果。当此之时，记注固无成法，撰述已有定名，于古虽有未合，于今亦未为失也。

吾国古史之体多为编年，如《春秋》及《竹书纪年》皆是。司马迁始改为纪传体，为班固以下所祖，此固创而非因也。或谓《史记 大宛传》尝两引“禹本纪”，而《伯夷传》亦有其“传曰”之语，是为本纪、列传二体所本。又或谓《世本》有世家、有传、有谱、有帝系、氏姓、居、作等篇，而迁亦自言采及《春秋历谱牒》，为世家、书、表各体之所本。梁启超亦论之曰，本纪以事系年，取则于《春秋》，八书详纪政制，蜕形于《尚书》，十表稽牒作谱，印范于《世本》，世家、列传既宗杂记，亦采琐语，则《国语》之遗规也(《过去之史学界》)。是则《史记》之各体虽有所因，非由自创，而迁能整齐条理，上结前代史官之局，下开私家作史之风，其功侔于左氏，而几于孔子争烈矣。班固因《史记》之体以成后来史家所本，几为一成不易之规。固又别为平林新市公孙述作“载记”，为《晋书》“载记”所本，是亦世家一体之易名也。吾谓汉人称古代之典籍曰经，古史如《尚书》、《春秋》亦有经名，《汉志》著录之《尚书古文经》、《春秋古经》是也。释经之作或曰传，或曰记，左氏、公羊、穀梁三氏之书，皆为释《春秋》而作，故以传称之。而《周官经》及《礼经》亦别有传，《汉志》有《周官传》四篇，《仪礼 丧服》内有“传曰”之文，《丧服》正文即礼经，而“传曰”以下之文，即《礼经》之传也。传又称记，故古《礼经》之外又有记，而不必为今本之《礼记》，是则记与传皆为释经而作也。《史记》之有本纪(《汉书叙传》称为春秋考纪)，以编年为体，义同于《春秋经》，本纪之外而别作列传，义同于《左氏传》，凡本纪不能详者，皆具于列传，即列传为释本纪而作也。然本纪之义同于记事，故记事亦称纪事，记为释经而作，义正同传，而迁何以称古史为“史记”，自作之史何以又称本纪，盖纪帝王之事，有“禹本纪”为例，而又不能僭称经，故用本纪之名以拟经，此可意度而知之者也。《周礼》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而古人尝称史诵书(《左》襄十四年)，而《汉书》亦著录《周书》七十一篇，故班氏以下称史曰书，而《史记》亦称详故事典制者曰八书。然古人概称记事之书曰志，义正同书，是班氏之易书为志，亦有未安，不如易志称记，取以相配，亦理之宜也。或易纪人之传为录，而称纪一事之本末者为传，以免记与本纪相溷，亦属允当。总之无论其名为何，皆取以释经之义，纪传一体创自司马氏，而班氏承之，后世奉为圭臬，异乎此者，则谓之杂史，此即二氏所建立之史法也。

若夫马、班二氏之史学，亦有可得而言者。《史记》之善叙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野，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即司马迁之史学也。《汉书》之叙事，不激诡，不抑抗，

瞻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斖斖而不倦，即班固之史学也。左丘明之赞《春秋》曰，非圣人孰能修之，然其所举，乃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之五事。马班二氏作史之旨，不期而与孔子暗合，此即章学诚所谓史意也。刘知幾作《史通》以明史法，又备言史例之要。曾谓：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史通 序例》)，所谓史例，即史法也。《春秋》之例，具于“五十凡”，而左氏明之。《史记》、《汉书》未明言有例，然《史记》有《自序》，《汉书》有《叙传》，而例即寓于自序、叙传之中。迁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固所谓该万方，纬六经，函雅故，通古今，皆属言之有物，非好为大言者比，谓之史法也可。谓之史例也亦可。且即本书而细求之，亦非无例可寻，惜后人无仿杜预成式为《史记》、《汉书》作释例者，遂致古良史之美意，湮没而不彰，可慨也夫。是则史意也，史法也，史例也，皆二氏史学之可考见者也。

第四章 魏晋南北朝以迄唐初私家修史之始末

自马、班二氏出，已大畅私家修史之风，迨魏晋南北朝，以迄唐初，而私家修史尤盛，大别言之，可分五类：其一为后汉史、其二为三国史，其三为晋史、其四为十六国史、其五为南北朝史。凡此五类之史，初皆由多家纂集，最后勒定一编。然其源虽同，其流则异，如刘宋以前，后汉史有九家，自范晔《后汉书》成，而九家之书皆废。又如唐以前晋史有十八家，唐太宗官修之《晋书》成，而十八家之书皆废，陈寿《三国志》未成之前，三国之史，各有作者，不只一家，自陈书行，而诸家之书，日就湮废，正与汉晋二史同符，此之谓源亡流存，一例也。晋代之十六国，亦各有史，流传颇盛。后魏崔鸿本之，以作《十六国春秋》，诸国之史，既渐以湮废，而自宋以来，鸿之本书，亦不见著录，此之谓源流俱绝，二例也。南朝有宋、齐、梁、陈四书，北朝亦有魏、齐、周、隋。四书，李延寿因之以撰《南史》、《北史》，今则八书俱存，与南北史并列于正史，此之谓源流俱存，三例也。依此三例，衍而述之，大略具矣。

后汉史作者甚多，兹据《隋书》、《旧唐书》两《经籍志》，《新唐书 艺文志》，考得要略，列表明之：

书名

卷 数

著者

存亡

附 考

《东观汉记》

《隋》一百四十三《唐》一百二十七

汉 刘珍等

亡

今有清代辑本二十四卷。

《后汉书》

《隋》一百三十《唐》一百三十三

吴谢承

亡

有辑本。

《后汉记》

《隋》原百卷、存六十五《唐》一百

晋 薛莹

亡

莹本吴人，后入晋，所作亦称《后汉书》，有辑本。

《续汉书》

《隋》八十三《唐》同

晋 司马彪

志三十卷未亡，附范晔之书以行，纪传亡，别有辑本。

《后汉书》

《唐》五十八

刘义庆

亡

疑即撰《世说新语》之刘孝标，而两唐系于华峤之前，似为晋人，存疑待考。

《汉后书》

《隋》原九十七 存十七

《唐》三十一

晋 华峤

亡 有辑本，原作《后汉书》，据《晋书 华表传》及《史通 正史》本作《汉后书》。

《后汉书》

《隋》原一百二十二

存八十五《唐》一百又二

晋 谢沈

亡

有辑本。

《后汉南记》

《隋》原五十五 存四十五《唐》五十八

晋张莹

亡

两《唐书》仅称《汉南记》。

《后汉书》

《隋志》原一百 存九十五《唐志》一百又二

晋 袁山松

亡

有辑本。

《后汉书》

《隋志》九十七《唐志》九十二《宋志》九十

宋范晔

存

《后汉书》

《隋志》一百

梁萧子显

亡

以上为纪传体。

《后汉纪》

三十

晋 袁宏

存

《后汉纪》

三十

晋张璠

亡

以上为编年体。

右可考者，凡十三种，而见存之本，仅范氏之《后汉书》，袁氏之《后汉纪》，二种而已。其他则多有辑本，清姚之駰《后汉书补逸》二十一卷，中凡辑《东观汉记》八卷，谢承书四卷，薛莹、张璠、华峤、谢沈、袁山松书各一卷，司马彪书四卷，章宗源、黄奭、黄恩纶各有辑本，而汪文台更汇而成七家后汉书，此其可考之大略也。

汉明帝尝诏班固同陈宗、尹敏、孟異，作《世祖本纪》，又撰《功臣列传载记》二十八篇 ，此即唐代以后官修诸史之滥觞。其后乃诏刘珍、李尤修《东观汉记》，东观者，为章和以后聚藏图籍之所，为修史者所取资 ，范书称，延笃与朱穆、边韶，著作东观是也。《东观汉记》之作，珍、尤而外，有伏无忌、黄景、边韶、崔寔、朱穆、曹寿、延笃、马日磾、蔡邕、杨彪、卢植，初未有名，后乃称《汉记》，其题为《东观汉记》，则自《隋志》始。范书未出之前，世人宝重其书，在诸家《后汉书》之上，魏晋南北朝之学者，尝称“六经三史”，“三史”者，《史记》，《汉书》及此书是也 。此亦为官修史籍之一，故撰述不出一手，历时甚久，而终未成书。衡以章学诚之所论，此书盖属于撰述，体例一依《史记》、《汉书》，大异古史官记注之成法，是为吾国史学界一大变革，而有一往难返之势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