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史

而未尝或辍。自斯以来，撰史之风，被于一世，魏晋之君，亦多措意于是，王沈《魏书》，本由官撰；陈寿《国志》，就家迻写；晋代闻人，有若张华、庾亮，或宏奖风流，或给以纸笔，是以人竞为史，自况马、班，此原于君相之好尚者二也。古代史官世守之制，至汉已革，又自后汉灵、献之世，天下大乱，史官更失常守，博达之士，愍其废绝，各纪见闻，以备遗亡，后则群才景慕，作者甚众，《隋志》论之详矣，此原于学者之修坠者三也。若乃晋遭“八王之乱”，南则典午偏安，以逮宋、齐、梁、陈，北则诸国割据，以逮魏、齐、周、隋，历年三百，始合于一。割据之世，才俊众于一统，徵之于古，往往而然。当时士夫各有纪录，未肯后人，因之各有国史，美富可称，此原于诸国之相竞者四也。综上所论，具此四因，私史日多，又何足怪。虞预私撰《晋书》，而生长东南，不知中朝故事，数访于王隐，并借隐所著书窃写之，所闻渐广(《晋书 王隐传》)。郄绍作《晋中兴书》，数以示何法盛，法盛有意图之，谓绍曰，卿名位贵达，不复俟此延誉，我寒士无闻于时，如袁宏、干宝，赖有著述，流声于后，宜以为惠。绍不与，至书成，在斋内厨中。法盛诣绍，绍不在，直入窃书。绍遂失之，无复兼本，于是遂行何书(《南史 徐广传》)。以此二事证之，乃至不惮攘窃，以成己名，修史之重，又可知矣。自司马迁撰《自序》一文，系于《史记》之末，述其先世所自，及世为史官，兼明作史之意，是其本旨未为失也。班固《叙传》，自侈家世，乃于其父班彪撰《史记后传》之事，不著一字，若无范书，即无从晓其本末。或谓以子继父，无烦注明，颜籀注班，即其显例。此殊不然，事实具在，讵得泯没，以班例马，亦其失也。厥后作史诸家，竞相仿效，侈述先德，累牍连篇，有若沈约、魏收、李延寿诸作，或云自序，或称叙传，虽云有例在前，多无关于作史，盖于是时，人人以拟孔、左，家家自况马、班，若非从事侈陈，其名无由而显，是则风气使然，贤者不免，而作史动机，亦由于此矣。

本期史家等第，亦可一为摧论，陈寿、范晔、沈约、李延寿，是为上选，司马彪、华峤、袁宏、习凿齿、干宝、臧荣绪、崔鸿、裴子野、王劭，抑其次也。其余诸家半归散佚，就其存者论之，非上述诸家之比矣。往者刘勰《文心》谓春秋经传，举例发凡，自《史》、《汉》而下，莫有准的，至邓粲《晋纪》，始立条例(《史传篇》)，是史之有例，始于邓粲矣。刘知幾《史通》更纵论之，其言曰：

昔夫子修史，始发凡例，左氏立传，显其区域，科条一辨，彪炳可观。降及战国，迄乎有晋，年踰五百，史不乏才，虽其体屡变，而斯文中绝。唯令升先觉，远述丘明，重立凡例，勒成《晋纪》。邓(粲)孙(盛)已下，遂蹑其踪，史例中兴，于斯为盛，若沈《宋》之《自序》，萧《齐》之《序录》，虽皆以序为名，其实例也。干宝、范晔理切而多功，邓粲、道鸾辞烦而寡要，子显虽文伤蹇踬，而义甚优长，斯一二家，皆序例之美者。夫师不事古，匪说攸闻，苟模楷曩贤，理非可讳，而魏收作例，全取蔚宗，贪天之功，以为己力，异夫(《序例》)。

是则史例之作，始于干宝，而邓粲效之，范晔《后书》有例，已具论于前，证以《史通》，语益不诬，而魏收袭之，尤为有据已。寻《史通》所论，不惟干宝、邓粲、孙盛、范晔、檀道鸾、沈约、萧子显、魏收之书有例，而李百药《北齐书》、唐修《新晋书》亦莫不有例，今虽亡佚莫考，然发凡起例，为作史之良法，创于孔、左，而大盛两晋、南北朝矣。见存之书，若范氏之《后汉书》，沈氏之《宋书》，则最得此意者也。陈寿《国志》，成于范书之前，当代已推为良史’然其可称道者，乃在仿《国语》、《国策》之体，而造成三国分峙之国别史。其后若崔鸿之《十六国春秋》，路振之《九国志》，吴任臣之《十国春秋》，皆闻陈寿之风而兴起者，亦《国语》家之支与流裔也。范氏作史，高自位置，见于《自序》，论者亦以为然，无待详论。若夫李延寿之作《南、北史》也，一用《史记》之法，取在南之宋、齐、梁、陈，在北之魏、齐、周、隋，合而纵述之，以成通史之一段；一用《三国志》之法，南北并述，而为国别史之后劲；其后薛居正、欧阳修，合梁、唐、晋、汉、周而为一史，即承用延寿之成法；若衡以《史通》所论，则《南》、《北》二史，盖合《史记》、《国语》两家而兼之矣。李氏自称依司马迁体，连缀以拟《史记》，今考其书，出于一人之手，成为一家之学，马、班、陈、范而后，盖所罕见，以云拟马，非夸词也。沈约《宋书》繁简失当，尝为后人所嗤，所撰八志，亦谓失于断限。不悟《宋书》之长，正在诸志，约《序》自称，损益前史诸志为八门：曰律历，曰礼，曰乐，曰天文，曰五行，曰符瑞，曰州郡，曰百官，是则前史之有志者，约已擷其菁英，其无志者，又藉此补其未备，是犹《隋书》之附载《五代史志》，必合而观之，始可考见前代典章之全，作史良法，无过于此，昧者不达，众而嗤之，抑何陋也。南北八朝之史，唯沈约《宋书》，详赡有法，所撰诸志，上继史、汉以弥陈寿以来诸作之缺，其体略如后来之《五代史志》，如此编次，尤具史识。沈氏本已编撰晋、宋、南齐诸史，斐然可观，惜今存者，独《宋书》耳。此书保存史实最多，实在《晋书》之上，李氏《南史》，于宋事剪裁过甚，《宋书》之不可废，亦其一因。故吾摧论魏晋南北朝之史家，以陈、范、沈、李四氏为上选焉。司马彪、华峤、袁宏、习凿齿、臧荣绪之书，略论于前，皆不愧为作者，刘知幾极推干宝、裴子野、王劭，其于干宝则曰：“宝议撰晋史，以为宜准丘明，其臣下委曲，仍为补注，于时议者，莫不宗之。”(《史通 载言》)又曰：“其书简略，直而能婉，甚为当时所称。”(又《正史》) 其于裴子野则曰：“世之言宋史者，以裴《略》为上，沈约次之。”(《正史》)又曰：“大抵史论皆华多于实，理少于文，必择其善者，则干宝、范晔、裴子野，是其最也。”(《论赞》)又称：“裴氏者，众作之中，所可与言史者。”(《杂说》) 其于王劭则曰：“近有裴子野《宋略》、王劭《齐志》，并长于叙事，无愧古人，而世人议者，皆雷同誉裴，共诋王氏，夫江左事雅，裴笔所以专工，中原迹秽，王文由其屡鄙，且幾原(子野字)务为虚词，君懋(王劭字)志存实录，此美恶所以为异也。” (《叙事》)又曰：“王劭《齐》、《隋》二书，其所取也，文皆诣实，理多可信，至于悠悠之饰辞，皆不之取，此实得去邪存正之理，捐华摭实之义也。”(《载文》)由其推挹之至，知其为史家之良者矣。崔鸿撰十六国之国别史，综此群书，取材繁富，悉就陶冶，诚为难能，陈氏《国志》之亚也。或谓萧子显曾撰晋、齐二史，不愧一代作者，魏收之书，虽以秽史见嗤，然实详赡有法，其《官氏》、《释老》二志，更为创作，姚察、思廉，李德林、百药两父子，俱两世作史，亦应侪于史家之林，然以视上举诸家，殊有逊色，抑居其次，亦协于议论之公者也。

右述私家诸史，仅举其荦荦大者而已。上述之外，如梁吴均之《通史》，魏元晖之《科录》，《史通》讥其全录旧史，芜累尤深，学者宁习本书，怠窥新录(《正史篇》)。然实为乙部之总录，亦本期之钜制也。若乃衍本纪之体，而为《汉纪》、《魏纪》、《晋纪》；衍列传之体，而为耆旧传、先贤传、高士传、孝子传、列女传；衍书志之体，而为舆地志、方物志、文章志；衍表谱之体，而为帝王谱、百家谱、姓氏谱、宗族谱、中表簿；皆正史之支与流裔，而有不暇悉述者矣。综论本期私家诸作，与史体相近者，计有二端：一曰典礼，二曰方志。昔者周公初制官体，垂为一代大典，复有经礼三百，典礼三千，以为仪文之节制，于是有《周礼》、《仪礼》二经，其后应劭注《汉官》，复撰《汉官仪》，卫宏亦撰《汉旧仪》，而丘仲孚撰《皇典》，何胤撰《政礼》，齐、梁之世亦大修五礼，与其役者，前为王俭、何胤，后为沈约、徐勉，疑何胤所撰之《政礼》，即为五礼之一部，皆自《周礼》、《仪礼》推而出之者也。古有《世本历谱牒》，司马迁因之以作年表，而后世乃有氏族谱牒之学，更因之而造家传，又由谱牒而变为目录，刘向、刘歆父子始撰《七略》，班固本之以作《艺文志》，荀勗本之以造《文章家集叙》，挚虞本之以造《文章志》，是盖由簿录记载，而渐成专门名家，凡兹所录，亦为典礼之一。《周礼》之纪职官，《仪礼》之载节文，委曲繁缛，亦近谱录。此其部次应属于典礼者一也。古有《禹贡》、《山海经》以志舆地，为后世图经之所始，其后有《水经》，而郦道元注之，阚骃更有《十三州志》，而常璩撰《华阳国志》，最为有法，所志曰巴，曰汉中，曰蜀，曰南中。曰公孙述、刘二牧，曰刘先主，曰刘后主，曰大同，曰李特、雄、期、寿、势，曰先贤士女，曰后贤，曰序志，所载皆巴蜀一方之史事，而无一语及于舆地山川，是又源出于《越绝书》、《吴越春秋》(有赵晔、皇甫遵二本)，而不属于图经者也。往者章学诚尝论方志与图经异趣，方志如列国之史，无所不载，山川、都里、名胜应汇入地理，人物当详于史传，艺文当详载书目 ，依此求之，如陈寿之《益部耆旧》 ，周裴之《汝南先贤》，徐整之《豫章烈士》，悉名为传，实具方志之一体，而艺文目录之属于一方者，亦应编入方志，至如司马彪《九州春秋》，亦不专属于图经，是则方志一体，实兼图经而有之矣。此其部次属于方志者二也。今取《隋志》阅之，若斯之类，杂然并陈，骤数之不能终其物，是即史学盛于魏晋南北朝之明徵。吾谓王官失守，而诸子之学以兴，史官失守，而乙部之书目盛，当此之时，笃学之士，竞以作史相尚，有日新月异之势，亦如诸子之在晚周，以异学争鸣，而结璀璨光华之果，研史之士，可无述乎。

第五章 汉以后之史官制度

古者史官，近于卜祝，实典记言记事之任，至汉司马迁以官太史令而修《史记》，犹为能举史官之职者。其后则史官分为二途：其一则仍称太史，职掌天时星历，一如明清两代之钦天监正，而无与记言记事；其一则以别职来知史务，或另设著作起居之官，以当撰述记注之任，而亦得称太史。自汉中叶，迄于清末，无不如是，此其变迁之迹，又不可以无述也。

《续汉书 百官志》，以太史令隶于太常，掌天时星历，此就后汉之制度而言也；文中仅言星历。而不及文史，则典籍之守，记注之任，已不复属于太史矣。盖自司马迁卒后，太史之署，唯知占候，非复记言之司，如《史通 史官篇》所论是也。兹考《晋书 职官制》，《宋书》、《隋书》“百官志”皆以太史令隶于太常，自后汉迄隋而未之改，唐宋又与著作局同隶于秘书省，犹有古代史卜并称之意。唐改太史为司天台，设监领之，监亦称太史令，有李淳风久任是职；宋、辽皆有太史令，金称司天监，元复称太史令，后改司天台监，明初仍元称，后改钦天监正(俱见诸史《百官志》、《职官志》)，清仍明制。总之，以掌天时星历为其职司，而无与于文史记注，若仍予以史官之称，则为名不副实矣。

后汉以来，史官之名凡三变：其初名为著作。汉明帝以班固为兰台令史，诏撰《世祖本纪》，斯时盖以兰台为著作之所 ，章、和二帝以后，图籍盛于东观，撰《汉记》者，相继在乎其中，谓之著作东观，然亦仅有著作之名，而未有其官也。魏明帝太和中，始置著作郎，以当撰著之任，晋称著作郎为大著作，掌撰国史、集注起居，又增置佐著作郎，刘宋、南齐以来，又以佐名施于作下，称著作佐郎，佐郎职知博采，正即资以草传。此其一也 。次则名为史官。南朝齐、梁之世，曾置撰史学士及撰史著士 ，亦为著作郎之亚，至北齐始置史馆，以宰相领之，谓之监修国史，周隋仍之，至唐太宗贞观三年重置史馆于禁中，仍以宰相监修，更以他官兼典史职，谓之修撰，资浅者谓之直馆，亦统称为史官，如唐之刘知幾、吴兢，皆其选也。自斯以来，官著作者，只掌撰碑志祝文、祭文，而不与于修史。同时别有记注起居之制。考汉武帝时，宫中有起居注，后汉明帝、献帝亦俱有起居注，王莽时置柱下五史，听事侍旁，记迹言行，以比古代之左右史，魏晋时起居注，由著作掌之，后魏始置起居令史，隋更置起居舍人，唐宋之世又置起居郎与舍人对掌记注天子言动，以当古者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之职，并于每季，汇送史馆。唐时宰相自有时政记，始于姚璹 (见《旧书》本传及《新书 百官志》)。宋时因之，更命著作郎，就起居注、时政记，以撰日历，其时纂修会要，亦以省官掌之。辽金史馆之制，略如唐宋，修撰之外，更有史官学士。是时史官，虽由他官兼典，而史馆则为常置，其规制视旧日之著作，为闳扩矣。此其二也 。再次则为翰林院所兼掌。翰林之官，始于唐玄宗时，初名翰林待诏，继名学士，别置学士院以宠异之。至德宗时，始定学士系衔于翰林，与中书舍人对掌内外制，初则职掌批答表疏，应和文章，其后乃兼掌制诏书勅，号为内相，如陆贽之于德宗是也。迄于宋代，相沿无改，然无与修史之任。元世祖中统二年，立翰林国史院，以王鹗为翰林学士，并立国史院之官制，以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修国史，其后又称翰林兼国史院，盖于应奉文字之外，兼有史官之职者也。明清二代，皆有翰林院，以学士领之，复置侍读、侍讲、修撰、编修、检讨等官。明制，翰林官于制诰史册文翰及考议制度、详正文书，并备天子顾问之外，凡经筵曰讲、纂修实录玉牒史志、诸书编纂、六曹章奏，皆奉敕而统承之 。清代亦仍其制，凡奉敕编纂专籍，或设专馆，而日讲起居注官，或以他官兼任，而任其职者多为翰林官，及甲科出身而曾入翰林者。明清二代士子之入翰林者，尝自称为太史氏，又署其门曰太史第，以此发荣，皆翰林官与史官为一之证。此其三也。

据《史通 史官篇》所考论，不惟三国之世，蜀、吴皆有史官，而晋代北方僭伪诸国，如前赵、前凉、蜀李、西凉、南凉、后燕，俱有著作之司，至南北朝时，北方之魏、齐、周，制度略同南朝，更无论矣。《史通》又论古有女史。《诗 邶风 静女》之第二章云：“静女其变，贻我彤管。”《毛传》以为，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 ，女史不过记其罪杀之，后妃群妾以礼御于君所，女史书其日月，授之以环，以进退之，事无大小，记以成法。《郑笺》云，彤管者，赤管也。董仲舒答牛亨云，彤者，赤漆耳，史官载事故以彤管，赤心记事也(《毛诗 稽古篇》引之)。是则宫中之有女史，亦司记事之任。刘知幾亦释之曰，夫彤管者女史记事规诲之所执也。《周礼 天官》有女史八人，其职掌王后之礼，职内治之贰，注云，女史女奴晓书者，又《春官》世妇之属亦有女史，是即《毛传》所称之女史，黄以周谓女史之职，其位轻，在女御之下，是也。或谓汉武帝时，禁中有起居注，似为女史之任，后汉马皇后亦为明帝撰起居注，隋世王劭上书请置女史，而文帝不许 ，《唐书 百官志》宫内及东宫皆有女史，执掌文书诸役，宋以后因之。《金史 卫绍王纪》谓其时有女官大明夫人记资明夫人授玺事，此所谓女官，盖为奉职宫中之女史(《金史 百官志》亦有女史)。此可考见之大略也。

夷考汉魏以来，史官世守之业失，而记注之科未尝或废，《隋志》以下所著录之“起居注”，唐宋宰相所撰之“时政记”，宋著作郎舍人所撰之“日历”，皆有古史官记注之遗意。唐代记注之法，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必书其朔日甲乙以记历数，典礼文物以考制度，季终则授之国史，此《旧唐书 职官志》之所记也。而《唐会要》卷六十三、《五代会要》卷十八俱有“诸司送史官事例”一条，兹以《五代会要》较详，具录于左：

后唐同光二年四月，史馆奏：本朝旧例，中书并起居院诸司及诸道州府合录事件报馆如左：时政记，中书门下录送。起居注，左右起居郎录送。两省转对入阁待制刑曹法官文武两班上封章者，各录一本送馆。天文、祥变、占候、徵验，司天台逐月录报，并每月供历日一本，瑞祥礼节，逐季录报，并诸道合画图申送。蕃客朝贡使至，鸿胪寺勘风俗衣服，贡献物色，道里远近，并具本国王名录报。四夷人役来降，表状中书录报。露布兵部录报，军还日，并主将姓名，具攻陷虏杀级数，并所因由录报。变改音律及新造曲调，太常寺具录所因并乐词牒报。法令变革、断狱新议、赦书德音，刑部具有无牒报。详断刑狱，昭雪冤滥，大理寺逐季牒报。州县废置，及孝子、顺孙、义夫、节妇，有旌表门闾者，户部录报。有水旱虫蝗雷风霜雹，户部录报。封建天下祠庙，叙封追封邑号，司封录报。京师司长官刺史以上除授，文官吏部录报，武官兵部录报。公主百官定谥，考功录行状仪制，宗正寺录报。刺史县令有灼然政绩者，本州官录申奏，仍具牒报。诸色宣敕，门下中书两省，逐月录报。应硕德殊能、高人逸士，久在山野，著述文章者，本州县不以官秩勘问的实申奏，仍具录报。应中外官薨，已请谥者，许本家各录行状一本申送(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十三有“唐修史例”一条，即钞自《五代会要》)。

据此则唐代修史之法，至为详密，盖仿汉代天下记书先上太史之例，又从而明定其条规者也。且考唐太宗贞观之制，史官日随仗入，随事记载，颇得古法。今观《贞观政要》所载太宗与诸臣之言论，委曲详尽，此史官常在左右能举其职之征也。迨高宗时，李义府、许敬宗为相，命史官对仗承旨，仗下与百官偕出，不得复闻，盖行其私也。武后以后，宰相更得自撰“时政记”，不肖者假此迷眩千古 ，不惟难称信史，且大侵史官所守矣。宋自真宗以来，史馆无专官，神宗命曾巩修五朝史，乃以为史馆修撰，使专典领。南宋孝宗时，尝命李焘、洪迈专修国史，不兼他职，前后凡二十八年，可谓久矣。宁宗亦命傅伯寿、陆游专任修史。(参《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十)，是以宋国史之美备，可以上与唐比，而非元明以下所能及。然宋代之制，以谏官兼修记注，侍立后殿，许其奏事，后则必禀中书取旨。孝宗隆兴元年，胡铨奏“记注”之失有四：一、人主不当观史，二、立非其地，三、前殿不立，四、奏不直前 。是则虽有记注之法，而人君时相得随意变更之，有法亦等于无法矣。五代未闻有《时政记》，宋初宰臣李昉、宋琪建议恢复，自送史馆，且先进御而后付有司，论者谓其不敢有直笔，是也(参《春明梦余录》十三)。且自隋唐以来，设馆修史，历代相沿，亦为一成不易，所谓正史，咸出官修，绝少私家之作，凡与修史之役者，皆得被以史官之名。然吾谓后世之职典记注者，实近于古之史官，而后世之所谓史官，乃上同于孔子、左丘明之删定国史，成一家言。非古史官之所得与。此又古今异宜，不可不知之一事也。

明人徐一夔论唐宋记注之制甚详，兹并录之。其说云：

近世论史者，莫过于日历，日历者史之根据也。自唐长寿中史官姚璹请撰《时政记》，元和中韦执谊又奏撰《日历》。“日历”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犹有《春秋》遗意。至于“起居注”之说，亦专以甲子起例，盖记事之法无踰此也。往宋极重史事，日历之修，诸司必关白，又诏诰则三省必书，兵机边务则枢司必报，百官之进退；刑赏之予夺；台谏之论列，给舍之缴驳，经筵之问答，臣僚之转对，侍从之直前启事，中外之囊封匦奏，下至钱谷甲兵，狱讼造作，凡有关政体者，无不随日以录。犹患其出于吏牍，或有讹失，故欧阳修奏请宰相监修，于岁终检点修撰官所录，事有失职者罚之。如此则《日历》不至讹失，他时《会要》之修取于此，《实录》之修取于此，百年之后《纪》、《志》、《列传》取于此，此宋史之所以为精确也(《明[史] 文苑传》及朱彝尊《曝书亭集 徐一夔传》)。

《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诸书，皆极详备，可供修史之撷取，由其立制之善，盖元明以下所不及也。

唐宋记注之官，已如上文所论，唐玄宗、宋高孝二宗之起居注，亦可考其厓略(详见朱希祖先生《汉唐宋起居注考》)。元时虽设起居注，所录皆臣下闻奏事目，而无帝王之言动，宰相拜住曾言其失。明太祖时宋濂曾撰《起居注》，刘基条答天象之问，命付史馆。亦其证也。成祖时王直以右春坊右庶子，兼记起居，其后渐废，惟以翰林院之修撰、编修、检讨掌修国史，遇有纂修，以爵高之勋臣一人为监修，阁学士一人为总裁，翰林学士为副总裁，职事视前为重，而不复能举朝夕记注之职。成化以来，职修纂者，惟取六部前后章奏，分为十馆，以年月编次，稍加删润，櫽括成篇，即为一帝之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