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史

用也。死生者，亦外也，无所庸其思虑者也。顺事没宁，内也，思则得之者也。不于外而用其逆亿，则患其思之不至耳。岂禁思哉！”又曰：“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圣学提纲之要也。勿求于心，告子迷惑之本也。不求之心，但求之意，后世学者之通病。盖释氏之说暗中之。呜呼！舍心不讲，以诚意而为玉钥匙，危矣哉！”(以上《思问录内篇》)凡此盖皆为良知之学，沦于虚寂，陷于流荡而发。故其论下学功夫，一在知耻，一在先难。曰：“学易而好难，行易而力难，耻易而知难。学之不好，行之不力，皆不知耻而耻其所不足耻者乱之也。”(《俟解》)又曰：“用知不如用好学，用仁不如用力行，用勇不如用知耻。”(《思问录内篇》)夫知耻，则不至陷于流荡矣。曰：“过去，吾识也。未来，吾虑也。现在，吾思也。天地古今，以此而成。天下亹亹，以此而生。其际不可紊，其备不可遗。呜呼！难矣。故曰为之难，曰先难。泯三际者(三际即过去、现在、未来。《金刚经》说过去不可得，现在不可得，未来不可得。故曰泯三际)，难之须臾，而易以终身，小人之侥幸也。”又曰：“先难则愤，后获则乐。地道无成，顺之至也。”(《思问录内篇》)夫先难，则不至沦于虚寂矣。于是上原本之于日新之化，曰：“张子曰：‘日月之形，万古不变。’形者，言其规模仪象也，非谓质也。质日代而形如一，无恒器而有恒道也。江河之水，今犹古也，而非今水之即古水。灯烛之光，昨犹今也，而非昨火之即今火。水火近而易知，日月远而不察耳。爪发之日生而旧者消也，人所知也；肌肉之日生而旧者消也，人所未知也。人见形之不变，而不知其质之已迁。则疑今兹之日月为邃古之日月，今兹之肌肉为邃古之肌肉。恶足以语日新之化哉！”(《思问录外篇》)曰：“知见之所自生非固有。非固有而自生者，日新之命也。原知见之自生，资于见闻之所得。见闻之所得，因于天地之所昭著，与人心之所先得。人心之所先得，自圣人以至于夫妇，皆气化之良能也。能合古今人物为一体者，知见之所得，皆天理之来复，而非外至矣。故知见不可不立也，立其诚也。”(《思问录内篇》)夫“行己有耻”，亭林言之矣；以难自处，杨园言之矣(见《备忘录》)。若夫日新之化，言之若是其楚楚也，则非同时诸贤所能及也。然而船山固得之于《正蒙》者，试取船山《正蒙注》而读之，可以复按也。

又船山颇不然于象数之学。曰：“在天而为象，在物而有数，在人心而为理。古之圣人，于象数而得理也，未闻于理而为之象数也。于理而立之象数，则有天道而无人道。”(《思问录内篇》)又曰：“唯《易》兼十数，而参差用之。太极，一也。奇偶，二也。三画而小成，三也。揲以四，四也。大衍之数五十，五也。六位，六也。其用四十有九，七也。八卦，八也。乾坤之策三百六十，九也。十虽不用，而一即十也。不倚于一数，而无不用斯以范围天地而不过。《太玄》用三，《皇极经世》用四，《潜虚》用五，《洪范皇极》用九。固不可谓三四五九非天地之数。然用其一，废其余，致之也固而太过，废之也旷而不及。宜其乍合而多爽也。”又曰：“乾坤之策三百六十，当期之数。夫气盈朔虚、不入数中，亦言其大概耳。当者，仿佛之辞也。犹云万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非必物之数恰如此而无余欠也。既然，则数非一定，固不可奉为一定之母，以相乘相积矣。经世数十二之，又三十之。但据一年之月，一月之日，以为之母。月之有闰、日之有气盈朔虚，俱割弃之。其母不真，则其积之所差必甚。自四千三百二十以放于坤数之至赜，其所差者以十万计。是市侩家收七去三之术也，而以限天地积微成章之化，其足凭乎？”(以上《外篇》)观此，则自来言数者纷纷，皆可以关其口矣。故吾之为此书，自《太玄》以下，亦皆撮其理而略其数者，此也。

第九章　唐铸万　附胡石庄

唐甄，字铸万，原名大陶。夔州人。生于明崇祯三年。随父宦吴，以寇乱不得归，遂家于吴焉。入清，以举人仕山西长子县知县，十月而去职，因不复仕。僦居吴市，炊烟尝绝，而著书不辍。成书九十七篇。上篇五十，言学；下篇四十七，言治。始名《衡书》，复更名《潜书》。宁都魏叔子禧见之曰：“是周秦之书也，今犹有此人乎！”吴江潘次耕耒，顾亭林之门人也，为之序其书，称其远追古人，曰：“不名《潜书》，直名《唐子》可矣。”然魏、潘要取其文，若其著书之意，未能及之。今观《潜书》，盛道阳明，曰：“仲尼以忠恕立教，如辟茅成路。阳明子以良知辅教，如引迷就路。若仲尼复起，必不易阳明子之言矣。”(上篇《法王》)而其自方于古之人，则曰：“甄不敏，愿学孟子焉。”(下篇《潜存》)盖铸万之学，自阳明而入，而阳明之言良知，出于孟子。故欲由阳明而上达之孟子。即其书《尊孟》、《宗孟》之后，继以《法王》，可见也(《尊孟》、《宗孟》、《法王》皆篇名)。抑其所以尊宗孟子者，尤在孟子言王政，言以齐王犹反手。盖深痛于世儒之学，精内而遗外，可以治一身，而不足以利天下。故作为《性才》《性功》之篇(皆上篇)，曰：“世知性德，不知性才。”曰：“道惟一性，岂有二名。人人言性，不见性功。故即性之无不能者别谓为才。别谓为才，似有歧见，正以穷天下之理，尽天下之事，莫尚之才，惟此一性。别谓为才，似有外见。正以穷天下之理，尽天下之事，皆在一性之内，更别无才。”(以上《性才》)曰：“一形一性，万形万性。如一器一水，万器万水。器虽有万，水则为一。于己必尽，于彼必通。是故道无二治，又非一治。以性通性，岂有二治？通所难通，岂为一治？父子相残，兄弟相仇，夫妇相反，性何以通？天灾伤稼，人祸伤财，冻馁离散，不相保守，性何以通？盗贼忽至，破城灭国，屠市毁聚，不得其生，不得其死，性何以通？但明己性，无救于世，可为学人，不可为大人；可为一职官，不可为天下官。”(《性功》)而更从而为之喻曰：“方今之制度，朝宾之服必束丝带。丝带之长五尺，缀以锦包，缀以佩刀，缀以左右叠巾，绕后结前而垂其穟，斯为有用之带。若有愚者，割五尺为二尺五寸者二，持以鬻于市。围之不周，结之不得，缀之不称，市人必笑而不取。然则虽为美带，割之遂不成带。修身治天下为一带。取修身，割治天下，不成治天下，亦不成修身。致中和，育万物，为一带。取致中和、割育万物，不成育万物，亦不成致中和。克己，天下归仁，为一带。取克己，割天下归仁，不成天下归仁，亦不成克己。孝悌忠信，制梃挞秦楚，为一带。取孝悌忠信，割制梃挞秦楚，不成制梃挞秦楚，亦不成孝悌忠信。若续所割二尺五寸之带，还为五尺之带。可围可结可缀，两端之穟蕤然，然而中有续脊，终不成带。大道既裂，身自为身，世自为世，此不贯于彼，彼不根于此，强合为一，虽或小康，终不成治。”(同上)言心性，言学问，而必极之于事功。此铸万之意也。且其论儒、释、老三教之别曰：“老养生，释明死，儒治世。三者各异，不可相通，合之者诬。校是非者愚。”(《性功》)以治世者谓之儒，其意不亦彰明较著矣乎。

铸万言治，归于上下均平。曰：“天地之道故平，平则各得其所。及其不平也，此厚则彼薄，此乐则彼忧。为高台者，必有洿池；为安乘者，必有茧足。王公之家，一宴之味，费上农一岁之获，犹食之而不甘。吴西之民，非凶岁，为麲粥，杂以荍秆之灰，无食者见之，以为是天下之美味也。人之生也，无不同也。今若此，不平甚矣。提衡者，权重于物则坠。负担者，前重于后则倾。不平故也。是以舜、禹之有天下也，恶衣菲食，不敢自恣，岂所嗜之异于人哉？惧其不平以倾天下也。”(上篇《大命》)是以《室语篇》(下篇)直斥自秦以来，凡为帝王皆贼，而《省官篇》(下篇)亦云多官害民。然于贫富相维之理，即亦未尝不言之。曰：“潞之西山之中，有苗氏者，富于铁冶，业之数世矣。多致四方之贾，椎凿鼓泻担挽，所藉而食之者，常百余人。或诬其主盗，上猎其一，下攘其十，其冶遂废。向之藉而食之者，无所得食，皆流亡于河漳之上。此取之一室，丧其百室者也。里有千金之家，嫁女娶妇，死丧生庆，疾病医祷，燕饮赍馈，鱼肉果蔬椒桂之物，与之为市者众矣。缗钱锱银，市贩贷之；石麦斛米，佃农贷之；匹布尺帛，邻里党戚贷之，所赖之者众矣。此藉一室之富，可为百室养者也。海内之财，无土不产，无人不生，岁月不计而自足，贫富不谋而相资。是故圣人无生财之术，因其自然之利无以扰之，而财不可胜用矣。”(下篇《富民》。有节文)夫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不均，乱也，以不安而求均，尤乱之乱也。故言治者，陈义可高，而不可不本于人情，准于事理。若铸万者，其能知此者乎！

铸万得力于阳明，而亦即因之兼通佛氏之学。尝曰：“甄也生为东方圣人之徒，死从西方圣人之后矣。”(下篇《有归》)故其言生死之故，纯然袭自佛说。曰：“唐子见果蠃，曰果蠃与天地长久也。见桃李，曰桃李与天地长久也。见鸜鹆，曰鸜鹆与天地长久也。天地不知终始，而此二三类者，见敝不越岁月之间，而谓之同长而并久，其有说乎？百物皆有精，无精不生。既生既壮，练而聚之，复传为形。形非异，即精之成也。精非异，即形之初也。收于实，结于弹，禅代不穷。自有天地，即有是果蠃、鸜鹆，以至于今。人之所知，限于其目。今年一果蠃生，来年一果蠃死，今日为鸜鹆之子者生，来日为鸜鹆之母者死，何其速化之可哀乎。察其形为精，精为形，万亿年之间，虽易其形而为万亿果蠃，实万亿果蠃而一蔓也。虽易其形而为万亿鸜鹆，实万亿鸜鹆而一身也。果、鸟其短忽乎？天地其长久乎？果、鸟其易形为短忽乎？天地其一形而长久乎？”又曰：“天地之混辟大矣，必有为混为辟者在其中，而后不穷于混辟也。物之绝续众矣，必有为绝为续者在其中，而后不穷于绝续也。人之死生多矣，必有非生非死者在其中，而后不穷于死生也。”又曰：“时之逝也，日月迭行，昼夜相继，如驰马然。世之逝也，自皇以至于帝王，自帝王以至于今兹，如披籍然。人之逝焉，少焉而老至，老矣而死至，如过风然。此圣人与众人同者也。圣人之所以异于众人者，有形则逝，无形则不逝，顺于形者逝，立乎无形者不逝；无古今，无往来，无死生。其斯为至矣乎！”(以上上篇《博观》)且当铸万之时，为儒者之学者，几于必斥阳明。而为阳明之学者，更无不辨其非佛。铸万持佛之说，而又不自讳如此，是亦可谓卓尔者矣。铸万以康熙四十三年卒，年七十五。又其《破祟》(上篇)《除党》(下篇)指摘血气朋党之害，亦多有可取者，以文冗不录。

与铸万同时，能著书成一家言者，尚有一胡石庄。石庄名承诺，字君信。湖北天门人，崇祯举人。入清，一谒选部，便以老疾辞归，闭户不出。著《绎志》六十篇，又《自叙》一篇，共三十余万言。道光中，武进李申耆兆洛刊其书，而序谓旧藏石庄《读书录》四册，为友人借观亡之，深以为恨。则石庄著述，固尚有在《绎志》以外者。石庄之学，大略见其《自叙》。盖一以宋儒为依归，而曰：“为文之指三。一曰务实。务实者，欲事事可行也。二曰务平。务平者，欲人人能行也。三曰从道。道则从，非道弗从也。依五经法言，同先贤是非。奇僻之书，异端之学，黜而不入。诸子百家之文，非至精粹者，不称引也。若夫离事而别言理，故处事不以理，所行无当乎道之事。又所言之理皆不足处事，亦无当乎道之理。空疏之极，必生迷惑。迷惑之极，至于反悖。犹复杂糅其学，卑隘其志，盈满其气，坚僻其心，胶固其识，俶诡其辩。不得乎体之一，而欲其用之通。如铢铢而校，寸寸而度，终必有差也。”吾观其《古制篇》言古封建井田之兴废，有云：“虽有三代之良法，不可行于今者，千百年之后，制度不相近也。虽有汉唐之良法，不可行于今者，千百年之后，利病不相冈也。居今而欲善治，亦取制度相近利病相因者，损益用焉已尔。”(有节文)则信乎其所谓务实务平，不离事而言理者也。至若《杂说篇》谓：“圣人薄事功而尊道德，非以道德阻塞事功之途，而专美三代以上之数人也。以为天下拨乱之时少，酿乱之时多。酿乱者，人心不正为之。人心不正，不可教诲而返于正也，往往大杀戮而后转。圣贤不忍其至此也，故严于王伯之辨，略其事功，独言道德。尽洗一世之利，欲以从事于高明，不为邪慝所涂涴而至于陷溺。使各安其君臣之义、父子之恩，可以淑慎其身，训迪其子孙，至于数百年不见兵革之惨。是为车为航以济穷途也。此圣贤之至仁也。”石庄之书，如《成务》、《功载》皆未常非事功，而《兵略》、《军政》亦且兼及于武事(《成务》、《功载》、《兵略》、《军政》皆篇名)。然而乃持论如是者，是非有上下千古之识，而其真能通乎圣人之用心者，不能道也。故以石庄与铸万较，以才则铸万过于石庄，以识则石庄过于铸万。

第十章　颜习斋　李恕谷

颜元，字易直，又字浑然。直隶博野人。生明崇祯八年。幼随父寄养于蠡朱翁。而父被兵掠至辽东，朱翁妾又生子。翁卒，遂归颜氏。走塞外寻父，父已亡，得其墓于沈阳，乃招魂题主奉之而归。元少好陆、王之学，继又从事程、朱，终乃以为程、朱之学空谈心性而不切于实用，欲复古三物之教(三物，一六德，曰知仁圣义忠和；二六行，曰孝友睦姻任恤；三六艺，曰礼乐射御书数。见《周官·大司徒》)。名其斋曰习斋。教弟子以习礼、习乐、习射御、习书数。凡兵农水火诸学，靡所不讲。堂上琴竽、弓矢、筹管森列焉。尝书与夏峰、桴亭，并力斥宋学之失(见《习斋余记》)。晚年被聘，教于肥乡漳南书院，为立规制甚宏。中曰习讲堂；东一斋曰文事，课礼乐书数，天文地理等科；西一斋曰武备，课黄帝、太公、孙吴诸子兵机，攻守营阵水陆诸战法，射御技击等科；东二斋曰经史，课十三经、历代史、诗文等科；西二斋曰艺能，课水火、工学、象数等科。门内直东曰理学斋，西曰帖括斋，皆北向。则凡习程、朱、陆、王及制举业者居之。意在罗致而以渐引进之也。会大雨经月，漳水盛至，堂舍悉没于水。因辞归。归后八年而卒。年七十。时清康熙四十三年也。元在朱翁家时，尝入学为诸生。及归宗，遂弃去，故以布衣终。门人传其学者，曰李塨。塨字刚主，别字恕谷，蠡人。奉父命师事习斋。以康熙三十九年举于乡。已，入京。时三藩平后，清圣祖方留意文学。四方名士，麕集辇下，见恕谷莫不纳交者，鄞处士万季野斯同，梨洲之门人也，尤笃服恕谷。恕谷尝著《大学辨业》，季野为作序以张之。恕谷有故人曰杨勤，作令陕西富平，请恕谷往。曰：“学施于民物，在人犹在己也。”恕谷应之往。勤用恕谷言，百废具举，富平称大治。而关西学者闻恕谷之教，竞来问学。居逾年，恕谷乃去。既谒选得知县，以母年高，改选通州学正。旋告归，迁居博野。修葺习斋学舍，以教学者。朝贵聘荐，皆力辞。雍正十一年，卒于家。年七十五。习斋不著书，今传者，惟《四书正误》、《习斋余记》并《存学》、《存性》、《存治》、《存人》四编。而门人李塨、王源为辑《年谱》二卷，钟錂追记所闻为《言行录》二卷，《辟异录》二卷。恕谷所著《大学辨业》外，有《小学稽业》、《大学中庸传注》、《论语传注》、《孟子传注》、《周易传注》、《春秋传注》、《诗传注》、《学礼录》、《学射录》、《瘳忘编》、《拟太平策》、《圣经学规纂》、《论学》、《恕谷文集》等。同治中，德清戴子高望，撮取颜、李之说，为《颜氏学记》一书。近东海徐氏，汇刻《颜李遗书》，又命其门客为《颜李语要》各一卷，《颜李师承记》九卷。

习斋论学大旨，具见其为恕谷所作《大学辨业序》。曰：“昔者孔子没而诸子分传。杨、墨、庄、列乘间而起，鼓其诐说。祖龙遂毁井田封建，焚书坑儒。使吾儒经世之大法，大学之制，沦胥以亡。两汉起而治尚杂霸，儒者徒拾遗经为训传，而圣学之体用，残缺莫振。浸淫于魏晋隋唐，训诂日繁，佛老互扇，清谈词章，哗然四起。祸积而至五季，百氏学术，一归兵燹。尧、舜、周、孔之道，更孰从而问之乎？宋代当举世愦愦罔知所向之时，而周子突出，以其传于禅僧寿涯、道士陈抟者，杂入儒道，绘图著书，创开一宗。程、朱、陆、王皆奉之，相率静坐顿悟，验喜怒哀乐未发时气象，曰以不观观之。暗中二氏之奸诡，而明明德之实功溷矣。相率读讲注释，合清谈训诂为一堂。而习行礼乐兵农之功废，所谓亲民者无其具矣。又何止至善之可言乎？以故于尧、舜三事之事(三事者，正德、利用、厚生。见《古文尚书·大禹谟》)，周、孔三物之物，偭矩而趋，而古大学教人之法，秦人强使之亡而不能尽者，潜奸暗易，而消亡遂不知所底矣。生民之祸，倍甚晋唐。道法遂湮，人才寥落，莫谓虞夏商周之文物，尽灭其迹，虽两汉英雄之干济，贤守令之政务，亦莫及焉。而语录恣其张皇，传赞肆其粉饰，竟若左右虞周，颉颃孔孟者。试观后世之国学乡学，尚有古大学学习之物否？试观两宋及今五百年，学人尚行禹、益、孔、颜之实事否？徒空言相续，纸上加纸。而静坐语录中有学，小学大学中无学矣。书卷两庑中有儒，小学大学中无儒矣。”(《习斋记余》)盖习斋之学，微独不取宋儒之空谈心性，亦不取汉唐之训诂注疏，其所为学者，在实习实得，故曰：“孔门之博学，学礼、学乐、学射、学御、学书数，以至《易》、《书》，莫不曰学也，《周南》、《召南》曰为也。言学言为，既非后世讲读所可混。礼、乐、射、御、书、数，亦非后世章句所可托。”(《存学编·性理评》)曰：“仆妄谓性命之理不可讲也。虽讲，人亦不能听也。虽听，人亦不能醒也。虽醒，人亦不能行也。所可得而共讲之，共醒之，共行之者，性命之作用，如《诗》、《书》六艺而已。即《诗》、《书》六艺，亦非徒列坐讲听，要惟一讲即教习。习至难处来问，方再与讲。讲之功有限，习之功无已。孔子惟与弟子今日习礼，明日习射。间有可与言性命者，亦因其自悟已深，方与言。”(《存学编·总论诸儒讲学》)不特此也，习斋以为学之不必知之，知之不必能之。谢上蔡谓：“横渠以礼教人。其门人下稍头底，只溺于形名度数之间，行得来因无所见处。”习斋则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此圣贤百世不易之成法也。虽周公、孔子，亦只能使人行，不能使人有所见。功候未到，即强使有所见，亦无用也。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此固叹知道之少，而吾正于此服周公、孔子流泽之远也。布三重以教人(三重，见《中庸》，谓夏、商、周也)，使天下世世守之。后世有贤如孟子者，得由行习而著察。即愚不肖者，亦相与行习于吾道之中。正《中庸》所谓行而世为天下法。亦何必人人语以性道，而始为至乎！”(《性理评》)朱子尝称胡文定(安国)之言曰：“岂有见理已明而不能成事者。”习斋则曰：“见理已明而不能处事者多矣。有宋诸先生便谓还是见理不明，只教人明理。孔子则只教人习事，迨见理于事，则已彻上彻下矣。”(同上)恕谷因之，故陈兆兴(恕谷门人)问曰：“游于艺，今注谓博六艺义理之趣。或不在粗迹也。”曰：“姑论射乎。人必学能射，而由浅入深，始得其趣。未有全不能射，而即得射之趣者。后儒高阁六艺，而言博其趣，是不能射而得射之趣也。”徐果亭(名秉义)曰：“读书以明理。不读书，理何由明？”曰：“明理非尽由读书也。即如人日读书传，亦知射曰志正体直。而与之决拾，颠倒错互。遂可谓晓知射之理乎？亦知乐曰以和为主。而宫商音律，入耳茫然，遂可谓晓知乐之理乎？故古人明理之功，以实事不以空言。曰致知在格物。”(以上并恕谷《论学》)于是其所以为格物之解者，则曰：“格，《尔雅》曰：至也。”《虞书》“格于上下”是也。程子、朱子于格物格字，皆训至。又《周书·君奭篇》“格于皇天。天寿平格”，蔡注训通。又《孔丛子》“谏格虎赋”，格义同搏。习斋谓格物之格如之，谓亲手习其事也。又《尔雅》：格格，举也。郭璞注曰：举，持物也。又《尔雅》到字极字皆同格。盖到其域而通之，搏之，举之，以至于极，皆格义也。物，物有本末之物也，即明德亲民也，即意心身家国天下也。然而谓之物者，则以诚正修齐治平，皆有其事。而学其事，皆有其物。《周礼》礼乐等皆谓之物是也。格物者，谓大学中之物，如学礼学乐类，必举其事，造其极也。”(恕谷《大学辨业》)通采各书之说，而荟成其义。凡以见格物之不离身习而已。当时习斋于兵法、技击、驰射无不娴熟。恕谷学礼于习斋，学琴于张而素，学射御于赵锡之、郭金城(金城字子坚，亦习斋门人)，问兵法于王余佑(余佑字介祺，孙夏峰门人)，学书于彭通，学数于刘见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