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史

衣。衣食之涂隘，故争心起。利事愈多，争心愈少；利事愈少，争心愈多。凡今之争，以愈少故愈多。不争，是无以为命也。然则上之人所由制民命者。在利之涂矣。’屈之曰：‘说之以利事愈少则愈争，固也。吾不谓不然。抑知少之原之缘于争乎？抑知愈争则利事且愈少乎？今置田万亩，十人均之，人千亩。仰事俯畜养老送终嫁娶之事，宽然足给。而且里党敦睦，通有无以羡资歉，不见谓少。贪黩者出，视所有欿然不厌，负强挟诈，侵冒兼并以自益。智力等者，利其然而效之。朴懦积愤不平，激发相助，胜负反复，互倾夺不可遽已。奇零断割，而千亩之业，或半失，或十失八九，而少数睹矣。故曰少之原缘于争，而愈争则愈见少也。且说之，以愈少愈争者，彼微特不明于少原于争，愈争愈少之分，而实未明于不争不患其少之分也。今置田百亩，十人食之，不可谓不少。然人受十亩，终其身和其乡邻，食时而用节，即遇凶岁何至为沟中瘠矣。故曰不争不患其少也，争则将并无以有其少也，且将并无以有其命也。’”(《汪子遗书·三录》)反复于争利之害，而以仁义为公说。以为公说之行，则利泽溥，害端绝。是则大绅之功利，又非夫人之功利之见也。大绅说格物，引《易系》“近取诸身，远取诸物，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以为格物之证。而允初为文非之，谓是乃圣人开物成务之功用，非下学所有事(大绅《格物说》见《汪子遗书》。允初有《书格物说后》见《二林居集》)。夫以格物为开物成务，大绅之说格物，则戾矣。然其主开物成务之意，则大绅所以过于允初者也。允初所著，有《二林居集》、《一行居集》。大绅所著，有《汪子文录》、《汪子遗书》。台山所著，有《尊闻居士集》。允初卒于嘉庆元年，年五十七。

第十三章　洪北江

经学家中，尚有一能为深湛之思者，曰洪稚存。稚存名亮吉，号北江。苏之阳湖人。乾隆五十五年，以第二人及第，授编修。逾年，拜视学贵州之命。黔中故僻远，无书籍。稚存为购经史、《通典》、《文选》诸书置各府书院，黔人争知好古，盖君之力也。嘉庆初，教习庶吉士。坐上书指斥乘舆，谪戍伊犁。既赦还，自号更生居士。十四年，病卒于家。年六十四。所著书甚多，《诗文集》六十四卷，有《意言》二十篇。而《真伪》篇意谓真未必可为，伪未必不可为，与世之言真伪者大异。盖颇近荀子性恶善伪之说，其辞曰：“今世之取人也，莫不喜人之真，厌人之伪。是则伪不可为矣，而亦不然。襁褓之时，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然不可谓非襁褓时之真性也。孩提之时，知饮食而不知礼让，然不可谓非孩提时之真性也。至有知识而后，知家人有严君之义焉。其奉父也，有当重于母者矣。饮食之道，有三揖百拜之仪焉。酒清而不饮，肉乾而不食，有非可径情直行者矣。将为孩提襁褓之时真乎？抑有知识之时真乎？必将曰：孩提襁褓之时虽真，然苦其无知识矣。是则无知识之时真，而有知识之时伪也。吾以为圣人设礼，虽不导人之伪，实亦禁人之率真。何则？上古之时，卧倨倨，兴眄眄，一自以为马，一自以为牛，其行蹎蹎，其视瞑瞑，可谓真矣。而圣人必制为尊卑上下寝兴坐作委曲烦重之礼以苦之，则是真亦有所不可行，必参之以伪而后可也。且士相见之礼，当见矣，而必一请再请，至固以请，乃克见。士昏之礼，当醴从者矣，亦必一请再请，至固以请，乃克就席。乡射礼，知不能射矣，而必托辞以疾。以至聘礼，不辱命，而自以为辱。朝会之礼，无死罪，而必自称死罪。非皆禁人之率真乎？总之上古之时真，圣人不欲过于率真，而必制为委曲烦重之礼以苦之。孩提襁褓之时真，圣人又以为真不可以径行，而必多方诱掖奖劝以挽之。则是礼教既兴之后，知识渐启之时，固已真伪参半矣。而必鳃鳃焉以真伪律人，是又有所不可行也。”(《北江文集》，有节文)然《形质篇》又谓：“嗜欲益开，形质益脆。知巧益出，性情益漓。”(同上)则又似以伪道不可久，而欲人之复归于真者。其有调停之意乎？抑前后不自觉其矛盾也？未可知矣。

《意言》论生死祸福，不信有鬼神之赏罚，颇似《论衡》；而论治平生计，则又似《潜夫论》。《潜夫·爱日》篇陈辞讼累民，计其废业者日若干人，因之受饥者岁又若干人。窃尝服其精审。而《意言·治平》篇谓户口之增，与田屋之增不相比，亦累率以数之。曰：“人未有不乐为治平之民者也，人未有不乐为治平既久之民者也。治平至百余年，可谓久矣。然言其户口，则视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试以一家计之。高曾之时，有屋十间，有田一顷。身一人，娶妇后不过二人。以二人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宽然有余矣。以一人生三子计之，至子之世，而父子四人。各娶妇，即有八人。八人，即不能无佣作之助。是不下十人矣。以十人而居屋十司，食田一顷，吾知其居仅仅足，食亦仅仅足也。子又生孙，孙又娶妇。其间衰老者或有代谢，然已不下二十余人。以二十余人，而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即量腹而食，度足而居，吾以知其必不敷矣。又自此而曾焉，自此而玄焉，视高曾时，口已不下五六十倍。是高、曾时为一户者，至曾、玄时不分至十户不止。其间有户口消落之家，即有丁男繁衍之族，势亦足以相敌。或者曰：高、曾之时，隙地未尽辟，闲廛未尽居也。然亦不过增一倍而止矣，或增三倍五倍而止矣。而户口则增至十倍二十倍。是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而户与口之数，常处其有余也。又况有兼并之家，一人据百人之屋，一户占百户之田。何怪乎遭风雨霜露饥寒颠踣而死者之比比乎？曰：天地有法乎？曰：水旱疾疫，即天地调剂之法也。然民之遭水旱疾疫而不幸者，不过十之一二矣。曰：君相有法乎？曰：使野无闲田，民无剩力。疆土之新辟者，移种民以居之。赋税之繁重者，酌今昔而减之。禁其浮靡，抑其兼并。遇有水旱疾疫，则开仓廪悉府库以赈之。如是而已。是亦君相调剂之法也。要之治平之久，天地不能不生人，而天地之所以养人者，原不过此数也。治平之久，君相亦不能使人不生，而君相之所以为民计者，亦不过前此数法也。然一家之中，有子弟十人，其不率教者，常有一二。又况天下之广，其游惰不事者，何能一一遵上之约束乎？一人之居，以供十人已不足，何况供百人乎？一人之食，以供十人已不足，何况供百人乎？此吾所以为治平之民虑也。”昔荀子以昭昭然为天下忧不足，为墨子之私忧过计(见《荀子·富国》篇)。若稚存之论，亦所谓私忧过计者矣。然稚存生清乾嘉极盛之时，而安能虑危，治能虑乱，非有过人之见不及此。且其所虑，固今世哲人学者苦思焦心，而无有善法以处之者。稚存于百数十年之前，不知有所谓经济学、统计学，乃思虑缜密如此，尤不得不为之叹异也。

第十四章　龚定庵

汉学之盛也，与宋学争；而其后也，汉学中今文派又与古文派争。今文派之魁，曰刘申受逢禄(武进人，嘉庆进士，官礼部主事。道光中卒)，传其外祖庄存与之学(存与，字方耕。乾隆进士，官至礼部左侍郎)，表章何休《公羊春秋》，著有《公羊何氏释例》、《公羊何氏解诂笺》等书。继之者，有龚定庵。定庵名自珍，原名巩祚，字璱人。浙之仁和人。幼从外祖金坛段懋堂玉裁受经。懋堂，东原戴氏之门人也，故定庵于经学远有师承。而又出入于周秦诸子之书，晚尤好佛乘。所著《定庵集》沉博奥衍，固足当一家之言。其取公羊家三世之说，通之群经，略见所谓《五经大义终始答问》。问：“三世之法谁法也？”答：“三世，非徒《春秋》法也。《洪范》八政配三世，八政又各有三世。”“愿问八政配三世？”曰：“食货者，据乱而作。祀也，司徒、司寇、司空也，治升平之事。宾师，乃文致太平之事。孔子之法，箕子之法也。”问：“太平大一统何谓也？”答：“宋、明山林偏僻士，多言夷夏之防，比附《春秋》，不知《春秋》者也。《春秋》至所见世，吴、楚进矣。伐我不言鄙，我无外矣。《诗》曰：‘无此疆尔界，陈常于时夏。’(《周颂·思文后稷》)圣无外，天亦无外者也。”问：“孰为纯太平之书？”答：“礼。古经之于节目也详，尤详于宾。夫宾师，八政之最后者也。《士礼》十七篇，纯太平之言也。”且汉学家之于经，致力可谓勤矣。然大抵疏通训诂者多，而发明大义者鲜。发明大义，惟今文家谈公羊者有之。此吾所以有取于定庵也。抑定庵之言，尤有枨触于余心者。曰：“吾闻深于《春秋》者，其论史也，曰：书契以降，世有三等。三等之世，皆观其才。才之差，治世为一等，乱世为一等，衰世别为一等。衰世者，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黑白杂而五色可废也，似治世之太素；宫羽淆而五声可铄也，似治世之希声；道路荒而畔岸隳也，似治世之荡荡便便；人心混混而无口过也，似治世之不议。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抑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薮泽无才盗。则非但鲜君子也，抑小人甚鲜。当彼其世也，而才士与才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僇之。僇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僇之，名亦僇之，声音笑貌亦僇之。僇之权不告于君，不告于大夫，不宣于司市。君大夫亦不任受。其法亦不及要领，徒僇其心：僇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又非一日而僇之，乃以渐：或三岁而僇之，十年而僇之，百年而僇之。才者自度将见僇，则早夜号以求治；求治而不得，悖悍者则早夜号以求乱。夫悖且悍，且睊然眮然以思世之一便已，才不可问矣。是故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忧不才而庸，如其忧才而誖；忧不才而众怜，如其忧才而众畏。履霜之屩，寒于坚冰；未雨之鸟，戚于漂摇；痹痨之疾，殆于痈疽；将萎之华，惨于槁木。三代神圣，不忍薄谲士勇夫，而厚豢驽羸，探世变也，圣之至也。”(《乙丙之际著议第九》)呜呼！可不谓忧深虑远之言乎。

定庵之学，又不仅在《公羊春秋》也。其言公私，与北江之真伪相类。曰：“貍交禽媾，不避人于白昼，无私也。若人则必有闺闼之蔽，房帷之设，枕席之匿，赪頩之拒矣。禽之相交，径直何私，熟疏熟亲，一视无差。尚不知父子，何有朋友。若人则必有孰薄孰厚之气谊。因有过从宴游，相援相引，款曲燕私之事矣。今曰大公无私，则人耶，则禽耶？《七月》之诗人曰：‘言私其豵，献豜于公。’先私而后公也。《大田》之诗人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楚茨》之诗人曰：‘备言燕私。’先公而后私也。《采苹》之诗人曰：‘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还归。’公私并举之也。《羔羊》之诗人曰：‘羔羊之皮，素丝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公私互举之也。”(《论私》)而以《诗》征之，则其深于《诗》也。其言均平，与铸万之《大命》相类。曰：“有如贫相轧，富相耀；贫者阽，富者安；贫者日愈倾，富者日愈壅。或以羡慕，或以愤怨，或以骄汰，或以啬吝，浇漓诡异之俗百出不可止。至极，不祥之气郁于天地之间。郁之久，必发为兵燹，为疫疠。生民噍类，靡有孑遗。人畜悲痛，鬼神思变置。其始不过贫富不相齐之为之尔。小不相齐，渐至大不相齐；大不相齐，而至丧天下。呜呼！此贵乎操其本原，与随其时而剂调之。上有五气，下有五行，民有五丑，物有五才，消焉息焉，渟焉决焉，王心而已矣。是故古者天子之礼：岁终，太师执律而告声；月终，太史候望而告气。东无陼水，西无陼财，南无陼粟，北无陼土，南无陼民，北无陼风。王心则平，听平乐，百僚受福。太史告曰：东有陼水，西有陼财，南有陼粟，北有陼土，南有陼民，北有陼风。王心则不平，听倾乐，乘欹车，握偏衡，百僚受戒。相天下之积重轻者而变易之。”(《平均》篇)而以《礼》征之，则其深于《礼》也。而言性取告子，曰：“龚氏之言性也，则宗无善无不善而已矣，善恶皆后起者。大无善也，则可以为桀矣；无不善也，则可以为尧矣。知尧之本不异桀，郇(同荀)卿氏之言起矣；知桀之本不异尧，孟氏之辩兴矣。为尧矣，性不加菀；为桀矣，性不加枯。为尧矣，性之桀不亡走；为桀矣，性之尧不亡走。不加菀不加枯，亦不亡以走，是故尧与桀互为主客互相伏也，而莫相偏绝。古圣帝明王，立五礼，制五刑，敝敝然欲民之背不善而向善。攻劘彼为不善者耳，曾不能攻劘性；崇为善者耳，曾不能崇性；治人耳，曾不能治人之性；有功于教耳，无功于性；进退卑亢百姓万邦之丑类，曾不能进退卑亢性。告子曰：“性无善无不善也。’又曰：“性，杞柳也；仁义，桮棬也。以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桮棬。’阐之曰：浸假而以杞柳为门户、藩地，浸假而以杞柳为桎拲梏，浸假而以杞柳为虎子、威俞，杞柳何知焉？又阐之曰：以杞柳为桮棬，无救于其为虎子、威俞；以杞柳为虎子、威俞，无伤乎其为桮棬，杞柳又何知焉？是故性不可以为名，可以勉强名；不可似，可以形容似也。扬雄不能引而申之，乃勉强名之曰‘善恶混。’雄也窃言，未湮其原；盗言者雄，未离其宗。告子知性，发端未竟。”(《阐告子》)斯则又其得之于佛乘者。至若穷诸子之渊源，判百家之流别(见《古史钩沉论》)，有清一代，前则章实斋(名学诚，会稽人。乾隆进士。所著有《文史通义》《校雠通义》等)，后则龚定庵，他尤未见其匹也。今时学士大夫道定庵之书不去口，然特以其文而已，能表章其学者谁哉！定庵生乾隆五十七年。道光中进士，官礼部主事。卒于道光二十一年。年五十。定庵后，习《公羊》之学者，有蜀人廖平，然支离怪诞，有识之儒所不道矣。

第十五章　曾文正公

自汉学之盛，力攻程、朱，以辨物析名为能，而视躬行实践迂缪无当于世用，于是浮薄之士，乐其无所拘碍，哗然和之。然而士习日偷，上者徒勤破碎之功，下者转便空疏之遁。一时贤达，遂欲和会汉、宋，矫其敝风。其尤著者，则湘乡曾文正公国藩是也。文正公当咸丰洪、杨之乱，以礼部侍郎在籍督办团练，创立湘军。十余年间，崎岖戎马，卒成清室中兴之业。官至大学士，爵为毅勇侯。言清史者，或矜其功烈，或称其文章。而不知其论学之余风，盖支持清末数十年之气运。虽无崭然特出之诣，然皇皇学问，终身以之。近百年来，其知名于世者，亦一人而已。文正学问宗旨，大略见其所为《圣哲画像》一记。曰：“自朱子表章周子、二程子、张子，以为上接孔、孟之传。后有君相师儒，笃守其说，莫之或易。乾隆中，闳儒辈起，训诂博辨，度越昔贤。别立徽志，号曰汉学。摈有宋五子之术，以为不得独尊。而笃信五子者，亦屏弃汉学，以为破碎害道。龂龂焉而未有已。吾观五子立言，其大者多合于洙泗，何可议也！其训释诸经，小有不当，固当取近世经说以辅翼之，又可屏弃群言以自隘乎？”(《文集》)而《致刘孟容书》(孟容名蓉，亦湘乡人。官至陕西巡抚)《覆夏弢甫书》(弢甫名炘，安徽当涂人。著有《述朱质疑》等书)亦皆反复此意(并见《书札》)，盖欲兼综汉、宋之长，以成文实并茂之学，故不欲左袒以附一哄也。然不独于汉、宋之争然，于程朱、陆王之争亦然。文正尝从唐镜海问学，镜海著《学案小识》尊程、朱而排陆、王，而文正则曰：“朱子主道问学，何尝不洞达本源；陆子主尊德性，何尝不实征践履。姚江宗陆，当湖宗朱(当湖谓陆清献)，而当湖排击姚江，不遗余力。当湖学派极正，象山、姚江，亦江河不废之流。”(《复颍州夏教授书》见《书札》。有节文。夏教授，即弢甫也)此其视镜海拘墟之见，相去何如矣。又吾观《文正日记》有曰：“以庄子之道自怡，以荀子之道自克，其庶为闻道之君子乎！”又曰：“以禹、墨之勤俭，兼老、庄之静虚，庶于修己治人之术，两得之矣。”又曰：“周末诸子，各有极至之诣。其所以不及孔子者，此有所偏至，即彼有所独缺。亦犹夷、惠之不及孔氏耳。若游心能如老、庄之虚静，治身能如墨翟之勤俭，齐民能如管、商之严整，而又持之以不自是之心，偏者裁之，缺者补之，则诸子皆可师，不可弃也。”合众冶于一炉，纳百川于一海，文正之得成其为广大者，岂不在是欤！当时称文正门下，才学之士，靡所不揽。呜呼！平时治学，临事用人，固有其途径相合者矣。

文正于文极服膺桐城姚姬传鼐，故《圣哲画像记赞》称顾、秦、姚、王。顾则顾亭林，秦则无锡秦文恭公蕙田，王则高邮王念孙父子也。姬传谓学问之途有三：曰义理，曰词章，曰考据。义理，宋学当之；考据，汉学当之。而文正则谓：“有义理之学，有词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义理之学，即《宋史》所谓道学也，在孔门为德行之科。词章之学，在孔门为言语之科。经济之学，在孔门为政事之科。考据之学，即今世所谓汉学也，在孔门为文学之科。此四者，阙一不可。”(见《日记》)文正尝论颜习斋、李恕谷之学，颇讥其忍嗜欲，苦筋骨，力勤见迹，至比之于许行之并耕(见《文集·书<学案小识>后》)。然论学不以义理、考据为足，而别列经济一目，此则有似于颜、李者矣。文正言治不尚高论，故其《复贺耦庚书》(耦庚名长龄，湖南善化人，仕至云贵总督。《文正日记》言“经济之学，吾从事者二书：曰《会典》，曰《皇朝经世文编》”。《经世文编》即耦庚所辑也)惟云：“今日而言治术，则莫若综名核实；今日而言学术，则莫若取笃实践履之士。物穷则变，救浮华者莫如质。积玩之后，振之以猛，意在斯乎！”(《书札》)然《原才》有曰：“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贤且智者，则众人君之而受命焉。尤智者，所君尤众焉。此一二人者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则众人与之赴利。众人所趋，势之所归。虽有大力，莫之敢逆。故曰：挠万物者莫疾乎风。风俗之于人心，始乎微，而终乎不可御者也。”(《文集》)而《箴言书院记》亦曰：“由一二人以达于通都，渐流渐广而成风俗。风之为物，控之若无有，鰌(同蹴)之若易靡。及其既成，发大木，拔大屋，一动而万里应，穷天人之力而莫之能御。”(同上)推天下治乱之原由于风俗，而风俗之成由于一二人。言若迂阔，然而振古至今，殆未有能脱此者也。夫识者察于儿先，众人虑于事后。弊之未极，识者论之，而众人不为意也；患之既见，众人知之，而识者无可为也。殆其弥缝补苴，精竭力穷，机运幸以渐转，局势幸以初定，而旷日持久，蒙其祸者，已不知几何人矣。此吾所以念文正之言，未尝不为之发愤太息者也。文正生于清嘉庆十六年，卒于同治十一年。年六十二。所为诗文、奏议、书札、日记及《经史百家杂钞》等，门下士辑而刻之，名曰《曾文正公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