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二史札记

手书，过蒙期许，拙诗复宠以序文，感何知之。承示《西魏书》挂漏处，极费清心。所有宗室内少元育、元赞，八柱国内少李弼、独孤信等，十二大将军内少侯莫陈顺等，诚属疏略。然断代为书，列传当有限制，尝怪汉之臧洪、陶谦、荀、公孙瓒、董卓、二袁诸人皆未臣魏，陈寿载之《魏志》，殊失史裁，范蔚宗收入《后汉书》是也。然黄初诸臣曾仕建安者甚多，使俱入《汉书》，则无此义例矣。弟为此书之初，搜罗周、隋两朝之曾仕西魏者，凡三百余人，《周书》列传非西魏臣者，十无一二，势难废《周书》而改为《西魏》，故拙撰列传，以宇文受禅为断，其下仕周、隋者，即不立传，虽尉迟迥、独孤信辈，勋业烂然，亦从删削。然《封爵表》载其爵秩大事，《异域表》载其勋略，柱国大将军之制载于《百官考》，似可与列传互为补苴，不致缺漏矣。此区区作书之旨，不识高明以为然否？大抵吾辈著书，得失参半，一人见识既单，精力有限，不得良友正之，则疑无从改订。尚祈不吝教言，尤荷高谊，吾兄近日著述如已脱稿，亦望寄示，或可效一得之愚也。诸惟鉴原是幸。

○答谢蕴山藩伯书

承示《西魏书》断自宇文受禅，而以仆所指八柱国、十二大将军有不能尽入《西魏》者，具见斟酌苦心，仆深愧考核吸东，妄参末议矣。汉以后数朝皆以禅代为革命，其臣多历仕前后两朝，故作史者必先立限断。晋武时议立《晋书》限断，荀勖欲以魏正始为断，王瓒欲以嘉平为断，贾谧欲以泰始为断，后因张华谓宜用泰始，其议遂定。徐爰《宋书》旧本，列晋末诸臣及叛贼，并刘毅等与宋武同起义者，沈约修《宋书》，以桓玄、谯纵、卢循，身为晋贼，无关后代；吴隐、郗僧施，义止前朝，不宜入宋；刘毅、何无忌、诸葛长民、魏咏之、檀凭之，志在匡晋，亦非宋臣，遂一概删却。此皆古人先立限断之法。足下《西魏书》以宇文受禅为断，可谓扼要矣，然亦有未可尽拘者。陈寿《魏志》列入汉末诸臣董卓、陶谦、吕布、二袁、刘表等，诚有如足下所云，殊失史裁。然寿作《三国志》时，后汉尚未有正史，而诸臣事多与曹操相涉，不立传则记载不明。故仿《汉书》项羽、陈涉之例，遂列汉臣于《魏志》。及范蔚宗出，悉收入《后汉书》，而后汉、魏两朝人物，灿若列眉。足下《西魏书》列斛斯椿、贾显度、贺拔胜等传，正用《范书》例也。而《范书》中有荀一传，出仕即参曹操军事，始终为其谋主，佐成大业，则听其传于《魏志》可矣，而蔚宗以其心存汉朝，阻魏九锡，特入于汉臣内，此又作史者于限断之中寓变通之例。今西魏八柱国、十二大将军，虽多宇文泰擢用，其后又多仕于周者，然其先则与泰同官魏朝，且泰于魏文帝时尚不失臣节，其出师尝奉魏帝以行，所仿《周礼》六官，亦必奏而后著为令，非如操之目无汉献也，则与泰同立功于西魏者尚皆魏臣，况李弼、侯莫陈顺，当周闵帝受禅之年即卒；赵贵、独孤信，并以谋杀宇文护而被害，似不得尽指为周臣，而《西魏书》不列传也。如以仕周者不终于魏，则有《新唐书》传赵光胤、王处直之例在。二人皆唐臣，后历仕朱梁、后唐，而《新唐书》仍为立传，光胤则叙其历官知制诰而止，处直则叙其天复初封太原郡王而止，以此官犹是唐所授，以后则不复叙也。否则有《隋》、《唐》二书各传裴矩之例在。矩入唐为民部尚书，唐人修《隋书》，以其在隋朝事迹最多，特为立传。后宋祁以其说曹旦举山东之地归唐，又为立传于《唐书》。是一人两传，古亦有此例。西魏达奚武入周，有迎齐将司马消难、拒斛律敦等功，而其先战沙苑，战河桥，斩齐将高敖曹，败梁将萧循，皆魏朝事也。豆卢宁入周，有讨稽胡刘桑德等功，然其先从擒窦泰，复弘农，破沙苑，平梁定，讨傍乞铁忽，皆魏朝事也。杨忠入周，有破齐师于晋阳等功，而其先从平潼关，破回洛城，斩齐将辛纂，擒梁将柳仲礼，皆魏朝事也。宇文贵入周，但有讨吐谷浑之功，而其先从尔朱荣擒葛荣，平邢杲，拒元颢，则尚在孝武以前，及从孝武入关，援贺若统，败尧雄，走任祥，降是云宝，亦皆魏朝事。魏文帝以金卮置侯上，射中者赐之，贵一发而中，帝即赐贵，且奖谕之，则更为魏帝所宠任者。窃意此诸人仍应补传于《西魏》，但叙其在魏立功之处，而入周后事迹，《周书》本有传，固不妨并存，似与《隋》、《唐》二书传裴矩、赵光胤、王处直之例相合，不必以其曾仕周，遂不入《魏书》也。前、后五代之人，多历仕数朝，最难位置。如后五代时，张全义附梁最密，而薛居正以其再仕后唐，则入于《唐臣传》；冯道历仕数朝，居正以其殁于周，亦入于《周臣传》，终觉未妥，故欧阳修另立杂传以处之。今以仕周者遂不入《魏书》，意虽严而事未备也。且前代各史，凡手创帝业，身未为帝，至其子始禅代者，皆听其入新朝纪内，而前朝不复立传。如《后汉书》不立《曹操传》，《魏志》不立《司马懿父子传》，《后魏书》不立《高欢传》是也。今《西魏书》以宇文泰为西魏功臣之首，特为立传，此与《后周书》立《杨忠传》同一卓识。泰既立传于《西魏》，而与泰同仕魏朝，同受魏封之人，反以其仕周遗之，转不免留全书之缺矣。承谕著书必资友朋订正，此诚大人先生虚怀集益之雅量，故仆敢再进瞽说，以就正有道焉。

○北史魏书多以魏收书为本

李延寿修《北史》时，魏收、魏澹二书并存。史称澹书义例极严，则延寿魏史自应以澹书为本，今乃与魏书一一核对，惟道武、太武、献文之殂及以西魏为正统，（昭成帝为其子实君所弑，《魏书》但云，二十九年十二月，帝至云中，旬有二日，帝崩。《北史》则云，皇子实君作乱，帝暴崩。道武为清河王绍所弑，《魏书》但云，冬十月戊辰，帝崩于天安殿，年三十九。《北史》则云，清河王绍作乱，帝崩。太武为中常侍宗爱所弑，《魏书》但云，正平二年三月甲寅，帝崩于永安宫，年四十五。《北史》则云，中常侍宗爱构逆，帝崩。献文为文明太后所害，《魏书》但云，承明元年，年二十三，帝崩于永安殿。《北史》则书文明太后有憾于帝，帝崩。《魏书》出帝之后即接以东魏孝静帝，而出帝后诸帝不书。《北史》则孝武帝后，（即出帝）有《文帝》、《废帝》、《恭帝》三本纪，恭帝逊位，西魏亡，始列东魏《孝静帝本纪。》）此盖用魏澹之例，（澹书以西魏为正统，东魏为伪。又以道武诸帝并遭非命，前史立纪，不异善终，杀主害君，莫知名姓，则乱臣贼子将何所惧？今分明直书，不敢回避云。）其他纪传则多本魏收书，但删繁就简耳。推原其故，盖魏收修史在北齐时，凡魏朝记载，如邓渊、崔浩、高允所作编年书，李彪、崔光所作纪传表志，邢峦、崔鸿、王遵业所作《高祖起居注》，温子升所作《庄帝纪》，元晖业所作《辨宗室录》，卷帙具在，足资采辑，故其书较为详备。及书成则尽焚崔、李等旧书，于是收书独存。而魏澹续修，亦仅能改其义例之不当者，而年月件系事实则固不能舍收书而别有所取也。是知澹书已悉本收书，延寿又在澹后，自不得不以收书为本，故叙事大略相同也。

按孝明帝之崩，本胡太后幸臣郑俨、徐纥所为，魏收书及《北史》本纪皆不见其迹，但云武泰元年二月癸巳，帝崩于显阳殿而已，是《北史》例亦不划一。又《晋书 苻坚载记》，坚遣俱难、邓羌等讨涉翼犍，（即《魏书》什翼犍。）涉翼犍战败，遁于阴山，其子翼缚父以降。坚以涉翼犍荒俗未知礼义，令入太学习礼，以翼执父不孝，迁于蜀。此事魏收书本纪既不载，《北史》亦不书。

○北史改编各传

《北史》编次各传，多有与正史异者。《魏》、《齐》、《隋》俱有《外戚传》，《北史》以魏之刘罗辰、李峻、于劲、李延实，齐之娄尔、朱文畅、郑仲礼、李祖升、元蛮，隋之独孤罗、萧岿，各附其家传，惟魏之贺讷、姚黄眉、杜超、贺迷闾毗、冯熙、李惠、高肇、胡国珍，齐之赵猛、胡长仁入《外戚传》。（《周书》无《外戚传》。）《魏书 文苑传》有袁跃、裴敬宪、卢观、封肃、邢臧、裴伯茂、邢昕、温子升，《北史》惟取子升，其余各附其家传。《齐书 文苑传》有祖鸿勋、李广、樊逊、刘逖、荀士逊、颜之推，《北史》惟取祖、李、樊、荀，其余亦各附其家传。《周书》无《文苑传》，《北史》取王褒、庾信、颜之推及弟之仪。（之推本在《北齐 文苑》内，后又仕周，故《北史》编入周代。）《隋书 文学传》有刘臻、崔亻キ、王、诸葛颖、王贞、孙万寿、虞绰、王胄、庾自直、潘徽，《北史》则取刘臻、诸葛颖、王贞、虞绰、王胄、庾自直、潘徽，又增虞世基、许善心、柳、明克让、为《文苑传》，而崔亻キ、王、孙万寿各从其家传。《魏书》有《孝感传》，赵琰、长孙虑、乞伏保、孙益德、董洛生、杨引、阎元明、吴悉达、王续生、李显达、仓跋、张升、王崇、郭文恭也；《周书》有《孝义传》，李堂、柳桧、杜叔毗、荆可、秦族、皇甫遐、张元也；《隋书》有《孝义传》，陆彦师、田德懋、薛、王颁、田翼、杨庆、郭世俊、纽因、刘仕俊、郎方贵、翟普林、李德饶、华秋、徐孝肃也；《北史》则以赵谈、李棠、柳桧、杜叔毗、陆彦师、李德饶入别传及家传，其余作《孝行传》。《魏书 艺术传》，晁崇、张胜、殷绍、王早、耿元、刘炅助、江式、周、李修、徐謇、王显、崔、蒋少游也；《齐书 方技传》，由吾道荣、王春、信都芳、宋景业、许遵、吴遵世、赵辅和、皇甫玉、解法选、魏宁、綦母怀文、张子信、马嗣明也；《周书 艺术传》，冀俊、蒋升、姚僧垣、黎景熙、赵文深、褚该、强练也；《隋书 艺术传》，庾季才、卢太翼、耿询、韦鼎、来和、萧吉、张胄玄、许智藏、万宝常也；《北史》则以江式、崔、冀俊、黎景熙、赵文深各编列传，又增沙门炅远、李顺兴、檀特师、颜恶头，并以陆法和、徐之才、何稠共为《艺术传》，其余入别传及家传。《魏书 酷吏传》，于洛侯、胡泥、李洪之、高遵、张赦提、羊祉、崔暹、郦道元、谷楷也；《齐书 酷吏传》，邸珍、宋游道、卢斐、毕义云也；《周书 酷吏传》，王文同也；《北史》则以高遵、羊祉、郦道元、谷楷、宋游道、卢斐、毕义云各从其家传，其余入《酷吏传》。

○北史全用隋书

《北史》于《魏》、《齐》、《周》正史，间有改订之处，惟于隋则全用《隋书》，略为删节，并无改正，且多有回护之处。如隋文帝之篡，《隋书》本纪既循照历代国史旧式，叙九锡文、禅位诏，并帝三让乃受，绝不见攘夺之迹矣。《北史》亦一一照本钞誊，略无一语差异，只删去九锡文以省繁冗而已。文帝杀宇文诸王，《周书》谓诸王皆以谋执政被害，而《北史》则第书诛陈王纯，诛代王达，诛滕王，一似有罪而伏法者。帝即位后，封静帝为介国公，年方九岁，开皇元年殂，《周书》谓隋志也，而《北史》但书介国公薨，上举哀于朝堂，谥曰周静帝，一似善终而加以恩礼者。其于文帝之崩，书帝疾甚，与百寮辞诀，握手欷，崩于大宝殿，又载遗诏一篇，有“恶子孙已为百姓除去，今嗣位者乃好子孙”等语，一似凭几末命，寿考令终，并非遭害者。《炀帝纪》亦但书高祖崩，上即位于仁寿宫，而炀帝使张衡侍疾致毙，及矫诏即位之事，绝不见形迹。即《张衡传》亦不著其弑逆，但载其赐死时，自言我为人作何事，而望久活，监刑者塞耳促杀之而已。惟于《宣华夫人传》，文帝以太子广无礼于夫人，速召故太子勇，杨素急以白太子广，广遂令张衡入寝殿，令夫人及后宫侍疾者皆出，俄而帝崩。此则略露端倪于隐约之间，然亦未尝直书也。《隋书》书法承历代相沿旧例，尚不足怪，李延寿自作私史，正当据事直书，垂于后世，何必有所瞻犭旬，乃忌讳如此，岂于隋独有所党附耶？抑《隋书》本延寿奉诏所修，其书法已如此，故不暴皙互耶？然正史隐讳者，赖有私史，若依样胡卢，略无别白，则亦何贵于自成一家言也。

○南北史两国交兵不详载

《南》、《北史》以简净为主，大概就各朝正史删十之三四。如每代革易之际，以禅让为篡夺者，必有九锡文、三让表、禅位诏册，陈陈相因，遂成一定格式，《南》、《北史》则删之，而仅存一二诏策。其他列传内文词无关轻重者，亦多裁汰。如许善心《神雀赋》隋书全载原文，《北史》但记其事而不载其赋。如此类者，不一而足，宋子京所谓“刊落酿词，过旧书远甚”者也。其于南北交兵事，尤多删削。今即以《北史》与魏史校对，如《魏书》明元帝泰常七年，魏攻滑台，宋将王景度弃城走。八年，克虎牢，获宋将毛德祖等。（此事在宋少帝景平元年，《宋书》书魏军克虎牢，执司州刺史毛德祖以去，《南史》却不书。）太武帝神元年，宋将王仲德寇济阳，王玄谟、竺炅秀寇荥阳，魏兵击破之。四年，安颉平滑台，擒宋将朱修之、李元德等，追檀道济至历城而还。（此事在宋元嘉八年。《宋书》书滑台复为索虏所陷，檀道济引兵还。）太平真君四年，皮豹子等破宋兵于浊水。七年，永昌王仁擒宋将王章于高平。十一年，仁斩宋将刘坦之于汝东。宋将萧斌之寇济州，王买德弃城走，斌之入城，遣王玄谟寇滑台。帝南伐，遣长孙真率骑五千赴之，玄谟、斌之皆遁。乃命诸将并进，宋将臧质拒守，燕王谭破其援兵胡崇之，永昌王又攻拔悬瓠。车驾至淮，斩宋将刘康祖，遂至瓜步。宋人大惧，献百牢，请进女皇孙以求和。帝以师婚非礼，许和而不许婚。《北史》俱不书，但云帝南征，命诸将分道并进，所至城邑皆下，起行宫于瓜步，宋文帝遣使进百牢，并请进女，帝许和而不许婚。又如孝文帝太和四年，齐将崔文仲陷寿春，崔慧景寇武兴，魏诏元嘉等南讨，破齐将卢绍之于朐山。又绍冯熙等出义阳，贺罗出钟离，诸将击破齐将桓康于淮阳，俘三万余人。《北史》亦不详载，但云元嘉破齐军，俘三万口。十二年，齐将陈显达陷醴阳，左仆射穆亮讨之。十五年，齐兵寇淮阳，太守王僧俊击走之。二十一年，帝留诸将攻赭阳，自至宛城，克其郛。至新野，筑长围困之，大破齐将于沔北。二十二年，齐将蔡道福、成公期、胡松等各弃地遁走。又攻宛城，拔之，其将房伯玉出降。齐将裴叔业寇涡阳，诏郑思明救之。二十三年，齐将陈显达寇颍州，诏元英讨之。显达陷马圈，车驾南伐，显达遁走。《北史》皆不书。宣武帝正始元年，梁将姜庆真陷寿春外郭，州兵击走之。统军刘思祖大破梁兵于邵阳，擒其将赵景悦等。元英又破梁将王僧炳于樊城，又破梁将马仙卑于义阳，拔之。《北史》皆不书，但书破马仙卑一事而已。二年，邢峦擒梁将范始男等，王足斩梁将王明达等，薛真度又破梁将王超宗等。《北史》俱不书，但云频大破之。是年，又诏中山王英南讨襄、沔。三年，梁将王茂先寇荆州，诏杨大眼讨之，斩其将王花等。茂先遁，追至汉水，拔其五城。梁将张惠绍陷宿豫，韦陷合肥，诏尚书元遥南讨，奚康生破张惠绍，斩其将宋黑。中山王英破其将王伯敖，邢峦破其将桓和于孤山，诸将别克固城、蒙山，兖州平。邢峦败梁兵于宿豫，张惠绍弃宿豫，萧丙弃淮阳南走，徐州平。中山王英大破梁军于淮南，梁临川王宏等弃淮东走，遂攻钟离。四年，钟离大水，英败绩而回。《北史》皆不书，但书命中山王英南讨，破梁将王伯敖，及围钟离，因大水败回而已。淮阳之役，临川王宏大兵逃回，实两国大事，乃亦不书。盖延寿叙事专以简括为主，固不能一一详书，且南北交兵，各自夸胜讳败，国史固各记其所记，延寿则合南北皆出其一手，惟恐照本钞誊，一经核对，则事迹多不相符故也。即如《齐神武纪》，神武围王思政于玉壁，欲以致敌，西师不敢出，乃班师。而《周文纪》谓周文闻齐神武至玉壁，乃出军蒲坂，神武即退，是西师未尝不敢出也。芒山之战，《齐纪》谓神武大败周文，俘斩六万，会有军士奔西军，告以神武所在，西军尽锐来攻，神武几为贺拔胜所获，仅而免，是东军先胜而后败也。《周纪》则云，齐神武阵芒山，数日不进，周文率军夜登山，未明而击之，神武为贺拔胜所逐，仅免，而赵贵等五军居右，战不利，齐神武合军再战，周文又不利，是西魏军亦先胜后败。两纪相校，则《周纪》少叙先为东军所败一节，《齐纪》又少叙再战而败西军一节，致不相合。且齐神武奔脱后，合兵再战，周文不利之处，应叙于《齐纪》以夸胜，乃反叙于《周纪》而《齐纪》不书。此战之后，《齐纪》谓神武遣刘丰徇地，至弘农而还。《周纪》谓齐神武自至陕，达奚武御之乃退，亦不相符。可见作史之难，两国交涉处，一经校对，辄多罅隙，宜乎延寿之不敢详书也。（按《北史》太略，亦有不明处。如魏宣武帝景明元年，齐将陈伯之寇淮南，是伯之方为齐攻魏也，忽于正始三年书陈伯之自梁城南奔。一伯之也，何以忽南忽北？《魏书》则景明三年书伯之来降，正始元年伯之破梁将赵祖悦及昌义之，三月伯之自梁城南奔，则其先降北而又奔南，较为明晰。《北史》不书其降魏一节，殊无来历。若以伯之降魏事小故不书，然正始元年梁将夏侯道迁据汉中来降，何以又书也？）

○北史与魏齐周隋书歧互处

《北史》与《魏》、《齐》、《周》、《隋》各史比对，大略相同，间有小异处，今为摘出。《魏书》神元帝遣子文帝（沙漠汗）如魏，是岁魏景元二年也，《北史》则谓遣文帝如晋，是岁晋景元二年也。包栋元尚是魏陈留王年号，《魏书》以属魏，从其名也，是时权已在晋，《北史》以属晋，从其实也。《魏书》凡宗室皆系以元姓，如元觚、元仪、元题之类是也。按拓跋之改姓元乃孝文帝时事，道武以来固未尝有此，乃以后来所改之姓追叙于未改之前，殊属倒装。《北史》则书秦王觚、东平公仪、襄城公题，较为得实。尔朱荣河阴之杀朝士，《魏书》谓责百官以明帝被害之故，《北史》谓荣妄言高阳王雍欲反，故杀之。《周书 杨忠传》忠从独孤信破穰城，居半年，以东魏之逼，与信俱奔梁，后从梁归关中，周文召居帐下，是奔梁后方归西魏也。《北史》云，东魏之逼，忠与信俱归关中，周文召居帐下，则删却奔梁一节，未免过求简净之失。其他与正史稍有岐互者，魏孝文南伐，《魏书》步骑百余万，《北史》作三十余万。齐文宣逼魏孝静帝禅位，《魏书》有襄城王旭入奏，请静帝法尧禅舜，《北史》作襄城王。西魏克南郑，《周书》谓梁萧循降，《北史》作萧修。《周书 文帝纪》有沃野贼卫可孤，北史作卫可瑰。弘农之战，《周书》谓斩东魏将李徽伯。北史谓擒李徽伯。此皆稍有差异之处。延寿《自序》谓正史外又勘究杂史千余卷，故有此改订也。

○北史书法与周隋书不同处

《周书 文帝纪》内，魏大统十二年，齐神武围玉壁，不克，以疾班师，十三年春遂殂。十五年，侯景弑梁武帝。十六年，齐文宣废魏孝静而自立。《北史周纪》皆不书，以是时周文帝尚为魏臣，诸事皆书于魏史故也。《隋书 文帝纪》专叙文帝事，而其父忠立功于周室之处不叙，以《周书》已立《忠传》也。《北史》则于周代不立《忠传》，而以忠事叙于《隋文纪》内。《周书》《文帝》、《孝闵帝》、《明帝》三本纪各为一论，《北史》则三帝合为一论，而论词仍隐括《周书》三论用之。《周书》《武帝》、《宣帝》、《静帝纪》各为一论，《北史》亦隐括其语为一论。至如《隋文帝》、《炀帝》、《恭帝纪论》则全用《隋书》，一字不易，惟《文帝论》开首“龙德在田，奇表见异”八字，换以“树基立本，积德累仁”耳，然隋文以诡诈攘位，有何积德累仁耶！

○北史纪传互异处

《隋书 文帝本纪》，周五王谋隋文帝，帝以酒肴造赵王招，观其指趣，王伏甲于卧内，赖元胄以免。是文帝知招欲谋害，故以酒肴赴之以观其意也。《元胄传》则云，招欲害帝，帝不之知，乃将酒肴诣其宅，则已与纪异矣。《周书 赵王招传》云，招邀隋文帝至第，饮于寝室，则又非隋文之以酒肴赴之也。《周》、《隋书》各记所记，故不同如此。《北史》则延寿一手所成，乃此等处全钞旧文，初不检点，遂亦歧互。

○大业十四年

隋炀帝江都之难在大业十四年，而《隋书》及《北史》只书十三年者，缘十三年唐高祖起兵入长安，奉代王侑为帝，改元义宁，而炀帝大业之号已从削除，修史者皆唐臣，自应遵本朝之制，以义宁纪年，而炀帝之被弑转书于义宁二年之内，其实天下共主一日尚存，终当称其年号，则大业十四年不可没也。

○太上皇帝

太上皇本汉高祖有天下后奉其父太公之称，非太公有天下，传于子而有是称也。（《汉书》高帝诏曰：“父有天下，传归于子，子有天下，尊归于父，此人道之极也。今公卿大夫已尊朕为皇帝，而太公未有尊号，今上太公曰太上皇。”蔡邕曰：“太上皇不言帝，非天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