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二史札记

而一代制作，能自列于唐、宋之间，有非辽所及者，以文不以武也。盖自太祖起事，即谓诏令宜选善属文者为之，令所在访求博学雄文之士，敦遣赴阙。（本纪）又以女直无字，令希尹仿汉人楷字，因契丹字形，合本国语，制女直字，颁行之。（《希尹传》）是太祖已留心于文事。及破辽，获契丹、汉人，通汉语，于是诸王子皆学之。勖少时即好学问，国人呼为秀才，能以契丹字为诗文，凡游宴辄作诗以见意。（《勖传》）宗翰能以两月尽通契丹大小字。（《宗翰传》）宗雄从猎，为流矢所伤，养疾两月，习契丹大小字通之。（《宗雄传》）按勖为都统，宗翰、宗雄为元帅，时尚未灭辽，而已好学如是。盖王气所钟，生皆异禀，故文艺之末，不学以能。熙宗谒孔子庙，追悔少年游佚，自是读《尚书》、《论语》、《五代史》及《辽史》，或夜以继日。海陵尝使画工密图杭州湖山，亲题诗其上，有“立马吴山第一峰”之句。（皆本纪。）其中秋待月赋《鹊桥仙词》，尤奇横可喜。（见程史。）又尝令郑子聃、杨伯仁、张汝霖等与进士杂试，亲阅卷，子聃第一。（《子聃传》）是并能较文艺之工拙。计熙宗登极时，年仅二十余，海陵当宗弼行省时，已在其军前，则其习为诗文，尚在用兵开国时也。（辽王宗干延张用直教子，海陵与其兄充皆从之学，事在天眷之前。）世宗尝自撰本曲，道祖宗创业之艰难，幸上京时，为宗室父老歌之。其在燕京，亦尝修赏牡丹故事，晋王允猷赋诗，和者十五人。显宗在储位，尤好文学，与诸儒讲论，乙夜忘倦，今所传赐右相石琚生日诗，可路见一斑。迨章宗以诗文著称，密国公以书画传世，则濡染已深，固无足异矣。惟帝王宗亲，性皆与文事相浃，是以朝野习尚，遂成风会。金源一代文物，上掩辽而下轶元，非偶然也。

○金一人二名

金未灭辽以前，其名皆本其国语，及入中原，通汉文义，遂又用汉字制名。如太祖本名阿固达，而又名也。太宗本名乌奇迈，而又名晟也。熙宗本名哈喇，（旧作合剌。）而又名也。海陵本名都古噜讷，（旧名迪古乃。）而又名亮也。世宗本名乌禄，而又名雍也。章宗本名玛达格，（旧名麻达葛。）而又名景也。宣宗本名乌达布，（旧名吾睹。）而又名也。哀宗本名宁嘉苏，（旧名宁甲速。）而又名守绪也。此帝王之二名也。他如乌页（旧名乌也。）之名勖也，舍音（旧名斜也。）之名杲也，萨哈（旧名撒改。）之名思敬也，尼堪（旧名粘没喝，又名粘罕。）之名宗翰也，斡里雅布之名宗望也，额尔衮（旧名讹鲁观。）之名宗峻也，鄂尔多（旧名讹里朵。）之名宗辅也。斡布（旧名斡本。）之名宗干也，乌珠（旧名兀术。）之名宗弼也，摩罗欢（旧名谋良虎。）之名宗雄也，阿里布（旧名阿鲁补。）之名宗敏也，托卜嘉（旧名塔不也。）之名宗亨也，此皇族之一人二名也。又如布萨忠义之本名乌者也，赫舍哩种塔之本名撒曷辇也，赫舍哩良弼之本名罗索也，（旧名娄室。）唐括安礼之本名干鲁古也，伊喇忄造（旧名移剌忄造。）之本名移敌列也，富察世杰之本名お阿散也，赫舍哩执中之本名呼沙呼也，（旧名胡沙虎。）阿勒根彦忠之本名お合山也，此又庶姓之一人二名也。盖国语之名便于彼此相呼，汉名则用之诏令章奏，亦各有所当也。其避讳之法，则专避汉名，而国语之名不避，盖国语本有音而无正字也。章宗避睿宗（宗尧）讳，凡太祖诸子以“宗”字排行者，皆加山为“崇”。民间宗姓者，悉改姬氏。又谓孙即康曰：“宗改崇字，其下尚有本字全体，应将‘示’字，依《兰亭帖》写作‘未’字。”即康奏曰：“唐太宗世民，偏旁之犯，如叶字作[B112]，泯字作氵氐，正是如此。”乃拟熙宗庙讳，字从面、从且，世宗庙讳，雍字从系，自此不胜曲避矣。

○金记注官最得职

金本纪所载世宗嘉谟懿训最详，较《贞观政要》更多数倍，推其故，盖当时记注官之得其职也。大定中，伊剌杰言，每屏人奏事，虽史官亦不得与闻，无由纪录。世宗以问石琚，琚曰：“古者天子置史官于左右，言动必书，所以儆人君有所畏也。”上曰：“朕观《贞观政要》，太宗与臣下议论，始议如何，后竟如何，此正史臣在侧记而书之耳。”于是朝奏屏人议事者，记注官独不避自此始。（本纪）黄久约为谏官侍朝，故事宰相奏事，则近臣退避，久约将趋出，世宗止之。自是谏臣不避以为常。（《久约传》）则不惟记注官不避，即谏臣亦不避矣。载笔者在旁，则天子惟恐失言，而所言皆出于正。记注官听诸切近，据实书之，宜其所记之详且密也。章宗时，完颜守贞修起居注，与同官张奏言：“唐中书门下入阁，谏官随之，欲其与闻政事，有所开说。又起居郎、起居舍人，每帝视朝，则左右对立，有命则临阶俯听，退而书之，以为起居注。今臣等回避，并香阁陈言文字亦不令臣等侍立，则凡有圣训及议政事，臣等无缘得知，何所记录？”上从之。又补阙杨庭秀言，乞令及第左右官一人应入史事者，编次日历。上是其言，仍令送著作局润色付之。（《守贞》及《庭秀传》）故《章宗本纪》所载帝训亦多，皆记注官之得其职故也。

○大定中乱民独多

金代九君，世宗最贤。大定七年，大兴府曾奏狱空，赏钱三百贯，以为宴乐之费，其政简刑清可知也。然二十余年中，谋反者偏多。大定六年，泰州民和卓（旧名合住。）谋反，伏诛。九年，契丹爱实喇（旧名外失剌。）等，冀州张和等，俱以谋反伏诛。十一年，归德府民臧安儿谋反，伏诛。十二年，北京曹贵等，西北路纳哈塔齐锡（旧名纳合七斤。）等，州民李方等，同州民屈立等，冀州民王琼等，俱以谋反伏诛。十四年大名府僧李智究等谋反，伏诛。十八年，献州人殷小二谋反，伏诛。十九年，密州民许通等，济南民刘溪忠等，俱以谋反伏诛。二十年，布沙堪（旧名蒲速宛。）群牧所罗和（旧名老忽。）谋反，伏诛。二十一年，辽州民朱忠等乱言，伏诛。二十三年，潞州民陈圆乱言，伏诛。大名府猛安人马和尚谋反，伏诛。此皆载于本纪者，有道之世，偏多乱民，何也？岂世宗综核吏治，凡有奸宄，有司俱不敢隐，故奏谳独多耶？抑有司争欲以发摘邀功，遂以轻作重，以见其勤于吏事耶？

○金考察官吏

《金史 循吏传序》云，太宗既有中原，分置守令，熙宗始遣使廉察之。按天眷二年，命温都思忠等廉问诸路，得廉吏杜遵晦等百二十四人，各进一阶。贪吏张轸等二十一人，皆罢之。（本纪）又命秉德廉察河东路，太原尹图克坦恭（旧名徒单恭。）与九县令皆罢去，惟杨邦基以廉为河东第一，召为礼部郎中。（《邦基传》）又宗贤为永定军节度使，秉德访察至其地，士民持盆水与镜前拜曰：“我使君廉明类此。”秉德器之，遂超迁两阶。（《宗贤传》）此皆熙宗时初设此制，上下皆以吏治为重，故举劾足以示劝惩也。世宗即位，凡数岁辄一遣使黜陟之，故大定间官吏奉法，如伊喇道（旧名移剌道。）出使，廉能官景州刺史耶律补进一阶，单州刺史石抹靳家奴等各进两阶；贪污官州防御使蒲速越等免死，杖一百五十，除名，同知睢州事乌古孙阿里补杖一百，削四阶。（《移剌道传》）后以廉问使者或以爱憎为升降，又欲立提刑司以伺察之，未及行。章宗即位，乃置九路提刑司核之。（《宗雄传》）寻又以言者谓提刑司黜陟非便，乃改设按察使。其所举劾，又差官核察之，于是权削望轻，官吏无所畏惮。贾铉奏，差监察时，即别遣官偕往，更不核察，从之。乃诏监察御史分按诸路者，女直人以汉人偕往，汉人以女直人偕往。此金代考核官吏之大概也。盖创设之始，上下奉法，甄别必公，及其久则弊渐生。如元季亦尝遣使，而情贿转甚，民间谣曰：“官吏黑漆皮灯笼，奉使来时添一重。”（《辍耕录》）此弊之所必有者也。然吏治狃于故常之时，或偶一行之，遣公正大臣分路考察，未尝无补云。

○金推排物力之制

《周官》，以岁时定民之众寡，辨物之多少，入其数于小司徒。三年则天下大比。本良法也。金制，亦分按民之贫富而籍之，以应科差，谓之推排物力，亦谓之通检。大定四年，梁肃奉使通检东平、大名两路物力，他使者多以苛刻增损为能，肃所检独称平允，朝廷敕诸路以肃为法。（《肃传》）大定十四年，又诏议推排法，朝臣谓宜止验现在产业，富察通言，必须通检各穆昆（旧名谋克。）人户物力多寡，则贫富自分，贫富分则版籍自定。如有缓急，验籍科差，则富者不得隐，贫者不重困矣。（《通传》）章宗时，屡遣使与各路按察司官推排民户物力，大率每十年一次。尝谕推排使贾益谦曰：“如有新强及销乏户，虽集众推唱，然销乏者勿销不尽。如一户元物力三百贯，今蠲减二百五十贯，或尚有不能者。新强者勿添尽，如一户应添三百贯，而只添二百贯之类。卿等当尽心，百姓应当赋役，十年之间，利害非细也。”（《益谦传》）是朝廷于推排物力未尝不意存轻减。然高汝砺疏云：“推排止凭一时小民之语以为增减，有司惟务速定，不复推究其实。由是豪强者扶同而幸免，贫弱者抑屈而无诉，难望物力均矣。”（《汝砺传》）张万公亦言，适足长告讦之风，增猾吏之弊。（《万公传》）张弘信通检山东，专以多得物力为功，督责苛急。宗室永元面斥之曰：“朝廷以差调不均，立通检法，乃妄加农民田产，笞击有至死者。市肆贾贩贸易有盈亏，田园屋宇利入有多寡，故官子孙至与商贾同应上役，岂立法本意哉！”（《永元传》）是通检之法，虽欲均徭役，而实滋抑勒告讦贿诈之弊也。

按金代推排之法，与宋吕惠卿所创手实法正相似。手实法使民各以田亩、屋宅、赀货、畜产，随价自占，凡居钱五当息钱一，隐匿者许告，有实则以三分之一充赏。于是民家尺椽寸土，检括无遗，民不聊生。邓绾极论其害，谓民间养生之具，今欲尽令疏实，则家有告讦之忧，人怀隐匿之虑。且民之生计，赢缩不时，或春有之而夏已荡析，或秋贮之而冬已散亡，公家簿书何由拘录？徒使へ讼者趋赏报怨，畏法者守死忍困而已。故神宗于王、吕所创新法不改，而独此手实之法，特诏罢之。以宋暂行即罢之敝政，而金代数十年行之不变，故虽以世宗之求治，而无救于民病也。（按《宋史 吕公绰传》，官籍民产，第赋役轻重，至不敢多畜牛，以致田畴芜秽，公绰特奏之，由是牛不入籍。是仁宗时已有按产定役之法，然宋制但以之定役，而金制则令之出钱，又自有别。）

○明安穆昆散处中原（明安，旧作猛安；穆昆，旧作谋克。）

金初本俗，管军民者有穆昆，百夫长也；有明安，千夫长也；穆昆之副曰富勒珲，（旧作蒲里衍。）正军之奴仆曰阿里喜，无事则课其所属耕牧，用兵则率之以出征。及得中原后，虑中原士民怀贰，始创屯田军，凡女直、奚、契丹之人，皆自本部徙居中州，与百姓杂处，计户授田，使自耕种，春秋给衣，若遇出兵，始给钱米。凡屯田之所，自燕南至淮、陇之北皆有之，筑垒于村落间，如山东路有把古鲁明安，中都路有胡土霭哥蛮明安，山东西路有盆买必剌明安是也。正隆初，又起上京诸明安于中都等处安置。（《纳合椿年传》）大定中，又摘徙山东明安八穆昆于河北东路之酬干、青狗两明安旧地。初入中原时，所受田多散处州县，世宗不欲其与民杂处，完颜思敬与图克坦克宁议，令明安穆昆之众自为保聚，其土田与民田犬牙相入者互易之，遂为永制。（《思敬传》）然诸明安穆昆恃其世袭多不法，或请同流官考转，宗宪以为太祖皇帝定天下，誓封功臣，世袭此职，今不可改。其有不职者，当择其子弟中贤者代之，遂著为令。（《宗宪传》）章宗时，又诏明安穆昆既不隶提刑司，宜令监察御史察其臧否。按开国时移明安穆昆于中原，给地使之屯种，本欲赡其身家，无事则耕，有事则战，意至深也。而诸军户不能屯种，往往赁民代耕而收其租，甚至伐桑枣以为薪，且私卖其田，日益贫乏。太祖时以三百户为一穆昆，十穆昆为一明安。至宣宗时，则三十人为一穆昆，五穆昆为一明安。哀宗时，又二十五人为一穆昆，四穆昆为一明安，盖末年益耗减矣。

○金元俱有汉人南人之名

金、元取中原后，俱有汉人南人之别。金则以先取辽地人为汉人，继取宋河南、山东人为南人。元则以先取金地人为汉人，继取南宋人为南人。《金史 宗颜勖传》，女直无文字，及破辽获契丹汉人，始通契丹汉字，此以辽地为汉人也。《贺扬庭传》，世宗谓扬庭曰：“南人矿直敢为，汉人性奸，临事多避，异时南人不习诗赋，故中第者少，近年河南、山东人中第者多，殆胜汉人。”此以河南、山东人为南人也。《元史 百官志序》，诸官职皆以蒙古人为之长，而汉人、南人贰焉。文宗诏：各道廉访司，官，用蒙古二人，畏兀、河西、回回、汉人、南人各一人。是汉人、南人亦各分名目。《程钜夫传》，世祖命钜夫为御史中丞，台臣言钜夫南人不宜用，帝曰：“汝未用南人，何以知南人不可用？自今省部台院必参用南人。”按钜夫由南宋人入附，故称南人，此以南宋人为南人也。

○宋金齐交割地界守土官随地为属

宋、金、齐分划地界，前后不同，守土官亦随地为所仕之朝。如张孝纯以宋臣降金，金使之相刘豫，豫废，仍为金行台丞相。郦琼、李成、孔彦舟、徐文皆自宋降豫，豫废，皆仕金，琼为博州防御使，成为安武军节度使，彦舟为郑州防御使，文为南京都虞候是也。豫本金所册立，豫官即金官，豫废仍仕于金，固无足怪。至金以河南、陕西地与宋，后仍取之，其时守土官吏并不迁改，地在金则官属金，地入宋则官属宋，及再入金，则官又属金。如郑建充先为金知延安军事，齐国建，累迁刺史，齐废，以地与宋，为宋环庆路经略安抚使，金再取陕西，仍以为经略安抚使，知庆州。张中孚仕宋，知镇戎军，以原州叛降于金，为泾原路安抚使，齐国建，即属齐为陕西诸路节度使，金以陕西与宋，又仕宋官开府仪同三司，后金人来索，又归金为行台兵部尚书。李上达为金东平府司户，齐国建，为豫吏部员外郎，齐废，以地与宋，上达随地入宋，金再取河南，上达又入金，为同知大名尹。如此类者，不一而足，一似边外番部之类，换朝而不换官。盖金以地归宋时，宋高宗本未易置官吏，并虑新复州县官吏怀不自安，降诏开谕，又命检详刘豫伪官，换给告身，未几金又取旧地，故其官亦随地归金也。然亦可见是时仕宦之传遽矣。亦有宋所补放而随地归金者。《宋史 柳约传》，金人归侵疆，约出知蔡州。既而金渝盟，传檄河南，守臣皆以城降，独约遣使武昌，得报而返。是约之外多降金也。

○衍庆宫图画功臣

图画功臣，汉有云台，唐有凌烟阁，宋有景炅宫、显谟阁、昭勋崇德阁。金世宗思国初创业之艰难，亦尝图诸功臣于衍庆宫。《金史实实（旧名习失。）传》所载凡二十一人：辽王舍音、金源郡王萨哈、辽王宗干、秦王宗翰、宋王宗望、梁王宗弼、金源郡王希卜苏、（旧名习不失。）金源郡王干鲁、金源郡王希尹、金源郡王罗索、（旧名娄室。）楚王宗雄、鲁王栋摩、（旧名母。）金源郡王尼楚赫、（旧名银术可。）隋国公鄂兰哈玛尔、（旧名阿离合懑。）金源郡王完颜忠、豫国公普嘉努、（旧名蒲家奴。）金源郡王萨尔罕、（旧名撒离喝。）兖国公刘彦宗、特进乌楞古、（旧名斡鲁古。）齐国公韩企先并特进实实，皆功臣最著者也。《阿里布传》（旧名阿离补。）又载代国公罕都、（旧名欢都。）金源郡王实图美、（旧名石土门。）徐国公珲楚、（旧名浑黜。）郑国公们图珲、（旧名谩都诃。）濮国公实古讷、（旧名石古乃。）济国公芬彻、（旧名蒲查。）韩国公锡默阿里、（旧名斜卯阿里。）元帅左监军巴尔斯、（旧名拔离速。）鲁国公富察实嘉努、（旧名蒲察石家奴。）光禄大夫蒙古、（旧名蒙适。）隋国公和尼、（旧名活丈。）特进托克索、（旧名突合速。）齐国公博勒和、（旧名婆卢火。）仪同三司乌雅富埒珲、（旧名蒲卢浑。）仪同三司阿里布、（旧名阿鲁补。）镇国上将军乌凌阿托云、（旧名乌林答泰欲。）太师领三省事勖、太傅大{白大}、大兴尹持嘉晖、（旧名赤盏晖。）金吾卫上将军马武、（旧名马五。）骠骑卫上将军韩常、谭国公阿里布，共二十二人，此又多景祖、世祖开国时立功最著者也。大定十五年，又图赫舍哩种塔、赫舍哩良弼。泰和元年，续图石琚。此一朝策勋典故也。

○金用兵先后强弱不同

金之初起，天下莫强焉。盖王气所钟，人皆鸷悍，完颜氏父子兄弟，代以战斗为事，每出兵必躬当矢石，为士卒先，故能以少击众，十余年间灭辽取宋，横行无敌。观郦琼之论宗弼曰：“江南诸帅出兵，必身居数百里外，谓之持重。召军旅，易裨校，则遣一介之士持空文谕之，谓之调发。今元帅亲临督战，矢石交集，而指麾三军，意气自若，将士视之，孰敢爱其死乎？”（《琼传》）宋吴亦谓，金人用兵，更进迭退，忍耐坚久，令酷而下必死，所以能制胜。（《宋史 传》）饶风岭之战，金人重铠仰攻，一人先登，则二人拥后，先者既死，后者代攻。（《吴》、《刘子羽传》）观此可以知当日兵力之雄悍矣。正隆用兵，去国初未远，故大定之初，尚能攻击江、淮，取成于宋。迨南北通好四五十年，朝廷将相既不知兵，而猛安谋克之移入中原者，初则习于晏安，继则困于饥乏，至泰和之末，与宋交兵，虽尚能扰淮、楚，捣环、庆，然此乃宋韩胄之孟浪生事，易于摧败，而非金人之不可敌也。及蒙古兵一起，金兵遇之，每战辄败，去燕迁汴，弃河北于不问。二十余年间，惟完颜陈和尚太昌原、倒回谷二战，差强人意，其余则望风奔溃，与辽天祚、宋靖康时之奔降如出一辙。当时刘炳疏言：“承平日久，人不知兵，将帅非才，既无靖难之谋，又无效死之节，外托持重之名，内为自安之计，择骁果以自卫，委疲懦以出战，阵势稍动，望尘先奔。”可想见是时兵力之积弱矣。兴定南侵，虽据《完颜赛不》、《讹可》、《乌古论庆寿》、《纥石烈牙吾塔》等传，屡侈战功，然《宋史》《赵方》、《孟宗政》、《扈再兴》等传，亦言屡败金兵，则《赛不》等传所云克捷者，盖亦非实事也。《完颜合达传赞》谓，南渡用兵，克捷之功，史不绝书，而地不加辟，杀伤相当，君子疑之，盖已见国史侈功之不足信。至如唐州之役，丧师七百，主将讹论（今作额林。）匿之，而以捷闻，为御史纳兰所劾，宣宗但奖御史敢言，而讹论置不问，此尤掩败为胜之明据也。由是相习成风，肆为欺饰。如正大四年，蒙古入商、虢，移剌蒲阿（今作伊喇布哈。）遇其游骑，获一人，辄以捷闻。（《蒲阿传》）八年，禹山之战，蒙古兵稍却，合达辄以大捷奏。诸相置酒省中，左丞李蹊且喜且泣曰：“非今日之捷，生炅之祸，可胜言哉！”盖以为实然也。是时民间避兵者方欲保险自守，因此奏遂晏然不动，不二三日，蒙古兵猝至，悉被杀，皆为捷书所误云。（《合达传》）是不惟遇敌辄败，而并讳败报捷，习以为常。统前后观之，其始也以数千人取天下而有余，其后以天下之兵支一方而不足。然则承平之世，安不忘危，搜练军实，振作士气，岂非国家急务哉！（按禹山之战，据《元史 拖雷传》，是日大雾迷道，为金人所袭，杀伤相当。是合达之奏捷亦尚非全虚也。）

○金初汉人宰相

《韩企先传》，金太祖定燕京，始用汉官宰相，赏左企弓等，置中书省、枢密院于广宁府，而朝廷宰相自用女直官号。（传赞谓仿辽代南、北面官僚制度。）太宗初年，无所更改。及张敦固伏诛，移中书省、枢密院于平州。蔡靖以燕山降，又移置于燕。凡汉地选授官职，调发租税，皆承制行之，自时立爱、刘彦宗、韩企先官为宰相，其职皆如此。故规为施设，不见于朝廷之上，惟治官政，庀民事，内供京师，外给转饷而已。后斜也、宗干当国，劝太宗改女直旧制，从汉官制度。天会四年，始置尚书省以下诸司府寺。十二年，以企先为尚书右丞，汉人为真相自此始。（按元遗山作《张万公碑》云，金制自尚书令而下，有左右丞相为宰相，尚书左右丞为执政官，凡内族外戚及国人有战功者为之，其次则黄人，又次则参用汉进士，不过以示公道而已。无相权也。）

○金俗重马

金初以战争开国，故最重马。景祖方为部长时，有黄马，服乘如意。景祖没，辽贵人争欲得之，世祖曰：“难未息也，马不可与人。”遂割其两耳，谓之秃耳马，辽人乃弗取。（《阿疏传赞》）时兵力尚微，桓、散达方强。欲得盈哥之大赤马及辞不失之紫骝马，世祖亦不许，遂战败之。（《桓》、《散达传》）康宗薨，太祖即位，辽使阿息保来吊。阿息保径株岭所，阅赠马，欲取之，太祖大怒，将杀之，宗雄谏而止。（《世纪》）阿离合懑将死，太祖往问疾，问以国家事，对曰：“马者甲兵之用，今四方未平，而国俗多以良马殉葬，当禁止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