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二史札记

史时不加详考，则卖国之说久已并为一谈，谁复能辩其诬者？于此可见《明史》立传之详慎，是非功罪，铢黍不淆，真可传信千古也。

○周延儒之人奸臣传

周延儒不过一庸相耳，以之入《奸臣传》，未免稍过，其始入阁，未见有败检事，特以不由廷推而得，故谤议纷然。其再出也，蠲逋赋，起废籍，撤中使，罢内操，救黄道周，颇多可称。故王鸿绪《明史传稿》在列传中。而今列之《奸臣》者，崇祯十六年，我大清兵深入畿内，延儒出视师，身驻通州，不敢一战，坐待我兵之蹂躏而归。一时物议沸腾，谓延儒得贿纵敌。锦衣骆养性、司礼监王德化，密以上闻，总兵唐通又尝面奏，于是朝野内外万口同声，无不欲食其肉，民间至演为卖国传奇，遂传遍天下。故数十年中，延儒受人唾骂，较他相为尤甚。诸臣修史尚是延儒诟詈未息之时，自不得不列之《奸臣》，究之传中所载，不过信用吴昌时，致其招权纳贿，及与吴相轧而已。无论严嵩之险恶，温体仁之阴贼，非延儒所能及，即嗜进无耻之万安，倾陷善类之张璁，尚觉罪浮于延儒，而延儒乃列入《奸臣》，此非以甚延儒之恶，转为延儒增其身分也。纵敌之说，本属无稽。杨士聪之论曰，纵敌者，必我能为敌所畏，方肯以贿免。当北兵深入，所过如破竹，虽礼拜求其去尚不可得。及其出塞也，大书边墙曰，“文武官员免送”当时兵力为敌所侮笑如此，而反加以得贿纵敌之名，是何高视延儒，轻视敌兵也。此论载《玉堂荟记》，可谓得当日情事，而纵敌之说可不辩自明矣。或云，延儒因边警，先敛赀遣家人送归，中途为人耳目，家人姑大言以欺众，谓北兵所贻，人以其出自家人之语，遂以为实云，亦见《玉堂荟记》。

案《雷纟寅祚传》延儒招权纳贿，凡起废、清狱、蠲租，皆自居为功。考选台谏，尽收门下，求总兵、巡抚者，必先贿其幕客董廷献。又《吴传》，延儒再相，冯铨力为多，延儒欲起之，惧众议，乃引入阁，将共为铨地。延儒又欲起奄党张捷为都御史，乃为所扼。又傅朝佑劾延儒引用袁弘勋、张道为腹心，摈钱象坤、刘宗周于草莽。倾陷正士，加之极刑，曰上意不测也。攘窃明旨，播诸朝右，曰吾意固然也。削言官以立威，挫直臣以怵众，往时纠其恶者尽遭斥逐，而亲知乡曲遍列要津。此等事皆延儒之奸，既入《奸臣传》，而传中却又不载。盖王鸿绪传稿本不列延儒于《奸臣》中，后来修史者始改编，然但列之《奸臣》卷，而传仍未改，故传中不见其奸邪之迹也。

○刘基廖永忠等传

《太祖本纪》，元至正二十一年八月，帝自率舟师征陈友谅。戊戌，克安庆。壬寅，次湖口，败友谅于九江，克其城，友谅奔武昌。《友谅传》亦云，友谅陷安庆，太祖自将征之，复安庆，长驱至江州，友谅战败，奔武昌。《廖永忠传》亦云，从伐友谅，至安庆，破其水寨，遂克安庆。从攻江州，造桥于船尾，倒行其船，桥傅于城，遂克之。是皆叙明先克安庆，乘胜克江州，走友谅也。而《刘基传》则云，基赞太祖出师攻安庆，自旦及暮不下，基请径趋江州，捣友谅巢穴，遂悉军西上。友谅出不意，帅妻子奔武昌。是又未克安庆，径捣江州矣。与本纪及《友谅》诸传不合。案《赵德胜传》，从太祖西征，破安庆水寨，乘风槊小孤山，距九江五里，友谅始知，仓皇遁去，遂克江州。《仇成传》云，廖永忠、张志雄破其水寨，成以陆兵乘之，遂克安庆。盖戊戌但克安庆水寨，键抖趋九江，仍留成等攻安庆。迨克江州，而安庆亦已克复，作史者不便琐屑分别，故以克安庆即系于戊戌耳。又《张玉传》，靖难兵攻东昌，与盛庸遇，成祖被围数重，力战得出。玉不知成祖所在，突入阵中，力战而死。是玉死时成祖已溃围出也。而《朱能传》云，盛庸围成祖数重，张玉战死，能帅周长等力战，拔成祖出。则似玉死时，成祖尚在围中，赖朱能救免矣。或玉战死后，成祖又被围，而能救出之，乃两事耶？《方孝孺传》，谓成祖起兵，姚广孝以孝孺为托，曰：“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杀之。”是广孝未尝从帝军同至南都也。而《卓敬传》则云，帝登极，敬被执下狱，帝欲活之。广孝与敬有隙，谓建文若从敬言，岂有今日，遂杀之。则似帝入都时，广孝已在侧矣。案《广孝传》，靖难兵起，并未从行，及帝登极后，广孝南来，出振长洲，为其姊及友诟詈之事。当是帝既即位，广孝后至，敬尚在狱中，而一言杀之也。又《周忱传》，土木之变，议者欲焚通州粮，绝寇资，忱适议事在京，谓不如令京军自往取，则立尽，何至遂付煨烬，是此议本创自忱也。而《于谦传》又云，谦奏成阝王，通州积粮，令官军自诣关支，以赢米为之直，毋弃以资敌，则又似出于谦之策。盖忱先有此议，谦以为然，故奏行之耳。又《王骥传》，贵州苗蜂起，围平越等城，时骥征麓川回，即命率师解围。骥顿兵辰、沅不进，御史黄镐困守平越半载，募人自间道奏于朝，命总督军务侯大破贼，尽解诸城围。是解围者也。《镐传》则云，保定伯梁缶合川、湖兵救之，围始解。则解围又属梁缶矣。《传》则云，进讨时，副总兵田礼已解平越围。是解围实田礼也。盖是时总督军务，缶墙为将军，皆统帅，《骥》、《镐》等传但叙解围之功，则以总统为主，《传》实叙解围之人，则不可没田礼，故于《传》见之也。天启中，汪文言初下锦衣狱，镇抚刘侨止坐文言，不令牵引群臣，故少株连。据《魏大中传》谓，黄尊素语侨，勿因此起衣冠之祸，侨听之，狱词遂无所引。而《魏忠贤传》则谓，侨受宰相叶向高教，止坐文言。盖向高与尊素各有此议，使侨知之也。惟《洪钟传》，四川贼廖麻子与其党曹甫掠营山、蓬州，钟招抚之，曹甫听命，麻子忿甫背己，乃杀之。是甫为廖麻子所杀也。而《林俊传》则云，击泸州贼曹甫，指挥李荫以元日破其四营，遂擒甫。则甫系李荫擒获，非廖麻子杀之也，此不免岐误。又祖大寿一人凡两次降于我朝。据《孙承宗》、《何可纲》等传，崇祯四年，大寿筑城大凌河，为我朝兵所围，粮尽力屈，大寿与诸将欲降，可纲不从，大寿杀可纲，遂出降。是大寿于是时已降矣。其后大寿仍为明守锦州，至崇祯十四年，为我朝兵所困，总督洪承畴率八大将救之，大寿尚传语云，当逼以车营，勿轻战。承畴进兵大败，被围于松山。明年二月，城破，承畴降。三月，大寿以锦州降。事见《邱民仰》、《杨国柱》、《曹变蛟》等传。是大寿先于崇祯四年已降，后仍为明守锦州，至十五年再降也。而其先降后仍复反正固守锦州之故，则无明文。惟《邱禾嘉传》谓，四年大凌之役，大寿生降，请伪逃入锦，诱降其城。禾嘉在锦闻炮声，谓大寿已溃围出也，遣兵迎之。大寿入锦，未得间。禾嘉寻知其纳款状，乃密奏于朝，而帝于大寿欲羁縻之，弗罪也。只此一语，略见其仍守锦州之故，然究不明晰，他传又不错见其事。又《张国维传》，崇祯十年，以安庆、池州、太平三府别设一巡抚，以史可法任之。而《可法传》则巡抚安庆、庐州、太平、池州四府，及河南之光州、光山、固始、罗田，湖广之蕲州、广济、黄梅，江西之德化、湖口诸县，是安抚所辖较《国维传》稍广，盖《国维传》不过谓添设巡抚，原不必详叙其地耳。惟《陈奇瑜传》，先已叙明遣卢明善击斩金翅鹏，及剿永宁之后，又云分兵击斩金翅鹏，一传中似重复。而《杨嗣昌传》则又云，嗣昌出督师，金翅鹏等来降。案嗣昌督师在奇瑜之后，或贼中号金翅鹏者有数人，如高迎祥称闯王，李自成亦称闯王也。

○乔允升刘之凤二传

《乔允升传》，崇祯帝在位十七年，刑部易尚书十七人。薛贞以奄党抵死。苏茂相半载而罢。王在晋未任，改兵部去。允升坐逸囚遣戍。韩继思坐议狱除名。胡应台独得善去。冯英被劾遣戍。郑三俊坐议狱逮系。刘之凤坐议狱论绞，瘐死狱中。甄淑坐纳贿下诏狱，改系刑部，瘐死。李觉斯坐议狱削籍。刘泽深卒于位。郑三俊再为尚书，改吏部去。范景文未任，改工部。徐石麒坐议狱，落职闲住。胡应台再召不赴。继其后者张忻，贼陷京师，与其子庶吉士士端并降云。而《刘之凤传》末亦有此一段文字，并一字不改。此二传一在第二百五十四卷，一在第二百五十六卷，相隔只两卷，不及订正，盖卷帙繁多，纂修诸臣不暇彼此参订故也。

●卷三十二

○明祖行事多仿汉高

明祖以布衣起事，与汉高同，故幕下士多以汉高事陈说于前，明祖亦遂有一汉高在胸中，而行事多仿之。初起兵时，问李善长平天下之策，善长曰：“汉高起布衣，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五年遂成帝业。公濠产，距沛不远，法汉高所为天下不足定也。”（《李善长传》）《孔克仁传》亦谓帝尝以汉高自期，谓克仁曰：“秦政暴虐，汉高以宽大驭群雄，遂有天下。今群雄蜂起，皆不知修明法度，此其所以无成也。”是帝一起事即以汉高为法。今观其初定都金陵，方四出征伐，而已建都城，宫阙极壮丽，即萧何造未央宫之例也。（何治宫殿极壮丽，帝怒，以为天下新定，何重劳吾民。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宫室。”帝悦，乃徙居之。）徙江南富人十四万户于中都，即汉初徙齐、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以实关中之例也。（娄敬请徙齐、楚诸大族以实关中，汉高从之，徙者十余万户。）分封子弟于各省以建屏藩，即汉初分王子弟，以弟交王楚，从弟贾王荆，从子濞王吴，子肥王齐，如意王赵，文帝王代之例也。诏天下富民，年八十以上赐爵里士，九十以上赐爵社士，即汉初赐民爵七大夫以上之例也。甚至胡蓝之狱，诛戮功臣，亦仿菹醢韩、彭之例，此则学之而过甚者矣！

○明祖文义

明祖以游丐起事，目不知书，然其后文学明达，博通古今，所传御制集，虽不无词臣润色，然英伟之气自不可掩。至如凤阳《皇陵碑》，粗枝大叶，通篇用韵，必非臣下代言也。此固其聪明天，然亦勤于学问所致。下金华后，聘刘基、宋濂在军中，朝夕讨论，固人所共知。而其初取滁州，范常谒见，即留置幕下，有疑辄问。（至正十三年事）渡江取太平，即召陶安参幕府。（十五年）克集庆，即辟夏煜、孙炎、杨宪等十余人。取镇江，闻秦从龙宿学，即令从子文正、甥李文忠以金币聘致，常书漆简，问答甚密。又以从龙荐，聘陈遇侍帷幄，呼为先生而不名。（十六年事）取婺州，即辟范祖干、叶仪、吴沈、许干、叶瓒玉、胡翰、汪仲山、李公常、戴良等十三人，会食省中，分直讲经史。（十七年事）计其时距起兵才数年，已留意文事如此，故文义已早通贯。其见于诸臣传者，如范常在幕下，帝晏间，辄命儒臣列坐赋时，常每先成。帝笑曰：“老范诗质朴，似其为人也。”（见明史各本传。）初下徽州，朱允升请留御书，即亲书“梅花初月楼”赐之。（《双槐岁抄》）与陶安论学术，赐之门帖曰：“国朝谋略无双士，翰苑文章第一家。”（《安传》）征陈友谅，过长沙王吴芮祠，见胡闰所题诗，大爱之。（《闰传》）鄱阳战胜，与夏煜等草檄赋诗。（《煜传》）宋濂不能饮，帝强醉之，御制《楚词》以赐。又以良马赐濂，亲制《白马歌》。（《濂传》）此皆未称帝以前事也。其后亲为文赐臣下者，毛骐、安然、陶安之卒，皆亲为文祭之。桂彦良迁晋王傅，亲为文赐之。宋讷读书，火燎其衣及胁，亲为文戒之。张九韶致仕，亲为文饯之。（俱见各本传。）帝尝言，文章宜明白显易，通道术，达时务。（《詹同传》）阅曾鲁文，大悦曰：“阅陶凯文已起人意，鲁又如此，文运其昌乎。”（《鲁传》）以刘三吾主会试，疑其有弊，亲撰策问覆试。（《三吾传》）是帝之能为散文也。帝尝作诗，命三吾和韵，赐以朝鲜玳瑁笔。（《三吾传》）李质振饥山东，帝亲作诗饯之。（《质传》）以旧韵出江左，命乐韶凤参考中原正音订之，名《洪武正韵》。（《韶凤传》）解缙疏言：“韵府出自元末阴氏，本无足采，陛下以其便于检阅，故好之。”（《缙传》）帝尝出御制诗，桂彦良朗诵，殿陛皆惊。（《彦良传》）是帝之亲风雅也。帝建大本堂，征名儒教太子于其中。帝往讲论，置酒欢宴，自作《时雪赋》。徐达初封信国公，帝亲制诰文云：“从予起兵于濠上，先存捧日之心。来兹定鼎于江南，遂作擎天之柱。”末云：“太公韬略，当弘一统之规。邓禹功名，特立诸侯之上。”（《稗史汇编》）刘仲质改华盖殿学士，帝亲制诰文。（《仲质传》）封十王时，帝亲草册文，召唐之润色之。（《翦胜野闻》）是帝之兼习骈体也。帝尝问太子汉七国反事，太子曰，曲在七国。帝曰：“此讲官偏说耳。景帝为太子时，以博局杀吴王世子。及为帝，又听晁错之说，黜削诸侯。此七国所由反也。”论内官则曰：“古之宦竖，不过司昏晨而已。自汉邓太后以女主临朝，以阉人为常侍等官，自是权倾人主。”阅内藏，则以汉炅帝西苑、唐德宗琼林、大盈库为戒。谕翰林张信等以论思为职，则引唐陆贽、崔群、李绛等为训，谕戴德彝等亦然。教官吴从权不知民事，则谕以胡瑗教诸生皆兼时务。（见本纪及各传。）命刘基子景为阁门使，谕之曰：“考宋制，阁门使即仪礼司，欲汝以宣达为职也。”（《基传》）是帝之熟于史事也。宋濂侍左右，尝召讲《春秋左氏传》。（《濂传》）陈南宾进讲《洪范》九畴，后御注《洪范》多采其说。（《南宾传》）又尝观蔡氏《书传》，象纬运行，与朱子《书传》相悖，征诸儒订正之。（《钱宰传》）则帝并留意经学矣。古来帝王深通文义者，代不数人，况帝自幼未尝读书，长于戎马间。又未暇从事占毕，乃勤于学业，遂能贯通如此，固命世雄才之一端哉！

○明初文字之祸

明祖通文义，固属天纵。然其初学问未深，往往以文字疑误杀人，亦已不少。《朝野异闻录》，三司卫所进表笺，皆令教官为之，当时以嫌疑见法者：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为海门卫作《谢增俸表》，以表内“作则垂宪”诛。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为都司作《万寿表》，以“垂子孙而作则”诛。福州府学训导林伯景，为按察使撰《贺冬表》，以“仪则天下”诛。桂林府学训导蒋质，为布、按作《正旦贺表》，以“建中作则”诛。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为本府作《正旦贺表》，以“睿性生知”诛。澧州学正孟清，为本府作《贺冬表》，以“圣德作则”诛。陈州学训导周冕，为本州作《万寿表》，以“寿域千秋”诛。怀庆府学训导吕睿，为本府作《谢赐马表》，以“遥瞻帝扉”诛。祥符县学教谕贾翥，为本县作《正旦贺表》，以“取法象魏”诛。亳州训导林云，为本府作《谢东宫赐宴笺》，以“式君父以班爵禄”诛。尉氏县教谕许元，为本府作《万寿贺表》，以“体乾法坤，藻饰太平”诛。德安府学训导吴宪，为本府作《贺立太孙表》，以“永绍亿年，天下有道，望拜青门”诛。盖“则”音嫌于“贼”也，“生知”嫌于“僧”也，“帝扉”嫌于“帝非”也，“法坤”嫌于“发髡”也，“有道”嫌于“有盗”也，“藻饰太平”嫌于“早失太平”也。《闲中今古录》又载，杭州教授徐一夔贺表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帝览之大怒，曰：“生者僧也，以我尝为僧也。光则剃发也，则字音近贼也。”遂斩之。礼臣大惧，因请降表式，帝乃自为文播天下。又僧来复谢恩诗，有“殊域”及“自惭无德颂陶唐”之句，帝曰：“汝用殊字，是谓我歹朱也。又言无德颂陶唐，是谓我无德，虽欲以陶唐颂我而不能也。”遂斩之。案是时文字之祸起于一言，时帝意右文，诸勋臣不平，上语之曰：“世乱用武，世治宜文，非偏也。”诸臣曰：“但文人善讥讪，如张九四厚礼文儒，及请撰名，则曰士诚。”上曰：“此名亦美。”曰：“《孟子》有‘士诚小人也’之句，彼安知之。”上由此览天下章奏，动生疑忌，而文字之祸起云。

○明初文人多不仕

明初文人多有不欲仕者。丁野鹤、戴良之不仕，以不忘故国也。他如杨维祯以纂礼乐书征至京师，留百余日，乞骸骨去，宋濂送之诗，所谓“白衣宣至白衣还”也。胡翰应修《元史》之聘，书成，受赉归。赵熏、陈基亦修《元史》，不受官，赐金归。张昱征至，以老不仕。陶宗仪被荐不赴。王逢以文学征，其子掖为通事司，叩头以父年高乞免，乃命吏部符止之。盖是时明祖惩元季纵弛，一切用重典，故人多不乐仕进。解缙疏云：“陛下无几时不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出吏部者无贤否之分，入刑部者无枉直之判。”练子宁疏云：“陛下以区区小过，纵无穷之诛，何以为治？”叶伯巨疏云：“取士之始，网罗无遗。一有蹉跌，苟免诛戮，则必在屯田、筑城之科，不少顾惜。”此可见当时用法之严也。武臣被戮者固不具论，即文人学士，一授官职，亦罕有善终者。宋濂以儒者侍帷闼十余年，重以皇太子师傅，尚不免茂州之行，何况疏逖素无恩眷者。如苏伯衡两被征，皆辞疾，寻为处州教授，坐表笺误死。郭奎参朱文正军事；张孟兼修史成，仕至佥事；傅恕修史毕，授博野令，后俱坐事死。高启为户部侍郎，已放归，以魏观上梁文腰斩。张羽为太常丞，投江死。徐贲仕布政，下狱死。孙ナ仕经历，王蒙知泰安州，皆坐党死。其不死者，张宣修史成，受官，谪驿丞。杨基仕按察，谪输作。乌斯道授石龙令，谪役定远。此皆在《文苑传》中。当时以文学授官而卒不免于祸，宜维祯等之不敢受职也。

○胡蓝之狱

汉高诛戮功臣，固属残忍，然其所必去者，亦止韩、彭。至栾布则因其反而诛之，卢绾、韩王信亦以谋反有端而后征讨。其余萧、曹、绛、灌等，方且倚为心膂，欲以托孤寄命，未尝概加猜忌也。独至明祖，藉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键丁举取天下之人而尽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盖雄猜好杀本其天性，如胡大海方宣力浙东，其子在都犯酒禁，即手刃之，曰：“宁使大海叛我，不可使我法不行。”赵仲中守安庆，陈友谅陷其城，仲中走还，常遇春请原之，帝曰：“法不行，无以惩后。”遂诛之。可见其刚决之性矣。又汉光武、唐太宗定天下时方年少，计身老则诸功臣已皆衰殁。宋太祖年虽长，而恃有弟可以驭诸臣，故皆务保全。至明祖则起事虽早，而天下大定则年已六十余，懿文太子又柔仁，懿文死，孙更孱弱，遂不得不为身后之虑。是以两兴大狱，一网打尽，此可以推见其心迹也。胡惟庸之死，在洪武十三年，同诛者不过陈宁、涂节数人。至胡党之狱则在二十三年，距惟庸死时已十余年，岂有逆首已死，同谋之人至十余年始败露者？此不过借惟庸为题，使狱词牵连诸人，为草禽之计耳。胡党既诛，犹以为吸丁，则二十六年又兴蓝党之狱，于是诸功臣宿将始尽。（惟庸死时，反状犹未露。洪武十九年，林贤狱成，谓惟庸曾遣之入海通倭，其事始著。二十一年征沙漠，获惟庸昔所遣往故元通书之封绩，二十三年发讯，逆谋乃大著云，见《李善长传》。蓝玉恃功粗暴，二十六年锦衣卫蒋告玉反，下吏讯，狱词云，玉同曹震等谋变，将伺帝出耕藉时举事，乃族诛，见《蓝玉传》。）今案坐胡党而死者，李善长、陆仲亨、唐胜宗、费聚、赵庸、郑遇春、黄彬、陆聚、金朝兴、叶升、毛骐、李伯升、丁玉、邓愈之子镇及宋濂之孙慎。（濂亦安置茂州。）身已故而追坐爵除者，顾时、（其子敬坐死。）杨景、吴祯、薛显、郭兴、陈德、王志、俞通源、梅思祖、朱亮祖、华云龙。（其子中坐死。）坐蓝党而死者，傅友德、曹震、张翼、朱寿、何荣、詹徽、傅友文、察罕、（纳哈出之子。）张温、陈桓、曹兴、黄辂、汤泉、马俊、王诚、聂纬、王铭、许亮、谢熊、汪信、萧用、杨春、张政、祝哲、陶文、茹鼎等。身已故而追坐爵除者，桑世杰、（其子敬坐死。）孙兴祖、（其子恪坐死。）何真、（其子荣、贵、安皆坐死。）韩政、（其子勋坐死。）濮英、（其子坐死。）曹良臣。（其子泰坐死。）此皆见于列传者。胡狱有《昭示奸党录》，族诛至三万余人。蓝狱有《逆臣录》，族诛至万五千余人。今二录不可考，而《胡》、《蓝》二传备载其数。此外又有非二党而别以事诛者，廖永忠功最大，以僭用龙凤诸不法事赐死。汪广洋虽不入胡党，帝追念其在江西曲庇朱文正，在中书不发杨宪奸，遂赐死。周德兴年最高，以其子乱宫，并德兴赐死。王弼已还乡，又召入赐死。胡美因女为贵妃，偕子婿乱宫，并美赐死。李新、谢成别以事诛死。文臣以事诛者，又有茹太素，以抗直不屈死。李仕鲁以谏帝惑僧言，命武士ㄏ死于阶下。王朴、张衡俱以言事死。孔克仁、陶凯、朱同俱坐事死。于是文臣亦多冤死，帝亦太忍矣哉！《明史》于诸臣传，惟蓝玉略见其粗暴取祸之由，他如冯胜、傅友德等但叙其战功，而末即结之以赐死，明见其死之不以罪。李善长佐明祖起兵，位至上相封公，年七十有七，全家诛戮，传中既附着其锻炼之爰书，又载王国用为之辨雪一疏，以深著其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