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阳国志

猪，子母数千头。长老传言：夷昔牧猪于此，一朝猪化为石，迄今夷不敢牧于此。张、吴、何、王本作「不敢往牧」。

卑水县　　去郡三百里。水流通马湖。《郡国志》注引作「水通马湖」四字，当是「水通马湖江」五字被削，详注释。

潜街县《函海》注云：「刘、吴、何、李本作溪。《汉志》作灊。」　　汉【末】置，《前汉志》已有此县，末字衍。晋初省。《后汉志》已无此县，则当云「后汉省」。而云「晋初省」者，盖蜀汉时曾复置。

安上县

马湖县　　水通僰道入江。晋初省。刘、李本无初字。

二十四

右益州，汉初统郡五。按，谓巴、汉中、蜀、广汉、犍为，皆高祖王汉中时故地，截至武帝建元六年止，不计武帝新开诸郡也。后渐分建，蜀郡及巴【郡】，又分为五郡。为，当作出。谓蜀郡分出汉嘉、江阳二郡，巴郡分出巴东、巴西、涪陵三郡，合为五郡，皆在建安以前。不计汶山郡，非汉王故地也。〔刘二主时，又自〕广汉、汉中、犍为、〔巴西分出六〕【为四】郡。谓自广汉分出梓潼、阴平，汉中分出西城、上庸、房陵，巴西分出宕渠，犍为分出朱提，亦皆故汉中王故境。〔武帝〕【又】开益州五郡，此谓武都、汶山、越嶲、柯、益州五郡，沈黎旋废不计，益州后改晋宁。〔明帝开永昌郡，丞相亮分置建宁、兴古、云南郡〕，合二十五郡。蜀汉世有此二十五郡不误，但上文夺去字多，即不可合，各郡文固在，可按补也。南中平乐、南广二郡亦蜀汉置。平乐旋废，南广丞相亮后所置，故不当计入。旧刻各本怪其数不合，莫知考补，廖本注云「以上舛驳，所未详矣。」及宁、【州】〔荆〕、梁州建，复增七郡，蜀于是有【三】州四，及字《函海》注云「何本误又」。顾观光校云「原误又」。盖元丰与张、吴、何本皆作又，刘、李、钱、《函》、廖本作及也。又「于是有」下州四上，各本皆无三字。廖本有，并注云：「旧脱此字，今补正。」今按：李雄曾置荆州，见《大同志》，常氏原本有荆，为州四。降江左后，嫌荆州与晋抵牾，删去，改荆为州以掩之，而「州四」二字未及改。后之传抄者遂自州断句，以四下属。兹改还荆字，从四断句。〔凡三〕十二郡，旧刻误以四字下属代三字。兹补「凡三」二字。三十二郡者，上二十五郡，加李雄与王逊所增立之平夷、夜郎、平乐、南广（李雄复置），河阳、梁水、西平七郡及荆州之建平郡。由常氏去荆字删建平郡，故从来抄传与镌刻者不能得三十二数而作四十二，并上各数字疑昧不解，听其舛驳，甚至于改四州为三州，三十二郡为四十二也。一百九十六县。各本此文并同。查本书所列郡县，共只百七十四县，尚差二十二县，疑皆在原荆州郡县中，合省并之县计，非常氏原文有误，不尽详考。州分后，《函海》作为。益州凡新旧郡【九】〔七〕，旧刻皆作九，当是七字之讹，说详注释。县四十八，户夷、晋二十【二】〔四〕万。廖本作「二十二万」。

譔曰蜀之为邦，天文，〔则〕井络辉其上。地理，〔则〕岷、嶓镇其域。五岳，则廖本有则字，他本无。华山表其阳。四渎，则旧各本有。汶江出其徼。故上圣，则大禹生其乡。媾姻，则黄帝婚其女。显族，吴、何本无女、显二字，吴作墨巴，何本空格。疑是张佳胤删，以族代女字，意实胜于嘉泰本，然窃疑显族下有脱文，当是原有表扬诸大族字被删。大贤，彭祖育其山。列仙，王乔升其冈。而宝鼎辉光于中流。离张、吴、何、王本作骊。龙、仁虎跃当脱有一字。乎渊陵。开辟及汉，国富民殷。府腐谷帛，家蕴畜积。《雅》、《颂》之声，充塞天衢，中【林】〔穆〕旧本皆作穆。廖本作林。之咏，侔乎《二南》。蕃衍三州，土广万里。方之九区，于斯为盛。固干坤之灵囿，先王之所经纬也。

附一

蚕丛考

蚕丛之名，始着于扬雄《蜀王本纪》，其书今佚，唯有辑本。所辑魏晋以来杂史、地书及汇书，文字小有异同，大旨若一。无非出于扬雄所传。兹于《常志》外选录数种以便参订：

《文选蜀都赋》注：「蜀王之先名蚕丛、柏濩、蒲泽、开明。是时，人萌（民）椎髻、左言，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从开明以上到蚕丛，积三万四千岁。」（左言，谓不同于汉语。六朝有「左郡」，谓语言不同之郡。）

《艺文类聚》卷六：「蜀王始曰蚕丛，次曰伯雍，次曰鱼凫。」

《太平御览》卷一百六十六：「蜀之先称王者曰蚕丛、柏灌，鱼易（凫）、开明。是时，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自开明以上至蚕丛凡四千岁。」（左衽非羌氐俗。应是「左言」讹。）

又卷八百八十八：「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灌，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神化不死。其民亦随王化去。」

综合分析，以求扬雄本语，则蜀王先世最先着名者为蚕丛氏。其时与中原不同俗，无文字，无礼乐，年代荒远，连坟墓亦无有。质言之，还是原始社会的初期或中期，或说是中石器时代以前的社会。自蚕丛氏开始，乃有氏族组织。所谓「王」，乃后人加于其氏族首领之称，正如称伏羲氏、神农氏曰「帝」，非即已经有国家制度之王号也。

常璩在《序志篇》，用特笔反对扬雄所传之说云：「世俗间横有为蜀传者，言蜀王、蚕丛间周回三千岁。……按《蜀纪》，『帝居房心，决事参伐』（参）伐，则蜀分野。言蜀在帝议政之方。帝不议政，则王气流于西。故周失纪纲而蜀先（称）王。七国皆王，蜀又称帝。此则蚕丛自王，杜宇自帝，皆周之叔世，安得三千岁？」所据《蜀纪》三语、与《三国志秦宓传》「请为明府陈其《本纪》」文同。璩固云：「司马相如、严君平、扬子云、阳成子玄、郑伯邑、尹彭城、谯常侍、任给事等各集传记以作《本纪》。」则从前汉至魏晋，作《蜀本纪》者凡八家。扬雄仅居其一。璩与秦宓所据之《蜀本纪》，出于星象家言，非扬雄语。扬雄「怀铅握椠遍访故老」（《方言序》），传其《方言》。其记蜀王事，当亦如此。凡民族在无文字时，率有口诵其先代历史之能力。（近世彝族奴隶主，有能诵其祖先名氏至七十代以上者。）扬雄生于蜀，与故老习，记其传说如此。虽其真实性不能甚大，亦应较其他学人专恃书本、推断者为可靠。故璩所持以驳雄说者，不能成立。从而可知对《常志》相关诸语，亦当有所抉择矣。

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旧籍所传关于蚕丛氏之资料，可以肯定其为原始社会最先形成一个氏族集团之首领。其至周末之时间，说三千岁，为保守数；四千岁，为近似数；估万余岁亦非甚夸。此为结论之一。

胡为称曰蚕丛？凡古籍记述原始社会之氏族名称，有录音者，有录意者。「蚕丛」为录音耶？必不取于如此繁画之两字。意必亦如「

伏羲」、「神农」、「有巢」、「豕韦」之为录意；或由其饲养原蚕成功，创缫丝法，为民族兴利，故号「蚕丛」也。宋黄休复《茅亭客话》云：「蜀有蚕市，……耆旧相传：古蚕丛氏为蜀主，民无定居，随蚕丛所在致市居。此其遗风也。」是蜀人相传蚕丛氏时尚无都邑，随桑林所在，聚其人，教以养蚕缫丝，故曰蚕丛。然宋去蚕丛已远，后于扬雄一千余年，既非秦汉人传说，更难信赖。窃疑蚕丛之义，谓聚蚕于一箔含养之，共簇作茧，非如原蚕之蜎蜎独生，分散作茧。是原始人类一大发明创造。故成为氏族专称也。今蜀人犹称作茧之草树为簇，语音作丛之入声。疑即蚕丛语变也。

古史相传，黄帝元妃嫘祖，教民养蚕（出《世本》）。《史记五帝本纪》据《世本》与《大戴礼帝系姓五帝德》撰成，称：「

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是为帝颛顼也。」蜀山氏居于何地，暂可不论。论蜀之为字，盖即原蚕之本称也。就我国文字发展过程言，先只象形，次会意。周秦以降，谐声字乃多。蚕字，从，朁声。其非原始之蚕字甚明。较蚕字早出者，有蜀字；古文作●，后加虫字，象形兼会意。所表者为蛾类之幼虫。蛾类幼虫与人类生活最关切者莫如蚕。故蜀字系古人专为原蚕制造。象巨目之虫。又加虫为识者，是象形末期字；更加虫，以明其非他种巨目动物。原蚕眼实微小，然有大黑斑为伪目，故其造字如此。（家蚕经人工改良变化，多失其眼斑。）我国象形文字，在渔猎经济时代开始，畜牧时代大盛。进入农业时代转衰，乃渐进入会意、谐声阶段。估计蜀字之制成，即在黄帝之世。其字，亦即为当时之蚕字。后世乃以蜀为原蚕，而于人工改良之蚕种，则造蚕字以相区别。故《淮南子》云：「蚕与蜀似而爱憎异。」其所云「蜀」，即原蚕，今云野蚕者是也。

野蚕，今四川有桑之处皆有之。桑林岁久，即自繁生。其蛾与蚕蛾无异，产卵于桑之枝干，不甚密集。春暖自孵出，就叶芽。恒分散，鲜共叶者。蜕变四化而后成茧。体较家蚕短小，形质全同。散向桑下枯草、篱栅、墙垣间结茧，或就桑皮皴裂间。茧淡灰黄色，较家蚕茧小而坚硬。可煮而抽丝，与家蚕丝无异，但多颣结。性不群聚。故蜀字引伸之义为独。扬雄《方言》：「一，蜀也。南楚谓之独。」盖蜀人古语读一为蜀，其字作●，象蚕之形，亦即古代之蚕字。我国古代传养蚕法者，初亦只呼为「蜀。」更造为蜀字。是故「蜀山氏」，即古人加于蚕丛氏之称也。其义皆谓最先创造养蚕法之氏族。西陵氏女子嫘祖得其法，转施之于中原地区。故其子娶于蜀山氏。疑西陵氏居地与蜀山氏近，故传其术于中原独早。然则蚕丛氏在黄帝之先已养蚕矣。

蜀族在蚕丛时无文字可定。自其入居蜀地，进入农业社会以后，即不能不有文字。其字在出土文物中颇有可验证者如手纹是造作义，花蒂纹，是王之义，持刀人，是兵之义，舞蹈人，是快乐及胜利之义，惟不识其作何音。其●字，象蚕形，读蜀音，可缘《方言》定。又●字，象二蚕对望待饲，读蚕音，则可由《后汉郡国志》蚕陵县字作「八陵」而定。《前汉志》作「蚕陵」。《后汉书》帝纪及《西南夷传》并记有安帝永初元年，桓帝永寿二年，「蜀郡夷叛，攻蚕陵」。字并作蚕。惟《郡国志》作「八陵」。故可知此●字乃蜀人习惯使用之「蚕」字。《帝纪》用汉字，作蚕，《郡国》用地方字，作●。是蜀王时已有之古蚕字，一（蜀）表单数，音如独。●（蚕）表复数，为蚕字音。蜀人已知中原称此虫为蚕，缘之读●为蚕字音也。

由文字发展的时代变化，与区域性的不同，可以证明蚕丛氏之所以着名于世，由其创始发明养蚕。是为结论之二。

蚕丛氏居住何地？《前汉地理志》蜀郡有蚕陵县。「莽曰步昌」，叙在蜀郡十五县之末，可知其为武帝时新开县。《后汉志》作「

八陵」，可知其为蜀山氏故地，亦蚕丛之故邑也。《元和志》「翼州，北至松州（今松潘）一百八十里。……周武帝置。本汉蚕陵县地。汉元鼎中开。梁大清中，萧纪于旧县置铁州，寻废。周天和元年，讨蚕陵羌，于七顷山下置翼州。」考地理者，皆一致定为今松潘县南百八十里之迭溪。其地当松坪河岷江会口，旧有小平原。一九三三年地震，山崩壅江，今为迭溪湖。其北山名蚕陵山，见《旧唐书地理志》「翼州卫山县」。

县名蚕陵者，盖旧传有蚕丛王墓在此。犹楚之夷陵，巴之故陵。皆因旧墓为称。抑或谓蚕丛氏所居之丘，与「蜀山氏」之蜀山同义。要必与蚕丛氏旧居有关。汉元鼎时，去蜀王杜宇未远。武帝时蜀人必能知其先王住地所在，故立县时用此名也。

上古人类，原从牧业渐进入于农耕。方其牧业经济时，以草原为乐园，暖谷为畏途。岷江上游地区，为一丘低谷浅之大草原，北连陇西，接于河套。西连大渡河上游与雅砻江上游之康北大草原，接于析支、洮湟。如此连成一片之大草原，兼有浅谷河原，可以种植麦类与牧草，是为我国牧畜时代民族活动之中心地区。其后中原农业，与巴蜀吴楚农地次第开辟，蔚起为新的经济中心。初犹与此旧的牧业中心不能无频繁深厚之经济联系。在黄帝世，此草原与中原农区，犹是一大家庭。故黄帝「西至于空同」，而娶西陵氏女。（此西陵当指陇西某地。与楚之西陵无关。）其二子又降居江水、若水地区，与蜀山氏婚。其孙、曾之颛顼与帝喾，又次第入为中原大君。大禹亦生于此江水河谷，而入为尧舜之「司空」。其后遂克建成夏后氏之国家，开始了我国的奴隶社会。而此牧业时代中心之大片草原，受地理条件限制，社会停顿不前。周秦汉后，差距日大，遂形成夷夏畛域之别；人有论及蚕丛为蚕丝业之发明者，则反群起疑之，以为唯嫘祖是养蚕之创造发明人也。

蜀地与华夏之原始交通，原本以岷江上游河谷为媒介。绵虒（故茂州旧名）与蚕陵，为其枢纽。蚕陵以上，大体平易。故王莽改名步昌。蚕陵以下，河谷深狭，岸道险窄，至绵虒乃略开展，多农地。故秦县止于绵虒。绵字，古为茧絮之义。亦与蚕丛文义有关。自绵虒东踰土门关（今地名），仅一浅岭（属九顶山脉凹部），循湔水（海窝子之白鹿河）而下，至瞿上（彭县北之关口，《元和志》指为天彭门），穿短峡而出山，入于成都平原之郫邑。此蜀王柏灌、鱼凫由蚕陵渐迁入蜀农业地带之道路也。别自土门关循雒水下行至绵竹，一日可达。今世犹通行。远古时，成都内海未全出土，其东北已出土部分，为郫、什邡、绵竹等地区。此地区人物之往来于中原者，恒自绵虒、蚕陵，溯江源（黄胜关），入于陇西地区，转入渭水平原。当时蜀与内地交通，只能如此。其后自宝鸡、故关入武都盆地。再循嘉陵江水至葭萌入蜀。是为殷周时代蜀与内地交通孔道。沿线多有桥梁与阪险。惟捷于草原旧路。此则必待至人民已能凿山、架桥之农业经济时代乃能开通。故知其为殷周世开。其时，蜀山氏（蚕丛氏）部落亦已转进至瞿上（海窝子）与郫矣。又后，巴蜀与中原商业发达，经济联系紧密，政治联系逐渐加强，褒斜栈道乃建成。蜀与内地交通孔道乃更东移，而以汉中为枢纽。则已在秦图统一之始。时则草原故道无复有人过问矣。秦灭蜀后，乃开湔氐道，即自今灌县龙溪出汶川娘子关之路。是为岷江上游河谷与成都平原间新开之捷径，为汉置汶山郡创立了基础。于是土门关古道亦渐废矣。又至蜀汉时，修成剑阁桥道，南栈新路成，马鸣阁旧路亦废。不知此种交通发展过程者，妄谓「三皇乘祇车出谷口」（《秦宓传》文），为今之褒斜谷口。而以为蚕丛氏之入为蜀王，是循江水而出。反以疑瞿上为蜀王故治之说焉。昧于地理故也。

以此考订古代西陲交通路线的发展变化，决定蚕丛氏最先住居地点，亦合于旧籍沿革之文。当为结论之三。

蚕丛氏属于何种民族？由其居地所在，即可肯定其为氐类。氐与羌族同源，为人类最先入居于康、青、藏大草原者。由于草原辽阔，多食草兽，易猎食；又富于白石英块，成天然的犀利石器；其地干燥无雨，空气清洁，人鲜疾病；又无毒虫猛兽害敌；故原始人类乐于留处。从而较早育成卓越之牧业文化。其贡献留存于今世者为：育成驯优之旄牛与藏狗，更进而育成乳肉兼用之良种牛，与耐寒之来麦（

青稞）。来麦，为世界麦种之始祖。欧洲之黑麦至今仍用其音。我国之麦类名字，皆从来字为文。大麦、小麦、●麦、麦，今已普种于世界各地，皆来麦之变种也。羊类、马类及玉类之为商品，莫不以羌族为最早，最多。中原文化，在牧畜经济时代，尚落后于羌族。虽已进入农业经济时代，依凭于羌族商品者仍多。「黄帝以玉为兵」（出《胡非子》），或多资于羌族之产品。后稷之「贻我来牟」（《诗生民》），正谓开始引种青稞。《禹贡》之「织皮」，谓连毛羊皮，古人市以织褐也。《史》、《汉》之「莋马、旄牛」，秦汉世犹依赖于羌族供应。羌虽限于地文，日渐落后于中原。若言石器时代之经济文化，则或较我国他族为古老矣。

羌族的原始住区，为藏北之绛塘草原（羌塘），与康北之俄洛草原。（《禹贡》之「析支」，《汉书》曰「赐支」。赐，古读如锡。）当其极盛时，人口发展无已，分向四方延展：南入雅鲁藏布江河谷者，为播族（《西羌传》云「发羌」，隋唐时为吐蕃）。更南延展者，为喜马拉雅山南斜面尼婆罗、哲孟雄、布丹、珞巴诸族。向西延展者，为克什米尔，在唐为大小勃律与西女国。向西北越昆仑而下，入于塔里木盆地者，后为西王母，与鄯善、于阗、龟兹诸沙漠绿洲国族。向东北延展者，别为党项（秦为义渠，唐为党项，宋为西夏）与玁狁，及赤狄、白狄、长狄等族。其向东南延展于西康高原者，在汉为旄牛羌，在隋唐为附国、白兰、东女（苏毗），在元为霍尔、木雅、梭罗，在清为明正、理塘、巴塘、德格等土司部。其更早已入居于西康高原与四川盆地，及云贵高原间之河谷地带者，是为氐族。又有更早已远入汉水流域与大巴山区者，则于唐虞时为三苗，殷周时为楚芈，魏晋时为巴氐；皆已进入农业社会，渐与内地民族融合矣。（楚国芈姓，其字为羌之变体，而读音如米，与羌氐语呼人为米同音。盖羌族语犹存之证。）未能更向东南延展。向东扼于中原，向南后于越族故也。凡文化较高民族，恒向其四周文化落后地区作波浪式延展推进，其规律如此。

氐者，居于低地之羌也。岷江、大渡河、金沙江诸河谷，比较羌族居住之高原地方低暖，宜于种植，而交通不便。地理既异，经济生活不同，民俗随之变化，形成新的支派。自武都之白马，汶山之冉駹，汉嘉之青衣，沈黎之莋，越嶲之白狼，皆称曰氐。蚕丛，盖居岷江河谷之尤早者。蚕丛之族徙蜀，而后冉駹承居其地，是故蚕丛氏，虽蜀之先王，亦氐类也。

《殷武》之诗，称「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谓成汤时，住居陇蜀之氐羌民族，咸与殷商民族发生和好关系，商品市易不绝。殷墟甲骨文中，刻入羌字甚多。其字从●从人，形态甚多。有羌加石字的，它表示羌族卖石器（玉器）的商人，石器最美者以古羌族住区为多，中原古代人珍贵的玉器，大都由羌人运来出售，故加石字的羌字，仍应读为羌字的音。另还有大量的加系的字，有人解为被系虏的羌人，窃以为那是表示的卖丝的羌人。蚕丝是羌族所居温暖河谷才能生产的，岷江上游河谷生产得最早。那些河谷地区的人，中原古代把他称作「氐人」。故从羌加系的字，实际是指的「氐人」，即羌族入居温暖河谷经营农蚕业的人。

附甲骨文的三种羌字。

（据１９３４年哈佛燕京社出版的《甲骨文编》）

●●●●　　（表示的一般羌人）

●●●●　　（表示卖石器〔玉器〕的羌人）

●●●●　　（表示卖丝的羌人〔氐人〕）

羌人善养马牛羊。既居河谷，不利于养牛羊，行动咸需于马，故氐族皆有宜于山道之良马及驴行销内地，是谓「莋马」。蚕丝与马，为殷、周间氐人与内地商人市易之两大商品。故秦、汉恒以蚕与马为类。《荀子蚕赋》谓蚕神「马首」。郑玄注经，谓：「蚕与马同气，故蚕月禁杀马。」《甘石星经》谓房四星其一为「天马」，一为「

天驷」。《协律辨方书》谓：「天马为丛神，为掌蚕之命神。」《唐月令注》谓「先蚕为天驷星」（并据《辞海》引）。而隋唐时以马明王为蚕神。马明王塑像，额上多一纵目，乘白马，此盖表示其神为纵目人，属白马氐类，隐指蚕丛也。宋王钦若驳天蚕为天驷之说（详《

宋史》卷五十五本传），于是朝廷祀典称「先蚕」。废其燔柴，但瘗埋以祭。神亦另作翁媪持茧像，拟嫘祖。人民不愿从钦若说者，乃因马头娘故事，塑女子披马皮者为蚕神。或私祀马明王如故，但改称其庙为白马庙而已。马头娘故事者，唐人所造。谓高辛氏时，蜀人为贼掠去。其女誓于众曰：能使父还者嫁之。家有马，绝逸去，乘其父归，父不肯以女嫁马。马咆哮嘶啼。其父怒，射杀之，曝其皮于庭。女过其处，皮蹶然起，卷女飞去，栖于桑上。女化为蚕，食桑成茧（

节《太平广记》）。此明是迷信蚕马同气者所造。仍称「蜀人」。远托于「高辛氏」时，其意犹指蜀山氏也。明清人又谓蚕神为「青衣神」（徐光启《农政全书》），谓「蚕丛氏衣青衣」。青衣，白马，皆氐族支别之称。要皆足以说明养蚕为蜀地氐人所创。是为结论之四。

近世，有西人传教士着书，谓中国蚕丝业始于山东。其人不知蜀地有蚕丛，有原蚕，但缘山东有柞蚕，有黄丝（较原始的丝色），遂言之。夫若先无天然自生之野蚕以启发远古劳动人民，即不可能有养蚕的创造。四川自岷江河谷入四川盆地，今犹多有野蚕，亦其证也。

１９７６年任乃强再稿。

附二

成都七桥考

常璩《华阳国志》云：「长老传言，李冰造七桥，上应七星。」其上文专章记李冰事，未言造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