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经注疏

作《汉官仪》，则错出已久，或朱氏所见宋本异，谓有仪字，亦未必非也。开阳门始成，未有名，宿昔有一柱来在楼上。琅琊开阳县上言，南城门戴南上增县字。守敬按：《续汉书 百官志 注》引，有县字。一柱飞去。光武皇帝使来识视，良是，遂坚缚之，因刻记年月日以名焉。朱上句缚作传，下句无因字。《笺》曰：坚当作竖。赵云：何焯云，坚字不误，传当作缚。刻记上落因字，以《后汉书 注》、《文选 注》参校。全、赵、戴改增。何汤，字仲弓，朱脱何字二字。《笺》曰：谢承《汉书》曰，何汤字仲弓，受学于桓荣，为高弟。建武中，拜郎中，推荐荣为太子师傅。尝为门候。上微行，夜还，汤闭门不内，朝廷嘉之。守敬按：此恐与郅恽是一事，而传闻异。又东径国子太学石经北。《周礼》有国学教成均之法。

守敬按：《周礼 春官、宗伯》下，大司乐，掌成均之法。《学记》《礼记》曰：古者，家有塾，党有庠，遂有序，守敬按：《学记》，遂作术。郑《注》，术当为遂，声之误也。国有学。亦有虞氏之上庠、下庠，夏后氏之东序、西序，殷人之右学、左学，朱脱右学二字。赵以《礼记 王制》校补二字于左学下。守敬按：《王制》先言右学，后言左学，今补于左学上。周人之东胶、虞庠。《王制》云：赵作曰。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守敬按：上文夏后氏以下三句，亦本《王制》，此明引《王制》，但言有虞氏养国老、庶老之制者，举一以该其余也。故有太学、小学，教国之子弟焉，谓之国子。汉、魏以来，置太学于国子堂东。守敬按：《后汉书 光武帝纪》，建武五年冬十月，初起太学。《注》引陆机《洛阳记》，太学在洛阳城故开阳门外，去宫八里，讲堂长十丈，广三丈。《文选 闲居赋 注》引郭缘生《述征记》，国学在辟雍东北五里，太学在国学东二百步。《洛阳伽蓝记》，报德寺在开阳门外三里，开阳门御道东有汉国子学堂。汉灵帝光和六年刻石镂碑，载五经，立于太学讲堂前，悉在东侧。会贞按：《后汉书 灵帝纪》，熹平四年诏诸儒正五经文字，刊石立于太学门外。与《蔡邕传》言熹平四年同。光和在熹平之后，此言光和六年刻石者，就刻成时言也，见下《隶释》。《后汉书 儒林传 注》引谢承《书》，碑立太学门外，瓦屋覆之，四面栏障，开门于南，河南郡设吏卒视之。蔡邕以熹平四年，朱熹讹作嘉，全、赵、戴改。守敬按：《邕传》作熹。

与五官中郎将棠溪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张驯、韩说、太史令单扬等，朱脱杨赐谏议大夫马日八字，又磾讹作弹，驯讹作训。赵依《邕传》增、改。守敬按：《邕传》作堂溪典，堂、棠通。章怀《注》引《先贤行状》，但称为西鄂长，不言五官中郎将，略也。杨赐，杨震孙，《后汉书》有传，称尝迁少府、光禄勋。[二七]马日磾，马融族孙，《后汉书》附《融传》，略为谏议大夫事。张驯，《后汉书》有传，称尝拜议郎。韩说见《后汉书 方术传》，略为议郎事。单扬亦见《方术传》，称尝迁太史令。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观视及笔写者，守敬按：《邕传》笔作摹。车乘日千余两，戴作辆，守敬按：《蔡邕传》作两。填塞街陌矣。守敬按：自蔡邕句至此，皆《后汉书 邕传》文。今碑上悉铭刻蔡邕等名。守敬按：《邕传 注》引《洛阳记》，《礼记》碑上有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蔡邕名。魏正始中又立古、篆、 《三字石经》。守敬按：《晋书 卫恒传》载《四体书势》，称正始中立《三字石经》，而未明言古篆隶三体。古文出于黄帝之世，仓颉本鸟迹为字，取其孳乳相生，故文字有六义焉。自秦用篆书，焚烧先典，古文绝矣。鲁恭王得孔子宅书，不知有古文，谓之科斗书，盖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耳。言大篆出于周宣之时，史籀创着。平王东迁，文字乖错。秦之李斯及胡母敬又改籀书，朱作

有，《笺》曰：当作又。赵、戴改。谓之小篆，故有大篆、小篆焉。然许氏字说，专释于篆，而不本古文。孙星衍云：谓许氏不本古文之说，起于善长，然可谓不达六书矣。守敬按：孙星衍《问字堂集 与段茂堂书》云，仆少读《水经注》，称许氏专释于篆而不本古文，怪郦氏读书卤莽，并《说文 序》中所云，今叙篆文，合以古籀之言，都未寓目。今此亦有孙氏驳语，乃知孙氏此校，并非伪托。《说文》载古籀于小篆下者至多，郦氏岂不见之，盖以古文至汉时已多失传，故《说文》不以古文标篆上，而皆置说解于篆下，此时代使然，非许氏重篆而不重古文也。言古隶之书，起于秦代，而篆字文繁，无会剧务，朱讹作芜会剧者，《笺》曰：宋本作剧务，赵依改。又据黄本，改芜作无，云言于剧务则无会也。戴作无，作务，守敬按：《大典》本、明抄本作无，作务。故用隶人之省，谓之隶书。或云，即程邈于云阳增损者，是言隶者篆捷也。守敬按：自黄帝之世句至此，全本卫恒《四体书势》而钞变其辞。孙畅之守敬按：孙畅之《画记》见《隋志》，此当是其书记之文，畅之有《述书》，见《渐江水注》。尝见青州刺史傅宏仁朱仁作什，《笺》曰：《初学记》引此作傅宏仁。守敬按：《初学记》未引此句，《淄水注》引孙畅之说，作傅宏仁。说，临淄人发古冢，得铜棺，守敬按：《淄水注》引此事作铜棺，是也。桐棺何能历久不蔽？前和外隐起朱无起字，《笺》曰：脱一起字。全、赵增。守敬按：《初学记》二十一、《御览》七百四十九引此，并有起字。为隶字，言齐太公六世孙朱无六

字，《笺》曰：脱六字。戴、赵增。守敬按：《初学记》、《御览》引此并有六字。胡公之棺也。惟三字是古，余同今书。朱余作隶，《笺》曰：《初学记》作余，戴、赵改。守敬按：明抄本作余，《御览》同。证知隶自出古，《笺》曰：自一作字。守敬按：《初学记》二十一、《御览》七百四十九引此，并作字。非始于秦。孙星衍曰：此必不然，好事者为之也。郦君小学最疏，故取此委巷之说。守敬按：近日安阳所出之龟板，守敬亲见数十枚，纯是三代古文，决非伪作。惜不令渊如见之！魏初，传古文出邯郸淳，石经古文，转失淳法。守敬按：本卫恒《四体书势》文。邯郸淳，《魏志》附《王粲传》。书此碑者，《魏书 江式传》直云，邯郸淳书。《晋书 卫恒传》则以为转失淳法。胡身之《通鉴 注》言，《魏碑》以正始年中立。《后汉书》言，元嘉元年度，尚命邯郸淳作《曹娥碑》，时淳已弱冠。自元嘉至正始，九十余年，决非淳书。然究未得实指书人姓名。余谓《卫恒传》，魏初传古文者，出于邯郸淳，祖敬侯，写淳尚书，后以示淳，而淳不别。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经》，转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是明明谓卫敬侯初学古文于邯郸淳，及书石经，乃转失淳法，怪其不遵师法也。此石经即卫敬侯书无疑。[二八]不然，石经失淳法，与敬侯何涉，而载之于《恒传》耶？此亦从未经人道破者。树之于堂西，石长八尺，广四尺，列石于其下。会贞按：树之于堂西以下四句，接上魏事，叙《魏石经》，[二九]前云，汉立石于太学讲堂东侧，此在堂西者，则魏石也。《御览》五百八十九引《西征记》，国子学堂前有列碑，南北行，三十五枚，刻之表里。书《春秋经》、《尚书》二部，大篆、隶、科斗，三种字体。碑长八尺，今有十八枚存，余皆崩，指魏言也。国子学堂在太

学堂西，又言三字，又言长八尺，并与此《注》合。其称三十五枚，并可以补此《注》之缺略。《北史》，江式亦谓魏建《三字石经》于汉碑西，惟以为邯郸淳书则误。《洛阳伽蓝记》作二十五碑，与《西征记》异，而以为蔡邕笔之遗迹，则认汉碑作魏碑，尤误。碑石四十八枚，王校本云：朱十讹作千。会贞按：朱作十，其讹作千者，锺、谭本也。项絪、黄晟本亦讹。广三十丈。[三〇]会贞按：此二句补叙《汉石经》，碑上当有汉字乃分明。《后汉书 蔡邕传 注》引陆机《洛阳记》，太学堂前有石经四部，本碑凡四十六枚。西行，《尚书》、《周易》、《公羊传》，十六碑存，十二碑毁。南行，《礼记》十五碑，悉崩坏。东行，《论语》三碑，二碑毁。四十六枚，当从此《注》作四十八枚。盖《论语》三碑下脱存字，后人以为《论语》只三碑，故改四十八枚作四十六枚以就之。例以上称十六碑存，十二碑毁，此句当作三碑存二碑毁，则《论语》本五碑，[三一]合计共四十八枚也。《御览》五百八十九引《西征记》称，太学堂前石碑四十枚，则又脱八字。《洛阳伽蓝记》、《后汉书补注》四引《羊头山记》、《续博物志》六，并作四十八枚，可证。广三十丈句有误。考《后汉书 儒林传 注》引杨龙骧《洛阳记》载朱超石《与兄书》，石经文都似碑，高一丈许，广四尺，骈罗相接。碑各广四尺，综计只十九丈二尺，举成数当作广二十丈也。魏明帝朱讹作文帝，全、戴改，赵辨见下。又刊《典论》六碑附于其次。赵云：《隶释 石经残碑》曰，《水经》云，光和六年，立石于太学，其上悉刻蔡邕名。魏正始中，又刻古篆隶《三字石经》。盖诸儒受诏在熹平，而碑成则光和年也。《隋志》有一字石经七种，三字石经三种，其论云，汉镌七经，皆蔡邕书。又云，魏立《一字石经》。其说自相矛盾。新、旧《唐

志》有今字石经七种，而注《论语》云，蔡邕作。又有三字石经古、篆两种。盖唐史以隶为今字也。观遗经字画之妙，非蔡中郎辈不能为。以黄初后来碑刻比之，相去不啻霄壤，岂魏人笔力可到？当以《水经》为据。三体者，乃魏人所刻。《儒林传》云，为古文篆隶三体者，非也。又《隶续 三体石经左传遗字》曰，石经见于范《史 灵帝纪》及《儒林 宦者传》，皆曰五经，蔡邕、张驯《传》则曰六经，惟《儒林传》云，为古文、篆、隶三体书法。郦氏《水经》云，汉立石经于太学，魏正始中，又刻古文篆隶三字石经。《唐志》有三字石经古篆两种，曰《尚书》，曰《左传》。独《隋志》所书异同，其目有一字石经七种，三字石经三种。既以七经为蔡邕书矣。又云，魏立《一字石经》，乃其误也。范蔚宗时，三体石经与熹平所镌，并列于学宫，故史笔误书其事。后人袭其讹错，或不见石刻，无以考证。赵氏虽以一字为中郎所书，而未尝见三体者。欧阳氏以三体为汉碑，而未尝见一字者。近世方勺作《泊宅编》，载其弟匋所跋石经，亦为范《史》、《隋志》所惑，指三体为汉字。至《公羊碑》有马日磾等名，乃云魏世用其所正定之本，因存其名，可为谬论。一清按：景伯据《水经》之事实，辨《后汉书》、《隋志》之抵牾，定一字为汉刻，三字为魏碑，其言简而核，他说纷纭，不足录也。吾杭杭编修世骏，撰《石经考异》，荟萃羣籍，足补亭林顾氏之缺。四明全庶常祖望，更增广之，搜剔益无遗漏。石经之陈迹，一旦显于千百年之后也。又按：郦氏之言亦非也。据陈寿《三国志 魏志 明帝纪》，太和四年春二月戊子，诏太傅三公，以文帝《典论》刊石，立于庙门之外。不云于太学也。《搜神记》乃云，诏刊石于庙门之外及太学。裴世期曰，昔从征西至洛阳，历观旧物，见《典论》石经在太学者尚存而庙门外无之。问诸长老，云，晋初受禅，即用魏庙，移此石于太学，非两处立也。窃

谓此言不然，盖以《搜神记》所云为非也。盖石经立于太学；《典论》自在庙门之外，道元以晋移为魏立，恐不如世期目覩耳闻之较实也。又《三少帝纪 注》引《搜神记》，以《典论》为魏明帝立，诏三公曰，先帝昔着《典论》，不朽之格言，其刊石于庙门之外及太学，与石经并，以永示来世。至齐王绍位之初，西域献火浣布，子桓谓不然，于是刊灭此论，而天下笑之。今云文帝刊附，亦误也。[三二]会贞按：《御览》五百八十九引《西征记》，魏文《典论》六碑，今四存二败。《洛阳伽蓝记》亦云，《典论》六碑，至太和十七年犹有四。陆机言：《太学赞》别一碑，在讲堂西。守敬按：《御览》五百八十九引《西征记》，《太学赞碑》一所，汉建武中立。即机所言之碑也。下列石龟，碑载蔡邕、韩说、堂溪典等名。《太学弟子赞》复一碑，在外门中。今二碑并无。石经东有一碑，是汉顺帝阳嘉元年立。朱元讹作八，赵改云：阎若璩云，阳嘉止四年，八是元年之误，盖作毕即立碑也。下九年亦当是元年。碑文云：建武二十七年造太学，年积毁坏。永建六年九月，诏书修太学。刻石记年，用作工徒十一万二千人，朱作字在工字下，赵同，戴作作工。守敬按：《大典》本、明抄本作作工。阳嘉元年八月作毕。朱元讹作九，全、赵、戴改。守敬按：《顺帝纪》正是元年。碑南面刻颂，表里镂字，犹存不破。守敬按：《后汉书 顺帝纪》，永建六年，缮起太学。阳嘉元年七月，太学成。与此八月作毕异。《御览》五百三十四引《述征记》太学学堂里有《太学赞碑记》曰，建武二十七年立太学堂，永建六年制下府缮治，并立诸生房舍千余间。阳嘉元年毕刊于碑，有太尉庞参、司徒刘崎、太

常孔扶、将作大匠胡广答制记。此石经东之碑，一名《太学赞碑》，即《洛阳伽蓝记》云，《赞学碑》一所在堂前者，非陆机所言之《太学赞碑》也。汉石经北，有《晋辟雝行礼碑》，是太始二年立，其碑中折。守敬按：《晋书 武帝纪》，泰始六年十一月，幸辟雍，行乡饮酒之礼。二年，无辟雍行礼事。近洛阳出土有《晋辟雍碑》，文云，泰始三年十月始行乡饮酒、乡射礼，六年正月又奏行大射礼，其年十月行乡饮酒礼，并称皇太子咸宁三年十二月行乡饮酒礼，四年二月行大射礼，碑立于咸宁四年十月。所云泰始三年十月事，即此《注》所指，足征二年为三年之讹。所云泰始六年十月事，即《晋书》所载，足征十一月衍一字。今碑与郦氏所见各一碑，盖泰始三年尝刻石纪事，后又综纪泰始、咸宁诸事于一碑也。但世代不同，物不停故，守敬按：《 水注》有物不停固之文，此故当作固。石经沦缺，存半毁几；朱《笺》曰：当作存毁几半。赵云：按存半毁几，言所存者如此而毁者凡几也，朱氏以意妄改，所未安矣。守敬按：石经沦缺之数详上，朱谓当作存毁几半，约略计之也。如赵说反不如朱之明了。《魏书 外戚传》，洛阳虽经破乱，而旧三字石经宛然犹在，至冯熙与常伯夫相继为洛州刺史，废毁分用，大致颓落。但《御览》五百八十九引《西征记》称三字经今有十八枚存，余皆崩。《洛阳伽蓝记》犹有十八碑，余皆残毁。与《西征记》说同，则又似冯、常无毁石经之事者。驾言永久，谅用怃焉。考古有三雝之文，守敬按：《汉书 河间献王传》，武帝时来朝，对三雍宫。应劭曰，辟雍、明堂、灵台也。今灵台、太学，并无辟雝处。守敬按：古人或以为明堂、辟雍同处，或以为灵台、辟雍异名同实，或以为太学即

辟雍，郦氏似不用应劭说，但就上文所叙者言之，明堂有辟雍，而灵台、太学无之也。晋永嘉中，王弥、刘曜入洛，焚毁二学，守敬按：《晋书 怀帝纪》，王弥、刘曜入京师，在永嘉五年。《刘聪载记》称弥等焚东阳、宣阳诸门及诸府寺，则二学在其中。尚髣 前基矣。会贞按：《后魏书 刘芳传》表云，《洛阳记》，太学在开阳门外，今太学基所炳在，仍旧营构。又言，今太学故坊，基址宽旷。

谷水于城东南隅，枝分北注，会贞按：此自城西径城南之谷水，于东南隅三枝分北径城东者。径青阳门东，故清明门也，守敬按：《洛阳伽蓝记》，东面次南曰青阳门，魏、晋曰清明门，高祖改为青阳门。亦曰税门，朱门外有也字，戴删。守敬按：《续汉书，百官志》作秏门。亦曰芒门。守敬按：《洛阳伽蓝记》，汉曰望京门。《河南志》作望京门，又作宣平门。又北径东阳门东，故中东门也。守敬按：《续汉书 百官志》，雒阳城有中东门。《洛阳伽蓝记》，东面次南曰东阳门，汉曰东中门，[三三]魏、晋曰东阳门，高祖因而不改。又北径故太仓西。《洛阳地记》疑衍地字。曰：大城东有太仓，仓下运船常有千计，守敬按：《御览》一百九十引《洛阳记》有常满仓，谓汉之仓。《晋书 食货志》，显宗永平五年作常满仓，立粟市于城东，是也，在建春门外。此太仓谓晋之仓。《晋书 武帝纪》，咸宁二年九月，起太仓于城东，是也，在东阳门外。即是处也。又北入洛阳沟。会贞按：《注》叙自城东南隅枝分之水止此。洛阳沟即上谷水自城北屈南径建春门乐里道者，此水自城西径

城南。

谷水又东，会贞按：此城南谷水东出之正流。左迤为池。会贞按：池在故洛阳城东。又东，右出为方湖，东西一百九十步，南北七十步，会贞按：湖在故洛阳城东。故水衡署之所在也。会贞按：《续汉书 百官志》三，孝武帝初置水衡都尉，别主上林苑有离宫燕休之处，世祖并其职于少府。每立秋貙刘之日，辄暂置水衡都尉，事讫，乃罢之。

谷水又东，南转，屈而东注，谓之阮曲，会贞按：《渭水注》叙成国故渠东流，又东南，谓之周氏曲，与此略同。云阮嗣宗之故居也。《晋书 阮籍传》，阮字嗣宗，陈留尉氏人，此其入官所居也，在故洛阳城东。

谷水又东，注鸿池陂。《百官志》《续汉书》曰：鸿池，池名也，在洛阳东二十里。会贞按：《后汉书 安帝纪 注》引《续汉书》，永初二年，诏以鸿池假贫民，即此池也。在今偃师县西。丞一人，二百石。池东西千步，南北千一百步，四周有塘，池中又有东西横塘，水溜径通。戴改径作径。故李尤《鸿池陂铭》曰：鸿泽之陂，圣王所规，开源东注，出自城池也。朱源作水，《笺》曰：旧本作又，《玉海》引此亦作又，其误久矣。按《艺文类聚》，张载《鸿池陂铭》曰，开源东注，出自城池，盖本李语也。守敬按：朱《笺》所称张载《鸿池陂铭》，引见《类聚》九，其

中又有渐台中起，列馆参差二语。《文选 谢玄晖＜晚登三山还望京邑诗＞ 注》引作李尤《洪池铭》。不应张载与李尤全同，知为李铭，而《类聚》误作张载也。

其水又东，左合七里涧。会贞按：《注》不言七里涧所从出。据《洛阳伽蓝记》称，七里桥在建春门外，[详下。]则七里涧即自建春门乐里道屈而东出阳渠之水，城南东出之谷水既合此涧，则谷水之下流，至是复合而为一矣。涧在故洛阳城东。至谷水合涧处则在偃师境，盖鸿池在洛阳东二十里，谷水合涧，更在鸿池之东也。《晋后略》守敬按：《隋志》，《晋后略记》五卷，晋下邳太守荀绰撰。《晋书》本传称，绰撰《晋后书》十五卷，十字衍。两《唐志》并作五卷，可证。曰：成都王颖朱无颖字，《笺》曰：宋本有颖字。全、赵、戴增。使 人陆机为前锋都督，伐京师，轻进，为洛军所乘，朱讹作为治军所处，赵据《名胜志》引改，全、戴改同。大败于鹿苑，人相登蹑，死于堑中及七里涧，涧为之满，守敬按：《晋书》机本传略同。即是涧也。涧有石梁，即旅人桥也。守敬按：《寰宇记》引陆机《洛阳记》，城东有石桥以跨七里涧。《洛阳伽蓝记》，出建春门外一里余，至东石桥，桥北大道东有绥民里，东有崇义里，崇义里东有七里桥，以石为之，中朝杜预之为荆州，出顿之所也。七里桥东一里，郭门开三道，号为三门，离别者多云，相送三门外。京师士子送去迎归，常在此处也。昔孙登不欲久居洛阳，知杨氏荣不保终，思欲遯迹林乡，隐沦妄死，朱《笺》曰：宋本作忘死。赵云：按非也，妄死谓诈死耳，不误。守敬按：《大典》本、明抄本作妄。《神仙传》作卒死。卒死者，暴

死也。观下文埋之此桥，则解作诈死，非。杨骏埋之于此桥之东。守敬按：《神仙传》作骏给棺埋之于振桥，乃旅桥之误也。骏后寻亡矣。《搜神记》曰：太康末，京洛始为《折杨》之歌，有兵革辛苦之辞。骏后被诛，太后幽死，《折杨》为之应也。戴删为字。会贞按：今本《搜神记》脱此条，引见《御览》五百七十三始为折杨下有柳字，革作车，误。末句无为字。凡是数桥，皆累守敬按：残宋本、《大典》本并作累。石为之，亦高壮矣。制作甚佳，虽以时往损功，而不废行旅。朱超石《与兄书》云：守敬按：朱超石，朱龄石弟。《宋书》、《南史》俱附《龄石传》。桥去洛阳宫六七里，守敬按：桥在故洛阳城东。悉用大石，下圆以通水，可受大舫过也，奇制作。朱《笺》曰：奇制作未详，《玉海》引此，《注》无此三字。赵云：按奇制作所谓桥之制作甚奇，即上制作甚佳之意，岂可以《玉海》所引无之，而遂疑之。戴以为衍文，删去。题其上云：太康三年十一月初就功，日用七万五千人，至四月末止。守敬按：《晋书 武帝纪》，泰始十年十一月立城东七里涧石桥。此作太康三年，盖误。此至四月末止，亦有讹，疑四当作是，谓十一月初造起，即以其月末止也。此桥经破落，复更修补，今无复文字。守敬按：观此知上文是据旧拓本，非亲见碑题也，当从《武帝纪》。阳渠水又东流，径汉广野君郦食其庙南。朱《笺》曰：径当作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