稀见地方志提要

稀见地方志提要　　陈光贻 著

瞿序

方志纪载某一地区之历史，自全国总志以至都会郡邑，举凡山川、人物、风俗、物产等等，靡不毕具。但以彼此情况，各自有异，遂有此详彼略，甲重乙轻之分。论其体裁，亦不尽相同，自序、凡例，略举概况，详别著地方志学讲义初稿中。异曲同工，要皆为国史初基，但方志所载，有隐微事迹不见于国史者，有前代人物不列国史者，有特殊史料不尽登国史者，独赖方志以传，其史料价值，可以概见。

方志古无专书，寻根溯源，要以《禹贡》及《周礼·夏官·职方氏》为权舆；晋常璩《华阳国志》，记巴蜀地区事迹，粗具方志之雏形；《隋书》、两《唐书》经籍艺文志地理类所收，大都为形似方志中专题单行者；至宋，方志体例始渐备。

《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分列十目，取采谨严，择尤雅者始录之，列入总志者祇七，都会郡邑者四十七，而《吴地记》《长安志》《雍录》等入古迹，《桂林风土记》《岳阳风土记》《东京梦华录》《会稽三赋》《中华纪闻》等入杂记，倘视作别裁，亦无不可，惟详略重轻之间耳。方志一门，于群籍中所占数量十不及一，旧藏书家著录无多，至近数十年来，始有方志专目出而闻世，视作创举，由是海内外图书馆咸以网罗方志为重要职志，竞相罗致，书林猝空，遂使价增倍蓰，宋元旧刻，片纸之值，几乎贵及兼金；无法获得原本者，则或乞乎传钞，或代之影印，甚或谋诸胶卷，取而代之，用广其传。

长兴陈光贻先生，专修国学，而于方志致力尤勤。尝承乏武进文献征存社，整理古籍；继至上海图书馆，与共晨夕，每获异书，必持以相视，休沐之暇，輙录其精要。晨书冥写，露纂雪钞，无间寒暑，日积月累，所见寖广，寝馈于斯者盖三十余年矣。乃以其所录者颜之曰《稀见地方志提要》。览其例言，隐隐知其所谓稀见者，则或为版本之罕传，或为笔墨之优异，或为取材之独到。复旁搜广引，以正旧传，如据单学传《钓诸小志》，举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知原稿多至两橱，通行一百三十卷者尚非足本。又据归有光《震川文集》谓：《兴都志》当时以不合圣意，未尝付梓，仅留传钞本，以正著录刻本者之讹。其意至深，固不徒仅仅于流传之不广也。于是择其尤珍者，得一千一百余篇，分列若干卷，将以此为滥觞，异日更以余稿及续见者继之。前贤名著，益得发扬而光大之，良驹得骋，功在伯乐。辱承见爱，每以他山之石见推，属为文以记之，义不敢以不文辞，自惟虽略知版刻，管窥蠡测，恐无益于先生之文，聊贡刍言，就正大雅，亦私幸得附骥云。一九八○年四月瞿凤起稿。

潘序

方志之业，备例于宋而繁衍于清。千载以来，官修私纂，数几及万，駸駸囊括寰宇，星罗万象，实史材之宝库，取资无穷，文献足徵，猗欤盛哉。顾历史悠久，流散蓬转，综而理之，殊感难能。吾友朱君士嘉，早岁从事方志之学，徧访国内外公私藏家，分省系目，编成《中国地方志综录》一书，得便学者之撏然据目存录，无由深入探索，未餍读者之殷求。建国以来，私家所藏，次第俱归公有，全国各图书馆均重视斯业，搜罗日广，而《中国地方志综录》之增补益富。朱君广理旧业，踵成巨编，行将问世，以备观采，足称盛事矣。顾时代更易，体裁不一，而编纂之人，学识时有高下悬殊，内容无覩，精粗莫辨，考镜取资，何由入手？此陈君光贻《稀见地方志提要》之作，庶有裨学者之寻索为不可少也。予与光贻同事上海图书馆，垂三十年，深知其用力之深，审别之精。馆藏地方志盈六千余种，君以休沐余闲，遍览馆藏，每读一志，辄为扼要钩玄，纂录成文，露钞雪纂，阅二十余年，成提要千一二百种，编为十五卷，举地方总志一卷冠首，全国地方要典，约略可具。读君序例，溯源穷流，有条不紊，非沉酣于斯学者，曷能臻此？深惭寡昧于兹专门之学，刍献无能。承命缀言简末，附骥留名，未尝不重自愧也。君书杀青有日，而孜孜兀兀，赓续攸待，用当摩挲老眼，更观厥成焉。一九八○年四月潘景郑谨识。

自序

方志其曷昉乎，始肇于《周礼》，《周官》外史掌邦国四方之志。若《晋乘》，《楚帱杌》之类，是则诸侯之成书也。自秦兼并四海分郡邑，汉因秦制置州县。迹既远，地名又数改易，是以采获旧闻，考迹《诗》《书》，推表山川，计书先上太史，副在丞相。汉自张禹属朱贡条记风俗，始有方域记。东汉有《汝南先贤》《襄阳耆旧》《关东风俗》诸传，其初惟扬明耆献，渐而方物有传。然一事一篇，而未集成一书也。晋常璩撰《华阳国志》，其书犹存，观其体例，有似今之方志焉。然其为偏方割据，纪载一国之全史，不可视为方志之肇端耳。自刘宋迄隋唐，记山川郡邑之书有志、乘、记、谱、编、录、图经、事类等名，于是方志之名始立，而不过记方域、山川、风俗、物产而已。及唐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图志》，兼及古迹，宋乐史撰《太平寰宇记》，又增人物、艺文。后来修郡县志皆仿其例，故自宋以后方志体例臻备。举凡舆图、疆域、山川、名胜、建置、职官、赋税、物产、乡里、风俗，人物、艺文、灾异，无不概载。其名称曰志，或曰记，实兼及图经、录、乘，至是方志渐符史体矣。元、明方志，大抵承宋志体列。元始置行中书省，明有布政司，掌管一省事宜，自明以来，乃有一省之通志。其时关镇军、乒备道诸武官，亦著书侈谈地理形势、疆场城塞、兵马刍粮之事，而有关镇军卫所之志。明、清职方制，设省、府、州、厅、县、卫、所，乡镇诸级，各有修志，其记载有区分，而体裁大抵相似，事无巨细，无不述焉。王士祯谓：“《汉中府志》载木牛流马法，《武功县志》载织锦璇玑图。”此史书之所无，有溢于史例之外矣。虽不免踵事增华，末大于本，若非妄谈，乃可以补史书之不足也。

盖论历代纂修方志得失，以缀周、秦、两汉、六朝以来之书，说地理者多矣。或释经典，或撰述方志，竞为新异。《隋书·经籍志》地理类载者，今其书渺不可求，亦无从窥其体例也。自宋迄元、明、清之方志存者尚多，犹可考其纂修因革之源流。宋自祥符中诏天下修图经，援以《太平寰宇记》为例，兼述人物、艺文，体例庞浩，周淙《临安志》，范成大《吴郡志》，为尤著者也。元修方志，以宋志为法，纪载增详。俞希鲁《至顺镇江志》，述及物产，徐硕《至元嘉禾志》，录以碑碣，袁桷《延祐四明志》，记及水利。均增益备，叙述简括，深有体要，可与宋人颉颃也。明修方志，初以宋志为树范；至正德间体裁始变，沿史法，工词章，褒贬善恶。康海《武功县志》七篇，一篇一文，首尾相贯。其文简事赅，训词尔雅，石邦教称，其义昭劝鉴，尤严而公。韩邦靖《朝邑县志》，则宏纲细目，包括略备，约其文辞，治其烦重。故文省而事不漏，且叙次点缀，若有余间，宽然无局促束缚之迹。论二公之书者，称为“乡国之史，莫良于此”。又谓：“《武功志》体例谨严，源出《汉书》；《朝邑志》笔墨疏宕，取法《史记》。”其后修方志者，莫不以《史》《汉》为圭臬，因而多奉康、韩为宗矣。清修方志，于乾嘉时最盛；如戴震、钱大昕、洪亮吉、孙星衍辈，以修志应繁，终年载笔。其所纂之志多征博引，致无一字不著来历，戴震甚谓：“志以考沿革，但悉心于地理，则志事已竞。”其时章学诚驳以修志，专事沿革，则偏而不全。由是修志家致生二说，互持论评。后人称戴震等为考据派，章学诚为撰著派。学诚修志，实承康、韩，以著述为旨，以史法为例。其尝言曰：“欲经纪一方之文献，必须立三家之学。”三家之学者，章学诚所订《方志立三书议》也。余谓学诚修志，以史法为例胜。康、韩修志，以《史》《汉》之文胜。康、韩之书，辞约而事不漏，简核尔雅。学诚以史例为骨，体大空疏。其所拟《湖北通志》例，体裁庞浩，则文繁事复，终不免后世议其缺失也。岂其定例，剪裁之技虽工，而修辞炉炼之功不足哉欤？终不若考据家如钱大昕、洪亮吉辈，勒成诸志，开卷井然，事详词畅。其后李兆洛、俞樾辈继为有名，而学诚之学，则无后继者也。

方志之书，见载于史书艺文志者，始于《隋书·经籍志》，及《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新元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均列于地理类，未有别立方志一门。《清史稿·艺文志》地理类有都会郡县之属，载方志三百五十六种，大抵为官修之志也。而《千顷堂书目》所收方志，有一千六百多种，《古今图书集成》内录方志，约计一千四百数十种，可知方志卷帙之浩繁矣。乾隆时修《四库全书》，执事者于方志，厌其芜滥者多，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仅收四十七种，又杂志及存目一百数十种。考方志之载于公私书目，而独立一门者，始自《通志·艺文略》地理类，有郡邑之属，图经之属。《国史经籍志》地理类，有图经一门，《万卷堂艺文目》地理类有方州志一门，《澹生堂藏书谱》图书类有省会通志、郡邑志二门。迄清末缪荃孙编《学部方志目》，始有方志专目之书，瞿宣颖撰《方志考稿》，又有提要之作。自后数十年间，方志目录之书多矣。或为考索存轶，或为著录藏书，竞为新异。近人朱士嘉汇集全国今存方志，编为《中国地方志综录》，共有七八千种。

观今存方志，由于编纂者之学识参差不齐，往往高下悬殊；故其书有纯有拙。然大率芜滥者多，纯于史法者少；要不失为可备考之资料，即使有芜滥之偏，亦皆足以参考也。举凡方志中省府州县之建置沿革，职官典制，风俗物产，农业水利，人物艺文之类，由于各级方志纂辑之时，因地近知征而易核，故能迹真翔实。虽其有详有略，或核或谬；则撷信实，弃虚构，皆可以为当世建设所致用也。清初顾祖禹纂《读史方舆纪要》，顾炎武纂《天下郡国利病书》，大抵取材于府县方志，凡一国之疆域山川郡邑形势、典章制度、风俗物产、屯田赋役、战守成败、兵马刍粮之事，及河漕堤塘水利之兴废，皆究厥本源，汇于一书，可以详其利病之所在者也。由是后来学者，乃知方志中蕴有可备考之资料。其初则用之于考证经史，及国家经济利病之所在，如朱彝尊《日下旧闻》，钱大昕《辽史拾遗》，陆心源《宋史翼》，间亦取材于方志。陈垣专取材于《至顺镇江志》，作《元也里可温考》，张星烺援引闽、粤方志，成《斐律宾李马奔之真人考》，沙彦楷以宋、元、明方志所列秦、汉古舆图，考定《禹贡》三江源委，作《江湖五考》一书。由是世之学者，乃知方志中蕴有经史所未载之史料焉。方志中非惟蕴有丰富之史料，其于天文地理经济等资料，亦蕴藏丰富，尤为经史之书所无焉，则正待后来者之所启发耳。近来学者，为国家建设所需之资料，对方志颇注意，方志目录之编辑，不下数百种，方志资料之纂录，亦在兴起。至于考方志资料之真伪，述山川郡邑形势之扼要，物产矿藏之所在，以及历代方志体裁之因革，则未有作者。惟瞿氏《方志考》，仅成六篇，述及八省，只考修志源委，论纂辑工拙，且其所录多为习见之书。又观今公私藏家所编方志目录，仅著书名卷数撰人版本而已，且以书名不似方志之地志书，往往摈弃不录。以故余久有志于方志提要之作。提要则可以概述一书之内容，至于山川郡邑古今之沿革，一郡一邑物产之所著名者，以及历来方志体裁之因革，与夫修志者，手裁之优劣，皆可简括而说明之。然方志卷帙繁浩，势难尽录，固非一人一手之所能为。然观古人著书，贯彻终始而成一家之言，亦非众手之所能作也。且余才疏学浅，虽蓄有此志，自忖不免狂妄。惟以有志竟成之教为愿，不惜劬劳，不稽及时刻，公退之暇，每阅稀见之方志及著名志书，摘其书内核要，先于上海地区公私藏家，录得几百十种，著成提要。复又征求于外地，北至北京，南至天一，近在苏、宁、杭、嘉诸地，亲往访书，如此历二十余年。余于方志之学亦略有所知。著成提要约计一千一二百种，编为十五卷，首一卷，名曰《稀见地方志提要》。

《稀见地方志提要》虽未尽收今存之志书，而每省之通都名郡邑，则绝少遗弃，尤于书名不似方志，诸家目录遗漏者、稀见者，《提要》著录之。历代方志体裁及各级地区之方志，《提要》皆无遗漏，例如侨立志书、编年体地志、纪事本末体地志、赋体地志、骈俪文地志等，今行诸家方志目录，不辨方志体裁，大抵摈弃不录，《提要》则每一志类、每一体裁，皆有著录，可以考见历代方志之变革焉，于《提要》之《例言》一一详述说明。至于宋、元、明有名之方志虽存者不多，前人已作提要考证者，而今毋须作补正者，《提要》不再尽数著录矣。《提要》于方志书中内容资料，只能撷其核要，以资阅者。至于资料之真伪，核实虚妄之辨别，则赖各业专家自行考证。然于方志中虽一图一表，《提要》作者视为可撷取者录之。例如，顺治《河内县志》卷前列《大禹覃怀底绩图》，乾隆《宜川县志》之《壶口古图》，嘉靖《徽州府志》列秦、汉鄣郡古图，表如《建康表》之例。又如历代疆理之制，清有分县，而不列职方之制，惟行于甘肃一省，穷僻之邑。而宝山分县《江东志稿》，初稿始于乾隆时，乃知毗连松、沪繁富之区，亦有分县，非惟限于甘肃一省焉。《宣统泰州志稿》详载商会农会之创设开始，清代有此制矣。至于物产之变迁，方志每载唐、宋、元、明、清时矿冶之业，而稀有金属之蕴藏，前人未知此学，方志记蕴地生物之状况，可以推测焉。如《长兴县志》记乌瞻山，乌过其地，必高飞俯首，昔有道士炼丹于此。又如光绪《苗栗县志》物产类附《潢案》一篇，记光绪丙子，募西士为工师，设机械开井炼油，而与西士争讼之事。成化《湖州府志》载，绢紬绫纱，惟郡城中织之，其外具无。考清代湖紬，机杼之家，偏于村野，而反郡城中则无织紬之家。此乃工业集中于城，或分散于乡之变迁也。成化《府志》又载“笔出归安县之善琏村，昔有冯应科、陆颖，皆善制笔，近时王古用所制亦妙”。而近二三百年来，则推郡城之王一品所著最佳，以此可考古今商品之变迁也。兹序言略举此数端，以见稀见方志，有不易征之资料存也。陈光贻记。

●凡例

例言

一、吾国自汉魏以来，说地理者多矣。以审乎天下形势，而视乎山川之脉络，关乎都邑。由是撰述方志，竞为新异矣。自宋以来，犹存方志之书，不下万种。然不出于官修、私纂二类，体裁亦各殊。皆可以考镜列代州域之形势、山川之脉络、货物之所产，以及采获旧闻古迹，莫详于此。然其书体裁因革，纪载疆理，历代不同，非以目录可以注明之，惟作提要可以述其因革之变，综其源委之所由。而方志卷帙浩繁，不胜尽录，只可择其版本稀见，与定例笔墨之优异，或取材之独到，为方志之重要者录之，本书取名曰《稀见地方志提要》。

一、清雍正时苏州府学教授储元升有言曰：“地志有四，曰一统志，曰通志，曰府志，曰县志。就其中惟县志为地未甚广，纪载较详。”储氏所举，不过方志体类中十之二三耳。如关、镇、军、道、卫、所诸武官亦皆修志，盐井盐场，有提举所修之志，土司司所，有土司所修之志，乡镇有村镇之志。或其书以山川岛屿地域等名者，而记一方一域之疆域、山川、天文、历史、经济、人物、艺文者，亦为方志耳。计其种类，有一统志、通志、府志、州志、厅志、县志、关镇军志、道志、卫所志、土司司所志、盐井盐场志、乡镇志、乡土志、侨置志等，兹分述如下：

一统志即总志，是为一国之志，综录一国郡县志书而成也。唐《元和郡县图志》，体裁宏备，《四库全书》列于地志之首，郡县修志，必用其体例，方志体裁，亦臻完备，总志方志遂密切相关矣。总志规范，为一国疆理之制，方志规范，为一省一郡一县之疆域；欲明一省一郡一县之疆域，焉可不明一国之疆理乎，本书故列总志于卷首。总志为记一国地理之书，其编纂因各取所需，或专载舆图，或专记舆地、山川，或专述天时、物产、胜迹，或记寰宇通衢，或为商贾游览之所用。其书为载一国疆域者，本书皆择要著录。

通志亦称省志、大志、全志、省图经，其大抵始于明时。宋有路图经、路会要，清人之《满洲源流考》《柳边记略》《吉林外记》《黑龙江外记》《蒙古地志》等，亦皆为记一省事物之书也。省之设，盖自元置行中书省始，明、清之布政司，亦管理一省之行政。通志则为明、清时巡抚或布政使所修，而执笔者，大抵为学政；亦有出于总管二省之总督所主修者也。如《盛京通志》，为盛京府尹所修之志，而统记关外今三省地域。因清于光绪前关外未设行省，仍其旧制，以盛京昂邦章京所管辖焉，故盛京修志，亦称通志。

府志，或称郡志，是为知府主修之书。府之由来，唐制大州曰府，隶于道。宋制隶于路，元制隶于行中书省，府下隶于道或路，明、清隶于布政司。而明制以应天、凤阳、顺天三府直隶南北两京，清初亦以盛京、顺天直隶京师，设官称曰府尹。府尹所修府志，其大抵用都会志例，与知府所修府志有异。又私纂之郡府志书，与官修府志体例不一，如徐献忠《吴兴掌故集》、吴履震《五茸志逸随笔》、徐崧、张大纯《百城烟水》，名异体殊，不过记一郡之人物掌故耳。

州志，是为知州所修之志，元、明、清制，以邑之大者为州，小者为县。州隶于府，亦有隶于道于省，或领县，或不领县。盖州之名，由来远矣；古之冀、兖、青、徐、荆、扬、豫、梁、雍，此尧时之九州也，舜增为十二州，犹今之一省。秦并诸侯置郡邑，魏晋六朝均设州，统辖郡邑。隋初罢郡置州，后又罢州置郡。唐初改郡为州，后又改州为郡，唐、宋之制，置州犹如明、清之一府也。

厅志，始于清代。清制，府以下设厅。厅分直厅、散厅之别，皆设同知或通判之官，以理厅事；直厅如同州县属于府，散厅则为府之分出；其大抵置于地方特殊之区域，专管一种政务，如盐茶厅等是焉。而厅不领县。按《大清会典》：“凡抚民同知通判，理民同知通判，有专管地方者为厅。其无专管地方之同知通判，是为府佐贰。”

县志，为记一邑事物之书。所谓省府州县志书，县至下焉，为地未甚广，纪载较详；为省府修志所取材焉，故县志为地方志之基础。设县之制，周时已有之矣，自秦以郡统县，历代相因。明、清制，县属于府，或属于州；民国初，县属于道，道废，直属于省。方志以县志为最多，体裁亦于县志为最繁，总其类，有官修与私纂二种。如《凤阳新书》，因凤阳为明太祖“沐邑”，出于京兆知县所修，其体裁仿都会志例。如《曲阜县志》，曲阜为孔子之乡，为孔氏世袭知县所修，重于孔氏世系，体裁与他邑县志不同。又如《陇西分县武阳志》《打拉池县丞志》，是为分县志书；分县始于清代，以大县僻壤之区分设，置官不设知县，以县丞专理县政，故分县志亦称县丞志。清代分县之制，未见明规典则，而甘肃一省，有分县凡九，江苏亦有宝山之江东分县。

关镇军志，关镇唐宋称军。《通考》曰：“宋朝之制，地要不成州，而当津会者则为军。”宋有《广德军图经》。关镇有志，大概始于明。是时布政使诸官，修有一省之通志，由是关镇守将亦著书记其戍地。其书所述，则重于疆场城塞、兵马刍粮，用以察边情、定战守之策。兼述及其戍地之风俗物产、古迹祠庙、人物艺文。而宋称图经，关镇军志必载详细之舆图也。

道志，出于分守道，或兵备道所修。分守道所修者，有同于省郡之志，兵备道所修者，则犹如关镇军志。明、清制，以分一省为数道，则因事而设，置废无常。

卫所志，始于明。明初立军卫法度，天下要害之地，连郡者设卫，卫以下设所。《明史·兵志》日：“明于武功定天下，自京师达于郡邑，皆立卫所。外统之都司，内统于五军都督府。”清因明制，亦设卫所。卫所有专志，如《金山卫志》《蒲岐所志》是也。

土司司所志，明时已有之矣。《古今图书集成》中，所录《大渡河土千户所志》《天全六番招讨使司志》，皆修成于明时，今犹可考见。土司之制，由来极久，唐、宋有“羁縻”州，尚未通于典属。元设有“宣抚”“安抚”“招讨”等司，则已明规官制。明、清于湖广、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甘肃等地，凡羌、番、苗、瑶诸族聚居之处，皆设土司之官世掌之。如宣慰、宣抚、长官等司，与指挥使司，千户百户，是为武职。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及州判、吏目等，是为文职。总称曰土司，《明史》有《土司传》。土司有其所领司所之志，书中兼记其家世渊源也。

盐井盐场志。盐井志则独见于云南一省，云南有盐井凡九，以黑、白、浪三井最有名，皆有盐井志。盐井自元朝始设官专理盐务。明置提举司，兼理民刑政务，其职所司与知州等。清因之，康熙时修一统志，征天下府、州、厅、县志书。是时云南黑盐井提举沈懋价，以为盐井之制，与州县同，不可无志，乃修《黑盐井志》以呈，盐井有志自此始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