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冬序录

，腹膨胀不能食，多致疾而毙。故采者或十数日即归家，稍休复往，如是不止。岁月渐久，婴毒渐深，莫能免于疾以毙。然利所在，竟不能自止。夫民苟勤力农弃，衣食所得，亦足自养，尽命而终，岂有冒险致疾之虞。而以此陨命而不悔，利之误人如此哉。

嵩阳因产铅之故，居民多制胡粉为业。其法，铅块悬酒缸内，封闭之四十九日始开，则铅化为粉矣。化弗白者，炒为黄丹。黄丹渣为蜜陀僧。凡此三物，收利甚博。人有资之而得富者。然其铅气有毒，制者必食犬肉，饮酒，以御之。若枵腹中其毒，辄病至死。业久之家，长幼为毒熏蒸，多痿黄，旋致风挛瘫软之疾，不得其寿而毙，至阖户无遗类。吁，可畏哉！而县人急其利，不恤其害。继之者，自昔至今，相竞不已也。世之鄙夫，贪目前忘日后，牵于幸得，而甘取祸者，其独此一事哉？是事，孙君原贞曾有说戒其县之人。春分守河南道，其地为重，致戒云。

周世宗显德中，至淮南，尝言前、涂二山，为濠州朝冈，有王者气。后三百年，而我太祖出焉。地理之符，岂偶然哉！

南京守备太监刘郎，自陕西、河南镇守至金陵，贪忄林益甚。资积既厚，于私第建玉皇阁，延方外，以讲炉火。有术士知其信神异也，每事称帝命以动之，饕其财无算。郎有玉绦环，直价百镒。术士绐令献于玉皇，因遂窃之而去。或为诗笑曰：“堆金积玉已如山，又向仙门学炼丹。空里得来空里去，玉皇元不系绦环。”春闻诸周少卿子庚，相与冁然。

圆泉水，在郴州城南二十里会胜寺侧。张又新《煎茶记》自述，于僧室得一书，见陆羽与李季卿“论水”之目二十，而此其第十八者也。又新《记》始云，刘伯刍称水之宜茶，有七等，杨子江南零水第一，挹而试之，诚如其说。及刺永嘉，过桐庐严陵濑，家人用水泼陈黑坏茶，皆芳香，以煎佳茶，鲜馥不可名，愈于杨子南零殊远。至永嘉，取仙岩瀑布用之，亦不下南零。今考又新僧室所得书，水品次第，以庐山康王谷水帘水为冠，而桐庐严陵濑水第十九，又在圆泉之后，所谓仙岩瀑布弗与焉。然则，吾郡是水者，容可以其品目稍下，而遽轻视耶。张舜民谪郴时，求是水不得，而以永庆寺泉当之，是水既出永庆，寺虽美不足复称。后人特缘张爱，名浮休泉。永庆寺基，今入学宫；浮休泉已就湮圆泉水。春亲口其上，信有异脉。茶记不虚著也。独念盛洪之《荆州记》云，桂阳县有圆水，一边冷，一边暖。冷处清且绿，暖处白且浊。吾郡圆泉水外，别无圆水。水今无此异，岂水脉今与昔不同耶？意者，昔人好奇，耳目僻远地得凿空言之，以诧骇，常情耳。此等记录，天下往往而有，事非验之，闻见弗信可也。

燕泉，春别号也。郴城之西南，有燕泉者，在桂林坊东，而春先人故居之西，相去数十步耳。泉仰喷沙石间，寒冽而甘，四时不涸，傍泉居人，取汲焉。谓之燕者，春燕来时，泛滥东流，合三川水，过游鱼案，入通波堰，有灌田之利。燕去则否，南天秋雨多，燕之去，泉与农无功矣。宋折枢密彦质谪郴时所居，考郡志，殆即春所居之地。折寓郴，号葆光居士，尝作引春亭于泉上，为杯觞曲水。又作春和堂，日游宴其间。今遗址具存。春顷就故居之南隙，展凿一塘，得青石数段，合之则昔人之所为杯觞者，其折之遗物。数塘引泉流，种荷养鱼，自春徂秋，弗盈弗缩。方兹泉之急田利，春不敢专，及其剩于农也，春独有之，而人不以为嫌，春故于兹泉托是号焉。昔人所有亭塘觞咏之乐，宛然在目。第欲效其所为，而愧其力之弗能举，且弗暇也。家山别后，重怀丘首，简诸知己，各著文诗，庶以名泉有永云尔。

●卷三外篇

三代而下，祭法弗备。郊祀之礼，惟我朝为有常，而郊礼之制，亦惟我朝为有体。朱子说宋郊天帝，其数有十。汉时，祀太乙即是帝。而今又别祀太乙，郊台阶级两边足踏过处，中间自上排下，都是神位，更不通者。夫宋一朝，不能三四郊。太宗在位，得五郊，宋人颂德焉。其祀典无稽，坛所创置，又草草乃尔。金帛骈肩，将以谁为。此则我祖宗礼制，真万世之所当遵也。

郊坛天地之祀，国初定制一如周礼。冬至祀天于圆丘，夏至祀地于方丘，以仁祖配。行之既久，风雨不时，天多变异，洪武十年，圣祖因览群议，独断于衷，始定合祀之典。即圜丘之旧坛，覆以屋，名大祀殿，每岁正月择日而行礼焉。十二年，始合祀大祀殿，仁祖配如前。命官分献日、月、星、辰、岳、镇、海、渎、山、川诸神，凡十四坛。二十一年，又增脩坛壝于大祀殿丹墀内，叠石为台，东西相向，为日、月、星、辰四坛壝。又于内壝之外，以次为坛二十，亦东西相向，为五岳、五镇、四海、四渎、风、云、雷、雨、山、川、太岁、天下神祇、历代帝王诸坛。每岁正之吉，天子躬祀殿内，群臣以命各献二十四坛。三十二年以后，大祀殿更奉太祖高皇帝配享。永乐十八年，北京天、地坛成，太祖配如前。洪熙元年，奉太祖及太宗文皇并配。

大学士丘濬云：“《虞书》肆类于上帝。所谓‘类’者，纪舜受命初，其祭告于神，皆类合于上帝。不言后土者，言天则地在其中。犹《中庸》所谓，郊社之礼不及后土，注谓其省文耳。分祀天地之说，始见《周礼·大司乐》，虽曰必顺阴阳，因高下而各从其类以求之，庶得其神来享，然皇天与后土对。六经言天，必及地。孔子言郊必及社。天地并祭，盖即父母同牢之义。而昔之议者，乃以为渎。一年之间，夏在冬前，若地先天祭，岂非越次先食。虞、夏祀帝之礼与时，今不经见，惟周祭天用冬之日至，盖成周以建子月为正岁，岁之首祀天，而午以祀地，是盖一代之制，后世因之可也，义起亦可也。类于上帝，经有明言。祀典之载于《纐》莫先于《舜典》，舍周从虞，抑何不可？《虞书》之谓‘类’者，安知非当时所称之祭名哉？分祭之说，他经典不载，惟《大司乐》篇有之。《周礼》文有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苍璧礼天，黄琮礼地，及典瑞，四圭有邸以礼天旅上帝，两圭有邸以社地旅四望。两处分言天地，然不言其地。其时其言，冬至、夏至，圜丘、方丘，亦惟于《大司乐》见之。夫大宗伯职掌邦礼，礼莫重于祭祀，莫大于天地。宗伯吉礼止言昊天上帝，而不及后土地祇，乃至作器始言之，岂非所行之礼则一，而用以礼神之器则两乎？司服掌王服，止有祀昊天服裘冕之文，无有所谓祀后土服，岂非合祭天地，其神则两，而主祭则一人乎？《周礼》，先儒尝谓其书非尽出周公，《司乐》之言于乐律，自相背戾，不足信。彼于论乐既如此，礼又可深信耶？《诗序》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苏轼《非郊议》援此为证，朱子不然之。朱谓此诗只说昊天不说地，设使合祭，亦须说及后土。考之经典，祭天曰‘郊’，而祭地无其名。《虞书》之‘类’，《周礼》之‘社祀’，皆未尝及后土，岂独此诗哉？”

春按祭法，古人有举其一而该二者，举重以见轻。言郊祀天，则地在其中。言社则稷在其中。《周书·召诰》：戊午乃社于新邑。马融注谓，言社则稷在其中是也。《周礼》封人掌诏王之社壝；州长祭祀州社；《礼记》择元日，命民社；《白虎通》社者，土地之神，是皆言社则稷在其中也。社、稷而并言者，不可胜数，是郊祀天地类也。天地不可合祀，然则社稷而不同坛壝也，可乎？苏轼氏曰：“舜之受禅，自上帝、六宗、山川、群神莫不毕告，而独不告地祇。武王克商，柴上帝望山川，而独略地祇。昊天有成命之诗，郊祀天地，终篇言天，而不及地祇，以是知祀上帝，则地祇在焉。”其言亦明辩矣。《孝经》子曰：“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则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朱子云，上帝即天也，聚天之神而言之，则谓之帝。又云，为坛而祭谓之天，祭于屋下谓之帝。郊者古礼，而明堂者周制，周公以义起之也。东汉正月上丁祠南郊。郊祀，两汉、魏晋以来，皆配以一祖，至唐高宗始以高祖、太宗并配。垂拱初，又加高宗，遂有三祖同配之礼。至宋亦常以二帝配。后礼院上议，以为对越天地，神无二主，由是止以太祖配。金世宗始为郊，议配享之礼，石琚奏宜从古礼。世宗曰：“唐、宋以私亲，不合古，不足为法，今止当以太祖配。”我圣祖合祀天地于南郊之一坛，而加屋焉，则是泰坛、明堂为一制也。列圣相承，皆以太祖、太宗并配，是郊祀、宗祀为一体也。其亦以义起之者欤。

洪武八年十一日，诏翰林院议郊祀祭坛脱舄之礼。学士乐韶凤奏曰：“礼侍坐于长者，屦不上于堂，解屦不敢当阶，就屦而举之屏于侧。注云，屦贱空则不敢陈于尊者之侧。长者在堂，则脱于阶下。长者在室，则屦上堂而不著入室。汉魏以后，朝祭则跣袜，惟萧何剑屦上殿。宋南郊，皇帝至南阶，脱舄升坛，入庙脱舄升殿。太庙中，凡有屦行者，应皆跣袜。唐礼至正旦、冬至，群臣朝贺，上公一人诣西阶，脱舄解剑，升御坐前跪贺，降至西阶，佩剑纳舄。其燕会，群臣应升殿者，礼同宋。《开宝通礼》：太庙晨探馈食，并祫，皇帝至东阶下，解剑脱舄。仁宗时，正旦朝贺，中书令、门下侍郎脱剑舄，以次升殿。又按神宗时，宋敏求议朝仪，太尉、中书令、门下侍郎解剑脱舄，以次升贺讫，降阶佩剑纳舄。今议，于郊祀庙享前期一日，有司以席藉地，设御幕于坛东南门外，及设执事官脱舄之次于坛门外西侧。祭日，大驾临坛，入幕次脱舄升坛。其升坛执事、导驾、赞礼、读祝，并分献陪祭官，皆脱舄于外，以次升坛供事。协律郎、乐舞生，依前跣袜就位。祭毕，降坛纳舄。从之。

洪武初，太岁、风、云、雷、雨及岳、镇、海、渎、山、川、城隍诸神，俱合祀于城南。诸神享祀之所，未有坛专祀。太祖谓非敬神之道，命礼官考古制以闻。礼官奏：太岁者，十二辰之神。按《说文》，“岁”字从步，从戊。木星一岁行一次，应十二辰而一周天，若步也。自子至巳为阳，自干至亥为阴，所谓太岁十二辰也。阴阳家说，又有十二月将、十二日时所直之神，若天乙、天罡之类，名不经见，唐宋不载祀典，元每有大兴作，祭太岁、月将、日直、时直于太史院。若风师雨师之祀，则见于周官，秦汉隋唐亦皆有祭。天宝中，增雷师于雨师之次，因升风雨雷师为中祀。宋元因之。其岳、镇、海、渎之祀，虞舜以四仲月，巡守祭四岳。东岳曰泰山，四岳之所宗，故又曰岱宗。南岳曰衡山，西岳曰华山，北岳曰恒山，犹未言五岳。王制曰：‘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四渎。’始有五岳之称。盖以嵩山为中岳也。《周官·小宗伯》：兆望于四郊。郑玄谓四望为五岳、四镇、四渎。四渎者，江、河、淮、济。四镇者，东曰沂山、西曰吴山、南曰会稽、北曰医巫闾。《诗序》曰：巡守而祀四渎河海，则又有东西南北四海之祭。盖天子方望之事，无所不通。而岳镇海渎在诸侯封内，诸侯亦各以其方祀之。秦罢封建，岳渎领于祠官。汉复建诸侯，则侯国各祀其封内山川，于天子无预。武帝时，诸侯或分或合，五岳皆在天子之邦。宣帝时，岳、渎始有使者持节之礼，而海始入祀。魏晋以来，岳、海、渎皆即其地立祠，命有司致祭。隋因之，始为四镇之祀。又以冀州霍山为中镇，于是有五镇焉。唐宋之制，有命本界刺史、县令之祠，有因郊祀、望祭之祠，又有遣使之祠。元遣使祠岳、镇、海、渎，分东西南北中为五道。

其山川之祀，《虞书》曰：“望于山川，遍于群神。”《周颂》曰：“怀柔百神。”《周礼·小宗伯》：“兆山川、丘陵、坟衍，各因其方。”《王制》：“凡山川之中者，其祭秩视伯子男。”刘向谓，山川能生物，出云雨，施润泽，品类以百数，故视伯子男。其在诸侯封内，诸侯自祭之。如楚祭睢漳，晋祭恶池，齐祭配林，是已。秦时通领于祠官，由汉唐以及宋元，又有其余，纷纷狸沈，不独岳渎也。

城隍之祀，莫详其始。先儒谓，既有社矣，不应复有城隍。唐李阳冰缙云《城隍记》谓，祀典无之，惟吴越有尔。然成都城隍祠，太和中李德裕所建。张说有祭城隍文，杜牧有祭黄州城隍文，则不独吴越为然。又芜湖城隍建于吴赤乌二年，高齐、慕容燕、梁武陵王祀城隍神，皆书于史，又不独唐而已。宋以来，其祀遍天下。或赐额庙，或颁封爵，或迁就傅会，各指一人以为神之姓名，如镇江、庆元、宁国、太平、华亭、芜湖等郡邑，皆以为纪信，隆兴、赣、袁江、吉、建昌、临江、南康，皆以为灌婴是也。张说《祭荆州城隍文》曰：“致和、产物、助天、育人。”张九龄祭洪州城隍文曰：“城隍是保，氓庶是依。”则前代崇祀之意有在。

今国家开创之初，尝以太岁、风、云、雷、雨、岳、镇、海、渎及天下山川、都城隍。天下城隍，皆祀于城南享祀之所，既非专祀，又屋而不坛，非礼所宜。唐制以立春后壬日，祭风师于城东。立夏后申日，祭雨雷于城东南。以今观之，天地生物，动之以风，润之以雨，发之以雷，阴阳之机，本一气使然。而各以时别祭，甚失享祭本意。至于海岳之神，其气亦流通畅达，何有限隔，今宜以太岁、风、云、雷、雨、岳、镇、海、渎及山川、城隍诸地祗，合为一坛，春秋专祀。上于是遂建山川坛于天地坛之西，正殿祀太岁、风、云、雷、雨、五岳、五镇、四海、四渎，并钟山之神，东西庑分祀京畿山川、四季月将，及都城隍之神。以惊蛰、秋分日，祀太岁诸神；以清明、霜降日，祀岳渎诸神。元年、二年，皆出上亲祀。三年，始遣官祭。春用惊蛰后三日，秋用秋分后三日。至日清晨，上服皮弁服，御奉天殿，降香中严陛御座，以待祭毕。献官回奏，解严还宫。七年，以孟春郊祀。时诸臣已预祭坛内矣。始定以仲秋祭社稷，后择日祭之。十年，令祭山川诸神，上亲行中七坛礼，余坛以功臣分祭。今京师山川坛，建于永乐中。位置陈设一准南京旧制，惟正殿钟山右，添祀天寿山之神，二山初不出礼官议而与焉者，盖二都主山，且陵园托焉故也。

国初肇祀太岁，礼官杂议，因及阴阳家说，十二月将、十二时所值之神名目，谓非经见，唐宋不载祀典，惟元每有大兴作，祭太岁、月将、日直、时值于太史院。太祖乃定祭太岁于山川坛之正殿，而以春夏秋冬四月将，分祀两庑。春按《礼·祭法》，埋少牢于泰昭，祭时也。相近于坎坛，祭寒暑也。太岁实统四时，而月将、四时之候，寒暑行焉。古人有时与寒暑之祭。今祭太岁、月将，则固时与寒暑之神也。载诸祀典，孰谓非经见耶？

今世宗时，议郊祀。或言前代都长安及汴、洛，以太华等山列为五岳。今既都燕，当别议五岳名。太常寺僚取嵩高疏，周都酆镐，以吴岳为西岳。卿范拱以为非。是议略曰，轩辕居上谷，在恒山之西。舜居蒲坂，在华山之北。以此言之，未尝据所都而改岳祀也。后遂不改。弘治初，兵部尚书马文升建言，今京师既定于燕，则恒山不当为北岳，而医巫闾之为镇，亦不在北，宜下礼部议，拟改易。尚书耿裕欲从。会官议，侍郎倪岳不可，遂止。然未尝考及范拱之所言者，以折之也。礼官当守礼，法官当守法。若汉张释之能守法矣。虽然，亦在其上听否何如尔。不听，有去而已。

太社、太稷，国初异坛同壝。祭太社，以后土勾龙氏配。祭太稷，以后稷氏配。每祭，先诣太社，及配位坛前，献毕，方行太稷及配位前礼。洪武元年，太祖命省臣议，于社稷上创屋，以备风雨。翰林学士陶安奏，礼，天子太社，必受风雨霜露，以达天地之气；若亡国之社，则屋之，不受天阳也。今于坛创屋，非宜。若祭而遇风雨，则于斋宫望祭。从之。后三年，于坛北建祭殿五间，又北建拜殿五间，以备风雨祭祀。十年，又用礼部议，改建于午门外之右，共为一坛，合祭焉。坛上层上方五丈，二层方五丈三尺，高五尺，四出陛，用五色土随方筑之。先时，社主用石，高五尺，阔二尺，上微尖，立社坛上，半埋土中，近南向北。稷不用主。

按社之主，古人树以木，后世易用石。盖唐以来始然。然周礼有军社主车。郑玄注谓，军社之主，以石为之，则亦非无所本也。至是，埋石主于社稷坛之正中，微露尖于外，壝垣四面，开灵星门。垣之色，亦就方色饰之。临祭，奉太社神牌居东，太稷神牌居西，俱北面。奉仁祖神牌配神，西向，罢勾龙后稷配位。自奠帛至终献，皆同时行礼。三十二年后，更奉太祖配神。永乐中，北京社稷坛成，位置一依南制。洪熙后，奉太祖、太宗同配。祭用春秋仲月上戊日。前代从《郊特牲》用甲，而今用戊，从《召诰》戊土之气也。因土气以祭土神，于义为是。戊又天田星也。《礼·郊特牲》曰，社祭日用甲日之始也。《外传》曰，尊之也。天有十日，甲为首也。周公卜洛建王都，戊午社于新邑，自此始用戊日。《左传》蔡墨曰，后土为社，稷田政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汉《郊祀志》载，汉以夏禹配食社，后稷配食稷。《唐六典》载，唐祭大社，以后土氏配祭；太稷，以后稷氏配。《家语》孔子曰，古之平水土及播植百谷者众矣，惟勾龙兼食于社，而弃为稷，易代奉之无敢益者，明不与等也。国朝享祀先农，躬藉田之礼，自洪武八年始，盖于是祀后稷也。

宗庙之制，象人君之居。前制庙以象朝，后制寝庙以藏主，列昭穆。寝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汉蔡邕《独断》，所言如此。盖古制也。今太庙，主藏于寝，而岁时于庙，止设衣冠以祀。不知国初儒者之议何据。西汉诸帝，高帝以下，各立庙。元帝时，用匡衡等议，高帝为太祖，孝文为太宗，孝武为世宗，孝宣为中宗。祖宗庙，皆世世奉祠。其馀惠、景已下，皆毁。五年而称殷祭，则及诸毁庙。非殷祭，则祖宗而已。汉犹近古，所谓三昭、三穆之为亲庙者，制已不备。东汉光武再受命，庙称世祖。孝明临崩，遗诏毋起寝庙，藏主于世祖庙，孝章不敢违。是后遵承，藏主于世祖庙，皆如孝明之礼。而园陵皆自起寝庙。礼，天子七庙。祖有功，宗有德，庙非有功德者，不称祖宗庙，称宗者，与祖皆百世不毁。后世共为一庙，庙不必有德者，皆称宗。而曰宗者，亦在亲尽而毁之列。此其失，自东汉始。

洪武元年，命中书省及翰林院，祗定宗庙时享之礼。学士陶安等奏：“按礼，古者禴祀、蒸尝、四时之祭，三祭皆合享于祖宗。祭于各庙，惟春为然。自汉而下，下庙皆同堂异室，则又四时皆合祭矣。合四庙为享，亦宜仿近制，合祭于第一庙，庶适礼之中，无烦渎也。”上命春特祭，余三时合祭。有司请制太庙祭器。上曰：“今之不可为古，犹古之不能为今。礼顺人情，可以义起。所贵斟酌得宜，必有损益。近世泥古，好用古笾豆之属，以祭其先。生既不用之，似亦无谓。孔子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其制宗庙器御，皆如事生之仪。”

洪武七年，监察御史答禄与权言：“古之有天下者，既立始祖之庙，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于始祖之庙，而以始祖配之，故曰。者大也，王者之大祭也。周祭太王为始祖，推本后稷以为自出之帝。今皇上受命已七年，而祭未举，宜令群臣参酌古今而行之，以成一代之典。”事下礼部，太常寺、翰林院议，以为虞、夏、商、周四代，世系明白，其始所从出，可得而推，故礼可行。自汉、唐以来，世系无考，莫能明其始祖所自出，当时所论，不过袷已祧之主，序昭穆而祭之。乃古人之袷，非也。宋神宗尝曰：‘者，所以审始祖之所出。’是则莫知始祖之所自出，礼不可行也。今国家既已追尊四庙，而始祖之所自出者，未有所考，则于祭之礼，似难遽行。上是其议。春按，昔梁武帝用谢广议，三年一，五年一祫，谓之大祭，祭以夏，祫祭以冬。聂从义谓梁武乃受命之君，裁追尊四庙，而行祫，则知祭者是追养之道，以时移节变，孝子感而思亲，故荐以首时，祭以仲月，间以祫，序以昭穆，乃礼之经也，非关宗庙备与未备也。周显德中，亦尝用其议矣。然不足为圣朝告也。

太庙，国初配享，亲王十五位，王有妃者六位，共二十一位。下蔡等八王妃，国初盖失记。南昌王妃王氏，附葬凤阳皇陵，而配享亦无王氏位，不知何也？靖江父文正，文正南昌王子也。

皇陵旧仪，每岁元旦、清明、七月望、十月朔、冬至日，俱用太牢，遣官致祭。洪武八年，用翰林学士乐凤韶等奏，每岁元旦、清明、七月望、十月朔、冬夏二至日，用太牢；其伏、腊、社、每月朔望日，则用特羊祠祭，署官行礼。如节与朔望伏腊社同日，则用节礼。

洪武二年，礼部尚书崔亮请定仁祖陵号。既得，又请下太常行祭告礼。太常博士孙五典，以为山陵之制，莫备于汉，凡人主即位之明年，将作即营陵地，以天下贡赋三分之一入山陵。如汉文帝起霸陵，欲以北山石为椁。时文帝尚在尊位，岂有陵号祭告之礼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