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冬序录

发原籍各该军卫、有司当差。若汉人冒作番人者，发边卫充军。

永乐二十二年令，凡自宫者，以不孝论。军犯罪，及本管头目、总小旗；民犯罪，及有司里老。成化九年令，私自净身者，本身处死，家发边远充军。正统十二年、天顺元年、成化九年，节经申明。弘治五年，自净身者，本身并下手人俱处死，全家充军。两邻及歇家不举、有司里老容隐者，一体治罪。其禁止乎未残者，法甚严也。宣德二年，自净身人，军民各还原籍，不许投入王府，及官势家藏隐，躲避差役。若犯，本身及匿藏家处死；该管总小旗、里老、伶佑，一体治罪。成化十五年，净身人，令巡城御史、锦衣卫官，督逐回籍。弘治元年，锦衣卫拘送顺天府，递发原管官司，点闸知在，不许容纵。十二年，先年净身人，曾经发遣，不候收取，私自来京，图谋进用者，问发边远充军。其戒约于已残者，法亦非不至也。而貂当满朝，金玉塞途，至今日而益盛，然则法果行乎？

洪武元年，上谓侍臣曰：“吾见史传所书，汉、唐、宋皆为宦官败蠹，不可拯救，未尝不为之惋叹。此辈在人主之侧，日见亲信，小心勤苦，如吕强、张承业之徒，岂得无之。但开国承家，小人勿用，圣人之深戒。其在宫禁。止可使之供洒扫，使令传命令而已，岂宜预政典兵？汉、唐之祸，虽曰宦官之罪，亦人主宠爱之使然。向使宦官不得典兵预政，虽欲为乱，岂可得乎？”三年十月丁已，朝退雨，有二内使，干靴行雨中，上见，召责之。曰：“靴虽微，皆出民力民脂，为此非旦夕可成。汝何不爱惜，乃暴殄如此。”命左右杖之。谓侍臣曰：“尝闻元世祖初年，见侍臣有着花靴者，责之曰：‘汝将完好之皮为此，岂不废物劳人？’此意诚佳。大抵为人，尝历艰难，则自然节俭。若习见富贵，未有不奢靡者也。”因敕百官，自今入朝，遇雨雪，皆许服雨衣。洪武四年，中书省臣奏议，宦官月俸，宜量给米三石。上曰：“内使辈，食衣于内，自有定额。彼得俸，将焉用之？但月支廪米一石足矣。卿等不宜开此端也。”

五年，定宦官禁令。凡内使于宫城门内相骂詈，先发而理屈者，笞五十；后骂而理直者，不罪。其不服本官铃束，抵骂者，杖六十。内使骂奉御者，杖六十。骂门监官者，杖七十。内使等于宫城内斗殴，先斗而理屈者，杖七十；殴伤者加一等；后应理直而伤者，笞五十。其有不服本管铃束，而殴之者，杖八十，殴伤者加一等。殴奉御者，杖八十。殴门监官者，杖一百，伤各加一等。其内使等，有心怀恶逆，出不道之言，凌迟处死。有知情而容隐者，同罪。知其事，而不投首者斩。首者，赏银三百两。十年，有内使以文事内廷，从容言及政事，上即日遣还乡，终身不齿。谕群臣曰：“自古贤明之君，凡有谋，必与公卿大夫，谋诸朝廷，而断之于己。未闻近习嬖幸，得与谋者。况阍寺之人，朝夕在君左右，出入起居，声音笑貌，日接耳目，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结君心。而佞僻专忍，其体态也，苟一为所惑，而不之省，将必假威福，窃权势，以干政事。及其久也，遂至于不可抑，而阶乱者多矣。朕常以为鉴戒。故立法，寺人不过传奉洒扫，不许干与政事。今此宦者，虽事朕日久，不可姑息，决然去之，所以惩将来也。”十七年敕，内官毋预外事，凡诸司毋与内官监文移往来。上谓侍臣曰：“为政必先谨内外之防，绝党比之私，庶得朝廷清明，纪纲振肃。前代人君，不鉴于此，纵宦官与外臣交通，觇视动静，夤缘为奸，假窃威权，以乱国家，其为害非细故也。间有发奋欲去之者，势不得行，反受其祸，延及善类。汉、唐之事，深可叹也。朕为此禁，所以戒未然耳。”二十四年，丰城县典史马坚言：“王者之居，四方瞻仰，设置宦寺守门，使之传命令，给洒扫而已。然往昔之君，多为所制。由其为左右亲近人，故其言易入、易信，遂养成内患而不自知也。愿鉴诸史籍，裁省冗员，以防异日弄权之患。”上嘉其言有关政体。

二十七年，申定皇城门禁法。凡内官、内使、小火者，出入各门，守卫官军，务比对铜符。若本无铜符，及有而不比，辄放行者治罪。比符之时，仍要搜检精细，揣捏交裆，或将带金银、段匹、衣服等项，须凭勘合放出。或有公差干办事务，明白附写前去某处公干，及辨验身上衣服是何颜色，见数明白，随即附记。事毕回还，依数点进，但有点对不同，即时奏闻治罪。

二十九年，上观《唐书》，至宦者鱼朝恩恃功无惮，谓侍臣曰：“当时坐不当，使此曹掌兵政，故恣肆暴横，然其时，李辅国、程元振，及朝恩数辈，势皆极盛，代宗一旦去之，如孤雏腐鼠。大抵小人窃柄，苟能决意去，亦何难。但在断不断尔。”又曰：“汉末，宦官尚无兵权，所为不过假人主名，以乱四海。至唐，以兵柄授之，驯至权势之盛，劫胁天子，废兴在其掌握。大抵此曹，只充使令，岂可使之当要路，执政操权，擅作威福。朕深鉴前辙，左右服役之外，重者不过俾传命四方而已。彼既无威福，何以动人，岂能为患，但遇有罪必罚无赦，彼自不敢骄纵也。”

达官寻常出入乘轿，不知始何世。或谓命车制废则有之。宋人记，王荆公居金陵时，惟乘驴。或劝其令人肩舆，公曰：“自古王公贵人，虽不道，未尝敢以人代畜也。”春按《汉书》，井丹在信阳侯阴就坐上，见就起，左右进辇，问曰：“昔桀驾人辇者，是耶？”然则贵人不道，以人代畜，汉有阴就一人。自井丹言观之，两汉之君，尚无人辇，臣下安得肩舆。唐房玄龄病稍间，诏许肩舆入殿，此特出上命然耳。唐《会要》开成五年，黎植奏，朝官出使，自合乘驿马，不合更乘檐子，自此请不限高卑，不得辄乘檐子。如疾病，即任所在陈，牒申中书门下，及御史台，其檐夫自出钱雇。其宰相至仆射致仕官，疾病者，许乘之。是知唐、宋前，未尝著许乘轿事也。朱子《语录》，宋南渡前，士大夫皆不甚用轿，如荆公、伊川，皆云不以人代畜。朝士皆乘马，或有老病，朝廷赐轿，犹力辞乃受。南渡后，则无人不乘轿矣。春考，《汪浮溪集》有行在百官，谢许乘轿表，正是南渡后事。今制，两京文职三品以上官，听乘轿，四品以下，虽堂官，亦只乘马，得以方杌随，余持交床。在外司府州县，大小官，并有钦给马。若武臣，虽勋爵侯伯而下，制止乘马，亦不得持床杌，不然以违制论。士夫老病间退，去京远者从便。我国家令式之详如此。

京师，制不许用凉伞。暑月，惟堂上官，得用黑油长柄大扇。科道部属官，自以撒扇障面。南京堂上官，旧用单檐绢伞，科道部属用大扇，间亦用小绢伞。然皆非制。前时言者谓，两京事体相同，亦曾禁止。按宋人私录，京城士人，旧通用青绢凉伞。大中祥符间，惟许亲王用之，余并禁止。后又许中书、枢密院依旧用伞出入。与今日迥不同也。

唐崔融，吏部、兵部选人议，有东西曹之名。东曹，谓吏部，西曹谓兵部也。国制，吏、户、礼、兵、工五部，在长安门东与西五军都督府对。其刑部并都察院、大理寺，号三法司，又在皇城之西。西金方，取主杀义也。故人称，东五部曰“东曹”，刑曰“西曹”，所称同于唐，而所指异矣。

南京法司，在太平门外钟山后，洪武十四年立。中刑部，右都察院，左五军断事司。一曰“稽仁”、二曰“稽义”、三曰“稽礼”、四曰“稽智”、五曰“稽信”。又左有大理寺、审刑司公署九所，相比类天文贯索九宿，故总名曰“贯成”。车驾尝幸焉。有谕刑官之敕，奖戒备至，后五军断事及审刑司皆革去；所存者，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今谓之三法司。

藩省之职，实长守宰，所以衡运而柄持者，惟以养民为责。寒饥而食衣，疾苦而抚尉，顽梗而导化，冤抑而伸雪。凡为师帅承宣之事，皆所以养民也。然国家制用，上不能无取乎下。上有以取乎下，则下不容无所出。下有所出，则上不容无所司。藩省之所司，固财赋也。嗟乎，财民心也。欲民剖其心以出供上，而曰“吾养民也”，而可乎？上取乎下，势必然者。吾是司也，取之有制，赋之有时，□支物计，视出纳盈缩之数，为经费多寡之节，使民心无所伤，而水旱有资于赈救，征役不妨于调食，非养民之道乎？吾见长守宰、司财赋，而尽养民之道者之不易其人也。

今两畿外，郡县分隶于十三省。而湖藩辖府十四，州十七，县一百四，其地视诸省为最钜。其郡县赋额，视江南西诸郡所入，差不及，而“湖广熟，天下足”之谣，天下信之，地盖有余利也。积习久，而成法隳，吏蠹民奸，谁与爬剔。簿书山委，讼牒丝纷，徭役不均，追需无已，守宰其人而或少弛焉。国课、军储，预借何地，将一切绳之严急，官府未见奇嬴，而民户已先雕惫。职衡柄于是者，可不善其所司也哉。湖之诸郡县，比岁天时好乖，走魃驱螭，人不聊生，山林盗贼，缘此啸集，徼塞蛮夷，亦乘间窃发，野杀巷哭，在在而然。利源堙涸，生物鲜少，盖必有通才颖识之士，职之藩省，以长诸郡，而郡得人，以长诸县，庶乎其所出于有司者之不伤民心，而养民之道为可尽也。

福建地开八府，其半负山，半濒于海。倭夷之走集，士卒之屯戍，所在庾，苦于空耗。田里之所供给，陆运水载，虽弗及于京师，而地方坐食之费，仰诸有司，岁恒急。布政司作长民牧，所以帅诸郡县，承流而宣化者，其佐出则任分守责焉，盖不独区区财赋督而已也。使者行部，以宣德意，躬教化为务。闽粤之域，自宋南渡后，真儒继出，文献可征，暨今不衰。论者比之邹鲁，然则其地帅臣，殆又不可以俗吏而为之者也。谢君为之，其胜任哉。

朝廷设官，凡以为民也。自汉承秦有天下来，守令实亲民之职。治人之本，环千里而郡，百里而县，千百里之休戚系之。是故为民择人，莫重于守令，畿甸内地，为郡若县，天下视为根本，朝廷倚为枕臂。郡守一非其人，即贻民极之害。是故为地择守，莫重于国畿。汉诏守令，民之师帅，近地称左右翊。唐制，郡守录名御屏近地，称四辅。我朝建布政使司，比古十二牧，以辖遐外诸郡，而南北附京近地，则直隶京师。是故，其官、其地之重可知。郡属布政使司者，职于民虽亲，不如藩臬得有其尊。藩臬曰“监司”者，官于郡虽尊，不如郡得亲其民。今畿甸诸郡，下有诸县之属，上无藩臬之辖，官加重矣。其可不重择其人，以重是官乎？舒桐之域，留都上游，自汉末、三国来，钜镇所在，江淮之屏蔽，要冲在焉。地加重矣，其可不重秩其守，以重是地乎。

云南在古梁州之南，乃徼外夷地。三代封建之所不及，秦置郡县，亦不与焉。汉武南平百粤，改梁曰“益”，始领于益州部刺史。然西南戎滔土之域，两汉亦特相羁縻尔。自唐迨宋，世据蒙、假二氏，邈如外国。元举吐番兵入大理，始开行省，置宣慰、宣抚诸司。然以夷治夷，声教固无取也。

我朝统一天下，改行省为布政司，若云南所辖，为府十有二，为军民府七。附府莫不为州、为县、为长官司，而间以军卫、军民指挥司、守御所。谓宣慰、宣抚，惟至远纯夷，不可设流官处，乃仍旧故。如广南西道宣抚司，宋之特磨道处侬智高之裔者，亦从置广南府焉。我朝疆宇之拓，威德之被，内尽四海，外该八，振古未能或之先也。镇沅、元江等府，无流官。蒙化、景东等府，流官祗佐贰，或首领，而广南府，独有流官正员。祖宗深意，盖欲内地视之，囿斯民于同仁中也。然则，为天子命吏，以正员{艹泣}兹土，可外而弗教耶。而数十年，未有一入其境，但寄理于邻郡者，何也？

正德己卯，春叨都御史，持节云南之明年，广南正员缺，不闻其府士民事扰。藩臬间喜其地方和谧，非他土官部落比。以为得贤守至，不我鄙夷，家喻户晓，兴行礼义，其时乎？嘉靖壬午，会春替还，此愿竟未酬也。越四年，丙戌，叶君拜广南知府，来问予，其有酬远人之所愿望者乎？今川属贵竹土官弗靖，坐阴削更易流官。一再世后，风俗与内地同，已往往而然。兹土置府设官，肇自国初，渐被德化久矣。矧今士民，复异于部落，国家声教四达，煌煌天下，今固无不可化之民，君子无不可居之地也。

万户而为之丞，制自秦始，汉仍秦郡县天下，其职不废。后世仍汉，或废，或复。究其所任，凡诸曹掾吏事，丞举得署之。然有不乐于安陵者焉，转蓝田而有负余之叹者焉。何哉？非其职则然，而二子所值然也。我朝郡县有佐，不异古，而责任为专。县大，地要冲，而事繁，丞二员，次丞一员；县小，地僻，而事简，令可专理也，即不设丞。丞之设，不徒然也。领马者，专牧；领田粮者，专征科；领壮款者，专捕逻。员外所增者，事犹专所领，况其正员，而专以佐县者乎？

令之贰为丞，其下主簿、尉。而簿于县，实纲纪焉。唐人谓，丞虽尊，其势反出主簿、尉下，是簿得与令可否事也。宋开宝，复诸县四百户以上令，知主簿事；四百户以下主簿，兼知县事，是簿之与令，责任均也。我朝，县无大小，必有令。县小无丞，必有簿，是丞可裁减，而簿不可无也。操刀尺，据准绳，以勾稽，以纠违，督赋、定徭、追胥、诘盗，皆主簿事也。噫！簿之责任，在其县亦重矣。士始仕，得簿，何抑屈之有。

●卷六外篇

古者，礼以为教，教有弗帅，刑始用焉。虞廷命官，典礼、典乐，任人虽二，为教则一。降及三代，周官：“宗伯之任，遂得兼之。周官宗伯掌邦礼，司寇掌邦禁，其治神人和，上下视，诘奸慝，刑暴乱之为职，宜不可以一；而明刑弼教，为致治化之具，则又未尝暌乎其视为二也。”《书》曰“朴作教刑，刑未尝不用于教”。《传》曰“太上以德教民，以礼齐之，其次以政事导民，以刑禁之。夫齐之以刑，视齐之以礼者，效固较然殊矣”。汉董生有言：“礼者人之防也，刑防其末，礼防其本。用刑非圣人之得已，不教而杀，谓之虐。是故圣人在位，必先教而后刑焉。”古之宗伯，今礼部之长；司寇，刑部之长，是也。刑部与都察院、大理寺鼎立，称三法司，皆司刑之官。然弼教题坊古意，自在礼部，内而国学，外而府州卫县学，规制之兴创，条格之宣布，生徒科贡之考试，行留公移，必经焉。此外王朝乡国、冠婚丧祭、贡献燕享，凡礼乐之所有事，何莫而非教也。而颜公自为监察御史，被选擢大理左少卿，连擢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副都御史，拜刑部右侍郎、进左，至南京礼部尚书。所谓三法司者，已遍历，人皆望其当正西台，以长风宪，而出专南宫，不能无脱繁就简，去劳趋逸之疑。而春以为，此我朝圣天子，先教而后刑，先本后末，复古之深意。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公平生，尝优为于法司矣。而今日，欲礼以为教，以副我圣天子复古之意，不殆有余力乎。

国家奉使大臣，有地方专责者，自永乐年来，惟巡抚官为然。巡抚官设南北畿暨十三布政司，有专责而恒命者，自宣德年来，惟都御史为然。都御史在地方，既承专责又奉恒命，凡事无所不当问。若钱谷、甲兵，系厥地安危，激扬操纵，朝廷有弗属焉者乎。是故，自正统年来，都御史巡抚任已重，而奉使大臣兼巡抚，则北惟漕运，南惟两广军务，称总督官为然。巡抚地方，于兵与食，厥系既重，必首当问，而总督实兼之，漕之所主钱谷，两广主甲兵，凡无所不当问，于巡抚之事，特旁摄尔。然则，总督之事之尤重可知已。南北畿、十三布政司之设巡抚，用左、右、副、佥都御史居多；而漕、而两广总督兼巡抚，大较左、右都御史，题用及副、佥者。两广边岭，海蛟龙虺、蜴虎豹宅，蛮夷悍劲，易动难安，戎旅之用，无岁无之。然亦特偏，有所重尔。国家就北建都，郊庙朝廷，禁御边徼，凡百司、庶府、吏士、宾客工役，应祭祀、禄给、享燕、供馈、锡赉、施恤之费，岁亿万计，率仰东南。东南赋税，率由河漕。京师视河漕，譬诸人视咽喉。人胡可一日无食，咽喉胡可一日不通。其为重而急，胡可与彼偏于一方者比。河漕之制，分兵民之赋，半天下府卫力以为转输，官军十二万七千八百有奇，舟万二千一百有奇，输粮石带耗六百万有奇。领之以将帅，临之以风纪。风纪之职，非百臣中，妙简时望，积年劳于累任，著谙练于历试，深且久焉，其人如何办此。

圣朝统一天下，非前代可比。任官有远近殊，地大使然。然柄任之法，非如前代，常衡内外、权重轻也。故仕途历台郎给舍者，多不免外迁监司郡守。为监司者，秩无加焉。资级当迁，则用次补京堂卿佐贰，或留抚于外，得便宜从事。诚受主知，胡功业弗克树。顾人情恒喜脱劳就逸，外多责办，不若内优裕无他虑。故官尊於监司者，恒喜内。南京亦内也，欲简逸自便，兹地无不可。而京师为近。留都六曹，今日犹国初制，而事权归京师。则朝廷任大臣法，不得不于近乎急衡，大臣之任，移自南，厝诸北，使又内且近焉。势则又有使然，不得不权之重轻者矣。然非国初任官先后法意也。大臣以身任天下事，乃可计劳逸，苟自便其恒情已邪。天下事，利所在，人所必趋。事摄户、工部，虽群属不得不慎简，不尔奸生，并缘弊，奚所不至。太仓、易州厂，国用民力所关最钜，官盛属众，莫或颛立制，设堂官领之，盖必位尊而望素著，其人克厌人心故尔。

西北重地，三边五镇之称，皆国初制也。而榆林之特置，则自正统间始。所谓延绥者，非边镇中最当要害者欤。延绥地方，东连山西偏头关，西直宁夏花马池，相距二千余里。其间有所谓黄河套者，非要害之所在者欤。偏头、宁夏一带，防守在套外，而虏骑乘冬河冻，乃得长驱入套，以伺我间隙，扰我心腹，则兹地也者，非尤当重者欤。向时，虏拥众来住，牧吾套内，或间岁，或四五岁，民竭远输，军勤久戍，境路骚然，不胜荼毒。今既去矣，患当预防，事贵先备。善谋国者，何以处之。陕之为边，臂扞天下，延绥实腋其间。守臣建白，有乞朝廷无以河套视陕西，而以河套视天下者。厥重盖如此，而可轻授其人乎？是故才识非敏达，不足谋兵机。年力非富强，不足当阃寄。生长非稍近其地，土风或有所未宜。宦游非素历其途，边事或有所未悉。近制两畿辅、十三省，方隅边镇，所在必以都御史任巡抚，兼理军务，位重责大，皆出简命，中外异用，必就其长，下弗敢轻举，上弗敢轻受也。

春昔官职方，行视陕西马政，往复三边，且一年驻榆林几两月。目考宋、唐、汉、秦守边固围之遗迹，窃怪史称汉武帝听主父偃城朔方郡，循秦旧，因河为固。当白羊楼烦败走日，计亦非失，然募民徙十万口，转漕甚远，自山东咸被其劳，费数十百钜万，府库并虚。唐中宗用张仁愿，于河北筑三受降城。乃突厥默啜雄争之隙，置戍虏腹，未见其可，而六旬间，三城<立乞>就，朔方自是无寇。岁损费亿计，减镇兵数万，仁愿所筑，即汉所城郡地，彼此害利，乃尔辽绝，何哉？今不可不求其故也。唐末，朔方已据于拓拨氏，石晋十六州重为辽有，而宋人于此矻矻，与元昊竞，韩、范之才，有弗克济，匪其罪也。我朝取天下，于夷狄极惫之后，今日边事，大非宋比，仁愿之事业，其不有在乎。春职方时所及，知成化、弘治间守臣请兵搜套之议，相地移戍之议，远烽堠便营屯之议，或欲永禁畜牧，销贼凯觎；或欲广立耕种，资我供亿。众见角持，暨今未已。一代经略，岂无一可用之良策，天其资斯人以事业于今日乎？自古中国守边，皆将卒宿内，以御戍虏于外，而兹地，今日乃得入吾内，而吾反设防守于外，若之何可不求唐、汉之迹，所以得失之故，而为之所也。此善谋国者，之所以有望于其人也。今非其时矣乎。而春为斯言，固非私望也。

御史职号雄峻，自秦汉以来则然。而我国家特严其选，而备其责。盖京朝官，有始一命得之，命下得即论其资者。至御史初选，或用前御理刑，必再经考乃得。有初选居高第得之者，亦必称试，试或逾年，亦必再经考，乃真授焉。何其选之严也。京朝官，持节而使，事峻复命，退就位，所司勿请以为常。至御史出巡，既代归，其长必为举奏，有旨乃入道。始事有用诖误不遂入者焉。其考绩，惟计真授岁月，若试所历弗与焉。责又何其备也。责之备，是故其任也重。其职雄峻，是故其选也不得不严。严其选于前，而备其责于后，是故得其人，以胜厥任，举厥职。我国家求才用人法于是乎至。宋曾氏肇曰：御史责人者也，岂独无责哉。史有执宪邦，有司直，兹欲胜厥任，举厥职，内之则匡弼天子，纠正百寮，外则肃治诸藩，弹压大镇。当言必言，逆鳞非所避；当纠必纠，奥主非所顾也。善彰恶瘅，浊激清扬，惟吾力所得为，不问稷狐社鼠托也。民情吏习，师旅狱讼，利当兴，害当祛，大奏裁，小专达，惟其所遇，盘根错节，顺风大壑，无难易计也。然则，其言必将有非上下之所乐闻者。其为责治人者，必多非休明世，能无缔怨仇、来讠替忌、罹怒斥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