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庐谭往录

归庐谭往录[明] 徐宗亮　著

文忠公律己甚严，于宗族戚党，不少假借。在黄州时，族人某来谒，饮食之者数月。一日辞赴前敌，问其故，以营官某奉调银钱所，荐与偕行。文忠勃然，乃奉呼银钱所委员调营官面谕曰：“吾有族戚，力岂不能庇之？尔辈藉以结纳，风气一开，伊于胡底？姑记过一次以儆。”因饬银钱所给族人归资，并通饬各台局营员，用人一事，胥秉至公，不得徇上司同僚情面，滥为汲引，若经访出，即立参处。时颇有议文忠刻者，然琐琐姻娅，则无朊仕。诗人致慨甚深，文忠所虑非过也。

文忠公权谋机警，当楚皖危急，发逆陈玉成纠合捻逆张落行等十余万人围扰太湖诸军，公念前敌无统率，号令不齐，而自驻英山后路，兼筹粮运，势难前行，特奏派都统多隆阿公为总统。曾文正公时驻宿松，甚不然之，以书力争者，日凡三四，文忠卒持之。严饰诸军统领，遵多调度，违者有功亦罪。时统领鲍镇超尤骁悍，唐道训方、金守国琛，才望亦不相上下，卒赖多四面经营，大破发、捻于太湖潜江一带，迫至安庆、桐城两路。分驻重兵，皖事大定，楚边始得稍息。文正亦甚服焉。文忠尝笑谓僚友曰：“涤帅之意，恐多骄而失众心。实则事定后，行止在吾，吾假此济急耳。”其后多驻桐城，仍统所部，与诸军绝不相关，然憾文忠刺骨。

安庆之复，为东南一大转机。曾文正公报捷疏，推文忠公之谋，多隆阿公之勇，洵为定论。而两公注意，不撤安庆之围，则同老谋。虽值淀园之变及汉黄之警，仍复坚持如故，所谓智深勇沉者，此也。古来办大事者，譬如着棋，一子落盘，全局胜负因之。近时军事，如胡文忠之注重安庆，左湘阴之注重衢州，李合肥之注重上海，皆谋之于豫，持之以恒，卒皆收其全功。若枝枝节节为之，如向、张二帅之在金陵，终归一败而已。

文忠公关心时事，遇四方之使，虽小吏末弁，引坐与谈，举所述闻见，随笔记之，以备参考。若稍有志意者，则必问所见人才，所学何方，已效安在，且令指实事一二证之，兼注考语。故几席所在，手折数十。诸如此类，或不知其故，以为公何厚我而殷勤若是，则愚也。文忠荐举人才，往往非宿昔相知，尽由博采慎取，默具权衡，信乎大臣之用心也。

文忠公在鄂抚时，于州县等官最为慎重，督府官文恭亦未能主之。一日文恭予所亲署鹤峰知州，文忠以山州僻壤，未甚注重。而荆州知府刘章侯者，审署州人材，不足胜任，于过谒时，留迟其期，密揭于两府，请易员代。适两院望日祠祀相见，文恭谓曰：“昨一大怪事，君知之乎？督抚委缺，本府不许履任，有是理乎？”文忠答曰：“此吾辈过也。知府举止，吾辈当谢之耳。”文恭复曰：“虽然，当留吾面目。”文忠颔之，令署州视事三月引退。及文忠薨后，刘竟坐事降荆州同知，刘亦安焉。后合肥相国督楚时，为刘年家子，欲力为之地，刘辞曰：“公意极厚。然职年七十余矣，精力万不足任事，闲曹薄俸，稍可自给。他不敢求。”相国太息而止。刘奇人，惜失其里居名字。文忠公晚年，专以荐贤为务，知人善任，海内交推。顾或疑其力荐叶兆兰之误。故叶令潜山，创天堂团练五营，为官军应援，厥后潜太告警，多隆阿公总统诸军，大破发捻诸逆，半由金守国琛全军萆山而出，以收夹击之效。然非天堂旧有练营，习知道里险易、民情向背，则不敢出此险著。叶之见重，有自来矣。惟疏中比之王阳明之在龙场，于清端之在□城，不无稍过耳。叶后在皖南道任，值徽宁遗民忍饥待死时，左帅赈之于前，叶乃敛之于后，大拂众心。左帅将飞章劾之，曾文正公以为劾叶固当，且稍留荐主地，令其引疾何如？谓文忠也。时文忠薨未一年，左帅怅然而止。

文忠公少年有公子、才子之目，颇豪宕不羁。改官黔中，始励治政事。军兴而后，益以名节励世，颇似信国少保，然口体之奉，未能如曾、左诸公啬苦也。予从营英山，无三日不小宴者，末坐叨陪，厌饫极精。外间遂有粮台供应，日五十金之谣，其实非也。曾公蔬食自甘，幕府诸人，咸以为苦。左公则尤甚，遇事卒方食，即取七箸同餐，尽饱而止。仁和范郎中尝言赴衢州请兵时，大风雪，左公布衣羊裘，坐夹帐中，留一饭，白肉数片，鸡子汤一盆而已。后经略西边犹如此。

文忠公理财之法，冠出一时，其饷银概发湘平，起自咸丰九年，所收库平，每百申出三两六钱，另储备拨，积少成多，遂成巨款。然湖北银少钱多，其时收款大宗，专在厘金，通以十足制钱为定。江北转输，无非钱者，于是对放，如放饷十两，以五两实银，十千实钱为率。时市银易钱，每两千有五百，粮台涨价，竟至五百。人多乐之，不厌其重也。文忠之意，以钱易银，徒为商贾谋利，不如暗益员勇，员勇薪资不宽，藉以津贴，俾无滋生弊端，实文忠微权。其后深入皖境，转运浩繁，粮台以折阅过多，请一律放银，文忠犹未许焉。当时制钱极多，粮台以出入重累，置江船数艘于省河内口，厘金船到，就水次运收，择老成牧令专司其事。积而久之，全船满载，不复通底扫清，随收随放，相沿成习，即牧令遇有交替，亦不过按尺估计，出具收结而已。后十余年，遇粮台旧人询之，水次收放，一仍旧章，主者颇以为忧，恐上官有时清查，朽蠹亏折，不知起自谁手，将成巨案耳。夫良法美意，展转数手，胥成敝政，如船钱积多当新旧交替，澈底盘清，纵有亏折，亦易区处。积至一二十年，则意外丛弊，尚可问哉？

人生功名德业，皆有定分，先几所触，不觉形之于外，既往追思，靡不验者。文忠公志在天下，方出境剿贼，辄谓人曰：“安庆若复，吾事毕矣。”又尝属如冠九观察摹内府舆图，指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以为保此足以自豪。及辛未八月，安庆报捷，而文忠遂薨。湘勇有二派：一为罗、李所部，佐曾、胡二公立功，安庆克后，四散不振。一为王壮武鑫所部，与曾公初不相惬，自成一队，左文襄常左右之。壮武没于乐安，王开化、张运兰分统，王旋病没，张复归曾部，援剿江西皖南最久，所谓老湘营也。张后赴闽，军分为二，易开俊、刘松山两镇统之，易又病归，刘从曾公剿捻后，遂入甘陕剿回，开至三十余营。文襄督师，恃以为重。刘战没金积堡，从子锦棠代任，竟收西边全功，至以京师帮办军务。按，壮武著有《练勇刍言》，与南塘戚氏《新书》相表里。阅其临阵部置，不主故常。每当贼至，先一日传各营将席地坐，出舆图指示，某路宜迎，某路宜伏，某路宜守，某路宜抄，各听其意自任之，明日无一违者，往往获胜。开化，其从子也，最得其传。文襄初在江皖之交，与贼鏖战，极赖之，惜未久病卒。开化年十七即从壮武军，审敌之明，临阵之勇，当时推为第一云。

湘军之兴，创于罗忠节公，至李忠武公始大，而勇毅公继之，楚、皖赖以光复。胡文忠公视为奇宝，饷项百事。较诸军为优。以予所见，庚申而后，诸帅谋勇，究推多忠武公第一，鲍军门次之。陈逆裕成至为凶狡，卒扼于多鲍，走死寿州，勇毅尚未能制其死命也。勇毅诸部，多讲边幅，胡文忠公尝忧其后起难继，可谓卓识。勇毅卒后，所部分驻皖北，漫无统纪，曾文正公奏派金观察国琛监其军事，亦未能复称劲旅也。金为江西浮梁县之子，李在江西时，金以千金助饷投营，其人豪迈有智，善驭人，入营年余，遂总理营务。湘军门户之见最重，金以吴人而入湘军，竟超诸文武而上，无不服者。三河败后，文忠与勇毅重整湘军于黄州，仍奏以金总理抚湘两军营务，兼带选锋一营。勇毅归省日，文忠诏湘将举所愿统，佥以金对。嗣有天堂大捷，即多武忠公总统时事也。后以统军徽州所部闹饷，被劾家居，复起为广东臬司而卒。盖自勇毅之卒，而湘军精锐竭矣。吉字全军，得曾爵帅统之，再起而盛。老湘全军，得刘忠壮统之，三起而殿，前后凡三十年，实与兵事相终始焉。

吉军之兴，始于黄观冕时。曾文正公在江西，事亟，征援兵于湘。黄以吉安知府募兵自效，而不之官，遂以“吉”字名军。及归曾部，举曾沅浦爵帅领之。爵帅时以同知候选，由此增开多营，连克瑞州、景德镇，沿江而下，卒收安庆、江宁两省。所部浸至五万人，皆以吉营肇其基也。当江宁合围时，黄以东征局总办创议盐米互市之举，由安庆便赴下游，爵帅率全军将领迎于江滨。黄顾而言曰：“吾知福薄，不足为诸军前导。得九帅为主，可共取富贵。今何如？”言已，握爵帅手大笑。诸将领俯首声谢而已。黄初任江南知县，见知陶文毅公，后以夷寇事谪戍，遇赦归。其人善以势动人，才气纵横，见者倾心。创办东征局以济江南之饷，为功甚巨，而物议纷腾，遂有贪横恣肆之语见于弹章，后以迤东道开缺终于家。

湘军定制，按月发饷，初无扣折，其勇籍不甚杂乱。大抵湘乡、宝庆、长沙，各为一类，皆有尺籍可寻，久征远战之勇，月食计食用若干，到期按发，余则分哨记注，存于公所。或因事裁革，或有故假归，核其所存之饷，酌付川资，则由粮台给一印票，至后路给清，如此有三利焉：营哨员不能私侵暗蚀，一也；勇不能任意开销，出营流落，二也；回籍余资，尚可营生，三也。若淮军则不特勇无宿储，即统领十数营者，赋闲稍久，扫地无遗，当卸任之时，债务累累，尚须接替者为之弥缝，可叹也。

类聚群分，盖有莫之为而为之者，在军尤甚。江忠烈公原募之勇，名曰楚军。曾文正公继募之勇，名曰湘军。同一省也，而不免畛域之分。湘军人材众矣，楚军后起，如刘公长佑、刘公坤一、江公忠义，亦彪炳一时。然自大帅视之，已不免亲疏有别矣，而莫甚于川之与楚，湘之与淮。川、楚之隙，自广西军兴，已成莫解之势。其后鲍军门超，以川人统三四十营，归于湘部，卒皆湘人为多。初为分统时，胡文忠公即以川楚不和，不宜用川告戒之。湘、淮则本系一家，淮由湘出，尤有水源木本之谊，而自捻逆猖獗时，曾文正公督师北剿，湘军已大半遣散，全倚淮军为用。淮军既富而骄，夙乐合肥相国宽大，视文正公儒将约束颇以为苦，遇有调度，阳奉阴违者颇多。文正时与所亲书，有撤湘军一事，合九州铁不能铸一错之语。部下气类，由此愈分矣。厥后湘军渐远渐散，南北驻防，悉皆淮军。此之声威弥著，彼之嫌隙益深，履霜坚冰，盖非一朝一夕之故已。

左文襄初以举人居骆文忠公幕府，事无大小，专决不顾。文忠日与诸姬宴饮为乐，文襄尝面嘲之曰：“公犹傀儡，无物以牵之。何能动邪？”文忠干笑而已。尝夜半创一奏草，叩文忠内室大呼。文忠起读叫绝，更命酒对饮而去。监司以下白事，辄报请左三先生可否。一日樊提督诣文忠，延文襄出共谈，意大龃龉，遽起批樊颊大诟。樊不能堪，致为互揭查办之举。文襄回籍，樊亦奉旨罢任。樊归谓子增祥曰：“一举人如此，武官尚可为哉！若不得科第，非吾子也！”增祥卒入翰林，甚有才名。

文襄公长女，为陶文毅公子妇。其缔姻时，文襄年少而贫，与胡文忠公夙故。文忠，文毅婿也。省文毅江南督署，文襄与偕，文毅奇赏之。一日传优人治盛筵堂上，文襄为宾，文忠为介，而文毅为主，凡三人，众莫测其故。酒酣，文毅命子桄出拜，指谓文襄曰：“吾一子无可托者，观君志意出吾上，愿乞贤女配之，俾成立。”文襄慨然允诺。文毅薨，桄始八岁，文襄乃就文毅家主持内外，岁备三百金，如是十年。文毅多藏书，国朝掌故之类尤备。文襄日夕讨论，遂以成业。文襄后出入将相，岁寄家人，亦以三百金为率。戒其子曰：“吾昔受人重寄，岁入止此。汝辈安坐享之，何厚乎！”文毅家号巨富，文襄佐湖南抚幕时，饷事有急，辄令陶氏输重金为倡，不少顾惜。其长女极贤干，有父风，能任家政焉。

西疆之役，以老湘营为首功，故提督刘忠壮公，松山旧部，其犹子今新疆巡抚锦棠所统者也。忠壮伤亡后，所部出战，辄著灵异。回贼尝目击公临阵指挥，以故见湘军旗帜，辄狂走。左文襄公尝出巡，忽一卒攀舆大哭，舆不得前。遂言曰：“吾日助若战，军士寒饿不堪，须衣粮，并西洋枪炮子药勿迟。”审其音，即忠壮也。文襄颔之。卒昏去，有顷乃苏，文襄觅匠制冥器相生焚之，亦奇事。新抚亦将才，有权略，尝与金将军顺等择地度岁，歌舞酣宴甚乐，而密使四出侦贼所至。既元夕后，谓将军曰：“吾辈乐亦足矣。曷一出剿贼？”牵师即日行，不数日大捷闻矣。而将军等方集麾下，议论未定也。故改建行省诸大政，文襄粗立其基，经营部署，率皆新抚成之。然回孽未尽，俄众相逼，求其百年无事，殆未易言。天欲成文襄之名，独为其难，卒如所愿，亦伟矣哉！闻出关以后，无大战事，老湘一军，号称无敌，实在甘凉一带著绩云。

左文襄公在西疆时，湘部而外，旗营、勇营林立其间，遇有饷项支绌时，无不立予协济，以是人服其公。然意气甚盛，虽官秩相等，而言语酬酢，书函往复，皆自处于卑下，则遇有所求，无不如志。英果敏公任乌鲁木齐都护，一见倾倒，派兵派饷，以供使用，概辞不受。嗣奏陈边事艰难情形，极推文襄之功，遽得月协八万巨饷，情好以是日密。时将军金顺颇不能事，将奏荐代领其众，未及而英卒矣。英病亟时，以寸纸手书告诀。文襄为之痛哭，告僚友曰：“西边少一替人，吾且伤一知己矣。”飞草表其夙勤，为理身后事甚备。文襄向论旗员习气重，解事少，遇金将军犹以部曲等之，至果敏则称为有用才，近世督抚罕有其比云。

淮军之兴，由前山东布政使六安李公元华。当咸丰四年，发逆踞庐州，李以抚部门生带团勇助剿，张制府树声、潘抚部鼎新、刘抚部铭传、周提军盛传昆仲皆奔走其间。如是数年，虽未有成效，而战阵之事，练习日精。时合肥相国在籍办团，或居帅幕，或领军事，尚无专主，殆庐州事亟，由间道投曾文正公。江右李亦随赴吴清惠公淮安矣。张、潘诸公乃保境自守，徘徊俟时。及咸丰、同治之交，楚军日盛，由西路径克安庆。刘抚部族子东堂与韩提督殿侦知其事，诸公乃使谒合肥相国请计，于是有创立淮军之举。时江苏官绅乞师者踵至，合肥相国慨然请行。先立鼎、铭、庆、树四营，益以湘军亲兵一营，林字一营，开字二营，共为九营，陆续赴援上海。铭营始以东堂主之，东堂力推其叔抚部。庆营则吴提军长庆主之，向从军庐州，与潘、张诸公又别，亦未尝归李部下。林营则湘人滕镇军嗣林主之，亲兵营则湘人韩太守正国主之，开营则程提军忠烈主之。通名淮勇，实则湘军三营，淮军六营也。其后林营未尝著绩，亲兵营年余败散，惟开营功业先著，而忠烈殉后，遂以不振，于是树、鼎、铭、盛各成一军，自一营至数十营不等。盛军者，即周氏兄弟抵上海后所主者也。庆营正、副二营，历十数年，至海防议起始增六营。而铭、盛两军，叠为畿辅拱卫之师，遂称两大，较诸军为久长云。说者以淮军创于李，成于刘、韩，大于刘、周，皆所以佐合肥相国成中兴伟烈，盖有天焉。

淮军之赴上海也，由江苏官绅至安庆乞师，备极哀恳，倡其议者，为三官三绅，吴观察煦、吴太守云、应太守宝时，及冯中允桂芬、顾观察文彬、潘郎中曾玮，而庞侍郎钟璐主之，以书陈于曾文正公。议定后，颇难其使。钱中丞鼎铭时避居崇明，为文正年家子，因招使往，钱颇难之，强而后可。及合肥相国东下，钱任采办军米，督治后路转运，荐保道员，皆由乞师基之。其由道员而至豫抚，则由曾文正公。文正初不甚知钱，及移督直隶，过清江，钱在转运局迎送，先后历十余日，官厨供应而外，日备精馔三五器，文正颇以为甘。既辞复进，流涕再三，述举贤平吴之德，文正大感动，以为公谊切如此，必有忠诚报国。适奏调两江官绅，为直隶仕途矜式，举钱首列，未及五年，而开府矣。所谓三官、三绅者，应以苏臬历署藩司终养；二吴则被劾废归；顾再任宁绍道台，归治园林自娱；潘亦保道员，家居不出；惟冯乡望最重，吴士言必称冯先生，不道其字，有大政事，当路就与商而行。其人工心计，寓上海，购地数百亩于洋泾浜，及苏垣克复，斥卖殆尽，复购地数十区于阊门市，一出入间，获利无算，吴人类能道之。苏杭之陷，两省绅民麇聚上海，恃西人为之护持，贼近咫尺而不敢逼。薛尚书焕以巡抚兼通商大臣，新任僚吏，皆工趋避，媚耳目者，军事殆不可问。知府李庆琛为统将，部兵数千，皆衣锦绣，排刀斧，出入自耀，有同优孟。淮军入境，则皆芒鞋短衣布帕，皆笑指为丐。然合肥相国，意气甚盛，不受薛节制。初以敌体相见，薛颇不能耐，与李庆琛定计，乘淮军未动，先复一二城，以夺其气。益募至万余人，剿贼太仓，不二日，全军覆败，李走津浦。又追至上海，西人论和而退。当警报四至，薛乞援于合肥相国，报以奉旨保城，不关战事。既贼大集，亦登阵固守，贼遂漠然视之。已而薛蒙入召，合肥相国兼代其任，贼大举围营，合肥相国与程忠烈计分两路，迎伏以战，大败贼于虹桥，连克嘉定、宝山，贼狂走昆山而逃，军声彪起。收队时，西人相顾，至以拇指示之。嗣又有七宝之捷，四江口之捷。于是各营增军，分道以收浦东，而贼自迎降者，络绎不绝矣。识者谓薛部剿贼不足，滋乱有余，向非轻进溃散，亦殊未易遣撤。且贼非骤胜而骄，未必一无顾忌，淮军转难操必胜之权，以此知成败之机，有天有人，不可以逆料也。合肥相国于虹桥战时，坐胡床桥头督战，贼氛甚恶，春营张遇春败回，及桥，相国顾左右：“取其首！”遇春驰马反趣贼，各营并奋勇直前不可当，而程忠烈所部绕贼后冲入贼阵，截贼为二，遂获全功。是役也，贼数近十万，淮军留守坐营外，不过数千人出队耳。自余载事，不甚关全局，惟常州守贼极悍，破城后巷战尤亟，兵将伤亡者颇多。

发逆之乱，以予所见诸将帅，料敌之密，布阵之密，无过多忠武公，后惟程忠烈公足俪之。当忠烈既复青浦、南汇诸县，局势渐拓。太仓贼蔡胡子者，忽遣人投合肥相国介弟观察军中约降，观察遣随员入城坚订而出。至期，观察率小队百余人，按辔徐进。及城桥，伏贼突出，观察回辔而驰，贼因分门齐出，直扑大营。仓卒间，观察不及调御，各营为之哗乱。忽贼阵内溃，纷走入城，则忠烈督军入援，追至城桥而止。盖忠烈初闻约降之信，知其有诈，飞书合肥相国，属观察慎重。观察疑之，秘不使预谋。忠烈侦闻，乃出偏师备援，观察各营，竟赖以无恙。蔡后降浙军，保至总兵。

程忠烈公初归曾部，从克庐江三河，声绩已著。一日合肥相国，将援上海，议招忠烈同行，属吾乡孙太守云锦探之。忠烈慨然曰：“某受曾公厚恩，义当终始。然下游亦国事，且熟习下游情形，无如某者。曾若允行，愿从之。”随密谓太守：“吾辈皖人，入湘军终难自立。丈夫当别成一队，岂可俯仰因人？”太守颔之。合肥相国遂商于曾文正公，举为前锋。相国问入吴方略，答曰：“下游水乡多桥，有一河即是一营，有一桥即是一将。得营得将，何功不成？”及功绩大著，或问其学何兵法，答曰：“先有事，后有法，何今何古，在相地势得士心而已。”其军法极严，入苏城时，禁当街驰马，犯者立斩，即合肥相国亲军亦不恕之。其谋斩苏城降将，合肥相国踟躇，三昼夜不能决，忠烈以去要之，始定。性颇嗜杀，论者少之。然苏城降将所约三事：曰留半城屯其余众，曰编定百营照给饷，曰受翎而不剃发。此何可从？盖有取死之道，杀之固当。后忠烈临危，若有鬼物乘之，忠烈告以“杀降负盟，为国无私，此心可质鬼神”等语，真英雄也。忠烈不识字，然文义轻重得失，一闻便了。在浦东时，乞合肥相国以克城余米赈恤难民，某友于函牍中用“哀鸿遍野”字，忠烈诧曰：“李公名岂可犯？且太夫人在，亦岂可用哀？”此小事亦见过人处也。同乡某初入翰林，忠烈饷以重金，戒勿赴他营干乞，且约以时资给之。某不听，几陷乱军中，闻者愧之。

程忠烈公攻围苏城时，所部三十余营，不足二万人数，而发逆在城，盖及二十余万。忠烈于城外诸山联翩立营，树以旌旗，令各营将士分番出入，或分日移驻，时见灶烟突火。发逆了望，不知多寡，震慑约降。往来其间者，提督郑国魁也。发逆必欲要忠烈面订，忠烈慨然而往；要以三事，亦姑允之，降计始定。合肥相国期以五日后纳忠烈别营龚副将营中。至期，忠烈密布方略，逮逆首五人至营，合肥接以温语。将入宴矣，左右报有廷寄，相国起曰：“速请程军门陪客。”相国去，忠烈入，麾勇士直前擒斩；其一纵步出帐，追至濠边，始获之。忠烈旋鸣鼓统师入城，守定各门，派诸卒分走街衢。谕逆众曰：“逆首诈降已伏诛。胁从无罪，各闭门守，出即杀。”令下，无一人探首出声者。旋呼男子投器械分门出，各以兵将监之，留营者入伍，归籍者资遣，悉从其便。未逾三日，满城无一贼踪，所余者，妇女五六万人而已。当逆首五人之伏诛也，计甚秘，郑国魁亦不知。洋将戈登者统常胜军在营，以忠烈杀降不义，将率洋兵攻忠烈，赖苏绅潘郎中辈和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