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明典故纪闻

梦卜求贤之说，顾谓侍臣曰：“君臣相遇，岂偶然哉？高宗恭默思道，渴想贤傅未得，说筑傅岩，虽有致君泽民之志，不能自达，一旦得于梦寐间，遂相与讲学论道，而功被当时，名垂后世，诚千载奇遇。由此观之，人君诚心求贤，固无不得之理。文王因田猎遇太公，亦岂非诚心相感？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物皆有相感之理，况一代君臣乎？盖天佑国家，必生贤哲为之辅翊。高宗思道之心，盖有格于天矣。”又曰：“有高宗之心，然后可以梦言；有傅说之贤，然后可以为相。若汉文以梦得邓通，光武以谶用王梁，岂不误哉！”

宣德间，兵部尚书张本奏：“驿马之设，本以飞报军机重务，今在外，凡有符验官司及镇守官，每以常事泛滥给驿，皆宜禁止，请令年终各具一岁给驿起数、及所干事务、所差人员，造册奏闻，以凭稽考。”从之。

德州民奏，本州路当冲要，每遇军物，官船经过，例给丁夫，而督运者多不守法，威逼有司，以一索十，以十索百，前者未行，后者踵至。本处丁夫不敷，有司无计，或执商贩行道贫人补足其数。督运者中路逼取其赀，无赀者至解其衣而纵者，有为所逼迫不胜而赴水死者。在船军士，本用操舟，乃得袖手而坐，所载私货多于官物，沿路发卖，率以为常。乞敕所司禁约。奏下行在兵部，兵部奏：“请自今运物船马快船，俱令掌船者每船预置木牌一，大书本船军夫数目姓名，有急运应增者，上水不过七人。所司给与印信帖子，大书所增贴于牌上，以牌竖于船头，所过有司如牌所增给之。下水不给，违者许被害之人及有司指实以闻。仍遣内外官不时沿路搜检私载物货究治其罪，庶使小人知所警惧。”从之。

宣宗因言者言近来风宪多怀顾忌，少有敢言，请降敕勉励，以开言路，因谓右都御史顾佐等曰：“朝廷立法，凡诸司官员及百工技艺之人，皆许言事，况风宪官职当言路，朕所倚信者，岂可有所顾忌？尔宜以其职喻之，若当言不言，以失职论。”

宣宗与儒臣论汉、唐诸君曰：“汉武好大喜功，海内费耗，末年能惩前过；玄宗初政，有贞观之风，久而恣欲，疏忠任邪，遂致祸乱，窜身失国。武帝犹为彼善于此。”又曰：“善心生则明，欲心生则暗。武帝以田千秋为贤，玄宗以李林甫为贤，此治乱所由异也。”

宣宗御文革殿，召大学士杨土奇、杨荣、金幼孜，特赐鲥鱼醇酒，加赐御制诗，有“乐有嘉鱼”之句。士奇等沾醉献和章，上嘉曰：“朕与卿皆当以成周君臣自勉，庶几不忝祖宗之付托。”

宣宗因侍臣言为政在人，知人为要。曰：“知人固难，然临事听言之际，以理为主，君子小人，亦可辨。天下事，即尧舜处之，亦取善于人。人臣有爱君之心，随事规正，以利国家，此君子也；若不念君德，不恤国家，阿意曲从，以求容悦，此小人也。”

宣德四年，宣宗谕六部都察院曰：“国以民为本，民安则国安。朕君主天下，孜孜夙夜，以安民为心，顾国家用度有不得已取之民者，朕犹惓惓轸恤民艰。比闻中外奸弊纷然。嗟怨盈路，皆由尔等不体朕心。凡朝廷科买一物，辄差数人促办。所差之人，又各有亡赖十数为之鹰犬，百倍科征，民被箠楚，不胜其毒。百分之一归官，余皆入于私室。人之困苦，罔所诉告。尔等非不知之，盖实纵其所为。风宪耳目非不闻之，亦略不纠举。此岂仁人君子之心哉？自今当洗心悔过，以革前弊。朝廷有紧切重务，慎选廉公官员催办。不及之事，悉不许差人。假公营私，扰吾良民，违者罪之。”宣宗闻府军后卫有题进本夜递至北中门，守卫不肯转达，因谓锦衣卫官曰：“祖宗成法，朝罢外廷有事急奏者，不问晨夜，即具本进，守门者即为上达，所以通警急，绝壅蔽。今敢若此，不可宽贷，其执付法司罪之。”

宣宗尝谕鸿胪寺臣，凡遇祖宗忌日，通政司、礼科、兵马司免引囚奏事。

宣宗因户部上户口登耗之数，语侍臣曰：“隋文帝时，户口繁殖，财赋充足。自汉以来，皆莫能及。议者以在当时必有良法，后世因其享国不永，固无取焉，此未必然。夫法存乎人，理财国之大务，若汉、唐初，立法未尝不善。至其子孙，或恃富厚，力役频兴，费用无度，天下不能不凋弊。若隋文克勤政事，自奉俭薄，足致富庶，岂徒以其法哉！秦法多非先王之制，后世犹有存者，亦未尝计其享国长短也。大抵人君恭俭，国家无事，则生齿日繁，生齿繁则财赋自然充足。”又曰：“天下富庶，致理之本；民物凋耗，兆乱之阶。使炀帝不纵其奢欲，能谨守隋文之业。安得遽至败亡哉？”

宣德四年七月，宣宗临文渊阁，与少傅杨士奇、太子少傅杨荣论经史，遂咨政务，已而悉召诸学士及史官，谕之曰：“国史贵详实，卿等宜尽心。”于是赐士奇等及学士以下钞有差。

洪武初，凡遇正旦等节，在外大小衙门庆贺，俱行舞蹈，山呼十四拜礼。后来，惟五品以上衙门进表行此礼，至节日止于露台设香案行九拜礼。至宣德时，以安庆府潜山县知县俞益言，始定五品以下衙门仍旧行舞蹈山呼十四拜礼。

宣德四年八月，宣宗谕礼部尚书胡濙曰：“祖宗时，文武官之家不得挟妓饮宴，近闻大小官私家饮酒，辄命妓歌唱，沉酣终日，怠废政事，甚者留宿，败礼坏俗。尔礼部揭榜禁约，再犯者必罪之。”此革官妓之始。

宣德四年十月，宣宗临视文渊阁，少傅杨士奇，太子少傅杨荣，太子少保金幼孜，学士杨溥、曾棨、王直、王英，侍读李时勉、钱习礼，侍讲陈循等侍，命典籍取经史亲自披阅，与士奇等讨论，已询以时政，从容密勿者久之。命中官出尚膳酒馔赐士奇等，井赐纂修实录官，士奇等叩首谢。复谕之曰：“朕闻有道之朝愿治之主，崇礼儒硕，讲求治道。卿等为朕傅保，与诸学士皆处秘阁，朕躬至访问，冀有所闻耳。稍暇当复至，卿等必有所陈论也。”已而亲制诗赐士奇等。诗曰：“秘阁弘开当巽隅，充拣之积皆图书。仙家蓬山此其处，上与东壁星相符。罢朝闲暇一临视，衣冠左右环文儒。琼琚锵锵清响振，宝鼎馥馥香烟敷。维时日上扶桑初，始看瞳胧绚绮疏。忽似粲烂明金铺，从容燕坐披典谟。大经大法古所训，讲论启沃良足娱。朝廷治化重文教，旦暮切磋安可无？诸儒志续汉仲舒，岂直文采凌相如？玉醴满赐黄金壶，勖哉及时相励翼。辅德当与夔龙俱，庶几治至希唐虞。”

●卷十

宣宗与侍臣论及封建，曰：“周秦享国长短，非但封建也。周自后稷公刘，以农事启国，至文、武积德累仁，乃有天下。继之以成康，保恤丞民，克绍先业。秦自孝公据崤函以窥周室，惠文、武昭蒙其故业。至始皇吞二周、灭六国，专诈力刑罚以制天下。继之以胡亥，残忍刻薄。周得之以忠厚，守之以忠厚，故其祚长；秦取之以诈力，守之以诈力，故其祚短。非但封建也。”

宣宗尝作《猗兰操》赐诸大臣，序曰：“昔孔子自卫反鲁，隐居谷中。”见兰之茂，与众草为伍。自伤不逢时，而托为此操。朕虑在野之贤有未出者，故亦拟作其词，曰：“兰生幽谷兮，晔晔其芳，贤人在野兮，其道则光。嗟兰之茂兮，众草为伍，于乎贤人兮，汝其予辅。”又谕之曰：“荐贤为国，大臣之道。卿等宜勉副朕意。”

御史姚兼善巡按江西被逮，其二司等官俱有馈赆，或请治送赆者罪。宣宗曰：“被逮而致馈，人之厚也。非有所求，不必究。”

宣德四年十月，以皇太子千秋节，下宽恤之令，减杂犯死罪以下宥笞杖及枷镣者。

广东南海县民叶发言，番禺县径口地有银矿，民多窃取烹炼，宜开冶置官。宣宗曰：“今各处岁办银课者，往往害民，方革其弊，岂可再开银冶？”不听。

宣德时，有建言洪武、永乐中法制有当改易以从宜者。宣宗谓侍臣曰：“自古帝王创业垂统，必有成宪，以贻子孙。子孙能谨守之，足以保天下。若自作聪明，或惑于小人而变更之，不免生祸乱。如唐府兵，其制颇近古，一变为广骑，再变为方镇，遂使武夫悍卒得专方面，唐遂以亡。宋赋役，祖宗时，皆有定制，其后信用小人，变为新法，民不胜其烦扰，自是朝政反覆，国是日非，卒致夷虏之祸。是皆可监。”侍臣对曰：“子孙惟恭俭，则能保守。”曰：“然而亦须任老成人，如宋任用李沆，岂有改祖法之事？”

宣宗与侍臣论前代官制，曰：“省官，安民之道，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官倍，秦汉以下视夏商官益增多，何也？”侍臣对曰：“时世不同也。”曰：“唐虞三代，事简民淳，不可比拟。唐太宗定内外官七百三十员，去古未远，亦足为法。”侍臣对曰：“然必由君心静则事可简，事简则官可省，官省则民安矣。若国家多事，政条烦杂，小人幸进，冗食者多，欲百姓免于烦扰，难矣。”曰：“此诚确论，清心者省事之本。”

夏原吉为人有雅量，从吏尝污金织赐衣惧欲逃者，原吉曰：“污可浣，何惧为？”有吏坏所宝砚石，匿不敢见。召谕之曰：“物皆有坏，吾未尝惜此。”慰遣之。

宣德五年二月，北京五府六部皆未建，宣宗以礼部所典者天地宗庙社稷之重，及四方万国朝觐会同者，皆有事于此，遂首建之，地位规制如南京，加弘壮焉。

朝鲜所贡方物，旧有金银龙头盏之类。宣德五年，宣宗始敕国王曰：“金银非小国所产，自今贡献，惟以土物效诚而已。”国王感悦。

宣德五年二月，宣宗诣献陵。顾谓侍臣曰：“皇祖尝言，古帝王陵寝有崇奢丽及藏宝玉者，皆无远虑，吾子孙宜戒之，不可蹈也。此语朕恒记忆不忘，今所建寝陵，皆皇祖当时规画，不敢有所增益。”

宣宗奉皇太后诣陵，陵傍居民老稚迎拜于道。皇太后顾谓宣宗曰：“百姓爱戴君上，以能安之。古帝王保有天下，垂裕子孙，令问长世，千载之下，人犹仰慕，亦惟能安民耳。国家恒轻徭薄赋，以存恤为务，庶几为民父母之道。”于是皇太后过视道旁农家，皇太后召其老妇，问所业及安否。其妇女老稚，皆欢喜，踊跃应对，质朴如家人然。皇太后喜，赐钞帛布饮食，皆欢跃感戴。民有进蔬食酒浆者，皇太后尝之，举以与帝。曰：“此农家食也，当知之。”

宣宗侍皇太后，驻跸陵下，召扈从官张辅、蹇义、杨士奇、杨荣、金幼孜、杨溥入见。皇太后曰：“皇帝数言卿数人赞辅多用心，今国家清宁，生民无事，固是祖宗垂祐，亦有卿等之力。”辅等叩头对曰：“皇上聪明睿智，敬天法祖，仁爱兆民，以致康济之功。此皆本于皇太后圣德大训，臣等实无寸补。”皇太后曰：“吾何德，所以致今日者，上由祖宗积善垂庆。卿等皆先朝旧人，自今更须协力一心，非但国家蒙福，祖宗神灵昭鉴在上，亦必敷祐卿等，俾卿子孙安荣永世。”遂命赐六人酒馔及白金文绮。

宣宗自陵还，道中遥见耕者，以数骑往视之，下马从容询其稼穑之事。因取所执耒耜三推，顾谓侍臣曰：“朕三举末，已不胜劳，况常事此乎？人恒言劳苦莫如农，信矣。”耕者初不知为帝也。既而中官语之，乃惊，跃罗拜呼万岁。命随至营，人赐钞六十锭。

宣宗召蹇义等，语曰：“朕昨谒陵还，道昌平东郊，见耕夫在田，召而问之，知人事之艰难，吏治之得失，因录其语成篇，今以示卿，卿亦当体念不忘也。”其文曰：“庚戌春暮，谒二陵归。道昌平之东郊，见道傍耕者俯而耕，不仰以视，不辍以休，召而问焉，曰：‘何若是之勤哉？’跽曰：‘勤，我职也。’曰：‘亦有时而逸乎？’曰：‘农之于田，春则耕，夏则耘，秋而熟则获，三者皆用勤也。有一弗勤，农弗成功，而寒馁及之，奈何敢怠？’曰：‘冬其遂逸乎？’曰：‘冬然后执力役于县官，亦我之职，不敢怠也？’曰：‘民有四焉，若是终岁之劳也，曷不易尔业，为士，为工，为贾，庶几乎少逸哉？’曰：‘我祖父皆业农，以及于我。我不能易也。且我之里无业士与工者，故我不能知，然有业贾者矣，亦莫或不勤。率常走负贩，不出二三百里，远或一月，近十日而返，其获利厚者，十二三，薄者十一。亦有尽丧其利者，则阖室失意，戚戚而忧，计其终岁家居之日，十不一二焉。我业是农，苟无水旱之虞，而能勤焉，岁入厚者可以给二岁温饱，薄者一岁可不忧。且旦暮不失父母妻子之聚，我是以不愿易业也。’朕闻其言，嘉赐之食。既又问曰：‘若平居所睹，惟知贾之勤乎？抑尚他有知乎？’曰：‘我鄙人，不能远知。尝躬力役于县，窃观县之官长二人，其一人寅出酉入，尽心民事，不少懈，惟恐民之失其所也，而升迁去久矣，盖至于今民思慕之弗忘也。其一人率昼出坐厅事，日昃而入，民休戚不一问，竟坐是谪去，后尝一来，民亦视之如涂人。此我所目睹，其他不能知也。’朕闻其言叹息，思此小人，其言质而有理也。盖周公所陈无逸之意也，厚遣之，而遂记其语。”

宣宗临轩策士毕，还御武英殿。谓翰林儒臣曰：“朕于取士，不尚虚文，欲得忠鲠之士为用。其间有若刘蕡、苏辙辈，能直言抗论，庶几所望，朕当显庸之。”于是赋《策士歌》以示诸读卷官。

宣德间，有建言请设谏官者，宣宗曰：“祖宗建官有定制，但朕有过失，令中外大小之臣皆得谏，而纳之不为迕，岂不所得者多欤？”因谓侍臣曰：“三代以下人君，唐太宗善纳谏，当时之臣若魏徵、王圭亦善谏，故有贞观之治。”宋太祖尝曰：“‘唐太宗受人谏疏，常自引咎，不以为耻。不若己不为非，使人无可谏。’二者孰是？”侍臣对曰：“宋太祖所言为优。”曰：“宋太祖固是务本之论，然人所行岂能皆是？若禹闻善言则拜，汤从谏弗咈，改过不吝。禹汤犹取善于人，况其下者乎？朕以为人君者，当以太宗为法。”

宣宗闻内使韦宗盗官铜造镀金器物与外人，因谕侍臣曰：“洪武、永乐间，内府所贮钱粮，内官内使纤。毫不敢动。虽东宫亲王，不得取用。欲用者必奏请。今内官敢尔，岂得不罪？”又曰：“朕今日用一木水架，工匠饰以彩色，又间贴金。朕恶其华侈，遂命易之，而小人乃敢僭拟！”遂命司礼监榜谕各监局，有盗官物及僭分者，事发处死，知而不首，罪亦如之。

宣宗闻豹房勇士以民居宽好欲夺而居之者，命杖之一百，以五百斤枷号令儆众。召六科给事中，谕曰：“此曹敢轻易犯法者，恃中官为之救解，自今但中官传朕言释有罪人，并须覆奏始行。”

宣德五年八月朔，日当食，阴雨不见，礼部以为即同不食，请率群臣表贺。宣宗敕群臣曰：“古者人君所谨，莫大于天戒。日食又天戒之大者，惟能修德行政，用贤去邪，而后当食不食。朕以菲德嗣承祖宗大统，政理未洽，民生未遂，上累三光，祗惧惟甚，可比于是欤？传不云乎，‘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今以阴雨不见，得非朕昧于省过而然欤？况离明照四方，阴云所蔽有限，京师不见，四方必有见者，比之不食，天可欺欤？朕图修省以仰答天意。尚赖尔群臣匡其不逮，其止勿贺。”

宣宗与学士杨溥等语及治民之事，曰：“民之休戚，系乎庶官之贤否，何术可尽得其人？”溥对曰：“严荐举，精考课，不患不得。”曰：“近代有罪举主之法。大抵全才者少。明此者或不明于彼，善始者或不善于终，而一言荐之，岂能保其终身？故亦难乎举之者矣。大抵欲得贤才，当厚教养之法，教养有道，人才自出。若但责效于荐举考课之间，盖求什一于千百也。汉董仲舒言，素不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此诚知本之论。”

宣德六年三月，尚书胡濙等条奏户口事宜内一款，各处军卫有司常宜省谕旗甲里老人等，除有引客商外，但系他处人民，即报官拘审，发回原籍。若纵容不举，该管旗甲亲邻里老，俱坐以罪。按此法与保甲法并行，极可以防奸弭盗。

旧例，南京各衙门以公事诣北京者，悉自出资赁舟。宣德六年，宣宗闻之。曰：“南北皆京官，且南京官俸薄，治公事岂可自赁舟？”于是令南京五府、六部、都察院等堂上官，凡以公事诣北京者，俱给驿。

宣宗御左顺门，出御制《闵农诗》一章，示吏部尚书郭琎，曰：“朕昨宵不寐，思农民之艰难，能使之得其所，则在贤守令，因作此诗。卿常为朕择贤，毋使农民受弊也。”诗曰：“农者国所重，八政之本源。辛苦事耕作，忧劳亘晨昏。丰年仅能给，歉岁安可论？既无糠核肥，安得缯絮温？恭惟祖宗法，周悉今具存。遐迩同一视，覆育如乾坤。尝闻古循吏，卓有父母恩。惟当慎所择，庶用安黎元。”

宣德六年六月，新作礼部成，赐宴落之。命公、侯、驸马、伯、都督、尚书、侍郎、都御史、学士、祭酒及通政、大理寺、太常寺、光禄寺、鸿胪寺掌印官及本部属官皆与焉。

宣宗闻刑部系囚反狱，谕侍郎施礼等曰：“罪囚系狱，凡狱具，轻重各有宜施，尝闻太祖皇帝言：“仁于仁，不仁于不仁。’强盗何足矜悯，而姑息之？今之逸，如虎逸柙，人复被害矣。此由堂上官纵弛，故下人得以生弊。推情论法，尔亦当罪，姑停俸治事，必俟盗获而后与俸。盗不获，尔罪不免。”

宣德间，河南民言嵩县白泥沟地产银矿，民私烹炼，宜开官冶。命主事郭诚往，同三司官集民丁，发地得银砂四千余斤。烹三十余日，计用人力二千七百工，得黑铅五十斤，银二两，所得不偿所费。宣宗曰：“小人献利之言不可听，其罢之。”

宣宗因甘州卫千户姚宁等奏曲先之役多冒功升职，未惬人心，因谓兵部尚书许廓等曰：“升赏之法，所以酬前劳，勉后效。若有功不得，则才勇之人忿；无功而得，则侥幸之心启。将来何以使人？今宁等所言，宜令总兵官覆勘，务合至公，无惮改过。”

内官袁琦、内使阮巨队，初往广东等处公干，以采办为名，虐取军民财物。事觉，宣宗命凌迟琦、斩巨队等十人。因谕右都御史顾佐等曰：“宦者袁琦，以其自小随侍，颇称使令，升太监管事，辄敢恃恩纵肆欺罔，假公务为名，擅差内官往诸处，凌虐官吏军民，逼取金银等物，动累万计，致吏民含冤无诉，归怨朝廷。虽方面风宪之官，皆畏惮之，不敢以闻。鬼神不容，发露其事，已悉置极刑。尔都察院揭榜晓谕中外，凡先所差内官内使，在外侵占官民田地及擅造房屋，所在官司取勘明白，原系官者还官，军民者还军民。中外官民人等有受内官内使寄顿财物，许首免罪，若匿不首，事觉与犯者同罪。自今内官内使出外，敢仍前有犯，令所在官司具奏，治以重罪。知而不奏，罪同。”若中外军民人等，有投托跟随内官内使因而拨置害人者，悉处死罪，既又敕天下诸司曰：“朕恭嗣祖宗大位，夙夜寅恭，不遑暇逸。诚以天下者祖宗之天下，军民者祖宗之军民，军民安则天下治，天下治而后有以仰副祖宗付托之重。爰自临御以来，惟以安人为心，而内官监太监袁琦随诗曰久，肆其狡险，欺谩朝廷，假干办公务为名，朦胧奏遣内官内使，在外凌辱官员，毒虐军民，恣肆贪残，赃秽狼籍，金银以千万计，人不聊生。所在有司坐视民患，徒怀兢惕，默不敢言。天地不容，鬼神共怒，发其罪恶，已敕法司榜示天下。尔等其体朕恤人之心，务隆绥抚。民者国之本也，代天理民者君，为国安民者臣，尔等勉之，必使军民皆安于下，而无叹息愁恨之声，庶几尽尔等之职，不负朕委任之意，尔等勉之。”

旧制，进士于各衙门观政，不佥署文案。宣德七年，以都御史顾佐言，始令照永乐年例，进士于刑部、都察院理刑者，与御史、郎中、主事分理，谙练政务。

宣宗闻御史陈斌言，贵州所属生苗累肆劫掠，请命总兵萧授剿之，语兵部尚书许廓等曰：“蛮人虽务劫掠，若防守严密，安能为患？何至便兴兵，殄灭天地生物？虎狼蛇蝎，何所不有，岂能尽灭之？但当慎防而已。且彼虽变夷，亦好生恶死，宜令授及贵州三司差人抚谕，使改过自新，如其不悛，发兵剿之。”

宣宗因与侍臣论人君御世之权惟命德讨罪为重。曰：“二者天下之公器，人君特主之耳。若舜举十六相，诛四凶，而天下咸服，此以天下之好恶为好恶也；齐威王封即墨大夫以万家，而烹阿大夫，齐国大治，此不以左右之好恶为好恶也。故爵赏刑罚至公无私，然后能服天下。”

宣德时，满刺加国差巫宝赤纳来诉其国为暹罗所侵扰，礼部言：“诸番贡使，例有赐予，今巫宝赤纳非有贡物，给赏无例。”宣宗曰：“远人数万里外来诉不平，岂可不赏？”遂赐纻丝、袭衣、彩币、表里、绵布悉如他国贡使例。

旧制，御史皆乘驴。宣德间，御史胡智言：“御史任纪纲之职，受耳目之寄，纠劾百僚，肃清庶政。若巡按一方，则御史以朝廷所差，序于三司官之上，或同三司出理公务，三司皆乘马，御史独乘驿驴，颇失观瞻。自今请乘驿马为宜。”宣宗谓兵部臣曰：“御史所言亦合大体，其从之。”

宣宗尝谓都御史顾佐曰：“佛本化人为善。今僧人多不守戒律，不务祖风，往往创造寺院为名，群舁佛像，遍历州郡，化缘所得财物，皆以非礼耗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