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明典故纪闻

人，能言元时点兵事。使者问其主将曰：‘尔兵有乎？’曰：‘有。’使者曰：‘何在？’主将举所佩系囊，出片纸，指其名曰：‘尽在此矣。’其怠弛如此。及天下乱，无兵可用。乃集农夫驱市民为兵，至不能弯弓发一矢，骈首就戮，妻子为俘。国之亡者，实此辈亡之也。尔等可不戒哉！”

太祖与翰林待制秦裕伯等论学术曰：“为学之道，志不可满，量不可狭，意不可矜。志满则盈，量狭则骄，意矜则小。盈则损，骄则惰，小则卑陋。故圣人之学，以天为准；贤人之学，以圣为则。苟局于小而拘于凡近，则亦岂能充广其学哉！”

太祖谓翰林侍读学士詹同曰：“古人为文章，或以明道德，或以通当世之务。如典谟之言，皆明白易知，无深怪险僻之语。至如诸葛孔明《出师表》，亦何尝雕刻为文？而诚意溢出，至今使人诵之，自然忠义感激。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之本，不达当世之务，立辞虽艰深而意实浅近，即使过于相如、杨雄，何裨实用？自今翰林为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务者，无事浮藻。”

太祖命博士孔克仁等授诸子经，功臣子弟亦令入太学。仍谕之曰：“人有积金，必求良冶而范之；有美玉，必求良工而琢之。至于子弟有美质，不求明师而教之，岂爱子弟不如金玉也？盖师所以模范学者，使之成器，因其材力，各俾造就。朕诸子将有天下国家之责，功臣子弟将有职任之寄，教之之道，当以正心为本，心正则万事皆理矣。苟道之不以其正，为众欲所攻，其害不可胜言。卿等宜辅以实学，毋徒效文士记诵辞章而已。”

洪武二年五月，太祖祭方丘还，御便殿，谓侍臣曰：“上天之命，朕不敢知。古人有言‘天命不易’，又曰‘天命无常’，以难保无常之天命，付骄纵淫佚之庸主，岂有不败？朕常披览载籍，见前代帝王当祭祀时诚敬或有未至，必致非常妖孽，天命亦随而改。每念至此，中心惕然。”

太祖幸钟山归，由独龙冈步至淳化门始骑而入，谓侍臣曰：“朕久不历农亩，适见田者冒暑而耘甚苦，因悯其劳，徒步不觉至此。农为国本，百需皆其所出。彼辛勤若是，为之司牧者亦尝悯念之乎？且均为人耳，身处富贵而不知贫贱之艰难，古人常以为戒。夫衣帛当思织女之勤，食粟当念耕夫之苦。朕为此故不觉恻然于心也。”

太祖命吏部定内侍诸司官制，谕之曰：“朕观《周礼》所记，未及百人。后世至逾数千，卒为大患。今虽未能复古，亦当为防微之计。古时此辈所治，止于酒浆、醯醢、司服、守祧数事。今朕亦不过以备使令，非别有委任。可斟酌其制，毋令过多。”又顾谓侍臣曰：“此辈自古以来，求其善良，千百中不一二见。若用以为耳目，即耳目蔽矣；以为腹心，即腹心病矣。驭之之道，但常戒敕，使之畏法，不可使之有功。有功则骄恣，臣法则检束，检束则自不敢为非也。”

太祖尝谕皇太子曰：“自古帝王以天下为忧者，唯创业之君、中兴之主及守成贤君能之。其寻常之君不以天下为忧，反以天下为乐，国亡自此而始，何也？帝王得国之初，天必授于有德者，然频履忧患而后得之，其得之也难，故其忧之也深。若守成继体之君，常存敬畏，以祖宗忧天下之心为心，则能永受天命。苟生怠慢，危亡必至，可不畏哉！”

太祖以元末之君不能严宫阃之政，至宫嫔女谒私通外臣，而纳其贿赂，或施金帛于僧道，或番僧入宫中摄持受戒，而大臣命妇亦往来禁掖，淫渎邪乱，礼法荡然，以至于亡。遂深戒前代之失，著为令典，俾世守之。皇后之尊，止得治宫中嫔妇之事，即宫门之外，毫发事不预焉。自后妃以下至嫔侍女使，大小衣食之费，金银钱帛器用百物之供，皆自尚宫奏之，而后发内使监官覆奏，方得赴所部关领。若尚宫不及奏，而朦胧发内官监，监官不覆奏而辄擅领之部者，皆论以死。或以私书出外者，罪亦如之。宫嫔以下遇有病，虽医者不得入宫中，以其证取药而已。群臣命妇，于庆节朔望，朝见宫中而止，无故即不得入宫中。人君亦无有见外命妇之礼。天子及亲王后妃宫嫔等，必慎选良家子而聘焉。戒勿受大臣所进，恐其夤缘为奸，不利于国也。至于外臣请谒寺观烧香禳告星斗之类，其禁尤严。

洪武三年五月，诏设科取士。诏曰：“朕闻成周之制，取才于贡土，故贤者在职，而其民有士君子之行。是以风淳俗美，国易为治而教化彰显也。汉唐及宋，科举取士，各有定制。然但贵词章之学，而不求德艺之全。前元依古设科，待士甚优。而权豪势要之官，每纳奔竞之人，夤缘阿附，辄窃仕禄，所得资品，或居贡土之上。其怀材抱道之贤耻与并进，甘隐山林而不起。风俗之弊，一至于此。今朕统一华夷，方与斯民共享升平之治。所虑官非其人，有殃吾民，愿得贤人君子而用之。自今年八月为始，特设科举，以起怀材抱道之士，务在经明行修，博古通今，文质得中，名实相称。其中选者，朕将亲策于廷。观其学识，第其高下，而任之以官。果有才学出众者，待以显擢。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选，非科举者，毋得与官。彼游食奔竞之徒，自然易行。於戏！设科取士，期必得于全材。任官惟贤，庶可成于治道。咨尔有众，体予至怀。”

太祖以天下初定，欲通群下之情。日诏百官，悉侍左右，询问民情，谘访得失。或考问古今典礼制度。

太祖尝谓诸武臣曰：“用兵之道，当先固其本。本固而战，多胜少败。何谓本？内是也。内欲其实，实则难破。何谓实？有备之谓也。后世不知务此，至有战胜之余，遂忘武备。往往至于取败。人言天下平定之时，可以息兵偃武。殊不知治兵然后可以息兵，讲武而后可以偃武。若晋撤州郡之备，卒召五胡之扰；唐撤中国之备，终致安、史之乱。此无备之验也。夫当天下无虞之时，而常谨不虞之戒，武备可一日而忘哉！”

太祖御东阁，闻学士宋濂等讲“有土有人”章，曰：“人者国之本，德者身之本。德厚则人怀，人安则国固。故人主有仁厚之德，则人归之如就父母。人心既归，有土有财，自然之理也。若德不足以怀众，虽有财亦何用哉！”

洪武三年二月，诏天下曰：“自古帝王开基立国，必赖贤俊之臣，共熙庶绩，以康兆民。是故殷汤周武既定天下，克用俊乂，列于庶位，故能光昭上下，泽流无穷。今朕肇基江左，统有万邦，稽古建官，期臻至治永。惟六部政繁任重，而在位未尽得人，岂朕用贤之道未广欤？抑贤智之士抗其志节而甘隐于岩穴欤？诏下之日，有司其悉心推访，以礼遣之。”

太祖尝谓中书省臣曰：“今人于书札多称顿首、再拜、百拜，皆非礼。其定为仪式：凡致书于尊者，称端肃奉书，答则称端肃奉复，敌己者称奉书奉复，上之与下称书寄书答，卑幼与尊长云家书敬覆，尊长与卑幼云书付某人。”

洪武三年六月，太祖以天久不雨，素服草履徒步出，诣山川坛。设藁席露坐。昼曝于日，顷刻不移；夜卧于地，衣不解带。令皇后与妃亲执爨，为昔日农家之食。皇太子捧榼，杂麻麦菽粟以进。凡三日始还宫。仍斋宿于西庑，出内帑纱彩一万四千疋赐将校，于常例外给军士薪米。令法司决狱，复命有司访求天下儒术深明治道者。遂大雨，四郊沾足。

左副将李文忠送所获故元诸孙至省，省臣请献俘。太祖曰：“古虽有献俘之礼，武王伐殷，曾用之乎？”对曰：“武王事不可知，唐太宗尝行之。”曰：“太宗是待王世充。若遇隋之子孙，恐不行此礼。元虽夷狄，入主中国百年之内，生齿浩烦，家给人足。朕之祖父，亦预享其太平。献俘之礼，不忍加之。只令服本俗衣以朝，朝毕赐以中国衣冠。故国之妃朝于君者，元有此礼，不必效之。亦令衣本俗服，朝于中宫毕，赐中国服。”

元平，百官表贺。太祖问群臣元之所以亡与己之所以兴。因曰：“当元之季，君晏安于上，臣跋扈于下，国用不经，征敛日促，水旱灾荒，频年不绝，天怒人怨，盗贼蜂起，群雄角逐，窃据州郡。朕不得已，起兵欲图自全。及兵力日盛，凡东征西讨，削除渠魁，开拓疆宇。当是时，天下已非元有。向使元君克畏天命，不自逸豫，其臣各尽乃职，罔敢骄横，天下豪杰曷得乘隙而起？朕取天下于群雄之手，不在元之手。今获其遗胤，非天之降福，何以至此？《诗》曰：‘商之孙子，其丽不亿，上帝既命，侯于周服。’天命如此，其可畏哉！”

太祖尝谓太子曰：“天子之子与公卿士庶人之子不同，公卿士庶人之子系一家之盛衰，天子之子系天下之安危。尔承主器之重，将有天下之责也。公卿士庶人不能修身齐家，取败止于一身一家。若天子不能正身修德，其败岂但一身一家之比？将宗庙社稷有所不保，天下生灵皆受其殃。可不惧哉，可不戒哉！”

洪武三年七月，诏于午门外择空地立亭建碑，刻国家政事可为定式及政令之善者，著以为法。此最有益，不知何时遂废。

太祖一日阅内藏，慨然谓臣下曰：“此皆民力所供，蓄积为天下之用，吾何敢私？苟奢侈妄费，取一己之娱，殚耳目之乐，是以天下之积为一己之奉也。今天下已平，国家无事，封赏之外，正宜俭约，以省浮费。”

太祖尝谕廷臣曰：“古昔帝王之治天下，必定礼制，以定贵贱，明等威。是以汉高初兴，即有衣锦绣绮谷，操兵乘马之禁。历代皆然。近世风俗，相承流于僭侈。闾里之民服食居处与公卿无异，而奴仆贱隶往往肆侈于乡曲。贵贱无等，僭礼败度，此元之失政也。中书其以房舍服色等第，明立禁条，颁布中外，俾各有所守。”于是省部定职官自一品至九品房舍、车舆、器用、衣服各有等差。庶民房舍不过三间，不得用斗拱彩色；其男女衣服并不得用金绣、锦绮、纻丝、绫罗，止用绸绢素纱；首饰钏镯不得用金玉珠翠，止用银；靴不得裁制花样金线装饰。违者罪之。

礼部尚书陶凯等据古礼，请每膳用乐。太祖曰：“古之帝王，功德隆盛，治洽生民，上下之间洽然太和。虽日一举乐，不为过也。今天下虽定，人民未苏，北征将士尚在暴露之中。此朕宵旰忧勤之不暇，岂可忘将士之劳，而自为佚乐哉！”

太祖谕中书省臣曰：“往者四方争斗，民不得其死者多矣。中原草莽，遗骸遍野，朕恻然于心。宜遣人循历水陆，悉收瘗之。”

洪武初，御史袁凯言：“今天下已定，将帅在京师者，于君臣之礼，恐未悉究。臣愿于都督府延至通经学古之士，每于诸将朔望早朝后，俱赴都堂听讲经史。庶几忠君爱国之心、全身保家之道油然日生。”太祖深以为然，遂敕省台延聘儒士，于午门番直，与诸将说书。

太祖一日朝退，见二内使干靴行雨中，责之曰：“靴虽微，皆出民力。民之为此，非旦夕可成。汝何不爱惜，乃暴殄如此！”命左右杖之。因敕百官入朝遇雨雪，许服雨衣。

太祖大宴诸功臣，因谕之曰：“创业之际，朕与卿等劳心苦力，艰难多矣。今天下已定，朕日理万几，不敢斯须自逸。诚思天下大业以艰难得之，必当以艰难守之。卿等今日安享爵位，优游富贵，不可忘艰难之时。人之常情，每谨于忧患而忽于晏安，不知忧患之来始于晏安也。明者能烛于未形；昧者犹蔽于已著。事未形犹可图也；患已著则无及矣。大抵人处富贵，欲不可纵，欲纵则奢；情不可佚，情佚则淫。奢淫之至，忧危乘之。今日与卿等宴饮极欢，恐久而忘其艰难，故相戒勉也。”

太祖已大封功臣，思天下大定，皆诸将之力。存者得膺爵赏，没者乃不复见。遂设坛亲祭之，且抚其兄弟子孙，俾食其禄。又设坛祭战殁军士，优养其父母妻子。

太祖一日罢朝，坐东阁，召诸武臣，谕之曰：“尔等退朝之暇，亦尝亲近儒生乎？往在战阵之间，提兵御敌，以勇敢为先，以战斗为能，以必胜为功。今居间无事，勇力无所施，当与儒生讲求古之名将成功立业之后，事君有道，持身有礼，谦让不伐，能保全其功名者何人；骄淫奢侈，暴横不法，不能保全始终者何人。常以此为鉴戒，择其善者而从之，则可与古之贤将并矣。”

太祖闻公侯中有好神仙者。谕之曰：“神仙之术，以长生为说，又缪为不死之药以欺人。故前代帝王及大臣多好之，然卒无验，且有服药以丧其身者。盖由富贵之极，惟恐一旦身殁不能久享其乐，是以一心好之。假使其术信然可以长生，何故四海之内千百年间，曾无一人得其术而久住于世者？若谓神仙混物，非凡人所能识。此乃欺世之言，初不可信。人能惩忿窒欲，养以中和，自可延年。有善足称，名垂不朽，虽死犹生，何必枯坐服药，以求不死？况万无此，当痛绝之。”

太视览儒士严礼等上言治道书。谓侍臣曰：“元氏之亡，由委任权臣，上下蒙蔽。今礼言不得隔越中书奏事，此正元之大弊。人君不能躬览庶政，故大臣得以专权自恣。今创业之初，正当使下情通达于上，而犹欲效之，可乎？”

太祖因礼部尚书陶凯请选人专任东宫官属，罢兼领之职。谕之曰：“朕以廷臣有才望勋德者兼东宫官，非无谓也。尝虑廷臣与东宫官属有不相能，遂成嫌隙，或生奸谋，离间骨肉，其祸非细。若江充之事，可为明鉴。朕今立法，令省台都督府官兼东宫赞辅之职，父子一体，君臣一心，庶几无相构之患也。”

●卷三

太祖因享庙，谓礼部臣曰：“经言鬼神无常享，享于克诚。人谨方寸于此，而能格神明于彼，由至诚也。然人心操舍无常，有所警而后无所放。乃命礼部铸铜人一，高尺有五寸，手执简书，斋戒三日，凡致斋之期则置朕前，庶朕心有所警省而不敢放也。”

太祖谓李善长曰：“人之一心，最难点检。朕起兵后，年二十七八，血气方刚，军士日众。若不自省察，任情行事，谁能禁我者？因思心为身之主帅，若一事不合理则百事皆废，所以常自点检。此身与心若两敌然，时时自相争战。凡诸事，为必求至当，以此号令得行，肇成大业。今每遇祭祀，以为当斋整心志，对越神明。而此心不能不为事物所动，检持甚难。盖防闲此身，使不妄动，则自信己能；若防闲此心，使不妄动，尚难能也。”

洪武四年春，严内城门禁之法。官一日一代，士卒三日一代。凡内官内使，出入皆用号牌。有以兵器杂药到门者，论如律。

中书省臣言：“宦官俸宜月给三石。”太祖曰：“内使辈衣食，于内自有定额。彼得俸，将焉用之？但月给一石足矣。”

太祖谓省台臣曰：“朕诸子日知务学，必择端谨文学之臣兼宫寮之职，日与之居，讲说经史，蓄养德性，博通古今，庶可以承籍天下国家之重。但人之相与，气习易移。与正人处，则日习于正，如行康衢，自不为偏岐所惑；与邪人处，则日习于邪，如由曲径，往而不返，不觉入荆棘中矣。”

太祖以刘真为治书侍御史。谕之曰：“台宪之官，不专于纠察，朝廷政事或有遗阙，皆得言之。人君日理万几，听断之际岂能一一尽善？若臣下阿意顺旨，不肯匡正，则贻患无穷。今擢卿为侍御史，居朝廷之上，当怀蹇谔之风以为百官表率。至于激浊扬清，使奸邪屏迹，善人汇进，则御史之职兼尽矣。”

刑部搜狱中囚，得一私书，乃吴兴王升以寄其子平凉知县填者，其言曰：“凡为官须廉洁自持，贫者士之常也，古人谓贫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抚民以仁慈为心，报国以忠勤为本，处己以谦敬为先，进修以学业为务。有暇日，宜玩味经史，至于先儒性理之书，亦当潜心其间，于此见得透彻，则自然所思无邪。又熟读律令，则守法不惑，仕与学不可偏废。人便则买附子二三枚，川椒一二斤，必经税而后来，余物非所觊也。”太祖览书，嘉叹良久，赐升手诏，遣使往谕，赐白金百两、绢十疋、附子五枚、川椒五斤，仍复其家。

太祖谓群臣曰：“凡事，勤则成，怠则废，思则通，昏则窒。故善持其志者，不为昏怠所乘，是以业日广，德日进。圣人初无异于常人，而常人不能如圣人者，以弗勤弗思耳。”

洪武四年五月，以李守道、詹同为吏部尚书。谕之曰：“吏部者，鉴衡之司。鉴明则物之妍媸无所遁，衡平则物之轻重得其当。盖政事之得失在庶官，任官之贤否在吏部。任得其人则政理民安，任非其人则瘝官旷职。卿等居持衡秉鉴之任，宜在公平以辨别贤否，毋但庸庸碌碌充位而已。”

太祖与群臣论刑法。或曰：“法重则人不轻犯，吏察则下无遁情。”曰：“不然。法重则刑滥，吏察则政苛。钳制下民，而犯者必众；钩索下情，而巧伪必滋。夫垒石之冈，势非不峻，然草木不茂；金铁之溪，水非不清，然鱼鳖不生。古人立法制刑，以防恶卫善。故唐虞画衣冠异章服以为戮，而民不犯；秦有凿颠抽胁之刑，惨夷之诛，而囹圄成市，天下怨叛。所谓法正则民悫，罪当则民从。今施重刑而又委之察吏，则民无所措其手足矣。朕闻帝王平刑缓狱而天下服从，未闻用商韩之法可以致尧舜之治也。”

太祖谓丞相汪广洋曰：“朕观前代人君，多喜佞谀以饰虚名，甚至臣下诈为瑞应以恣矫诬。至于天灾垂戒，厌闻于耳。如宋真宗初相李沆，日闻灾异，其心犹存警惕。后大臣首启天书，以侈其心，致使言祥瑞者相继于途。朕思凡事惟在于诚，况为天下国家，而可伪乎？尔中书自今凡祥瑞不必奏，如灾异及蝗旱之事，即时报闻。”

太祖与侍臣论用将。曰：“秦裕伯尝言，古者帝王之用武臣，或使愚使贪。其说虽本于孙武，然其言非也。夫武臣，量敌制胜，智勇兼尽，岂可谓愚？攻城野战，捐躯徇国，岂可谓贪？若果贪愚之人，不可使也。”

太祖观《大学衍义》，至晁错谓：“人情莫不欲寿三王，生之而不伤。”真德秀释之曰：“人君不穷兵黩武，则能生之而不伤。”顾谓侍臣曰：“朕每临阵，观两军交战，出没于锋镝之下，呼吸之间，创残死亡，心甚不忍。尝思为君恤民，所重者兵与刑耳。滥刑者陷人于无辜，黩兵者驱人于死地。有国家者所当深戒也。”

太祖谓省台诸臣曰：“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用兵。古人有言，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卿等当知朕此意。”

太祖谕京卫诸将士曰：“勤俭为治身之本，奢侈为丧家之源。近闻尔等耽嗜于酒，一醉之费不知其几。以有限之资，供无厌之费，岁月滋久，岂得不乏！且男不知耕，女不知织，而饮食衣服必欲奢侈。夫习奢不已，入俭良难，非保家之道。自今宜量入为出，裁省妄费，宁使有余，毋令不足。”

太祖闻诸勋臣庄佃多倚势害人者。召诸臣谕之曰：“古人不亏小节，故能全大功；不遗细行，故能成大德。是以富贵终身，声名永世。今卿等功成名立，保守晚节，正当留意。而庄佃之家倚汝势，挟汝威，以凌暴乡里，卿等何可不严戒之？彼小人耳，戒之不严，必渐自纵不已，必累尔德也。”

太祖尝谕群臣曰：“凡居官者，任之大小虽不同，要皆尽其职而已。昔范文正公居位，凡日之所为必求与食相称，或有不及，明日必补之，其心始安。贤人君子于国家尽心如此，朝廷岂有废事，天下安得不治？朕每夜不安寝，未明视朝，常恐天下之事或有废怠不举，民受其弊。卿等当体朕怀。”

洪武五年二月，安南国王遣陪臣朝贡，礼部已受表。将入见，主事曾鲁取其副视之，曰：“前王乃陈日熞，今表曰叔明，必有以也。白尚书诘之。”盖叔明逼死日熞，惧朝廷致讨，故托贡以觇之，遂却其贡。

洪武五年五月，太祖祭方丘毕，还宫。皇后妃嫔见，谓之曰：“方农时，天久不雨，秧苗尚未入土，朕恐民之失望也，甚忧之。汝等宜皆蔬食，自今日始，俟雨泽降，复常膳如故。”是夜大雨，诘旦，水深尺余。

句容民献同蒂嘉瓜二，省臣以进。太祖曰：“草木之祥，生于其地，亦惟其土之人应之，于朕何预？若尽天地之间，时和岁丰，乃王者之祯。故王祯不在于微物。赐民钱遣之。”

太祖曾造红牌，镌戒谕后妃之词，悬于宫中。其牌用铁，饰字以金，其词不可考也。

太祖念驿传重繁，谕省臣曰：“善治者，视民犹己，爱而勿伤；不善治者，征敛诛求，惟日不足。殊不知君臣一体，民既不能安其生，君亦岂能独安厥位乎？譬之驭马者，急衔勒，厉鞭策，求骋不已，鲜不颠蹶。马既颠蹶，人独能无伤乎？元之末政，宽者失之纵，猛者失之暴。观其驿传一事，尽百姓之力而苦劳之，此与驭马者何异？自今马夫必以粮富丁多者充之，有司务加存抚。有非法扰害者，罪之。”

洪武五年十二月，诏曰：“农桑衣食之本，学校理道之原。朕尝设置有司，颁降条章，敦笃教化。务欲使民丰衣足食，理道畅焉。何有司不遵朕命，秩满赴京者，往往不书农桑之务、学校之教，甚违朕意。特敕中书，令有司今后考课，必书农桑学校之绩。违者降罚。民有不奉天时负地利，及师不教导生徒隳学者，皆论如律。於戏！彝伦不振，实君师之过。坐享民供而不修政教，亦岂职分之当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