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明典故纪闻

夫野老皆知，而玄宗不知，其蔽于聪明甚矣。使其能广视听，任用贤能，不为邪佞所惑，则乱何从生哉？”

太祖谓侍臣曰：“毁誉之言，不可不辨也。人固有卓然自立不同于俗而得毁者，亦有谄媚狎昵同乎污俗而得誉者，夫毁者未必真不贤，而誉之者未必真贤也，第所遇有幸有不幸耳。人君能知其毁者果然为贤，则诬谤之言可息，而人亦不至于受抑矣。知其誉者果然不肖，则偏陂之私可绝，而人亦不至于幸进矣。问君子于小人，小人未必能知，君子鲜有不为所毁；问小人于小人，其朋党阿私，则所誉者必多矣。惟君子则处心公正，然后能得毁誉之正。故取人为难。而知言为尤难也。”

太祖尝念民艰，恐饥荒无措，令工部谕民，但有隙地，皆种植桑枣及绵花，率蠲其税，仍岁终具数以闻。

太祖谓唐铎曰：“帝王之于天下，体天道顺人心以为治，则国家基业自然久安。朕思前代乱亡，未有不由于违天道逆人心所致。天之爱民，故立之君以治之，君能安妥生民，则可以保兹天眷。卿与朕共事久，凡朕之事天，子民有弗至者，卿即以为言，使知所警，勿谓己安不以为意也。”

太祖尝谕宋国公冯胜曰：“朕命卿子出镇西鄙，近以家人不从所役来言，朕察言观色，良由不得其所故耳。然小人略无怨言，诚可爱惜。自今以后，所从役者，使得从容足衣食，俾无窘迫，自然效力无怨咨，则家道昌矣。”

太祖谓侍臣曰：“昔楚庄王谋事而当，群臣莫能逮，朝而有忧色；魏武侯谋事而当，群臣莫能逮，朝而有喜色。夫一喜一忧，得失判焉。以此见武侯不如楚庄也。夫喜者矜其所长则志满，志满则骄，骄则淫泆，败日至矣。忧其不足者则志下，志下必能虚心以爱人，则人孰不乐告以善道？故庄王卒伯诸侯以兴楚国，武侯侵暴邻国而魏业日衰。以此观之，人君当逊志以纳善，人臣当直道以事君，君臣各尽其道，则事无不济矣。”

洪武间，日照县民江伯儿以母病，割胁食之，不愈，乃祷于神，如愈，请杀子以祀，母果愈，遂杀其三岁儿以祀神。有司以闻，太祖大怒曰：“父子天伦，百姓无知，乃杀其子，灭绝伦理。”遂捕伯儿，杖之百，谪海南。仍令，自今割股卧冰者，不在旌表之例。

撒马儿罕国有杯，光明洞彻，照之可知世事，号曰“照世杯”。

太祖定正书传，诏诸儒臣钱宰等至，开扃翰林院，命学士刘三吾总其事。因谓之曰：“朕观天象，自洪武初有黑气凝奎壁间，奎壁乃文章之府，朕甚异焉。今年春暮，黑气始销，文运当兴。尔等宜考古正今，有所著述，以称朕意。”时礼遇诸儒甚厚，各赐以绮缯衣被等物，又御制诗，命次韵和之。朝参则班于侍卫之前，宴享则次坐殿中，时酒楼初成，又赐钞，宴其上。

洪武二十七年，敕天下卫所屯田将士，以时耕作，毋怠其事。每岁秋后，遣人上数京师。

洪武间，有司有刚直有为廉洁自守被诬逮者，得伸理后，往往赐衣钞诸物，或赐宴，或升秩。如沐阳知县周质升山东参政，衡山主簿纪惟正升陕西参议，潞州知州刘士源升陕西参政。诸如此类，不可胜纪。

国朝最重门禁，洪武间，太祖自定法令，凡守卫皇城四门，自指挥至军士，各依其伍，全队上直，不得使人代替。如一所数缺，则以别所全队易之，勿以不足之伍分豁补数，违者处重刑，有告言者赏。不依原伍因而纵令，在卫者指挥以下杖一百，各递降调边卫，受贿者治重罪。军土当直，有死丧疾病嫁娶生产诸事者，准所告。父母病，无丁男者，许侍疾，不限月日。妻病无男女者，亦如之。亲戚庆吊，不出百里外者，许给假，留难及不实者，治以罪。若本身暴疾，不准所告，致病甚者，本管官治以罪。其力弱，子侄愿代者，听。凡上直各守本门，不许从别门往来，违者执获，虽国戚，亦闻奏区处，执获者赏。凡朝参，先放直日都督将军及带刀指挥等官，然后文武百官以次而入，不许搀越。凡内官内使火者，出须比对铜符，无符辄放行者，守门官军治重罪。有公差带金银假疋出者，凭勘合照验，仍明白附写往某处公干及记所服衣服颜色件数，回日照对，有不同者，即时闻奏。工匠人等出门有夹带钞物者，许执奏。惟官民军人有事入奏，不许阻遏及问其事情，违者坐罪。

上元典史隋吉言：“农民中有一文一妇者，当耕种时，或不幸夫病，而妇给汤药，农务既废，田亦随荒。及病且愈，则时已过矣。上无以供国赋，下无以养室家。请令小民或二十家或四五十家团为一社，每遇农时有疾病，则一社协力助其耕耘，庶田不荒芜，民无饥窘。”太祖善其言，谕户部臣曰：“古者风俗淳厚，民相亲睦，贫穷患难，亲戚相救，婚姻死丧，邻保相助。近世教化不行，风俗颓敝，乡邻亲戚，不相周恤。甚者，强陵弱，众暴寡，富吞贫，大失忠厚之道。朕今置民百户为里，一里之间，有贫有富，凡遇婚姻死丧疾病患难，富者助财，贫者助力，民岂有穷苦急迫之忧？又如春秋耕获之时，一家无力，百家贷之，推此以往，百姓安有不亲睦者乎？尔户部以此意谕民知之。”

洪武二十八年，以侵暴屯卒诛东胜卫百户吴信，因遣使谕边将曰：“昔汉赵充国征讨西羌，所用刍粮，未尝仰给朝廷，由其劝课，抚绥有道，遂成大功。朕因中原之民艰于供给，故缘边列卫，立屯田之法以代民力。柰何将校不能抚绥，又困扰之，如东胜百户吴信，不恤士卒，侵其赏赐，贪淫无厌。使守边者皆如信，田土何得而治，粮食何得而充？今遣人往谕，尔等其恪遵朕言，毋如吴信也。”

洪武二十八年，太祖敕谕文武群臣曰：“朕自起兵至今，四十余年，亲理天下庶务，人情善恶真伪，无不涉历。其中，奸顽刁诈之徒，情犯深重，灼然无疑者，特令法外加刑，意且使人知所警惧，不敢轻易犯法。然此特权时处置，顿挫奸顽，非守成之君所用常法。以后嗣君统理天下，止守律与《大诰》，并不许用黥刺腓劓阉割之刑。盖嗣君宫中生长，人情善恶未能周知，恐一时所施不当，误伤善良，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处以重刑。”又曰：“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我朝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以后嗣君，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处以重刑。”又曰：“皇亲国戚有犯，在嗣君自决，惟谋逆不赦，余犯轻者，与在京诸亲会议，重者，与在外诸王及在京诸亲会议，皆取自上裁。其所犯之家，止许法司举奏，并不许擅自逮问。”

太祖尝诏国子生曰：“孔子作《春秋》，明三纲，叙九法，为百王轨范。修身立政，备在其中，未有舍是而能处大事决大疑者。近诸生治他经者众，至于《春秋》，鲜能明之。继今宜习读，以求圣人大经大法，他日为政，庶乎有本。”

洪武间，有道士献道书者，太祖谓侍臣曰：“彼所献，非存神固形之道，即炼丹烧药之说，朕乌用此！朕所用者，圣贤之道，所需者治术，将跻天下生民于寿域，岂独一己之长生久视哉！苟受其献，迂诞怪妄之士必争来矣。故斥之，毋为所惑。”

太祖颁《祖训条章》于内外诸司，因敕礼部曰：伯古国家建立法制，皆在始受命之君，以后子孙，不过遵守成法以安天下。盖创业之君，起自侧微，备历世故艰难，周知人情善恶，恐后世守成之君，生长深宫，未谙世故。山林初出之士，自矜己长，至有奸贼之臣徇权利作聪明，上不能察而信任之，变更祖法，以败乱国家，贻害天下。故日夜精思，立法垂后，永为不刊之典。如汉高祖刑白马，盟曰“非刘氏者不王”，以后诸吕用事，尽改其法，遂至国家大乱，刘氏几亡，此可为深戒者。朕少遭乱离，赖皇天眷命，剪除群雄，混一天下。即位以来，劳神焦思，定制立法，革胡元弊政，至于开导后世，复为《祖训》一编，立为家法，俾子孙世世守之。尔礼部其以朕训颁行天下诸司，使知朕立法垂后之意，永为遵守。后世敢有言改更祖法者，即以奸臣论无赦。”后更《祖训》为《皇明祖训》，但更《箴戒章》为首章，目仍旧。

洪武二十八年闰九月，太祖谓户部尚书郁新曰：“朕今子孙众盛，原定亲王岁禄各五万石，今天下官吏军士亦多，俸给弥广，其斟酌古制，量减各王岁给，以资军国之用。”于是定亲王万石；郡王二千石；镇国将军一千石；辅国将军八百石；奉国将军六百石；镇国中尉四百石；辅国中尉三百石；奉国中尉二百石；公主及驸马二干石；郡主及仪宾八百石；县主及仪宾六百石；郡君及仪宾四百石；县君及仪宾三百石；乡君及仪宾二百石；皇太子、次嫡子、庶子既封郡王，必俟出阁，然后岁赐，与亲王子已封郡王者同；女俟及嫁，然后岁赐，与亲王女已嫁者同；郡王嫡长子袭封郡王者，岁赐比始封郡王减半支给。

洪武间，朝参官皆赐食。太祖御奉天门或华盖、武英等殿，公侯一品侍坐门内，二品至四品及翰林官坐于门外，余五品以下于丹墀内，文东武西。叩头就坐，光禄寺以次设馔。食罢，仍叩头而退。至二十八年十月，以供给为难，始罢之。

太祖听侍臣讲《无逸》篇，曰：“自昔有国家者，未有不以勤而兴，以逸而废。勤与逸，理乱盛衰所系也。人君当常存惕励，不可少怠，以图其终。成王之时，天下晏然，周公辅政，乃作是书，反覆开谕，上自天命之精微，下至生民稼穑之艰难，以及闾里小民之怨诅，莫不具载。周公之爱君，先事而虑，其意深矣。朕每观是篇，必反覆详味，求古人之用心，尝命儒臣书于殿壁，朝夕省阅，以为鉴戒。今日讲此，深惬朕心，闻之愈益警惕。”

太祖尝命儒臣历考旧章，上自朝廷下至臣庶，冠婚丧祭之仪，服舍器用之制，各有等差，著为条格。书成，赐名《礼制集要》。其目十有三，曰冠服、房屋、器皿、伞盖、床帐，弓矢、鞍辔、仪从、奴婢、俸禄、奏启本式、署押体式，颁布中外，使各遵守。

太祖观《唐书》，至宦者鱼朝恩恃功无惮，谓侍臣曰：“当时坐不当使此辈掌兵政，故恣肆暴横，然其时李辅国、程元振及朝恩数辈，势皆极盛，代宗一旦去之，如孤雏腐鼠。大抵小人窃柄，人主苟能决意，去之亦有何难？但在断不断尔。”又曰：“汉末之时，宦官虽号骄纵，尚无兵权，故凡所为，不过假人主之名，以浊乱四海。至唐世，以兵柄授之，驯至权势之盛，劫胁天子，废兴在其掌握。大抵此曹只充使令，岂可使之当要路，执政操权，擅作威福？朕深鉴前辙，自左右服役之外，重者不过俾传命四方而已。彼既无威福可以动人，岂能为患？但遇有罪，必罚无赦，彼自不敢骄纵也。”

太祖以功臣之家不循礼，往往奢侈自纵，以致覆亡，虽屡加戒饬，终莫之省。乃命翰林儒臣取唐宋旧制及国初以来所定礼仪，参酌损益，编类成书。凡勋旧之家，坟茔碑碣丈尺，房屋间架，及食禄之家货殖禁例，皆有定制。命曰：“稽古定制，颁功臣之家，俾遵行之。”

太祖谕侍读张信、侍讲戴德彝曰：“官翰林者，虽以论思为职，然既列近侍，旦夕在朕左右，凡国家政治得失，生民利病，当知无不言。昔唐陆贽、崔群、李绛之徒在翰林，皆能正言谠论，补益当时，显闻后世。尔等当以古人自期，毋负朕擢用之意。”

太祖因朝罢，与侍臣论民间事，曰：“四民之业，莫劳于农，终岁勤动，稍得休息。时和岁丰，数口之家，犹可足食。不幸水旱，年谷不登，则举家饥困。朕一食一衣，则念稼穑机杼之勤。尔等居有广厦，乘有肥马，衣有文绣，食有膏梁，当念民劳。大抵百姓足而后国富，百姓逸而后国安，未有民困穷而国富安者。尔等其思佐朕裕民之道，庶几食禄无愧。”

太祖尝谕晋王、燕王以备边十事，内一款：“今年屯种，自东胜至开平，开平至大宁、广宁，须于五月一报禾苗长养何如，七月再报结实何如，十月又报所收子粒若干。一岁三报，不惟使朕知边储虚实，而屯军亦不至懈力矣。”按圣祖之留心屯政如此，今何独不然？

太祖尝命楚王、湘王帅师征古州洞蛮，敕之曰：“尊居王位，安享富贵，宫室衣服舆马之奉，皆民力所供，而不能为民御灾捍患，则鬼神必怒，百姓必怨，福禄将薄矣。若能奋威武除民患，山川鬼神亦将助顺，福禄庶可悠久。”

太祖尝谕晋王等六王曰：“尔等受封朔土，藩屏朝廷，吾今略与尔谋。或今岁，或二三岁，大军未会，止是本护卫及都司行都司军马多不过一二万，倘遇胡马十数万寇边，不宜与战。或收入壁垒，或据山谷险隘之处夹以步兵，深伏以待之。彼见我不与之战，必四出抄掠，俟其骄怠分散，队伍不严，我以马步邀截要道，破之必矣。若一见胡马，辄以三五千或一二万轻与之战，岂特不能胜之，必至失利。”

太祖谕群臣曰：“凡人所为，不能无过举，但当平其心，则可以知其过矣。其心本公，所为之事或缪，此则识见未至，致有过误。若缘私意而所行有谬戾者，此特故为耳。君子小人之过，于此可见。然君子之过，虽微必彰；小人之过，虽大弗形。盖君子直道而行，固无所回互；小人巧于修饰，固多所隐蔽。人君苟不察其微，则君子小人莫能辨别。”又曰：“朕观往昔，议论于廷有忤人主之意者，必君子也；其顺从人主之意者，必小人也。以忤己而怒之，以顺己而悦之，故小人得幸，而君子见斥矣。人主取人，权衡在己，当兼取于众论，不可以一时之喜怒为进退。”

洪武三十年敕户部，凡天下积年逋赋，皆许随土地所便，折收绢布金银等物，以免民转运之劳。

太祖于奉天门见散骑舍人衣极鲜丽，问制用几何，曰：“五百贯。”责之曰：“农夫寒耕暑耘，早作夜息，蚕妇缲丝缉麻，缕积寸成，其劳既已甚矣。及登场下机，公私逋索交至，竟不能为已有，食惟粗粝，衣惟垢敝而已。今汝席父兄之庇，生长膏梁纨绮之下，农桑勤苦，邈无闻知。一衣制及五百贯，此农民数口之家一岁之资也，而尔费之于一衣，骄奢若此，岂不暴殄？自今切戒之。”

洪武间，行人高稹陕西巡察私茶回，备言道路人民疾苦。太祖喜曰：“古之使者，以览观风俗咨询民情为务，今稹亦可谓能利国富民矣。”擢鸿胪寺丞。”

太祖以山东、河南民多惰于农事，以致衣食不给，乃遣人材分诣各县，督其耕种。仍令籍其丁男所种田地与所收谷菽之数来闻。”

洪武三十一年四月，太祖享太庙毕，步出庙门，徘徊顾立，指桐梓谓太常寺臣曰“往年种此，今不觉成林，凤阳陵树，当亦似此。”因感怆泣下。又曰：“昔太庙始成，迁主就室礼毕，朕退而休息，梦朕皇考呼曰：‘西南有警。’觉即视朝，果得边报。祖考神明昭格在上，无时不存，尔等掌祭祀，务斋洁以安神灵。”

●卷六

成祖靖难，师至紫荆，所服素红绒袍，忽见白花如雪色，凝为龙纹，鳞鬣皆具，美如刺绣。诸将见者骇异，以为嘉兆。成祖曰：“冰花偶然所凝，岂可遽言嘉应，况当戒慎之际，不可以此为喜而有怠心。”

成祖滹沱之战，自以数百骑突入阵，大呼奋击，矢集其旗者如猬毛。翊日遣人送旗回北平，谕世子谨藏之，以示后世子孙，使知今御祸之难。

成祖既即位，谕群臣曰：“凡人才识不同，长于此或短于彼，苟事有过误，即明言之，予不汝责。若隐而不言，日久觉露，情同欺罔，法则难容矣。”

成祖尝谓侍臣曰：“凡开创之主，其经历多，谋虑深，每作一事，必筹度数日乃行，亦欲子孙世守之。故《诗》、《书》所载后王之善，必曰‘不愆不忘，率由旧章’，于警戒后王曰‘率乃祖攸行’，曰‘监于先王成宪’，此皆老成之言。后世轻佻谄谀之徒，立心不端，以其私智小见，导嗣君改易祖法。嗣君不明，以为能而宠任之。徇小人之邪谋，至于国弊民叛而丧其社稷者有之矣。岂可不以为戒！”

成祖既封功臣，因谕群臣曰：“君臣不能保全者，常始于不相信。苟不相信，即父子将为秦越，况君臣乎！吾于诸功臣，报之厚而待之诚，常见其善，不见其不善，惟其才而任之，保功用人，可以两得。”

成祖虑内外将校不能抚恤军士，以致逃亡者众，敕兵部：“自今计逃亡之数论罚，如百户逃一人者，减其俸之半；逃十人者全不给；至三十人者降充总旗；四十人者降充小旗；五十人者发充军。其千户逃军十倍于百户、指挥逃军五倍于千户者，并减俸及递降一等，皆如百户之例。”

成祖曾问兵部尚书刘俊：“今天下畜马几何？”俊对以：“兵兴耗损，所存者二万三千七百余匹。”成祖曰：“古者掌兵政谓之司马，问国君之富，数马以对，是马于国为最重。我朝置太仆专理马政，各军卫皆令孳牧。卿等宜严督所司，庶有蕃息之效。”

成祖初即位，义乌县教谕高泽言：“自古帝王必虚心纳言，今臣民有所论奏，愿假以辞色，使得各尽其情。善者采之，不善者置之，则贵臣不敢蒙蔽，下情得以上达，忠言日闻，天下之事无壅滞矣。”

成祖嘉纳之，以示六部臣曰：“疏远之臣犹能存心国事，在朕左右受腹心之托者，当思正直自奋，用副委任。”

国朝最重诬告之法，永乐初定，凡诬告三四人者，杖一百，徒三年；五六人者，杖一百，流三千里。所诬重者从重论。诬告十人以上者，凌迟处死，枭首其乡，家属迁化外。

永乐二年，礼部尚书李至刚言：“皇上即位以来，广开言路。凡有可行，无不听纳。然无知小人往往搜求细故，钳制诸司。或怀挟私仇陷害良善；或妄称奏诉躲避差徭；或驰骋小才希求进用。甚者无稽泛言，烦渎圣听，虽称兴利除害，其实假公营私，宜治以重罪，榜示天下。”诏可之。

永乐初，遣御史分诣郡国，巡视民瘼。谕之曰：“父母于赤子，先寒而备之衣，先饥而备之食，适其温饱之宜，避湿就燥以处之，无所不尽其心。人主为民父母，理亦当然。朕居深宫，一饮一食，未尝不念及军民。然在下之情，不能周知。尔等为朝廷耳目，其往，用心咨访，但水旱灾伤之处，有司不言者，悉具奏来。军民之间，何利当兴，何弊当革者，亦悉以闻。”

永乐二年，虏寇三万卫，辽东都指挥同知沈永不能追袭，又匿不以闻。成祖以其欺蔽诛之，仍榜谕天下都司并缘边卫所，凡有草贼及虏寇声息，不即以闻者，镇守官以下，职无大小，罪与永同。

成祖因有司请修比干祠墓，因谕侍臣曰：“君子为国不为身，故犯颜谏诤，死且不避；小人为身不为国，为谗谄面谀，以苟富贵。明君乐谏诤而国以兴；昏君乐谗谀而国以亡。桀、纣杀龙逄、比干，明效具在，而后世人主如秦、隋之末，皆不监覆辙，国安得不亡哉？朕方以是为戒。尔等当以君子之道自勉，庶几共保祖宗之洪业。”

礼部尚书李至刚妻父某坐事逮系都察院，当伏重法，至刚希恩求免。成祖问：“法司鞫狱，情之轻重，外人何以知之？”对曰：“此右副都御史黄信与臣言。”信遂以漏泄狱事伏诛。祖宗之重刑狱如此。

礼部尚书李至刚以孝慈皇后忌辰，请仿宋制于佛殿修斋诵经。成祖曰：“人子于父母，固当无所不用其心，但人君之孝与庶人不同。为人君者奉天命为天下主，社稷所寄，生灵所依，但当谨身修德，深体天心，恪循成宪，为经国远谟，使内无奸邪，外无盗贼，宗社奠安，万民乐业，斯孝矣。如不能此，而惟务修斋诵经，抑末矣。”

永乐初，清凉寺僧言：“近寺军民，牧放牲畜，蹂践寺外之地，请付法司治罪。”成祖曰：“京师隙地少，居人艰于孳牧，寺外有闲地，则推以便之，乃契佛利济之心，何必禁。”

成祖因与侍臣论政，曰：“朕即位未久，常恐民有失所，每宫中秉烛夜坐，披阅州郡图籍，静思熟计，何郡近罹饥荒，当加优恤。何郡地迫边鄙，当置守备，旦则出与群臣计议行之。近河南数处蝗旱，朕用不宁，故遣使省视，不绝于道。如得斯民小康，朕之愿也。”

刑部尚书郑赐以部吏所书文移多谬误，郎中等官亦不省视，皆当治罪。成祖曰：“人精神有限，案牍烦劳，岂无过误？但无欺弊，可释之。”

永乐初，有于承天门遗木牌，无姓名，止列宝钞提举司官吏不法数事。成祖谕法司曰：“投匿名文书告人罪者，律有明禁，此盖小人假公法报私忿诬陷忠良，其速毁之。自今有此者，悉勿问。”

成祖尝谓科臣曰：“宦寺服食所需，皆朝廷给之，岂得复有私营？近有于皇城内畜养鸡牲，糜费食米，今四方蝗旱之后，民尚艰食，朕日夜为忧。此辈坐享膏梁，不知生民艰难，而暴殄天物不恤，论其一日养牲之费，当饥民一家之食，朕已禁戢之矣。尔等识之，自今敢有复尔，必罪不宥。”

成祖谓侍臣曰：“我朝大经大法，皆太祖皇帝所立，以传子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