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林燕语

熙宁间，始诏定班枢密副使下。元丰官制行，犹存不废；自王拱辰改除节度使，遂罢不除。元间复置，以命张安道，后亦废。

燕乐教坊外，复有云韶班、钧容直二乐。太祖平岭表，得刘氏阉官聪慧者八十人，使学于教坊，赐名“箫韶部”，后改今名。钧容直，军乐也。太平兴国中，择军中善乐者，初曰“引龙直”，以备行幸骑导；淳化中改今名，皆与教坊参用。元丰后，又有化成殿亲事官。

唐中书制诏有四：封拜册书用简，以竹为之；画旨而施行者曰“发日敕”，用黄麻纸；承旨而行者曰“敕牒”，用黄藤纸；赦书皆用绢黄纸，始贞观间。或云，取其不蠹也。纸以麻为上，藤次之，用此为重轻之辨。学士制不自中书出，故独用白麻纸而已，因谓之“白麻”。今制不复以纸为辨，号为白麻者，亦池州楮纸耳。曰“发日敕”，盖今手诏之类；而敕牒乃尚书省牒，其纸皆一等也。

职事官差除，皆除目先下。惟中书舍人、宰相得旨，朝退，遣直省官召诣都堂，面传旨召试。被命者致辞，宰相谢之，直省官径引入中书省。前期，侍郎厅设幕次几案于中。就坐少顷，本省吏房主首，持丞相封题目来，即就试中书。具食罢，侍郎致茶果。是日宰相住省，俟纳试卷始上马；翌日进呈，除命方下。盖召试之制也。有思迟不即就者，往往过期，或为留内门，然已不称职矣。嘉间，有试而不除，改天章阁待制者。

《考异》：咸平中，黄夷简、曾致尧皆试而不除。嘉七年，司马温公既试，除知制诰，力辞，改天章阁待制。黄、曾虽试而不除，非改待制也。温公虽改待制，非试而不除也。

韩门下维以赐出身，熙宁末，特除翰林学士。崇宁中，林彦振赐出身，用韩例亦除翰林学士。国朝以来，学士不由科第除者，惟此二人。

唐制，翰林学士本职在官下。五代赵凤为之，始讽宰相任圜移在官上，后遂为定制。本朝凡兼学士，结衔皆以职名为冠，盖沿习此例。

《考异》：赵凤乃端明殿学士，此云翰林学士，非。此书第四卷亦云赵凤为端明殿学士，云兼学士，非兼也。此云本朝凡兼学士，结衔皆以职名为冠，第四卷又云唐以宰相兼昭文馆、集贤殿学士，结衔皆在官下，盖兼职宜然，本朝循用其旧云云，前后未免牾。

自两汉以来，谓中书为政本，盖中书省出令，而门下省覆之。王命之重，莫大于此，故唐以后，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者，此也。尚书省但受成事而行之耳。奉朝沿习唐制，官制行始用《六典》，别尚书、门下、中书为三省，各以其省长官为宰相，则侍中、中书、尚书令是也。既又以秩高不除，故以尚书令之贰左右仆射为宰相；而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以行侍中之职，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以行中书令之职，而别置侍郎以佐之，则三省互相兼矣。然左右仆射既为宰相，则凡命令进拟，未有不由之出者，而左仆射又为之长，则出命令之职，自己身行，尚何省而覆之乎？方其进对，执政无不同，则所谓门下侍郎者，亦预闻之矣。故批旨皆曰：“三省同奉圣旨。”既已奉之，而又审之，亦无是理。门下省事惟给事中对驳而已，未有左仆射与门下侍郎自驳已奉之命者，则侍中、侍郎所谓省审者，殆成虚文也。元间，议者以诏令稽留，吏员冗多，徒为重复，因有并废门下省之意。后虽不行，然事有当奏禀，左相必批送中书，左相将上而右相有不同，往往或持之不上，或退送不受，左相无如之何。侍郎无所用力，事权多在中书。自中书侍郎迁门下侍郎，虽名进，其实皆未必乐也。

《考异》：此云唐以后，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后又云唐参知乃宰相，而平章乃参佐之名。秦、汉至唐有官名虽相沿，而实不同者。尚书，秦官；汉武帝使宦者典事尚书，谓之“中书”。故萧望之谓“中书，政本”；又云“尚书，百官之本，宜罢”。中书，宦官也。至成帝乃罢中书宦者，置尚书。魏武帝为魏王，置秘书令，典尚书奏事，文帝改为中书令。此云“自两汉以来，谓中书为政本，中书省出令而门下省覆之”；又云“尚书省但受成事行之”。盖汉、魏所谓尚书、中书者，本出于一，且初未有门下省，今乃以历代官名职制混而言之，非也。

故事：职事官以告老得谢，受命即行；不入谢辞，为其致为臣而去也。神宗初，李少保东之自侍读致仕，上特召对延和殿，命坐赐茶，退偕讲读官燕饯于资善堂。后数日，李侍郎受继去，亦用东之故事，召对赐燕。二人皆英宗经筵旧臣，故礼之特厚，非常例也。当时谓之二李。东之，文定公子，素忠谨，乐易。受亦谨慎长者云。

景中，宋莒公为知制诰，仁宗眷之厚，即除同知枢密院事。时王沂公为相，以故事未有自知制诰除二府者，乃改翰林学士。明年遂除参知政事。

唐参议朝政、参议政事、参知机务。参知政事，皆宰相之任也。参知政事，盖刘洎为相时名。唐初，宰相未有定名，因人而命，皆出于临时。其后高宗欲用郭待举为参知政事，以其资浅，故命于中书门下同受进止平章事。参知，非参佐也。盖宰相非一人，犹言共知尔，而平章乃参佐之名。本朝太祖始以赵中令独相，久欲拜薛文惠公等为之副而难其名，召学士陶问：“下丞相一等有何官？”以“唐有参知政事”对，遂以命之。不知此名本自高于平章事，轻重失伦，后遂沿习莫能改云。

本朝以科举取士，得人为最盛。宰相同在第一甲者，王文正榜，王文忠；宋莒公榜，曾鲁公；王伯庸榜，韩魏公、文潞公；刘辉榜，刘莘老、章子厚；叶祖洽榜，蔡鲁公、赵正夫；惟杨榜，王禹玉、韩子华、王荆公三人，皆又连名，前世未有也。自熙宁三年，余中榜至今，惟焦蹈榜，徐择之一人而已，他榜亦未有登执政者。

元丰末，文潞公致仕归洛，入对时，年几八十矣。神宗见其康强，问其“摄生亦有道乎”？潞公对“无他，臣但能任意自适，不以外物伤和气，不敢做过当事，酌中恰好即止。”上以为名言。

馆职初除，故事，皆行启遍谢内外从官以上。从官以中书舍人初除，亦行启遍谢内外。盖惟此两职，试而后除，与直拜命者异，故其礼亦殊。近年，中书舍人行启，但及见任执政而不及外，馆职虽在内，从官亦有不及者矣。

三衙内中见宰执，皆横杖子，文德殿后主廊阶下唱喏。宰执出笏，阶上揖之。外遇从官于通衢，皆敛马避。敛马之制久废，前辈记之矣。惟内中横杖子之礼，迄今不敢废也。

旧制，袱头巾皆折而敛前。神宗尝谓近臣，此制有承上之意。绍圣后，始有改而偃后者，一时宗之，谓前为敛巾，遂不复用。此虽非古服，随时之好，然古者为冕，皆前俯而后仰，敛巾尚有遗意也。

元丰既新官制，四十年间，职事官未有不经除者。惟御史大夫、左右散骑常侍，至今未尝除人。盖两官为台谏之长，非宰执所利，故无有启之者。或云：元丰末，黄安中为中丞久次，神宗欲擢为常侍，会寝疾不果。崇宁中，朱圣予为中丞，尝请除二官，竟不行。

唐制，降敕有所更改，以纸贴之，谓之“贴黄”。盖敕书用黄纸，则贴者亦黄纸也。今奏状札子皆白纸，有意所未尽，揭其要处，以黄纸别书于后，乃谓之“贴黄”，盖失之矣。其表章略举事目与日月道里，见于前及封皮者，又谓之“引黄”。

旧大朝会等庆贺，及春秋谢赐衣，请上听政之类，宰相率百官奉表，皆礼部郎官之职，唐人谓之“南宫舍人”。元丰官制行，谓之“知名表郎官”。礼部别有印曰“知名表印”，以其从上官一人掌之。大观后，朝廷庆贺事多非常例，郎官不能得其意，蔡鲁公乃命中书舍人杂为之。既又不欲有所去取，于是参取首尾，或摘其一两联次比成之，故辞多不伦，当时谓之集句表。礼部所撰，惟春秋两谢赐衣表而已。

后唐明宗尝入仓观受纳，主吏惧责其多取，乃故为轻量。明宗曰：“仓廪宿藏，动经数岁，若取之如此，后岂免销折乎？”吏因诉曰：“自来主藏者，所以至破家竭产以偿欠，正为是。”明宗恻然，乃诏“自今石取二升为雀鼠耗”，至今行之，所谓“加耗者”是也。明宗知恤吏矣，不知反堕其计中，遂为民害。近世立“盘量出剩法”，本防吏奸，而州县贪暴者因以敛民，至于倍蓰。以其正数上供及应监司之求，而留出剩以自给，监司知之亦不问，“加耗”又不足言也。

唐至五代，国初，京师皆不禁打伞。五代始命御史服裁帽。本朝淳化初，又命公卿皆服之。既有伞，又服帽，故谓之“重戴”。自祥符后始禁，惟亲王、宗室得打伞。其后通及宰相、枢密、参政，则重戴之名有别矣。今席帽、裁帽分为两等，中丞至御史，与六曹郎中，则于席帽前加全幅皂纱，仅围其半为裁帽；非台官及自郎中而上，与员外而下，则无有为席帽，不知何义，而“裁”与“席”之名，亦不可晓。

宋次道记，金带曾经赐者皆许系，宰相罢免，虽散官，并依旧服笏带。因宣献公为学士，以玉清、昭应宫灾，落职为中书舍人，仍系遇仙花带。李文定天圣中，自秘书监来朝，除刑部侍郎，仍系笏头带，以为经赐许服。景中著于诏令。近岁，前执政官到阙，止系遇仙花带。从官非见带学士，亦不敢系。待制自如本品，无职则随本官，在庶官班中皆系皂带，盖阁门之制，不知冲改始何时。余建炎中召至扬州行在，以杭州变罢职，官朝请大夫，亲如上制。

元丰以后，待高丽之礼特厚，所过州皆旋为筑馆，别为库，以储供帐什物。始至，太守皆郊迓，其饯亦如之。张安道知南京，独曰：“吾尝班二府，不可为陪臣屈。”乃使通判代将迎，已受谒而后报，时以为得体。大观中，蔡元度知镇江，高丽来朝，遂亦用安道例。

契丹历法与本朝素差一日。熙宁中，苏子容奉使贺生辰，适遇冬至，本朝先契丹一日。使副欲为庆，而契丹馆伴官不受。子容徐曰：“历家迟速不同，不能无小异；既不能一，各以其日为节，致庆可也。”契丹不能夺，遂从之。归奏，神宗喜曰：“此事难处，无逾于此。”其后奉使者或不知此，遇朔日有不同，至更相推谒而不受，非国礼也。

《考异》：此为熙宁中，第九卷云元丰中；此云冬至，本朝先契丹一日，第九卷云契丹历先一日；此云使副欲为庆，契丹馆伴官不受，第九卷云契丹趣使者入贺。皆前后牾。按《苏墓志》云：熙宁十年冬至，本朝历先契丹一日，敌疑彼此致庆，当孰从，公言各从本朝历可也。

给事中、中书舍人虽皆四品，给事中自服绯，除受告日，便自易服，盖品应得也。惟中书舍人必俟后殿正谢面赐，乃易服。后殿不常坐，或待数日，则或绯或绿，犹仍其旧服。祖宗时，知制诰皆然，而亦有不赐者。李宪成公谘自知制诰出守荆南尚服绯，以学士召还并赐紫，而后服金带是也。

国朝选人寄禄官，凡四等七资。留守节察判官、掌书记支使防团判官，留守节察推官、军事判官，为两使职官；防团军事推官、军监判官，为初等职官；司录、县令、知县为令录；军巡判官、司理、司户、司法、簿尉，为判司簿尉。其升迁之序，则自判司簿尉举令录迁令录；举职官，迁初等职官。自职令荐书及格，皆改京官，不及格而有二荐书，则迁两使职官，谓之“短般”；以劳叙赏，谓之“循资”。崇宁中，邓枢密洵武建言，以为名实混淆不正，乃改今七等名。

●卷四

官制：寄禄官银青光禄大夫，与光禄、正议、中散、朝议，皆分左右。朝议、中散，有出身人皆超右，其余并以序迁。大观中，余为中书舍人，奉诏以为非元丰本意，下拟定厘正，乃参取旧名，以奉直易右朝议，中奉易左中散，通奉易右正议，正奉易右光禄，宣奉易左光禄，而右银青光禄大夫正为光禄大夫，遂为定制。

故事：百官磨勘，中书止用定辞。熙宁中，孙巨源为知制诰，建言：君恩无高下，何独于磨勘简之？非所以重王命也。乃诏各为辞。元丰官制行，惟侍从官而上，吏部检举，奏抄命辞；他官自陈于吏部，奏抄拟迁，而不命辞。

国朝两制，皆避宰相执政官亲。曾鲁公修《起居注》，贾文元为相，其友婿也。当召试，乃除天章阁待制，文元去位，始为知制诰。刘原甫，王文定之甥。文定之为参知政事，乃以侍读学士出知扬州。宋子京、王原叔为翰林学士，子京避莒公改龙图阁学士，原叔避文安改侍读学士，元间，苏子由秉政，子瞻自扬州召为承旨，引原叔例请补外，不从。近岁惟避本省官，如宰相二丞亲则不除尚书侍郎，门下侍郎亲则不除给事中，中书侍郎亲则不除舍人之类。六曹尚书避亲，多除翰林学士，盖于三省无所隶。异于旧制，自子瞻以来然也。

大驾仪仗，通号“卤簿”，蔡邕《独断》已有此名。唐人谓卤，橹也，甲之别名。凡兵卫以甲居外为前导，捍蔽其先后，皆著之簿籍，故曰“卤簿”。因举南朝御史中丞、建康令皆有“卤簿”，为君臣通称，二字别无义，此说为差近。或又以“卤”为“鼓”，“簿”为“部”，谓鼓驾成于部伍，不知“卤”何以谓之“鼓”？又谓石季龙以女骑千人为一“卤部”，“簿”乃作“部”，皆不可晓。今有《卤簿记》，宋宣献公所修，审以“部”为簿籍之“簿”，则既云“簿”，不应更言“记”。

唐制，节度使加中书门下平章事为使相，自郭元振始，李光弼等继之。盖平章事，宰相之名，以节度使兼，故云尔也。国朝因之。元丰官制，罢平章事名，而以开府仪同三司易之，亦带节度使，谓之使相。盖以仪同为相也。

《唐书》言大臣初拜官，献食天子，名曰“烧尾”。苏环为相，以食贵，百姓不足，独不进。然唐人小说所载与此不同，乃云：士子初登科，及在官者迁除，朋僚慰贺，皆盛置酒馔、音乐宴之，为“烧尾”。举韦嗣立入三品，赵彦昭假金紫，崔复旧官，中宗皆令于兴庆池“烧尾”，则非献食天子也。其解“烧尾”之义，以为虎豹化为人，惟尾不化，必以火烧之乃成人；犹人之新除，必乐饮燕客，乃能成其荣。其言迂诞无据，然谓太宗已尝问朱子奢，则其来盖已久矣。近世献食天子固无是，而朋僚以音乐燕集，亦未之讲也。

庆历五年，贾文元为相，始建议重修《唐书》。诏以判馆阁王文安、宋景文、杨宣懿（察）、赵康靖（概），及张文定、余襄公为史馆修撰。刊修未几，诸人皆以故去，独景文下笔。已而景文亦补外，乃许以史稿自随。编修官置局于京师者仍旧，遇有疑义取证，则移文于局中，往来迂远，书久不及成。是时，欧阳文忠公非文元所喜，且方贬出，独不得预，嘉初，文忠还，范蜀公为谏官，乃请以《纪》、《志》属文忠。至五年，书始成。初，文元以宰相自领提举官。及罢去，陈恭公相，辞不领，乃命参知政事王文安。讫奏书，亦曾鲁公以参知政事领也。

从驾谓之“扈从”，始司马相如。《上林赋》云：“扈从横行，出乎四校之中。”晋灼以扈为“大”，张揖谓“跋扈从横，不案卤簿”。故颜师古因之，亦以为“跋扈恣纵而行”。果尔，纵盖作平声。侍天子而言“跋扈”，可乎？唐封演以为“扈养以从”，犹之“仆御”。此或近之。然不知通用此语自何时也。

唐自明皇以诞日为千秋节，其后肃宗为地平天成节，至代宗，群臣请建天兴节，不报。自是历德、顺、宪、穆、敬五帝，皆不为节。文宗大和中，复置庆成节，故武宗为庆阳节。终唐世，宣宗为寿昌节，僖宗为嘉会节，昭宗为乾和节，中间惟懿宗不置。则唐世此礼亦不常，各系其时君耳。千秋节诏天下咸燕乐，有司休务三日；其余凡建节，皆以为例。穆宗虽不建节，而紫宸殿受百官称贺，命妇光顺门贺皇太后；及有麟德殿沙门、道士、儒官讨论三教之制。文宗时，又尝禁屠宰，燕会惟蔬食脯醢，后旋仍旧。

熙宁初，改经义取士，兴建太学，讫崇宁罢科，赋每榜魁，南省皆迭为得失。始余中榜，邵刚魁得；次徐铎榜（案：《宋史》及马氏《文献通考》俱作“徐铎”、旧本“铎”讹作“驿”，今改正），余干落；时彦榜，黄中魁得；次黄裳榜，侯绶落；惟焦蹈榜，陶直夫落。差一榜，次七榜。李常宁、毕渐、李釜（案：马氏《文献通考》作“李”，咸淳《昆陵志》作“李奎”，旧本作“釜”，未详孰是，今仍原文）、蔡嶷榜，章、李朴、蔡靖、陈国林皆得；马涓、何昌言、霍端友榜，费元量、王瞻、陈宾皆落，不差一人，亦可怪也。时谓之“雄雌解元”。

两京留台皆有公宇，亦榜曰御史台。旧为前执政重臣休老养疾之地，故例不视事。皇间，吴正肃公为西京留台，独举其职。时张尧佐以宣徽使知河南府，郡政不当，有诉于台者，正肃即为移文诘之。尧佐惶恐，奉行不敢异。其后司马温公熙宁、元丰间相继为者十七年，虽不甚预府事，然亦守其法令甚严，如国忌行香等，班列有不肃，亦必绳治。自创置宫观后，重臣不复为，率用常调庶官，比宫殿给使，请俸差优尔。朝廷既但以此为恩，故来者奔走府廷，殆与属吏无异矣。

国朝侍从官间有换武职者，盖唐袁滋故事，例皆换观察使。如李尚书维自承旨，李左丞衡自三司使，皆然。天圣间，陈康肃以翰林学士知开封府，亦换宿州观察使，加检校司徒，知天雄军。陈不乐行，力辞。明肃后以只日御朝，而谕之曰：“天雄，朔方会府，敌人视守臣为轻重，非文武兼材不可。”陈不得已受命，自是加留后，遂建节。庆历中，陕西用兵，韩魏公、范文正公、庞庄敏公为帅，皆以龙图阁直学士换观察使，文正恳辞不拜。盖当权者时欲排之，而以俸优为言，故文正不肯受。已而韩、庞亦辞，遂罢。

臣僚上殿札子，末概言“取进止”，犹言进退也。盖唐日轮清望官两员于禁中，以待召对，故有“进止”之辞。崔甫奏“待制官候奏事官尽，然后趋出，于内廊赐食，待进止，至酉时放”是也。今乃以为可否取决之辞，自三省大臣论事皆同一体，著为定式。若尔自当为取圣旨，盖沿习唐制不悟也。

唐武德初，以太宗为西讨元帅，自是非亲王不为。安禄山叛，以哥舒翰守潼关，除诸道兵马元帅，始以臣庶为之。至德初，代宗以广平王为天下兵马大元帅，以郭子仪为副。其后又以舒王谟为荆南等道节度，诸军行营都元帅，加“都”字自是始，此皆实领兵柄。唐末以授钱Α，则姑以名宠之耳。

唐乾元中，以户部尚书李亘为都统淮南、江东、江西节度使，始立“都统”之号。其后以节度使充者，建中二年，李勉以汴州节度使充汴、宋、滑、亳、河阳等道都统是也。宰相充者，中和二年，王铎以司徒、中书令为京城四面诸道行营兵马都统是也。

高丽自三国以来见于史者，句骊其国号，高其姓也。隋去“句”字，故自唐以来止称高丽。《五代史》记后唐同光元年韩申来，其王尚姓高，则自三国至五代，止传一姓。长兴中，始称“权知国事王建”。王氏代高，当在同光、长兴之间，而史失其传。元丰初，王徽遣使金梯入贡，建之七世孙也。其表章称“知国王事”，盖习用其旧；而年称甲子，以其受契丹正朔故也。

唐以宰相兼昭文馆、集贤院学士，结衔皆在官下，盖兼职宜然。本朝循用其旧，而他学士则皆冠于官上，此自五代赵凤为之也。始后唐置端明殿学士，以命凤及冯道；后凤迁礼部侍郎，因恳宰相任圜升学士于官上，盖自示其贵重。故本朝观文殿大学士而下，皆以为例，亦世以职为重故尔。若宰相则所贵不待职也。

枢密使，《唐书》、《五代史》皆不载其创始之因，盖在唐本宦者之职。唐中世后，宦人使名如是者多，殆不胜记，本不系职官重轻，而五代特因唐名而增大之，故史官皆不暇详考。据《续事始》云：“代宗永泰中，以中人董秀管枢密，因置内枢密使。”《续事始）为蜀冯鉴所作也。

唐翰林学士结衔或在官下，无定制。余家藏唐碑多，如大和中《李藏用碑》，撰者言“中散大夫、守尚书户部侍郎、知制诰、翰林学士王源中”之类，则在官下；大中中《王巨镛碑》，撰者言“翰林学士、中散大夫、守中书舍人刘彖”之类，则在官上。彖仍不称知制诰，殊不可晓。不应当时官名而升降，庞杂乃尔也。

尚书省文字下六司诸路，例皆言“勘会”。曾鲁公为相，始改作“勘当”，以其父名会避之也。京师旧有“平准务”，自汉以来有是名。蔡鲁公相，以其父名准，亦改为“平货务”。

唐旧制，集贤书藏于门下省。永泰后，以勋臣罢节制归京师者无职事，欲以慰其意，乃诏与儒臣日并于集贤院待制，仍赐钱三千缗为食本，以给其费。于是郭英、孙志直、臧希让、高升、王延昌，与裴遵庆、畅璀、崔涣、贾至、李季卿、吴令圭等十一人皆在选。待制之名，于此盖无别于文武。余有裴士淹所作《孙志直碑》。待制给食入衔，此出一时权宜，后不以为常，故《唐书》载之不详。

向传范，钦圣太后之叔也。在神宗时，已为观察使，历知陕州、沧州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