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眼录

军，自率亲兵数千，与贼十余万夹水而军。贼久怖追军，无所掠食，步贼足皆肿裂不能行。会薄暮，未测我军虚实，愿就抚。总兵陈国瑞为之关说，已有成言矣。

贼先遣二渠来谒王，王见贼渠怒甚，语未半，趣命斫之。贼众大惊，皆散走，迸入山东境，王益疾追。当是时，官军与贼皆重趼羸饿，环寒暑不能休息，势助俱踣。……”盖于其致败而死之由，似亦颇咎其戮降渠。事可合看。

至僧格林沁以洪杨起广西深憾敌之籍隶广西者，按李秀成供状有云：“自翼王出京之后，杀东北王之后，至蒙得恩手上办事，人心改变，政事不一，各有一心，主上信任不专，因东、北、翼三王弄怕，故未肯信外臣，专信同姓之重。那时各有散意，而心各有不敢自散，因闻清朝将兵，凡拿是广西之人，斩之不赦，是以各结为团，未敢散也。若清朝早肯赦宥广西之人，解散久矣。 ”曾国藩同治三年七月初七日所上贼酋分别处置粗筹善后事宜折有云：“李秀成……又力劝官兵不宜专杀两广之人，恐粤贼愈孤，逆党愈固，军事仍无了日，其言颇有可采。”一时情状，并足同览。

史氏谓僧格林沁吝保举、慎名器，其《记军营保举》一则又有云：“咸丰中年军营保举甚重，而文员尤难，至不在事而列名者殊罕见焉。自同治甲子南京保案逾万人，风气一开，后遂不可究诘，不忍置论矣。其时惟僧王最惜名器，寻常逐北，仅予奖谕，非擒渠肃清如张乐行，苗沛霖诸役，莫克膺赏。念随征三省，宁于奏调折中极切褒誉类明保，而卒未予进一阶，营官以下可知矣。” 僧格林沁之督师，以藩王握钦符，贵倨，与共事之帅臣疆臣等（貌敬而意不然之）多不睦，观史氏所记，英翰即深以对待僧格林沁为苦也。赵国华代阎敬铭撰《丁文诚公墓志铭》有云：“有述其轶事者曰：公始至东，忠亲王方蹙淄川贼，王向见督抚两司不设坐，公至门，谓同役国家事，坐则见，不然勿通，左右大惊。王闻之，遽加礼焉。闻者称公并贤王也，其实微公无以成王之贤也。 ”（丁之官山东，由按察使始，后历布政使而至巡抚。）如所云，邸帅尊严，竟至不为督抚藩臬设座，其骄倨亦甚矣，宜和衷之难也。邓辅纶《刘武慎公年谱》卷二同治六年丁卯追叙同治二年癸亥以直隶总督临军时事云：“初，公之甫抵大沽也，即遵敕赴营接任视事。……僧邸以马队蹙贼，攻破山东冠县老巢，而各逆匪首反驱之入直，尽为直步队生得。朱登峰者，宋景诗逆党中匪目也，为直军擒获，僧军佐领持亲王令汹汹来索，日三四至，直军不欲与。公曰：‘弗与则两军从此隙矣，与之便。’及解至，僧邸喜甚，问登峰孰汝获，以实对。僧邸亟遣骑校数辈速公，倾身引接，延之上座，自以手指其耳，谓公苦军事，老夫几为此物所误。公逊谢外，惟深自引咎，无他言。僧邸趣传侍郎恩承速具疏草，因坚留公会衔同拜发。有顷，送稿至，侍郎平立旁侍读，公亦离座立。良处，僧邸乃命为侍郎于榻侧设一坐。卒读，侍郎仍持草呈，公敬书奏字。临拜疏，僧邸命平设垫，掖公同行礼，再辞不获，公乃自移其垫稍后。毕，乃辞出。僧邸因自解所佩火镰小刀以赠，并遗所蓄良马四匹，然由是益畏忌公，二年十月十四日，遂有专倚南方勇丁，恐一经示弱，日久轻视北方之奏。……”僧格林沁盖待刘长佑有加礼，然其体势之尊，犹迥非并时他帅之比。（恩承时以内阁学士在僧军。曰侍郎者，或以兼礼部侍郎衔而称。）对刘虽一时似颇心折，而忮心不泯焉。其以误信人言自责，王闿运《湘军志》卷十四《平捻篇》言僧王左右横恣，亦可参阅。

至当归诸军争功之状，谱中此节，与史氏所记，均足略见。

史氏曾官甘肃安肃道及按察使，左宗棠西征，实与其事，对于粮运，尤致力焉。书中《肃州粮运始末》、《关外粮运始末》、《收复肃州随营大略》三篇，言之颇详，足资史家要删，文繁不具引，其间深不满于左，多有讥斥之词。

其迕左被劾而罢甘臬，据其自述，盖以力争俞应钧、孔才一案。书中有《俞应钧擅杀回匪十八人一案》一篇，详其颠末，附录关于审讯此案致左原禀一件，警策可诵，如“至若玛瑙斯之役，阻挠抚局，几误厥功。窃维中堂旄钺专征，不难即时斩以徇军。现时案归法司，但合就事论事，难因既往，中以危法。伏愿中堂前已宽徇军之令，令更发求生之慈，俾司中拟详得以持平，犯官虽死亦可无憾。且俞应钧一员，身杀多命，为祸之魁，将来无论若何拟办，均有应得之罪。若孔才，则平心论断，几于无罪。夫有罪而争死生，君子且不敢将顺，况无罪而致之死地，即小人亦未必忍为。本司今日不剀切直陈，迁就遵批办理，纵刑部不敢驳诘，犯官不敢京控，一旦中堂怒霁悔来，必鄙本司以杀人媚人而陷中堂于不义也”等语，笔致犀利而深警，公牍中之佳作也。

《云南裁夫马钱纪略》云：“滇黔赋轻徭重，有名夫马钱者，创于吴藩，再定于鄂文端，二百年来甚相安。同治间大乱后，州县瘠苦，官绅藉夫马苛派，往往加至十余倍，折价饱私囊，扰累甚苦。光绪甲申春，鄂生（按：唐炯字）中丞抚滇，首奏请裁革，檄通省永禁，功至伟也。惜未暇远谋，几难善后，当时识者佥谓滇中赋薄，辅以差徭，良以路旷山崎，动赖力役，一旦尽去，恐官中转输从此掣肘，且各土司边僻野处，率与汉官声气隔绝，古人定此，守堠举烽之丁，导路肩舆之卒，必出于土民者，不专为惜费，藉以通汉夷之情，使知威化耳。

害去已甚，因噎废食，大非持久之道。未几司农果以夫马已历久远，既议尽裁，从此通省转输，有无巨款可筹，来诘。维时各州县示已出矣，石已勒矣，前敌军装饷鞘，虽价雇夫马，果居奇矣。各州县纷纷上禀，或公出，或办差，俱无处觅夫马矣。反汗既难，径行又不可。

乙酉春，余适权藩篆，月卿（按：张凯嵩字）中丞首高此事，极不以唐为然，思有以反之。

余曰：‘天道恶极，唐举诚过，然亦天心人事有以激之，逼成此快举耳。今承司农旨，固一疏可复，在公以为酌中定法，可上下无损，独不思牧令贤否不齐，不十年仍蹈其旧，非唐为通省拔祸根而公种之耶。无已，斡旋一策，当可补苴。’于是乘秋闱士绅之集，聚而告之曰：‘今夫马之裁，已一年矣，牧令窘迫于外，司农有言于内，吾恐大吏只费一疏，则规复在指顾矣，奈何！’众惶惧求计，余曰：‘闻通省夫马岁约摊五十万串，有诸？’众曰：‘承平时数诚不逾此，若近年之明增暗长，奚止倍蓰？’余曰：‘今按升粮输费三四文，岁约四五万串，名曰夫马经费。官中得此，凡主试学使诸差，以及转运饷械诸役，皆有资于民，则昔十而今一，于官则不患后来者翻此铁案，民情愿乎？’佥云：‘若此，则通省之福矣。’书报，岑襄勤大喜，特以三四文较多，恐民不从为虑，余驰椷略曰：‘苟无益于民，虽一文之微无殊加赋，民亦不愿。兹一举而永获大利，虽稍多奚患，应以三文立案。且滇省赋则，粮外有条，今先舍条摊粮，岁约得四万之数，后此倘遇军兴变故，尚有摊条一法，犹足补苴也。 ’议定，遂以丙戌为始。于是通省始欢然曰：‘滇省二百余年夫马之累，今日始为真裁矣。 ’”

此为滇省赋役史上一大事，丁宝桢先以川督裁夫马局于川，为其著名政绩之一。（唐炯曾官川省监司，由丁荐起。）

其记珠玉宝石者，如《五珠记》云：“同治甲子夏，英果敏公以皖臬统军，檄余率兵之霍丘，掩捕李、谭二贼。李为差，谭为书，皆内应苗逆陷城者也，获后经阜阳。闻有诈称武职滋扰者，立擒斩其渠刘姓，胁从悉纵。搜护伪印文札累累，得赤金叶四十余两，大珠五，皆金匣。一大如龙眼，四稍小，皆巨万物也。当思此珠非寻常所得有，非掠巨族，则圆明园之遗散人间者也。余虽不知有此而斩之，既斩则誓不取，因驰雉河集，即今涡阳县，以金檄粮台程希禹充饷，以珠呈果敏。果敏一见而骇曰：‘此奇宝也，弟不取而遗我，待弟娶妇必转馈其二。’余笑曰：‘五且不欲，何二为哉？’是年冬果敏旋阜阳。时果敏具庆，与诸将家属同在颍郡，诸将嫉余之战功最多，军最强，且综文案秉笔，更统辖诸军营务，与果敏固无异手足，驭其左右将校仆役又过严，因内外诪张，倾轧者数矣。一日，果敏封翁福凌阿公语之曰：‘若尝谓史六不欺，闻曾得二大珠，自藏而宝之，何不与若一睹耶？’果敏惊且叹曰：‘几忘之，珠久在儿所，实有五，奚仅二哉。’亟取而献，于是阖家传观，福公为之默然久之曰：‘天下竟有如是之人哉。’明年余娶妇，彼此已相忘。已巳余以直臬开缺滞保定，寓莲花池。果敏出都抚皖经此，犹告余曰：‘兄在京阅珠多矣，曩物实奇宝，誓不轻示人矣。余亦以勿炫相规。庚午书来，谓迎江寺吴竹庄方伯建塔，塔顶例得一珠，遣员走粤东，三千金犹不能当意。兄一时之豪，以震儿冠上珠施之，盖四中之一，讵珠去塔成而震儿殇，痛且悔。 ’余答曰：‘兄舍珠不足悔，兄中年得独子，宜思调护久长，以惜物力杜祸患。此何物，而可为孺子饰观乎？兄当悔冠珠，奚悔舍珠哉。 ’因之二十余年常语家人曰：‘古云尤物损人，非迂论。此珠不知掠自谁氏，旋祸刘，几祸余，卒祸果敏，吾始终未见其可宝也。’”

记白玉班指云：“余在甘肃十载，所见白玉无虑千百，尝作《记玉》一首，然卒未睹古所谓羊脂者，大抵能至九色已称绝品，盖玉之为物，非相形不自耀其美，聚十玉而较之，等第各各自现，古所以比君子也。每有独视似已极皎极润，及遇加一色者，则白中或忽带青或带黄，润而光则过澈而嫌空，润而浑则过实而觉不活。每加一色，顷刻变态，初以为无可上者，转瞬又彰彰不若也。以故余虽极力物色，终无所遇。惟旧蓄一班指，在兰州出示玉工王喜，喜年八十余，一见即诧曰：‘此已九八色，去羊脂一间矣。遇极美玉，白若不能胜，必吐红光矣。幼时曾见长相国征张噶尔班师得一班指，饬我父上光，与此正同。小人琢玉数十年，未再见也。 ’余曰：‘信然。尝于同治已巳入觐，英果敏素知余蓄此，必欲购一物与之抗，遍索京华，竟无与比。嗣六百金得一班指，终逊二色而止。’喜因问此宝得价几何，余叹曰：‘余力安足致此，无心遇之耳。尝随英果敏驻兵宿迁，时大疫，日死数百人，凡贫无以殓者往往给赀以助，遂有以此求售者，索四十金买棺。余哀之，予以五十一两一宝，比时同僚窃笑余年稚受绐。嗣入郡，始群惊为至宝。至今思之，有无心之施，必有无心之报，虽一物之微，岂偶然哉，无怪今日百索不一遇也。’”

《宝石》云：“宝石出缅甸，五色俱备，绿者为祖母绿，奇珍也。其亚为玫瑰紫，为天蓝。盖紫色者古名玫瑰，即火齐。天蓝宝石重至七八钱，矿人得之，必献于王。王用鼓乐迎于宫，以为国瑞。其色暗而不明澈者弗贵，大红宝石等次甚多，极鲜明者滇人呼为祖母红，又名硬红，重至逾两者亦不数见。宝石而含白光，闪灿如珠贝，或成片，或成线，随人转动者，为虏子。虏子缅之土称，滇俗呼为六路分心，盖宝石之极精者也。亦备五色，黄者淡青者即世所谓猫儿眼，为其与猫睛同色耳，实则玫瑰紫、天蓝二色中，虏子尤可宝。至碧霞洗，虽五色亦具，不得伦于宝石，坚脆之性既悬殊，轻重之资亦迥异，惟虏子又稍稍重于寻常宝石矣。余居滇久，自揣无力物色，顾往往于无意中获异珍，故略记之。”均有味乎其言之，录供讲求者汇阅。碧霞洗或作碧霞玺、碧 {王亚}{王厶}等，盖从音无定字也。昔人记载，又有言碧霞髓者，当亦此类。清凉道人（徐承烈）《听雨轩笔记》卷三（《余记》）云：“陶岳，字集山，绍兴世家子也。其父曰晓峦，雍正间官滇南别驾，以诖误罢任，贫不能归，遂留滇省。办刑名有声，大位争延致之。后在永昌府幕，见书室前花盆中有拳石焉，色深紫而光莹射。异而询之，其从者为本处人，答言此石不仅紫色一种，尚有大红、银红、淡紫、黄、白诸色，其佳者置诸盆盎间，以为玩具，府属各县山中皆有之，非贵重物也。晓峦爱之甚，遂致书交好令罗致之，共得二巨箧，然杂色多，而大红则仅十之二三，归时驮以两骡，自永昌以致镇远，计旱路四千余里，所费不赀。至绍兴，举以赠人，人视之与宣石等，亦无有见重者。后晓峦卒，集山困于诸生，家贫甚，训蒙以糊口。绍兴珠宝店在城中千秋巷，乾降甲戌冬，集山偶过其地，见店中有以碧霞髓交易者，集山向闻其名而未之见也，因入视之。其物大于酒碗，色浅红，光华自内出，闪烁照人，与其父滇省携归之石绝相类，遂坐其旁以观之。

店主还价增至八十金，卖者始肯成交而去。集山徐问之，店主言：‘此石锯开可得带版四块，然人工宝砂之值，须加三四十金，始得成器。目下此物价重，买者甚稀，售完当以一年计，工本月利逐项算入，则所获无几。本地货本难销，且无工匠，将来当携至苏扬囫囵售之，羡余不过一分钱而止耳。’问其物以何者为贵，答以大红为上，银红次之，杂色又次之。集山亟归，取其所存者验之，与店中所见者无别。因检点故箧，其一犹未开动，其一则所剩无几。

于是遍索室中，复得大小十数块。集山大喜，检大红色小如钱者一枚，售于千秋巷别一珠宝店内，得银百余金，作舟车之费，陆续至苏、杭、扬州、南京、汉口、广东售之。集山善于经营，即于彼处买货而返。时碧霞髓价日增一日，箧中物去未及半，而所获已万余金。以之买房屋置田产，颇称温饱，后渐售完，遂成绍兴巨室云。集山之业师曹仰尧，余旧识也，丙戌冬日相遇于梧州，坐间有谈及碧霞髓者，曹因述集山之事以告诸客。”并附缀之。

《孟获印》云：“滇藩库存古铜印一颗，形如半月，篆文似梵字，相传明时此印在永昌府库。按：永昌本孟获之都，不知何时提入省城藩库。据老吏云，省库旧存珍怪甚伙，如极大翡翠、琥珀、象牙、古铜器，昔皆逐一列册报部，自同治间元宵之变，散佚替换殆尽，报销亦遂停止。至此印列册大书孟获印，究何所本，则无可考矣。余物色旧册数本，阅之果然。

嗣偶查库，见翠石象牙尚在，特皆经换易，石仅尺余，牙仅四尺耳。因告库官，嗣凡珍物，咸注明尺寸斤重，待明年复制列报册，此印废铜耳，可注明余任内携去，以备质诸博学之士，考其源流焉。”此印颇奇，未知考古印者有所著录否，藩库储存各物，每有珍贵之品，历时寖久，或经变故，遂多不可究诘耳。

《顺口》云：“余幼时爱作人物巧对，如金乌珠，梁红玉，狗名宋鹊鸟，号商羊之类极夥，一时不能记忆矣。癸酉冬在庆伯（按：杨重雅字）甘臬署中小饮，促膝谈，乐甚，董研樵云：‘君王后三字一义，王字上下可属，久未得对。 ’余应声曰：‘婴儿子。’旋以平仄不洽，复曰：‘孺子婴。何如？’众皆欣赞。庆伯偶翻阅案上《宋书》诛太子劭逆党王鹦鹉、严道育等，因谓余曰：‘君善作对，王鹦鹉有对乎？’余顺口曰：‘易耳’继思鹦鹉二字一鸟名，若二字两鸟名而不连，非善对也，久之竟不能应命，深惭失言。越数日，偶读《日知录谥法》一则，引季孙问于荣架鹅曰：‘吾欲为君谥，使子孙知之。’大喜，走告庆伯曰：‘荣架鹅可作对矣。东飞架鹅西飞鸧，亦一鸟也。’庆伯因叹曰：‘对固佳，吾更多君之能补过也。 ’ 癸未春，以忧乡居，一日黄叔符、王翕亭诸君论天下有极难对之句，而偏有偶，有似易对之句，而竟绝不得工者，如‘新燕衔泥营旧垒’是也。余有鉴于前，未敢即应，细思难处在新旧二字天然无迹，讵冥索刻许即得，曰：‘沉鱼出水戏浮萍’如何？于是诸君皆叹赏，顾因之有感矣。天下事宁先为而后言，毋先言而后为，后言者虽不为，人或谅之，先言者虽果为，人终轻之。况徒言而卒不为者耶。古人耻躬之逮，有以夫。”巧思颇有趣致，可资谈助，先为后言之说亦允。

《□子弟谈兵》云：“……偶阅纪文达公笔记，试指一事，亦足见谈兵之难。如是我闻载伊犁城临山麓，参将海起云请筑小堡其上，为犄角之势。将军巴彦弼曰：‘汝但能野战，殊不知兵。北山虽俯瞰城中，然敌结栅，可筑炮台仰击，火性炎上势便，地势逼近易取准，彼决不能屯聚。如筑小堡，兵多则地狭不能容，少则力弱不能守，为敌据，资以保障矣。 ’诸将尽叹服。念按：是说真不知兵矣，诸将叹服不足论。海参将能为前谋，而不诘难之，岂震于尊卑耶？请逐驳其谬：巴曰，敌结栅可以炮击之，此以枪炮，彼且于枪炮外加以火弹药包，孰凶猛哉。火性炎上，奚如下掷包弹之便；地近易取准，岂如包弹不必准而亦无不准；且枪炮一准而后伤一人，又岂如包弹数掷足以毁焚全城。至谓山麓地狭不容多人，惟其不容多人，是彼可以百人搏我通城之人，彼昼败而夜可来，夜败而昼可来，人数少而进退捷也，我则百战不可一败，一败则瓦解矣，尽殁矣。谓彼决不能屯聚，彼正无庸屯聚耳。巴武人，但知炎上之经，独不思建瓴之传乎？自古凭高者得势，虽沸汤巨石与夫毒灰针砂粪烟等微物，无不足以制下也。以仰攻为便，未之前闻；至谓兵少而不能守，尤堪嗢噱。有一堡而不能守，彼结栅其上，我反能攻之，有是理耶？且既有炎上之火器，何不即用以助此守堡之兵，岂军中尽系手足，只能仰面瞪视，不敢绕截〔城〕以护，竟亦不得旁助一枪一炮耶？炮台筑于城，何不即筑于堡，用以击远，不使近山麓耶？纪公本自言不知兵，徒以虚怀奖善而录此，殊不知兵事非细，一言颠倒，大恐贻误后人。”盖阅历之谈，自较纪氏之言为足据也。

周跋谓于清史馆为史氏撰传凡三千言，按印就之《清史稿》，史传六百余言耳，盖又经他手删改，非周稿之旧矣。

半弓居省墓日记崇明黄清宪《省墓日记》，在《半弓居文集》卷末，为同治三年甲子五月赴苏州省墓所记。时当苏州等处收复未久，所见战后景象，言之颇详，极有史料价值。《半弓居文集》流传未广，爰摘录之，以供史家之取资。

五月初七日：“坐小驳船至刘家河镇，人烟辐凑，车马喧阗，似未经兵燹者。 “

初八日：“欲雇小舟西上，而寇难初平，客舟绝少，一时不能猝办。”

初九日：“仍无船，乃止局（刘河捐局）封乡民船，仍偿以民价，俟潮至开行。”

初十日：“日加午至太仓城，城外民居尽为灰烬，谯楼上瞭望台高与云齐，沿城木栅竹签密如猬刺，城门外累砖石为外城，皆粤匪逆迹也。余由北门入城，……又至余妻叔父施茂才璞堂先生宅。先生宅故巨丽，贼据为伪王府，故得不毁，然其旁之园圃山宅已付一炬矣。

流连半时，仍出北门，登舟沿城隍至西门。于时天阴无日，河中无一船往来，两岸无一人行走，但见颓垣败瓦，丛薄纷如，雉叫乌啼，骇人心耳。萧森之气，懔于深秋。闻昆山道上散勇行劫，余怯不敢前。欲俟明早有行人时再行，而同舟者嗤予无胆，遂勉强前行。至新洋江，遥望昆山上塔影迷濛在烟雾中，而江干白塔则已无有焉。此塔相传谓汉末周公瑾所建，迄今千五百余载，不知几经兵火，此塔岿然独存，而一旦毁于粤贼之手，万物兴废，岂真有数存耶。比至城（苏州）东门，已上灯时矣。闻前夜城外米肆为散勇所劫，心又甚恐，是夜即泊船城隍中。同泊者止四五船，情景凄惶。城楼上更漏声永夜不断，其声凄咽，卧甚不安。杜少陵诗所谓‘永夜角声悲自语，中天月色好谁看’，仿佛似之。 “

十一日：“平明由东门绕城行至西门，俟开城，舟人入城市菜蔬，余同往，见守城者露刃左右立，予缓步前行，而亦无讥〔稽〕察者。行二里许，无物可买，人迹罕见，凄凉景况，更甚于太仓。城中旧时试院及熟游之地，尽为瓦砾之场。学宫大殿仅存，余悉为茂草，而明伦堂前所置宋卫文节公元云石尚屹峙其中。……徘徊久之，出城舟行过驷马关，两旁逆贼累砖为墙，颇坚致。由关而西，见两塘茅草蒙茸，白骨满地，败垒纵横，绎络不断。荒村中怪鸟吱格，人烟断绝，情景殆不能堪。行十余里，望见夷亭桥及吴下诸山。日中至夷亭，登岸散步，昔日街市片瓦不存。至和塘上，贼筑砖城一座，高可二丈许，四方各三丈许，盖御松江之官军以卫苏郡也。登桥悬眺，南望金沙湖、陈湖，北望阳城、巴城诸水，巨浸汪洋，豁人襟抱，隐然见古所谓三江五湖之遗迹，而西南诸山峰约略可辨，此亦极东南之大观矣。夫自粤匪东犯，城邑丘墟，凡楼阁之壮丽，亭台之幽旷，风廊水榭之名胜，琳宫梵宇之崇宏，悉归乌有，不禁感慨系之。然去此奢糜妆点之习，而留得湖山真面，供骚人逸士之赏览，未始非古朴形容清凉世界也。眺望移时，复登舟而西至娄门，由娄至阊门，见城隍中卧死尸。

呜呼！谁司民牧，而使斯民甫脱锋镝之苦，复转沟壑之中哉。日既暮，至虎丘，泊舟清节堂前，乘兴上山。见贼竟山为城，城外累土为堡，堡外环以深濠，而其上之明室幽堂飞亭曲榭，变为黄土一丘，青蒿满目。昔王僧虔谓虎丘为江左丘壑之表，张种谓吴岳之神秀，顾野王谓大吴之胜壤，今其盛盖不可复睹矣。余唏嘘而前，至千人石上，《图经续记》所谓生公讲经处，暮色苍然，四顾无人，废然而返。